【新唐人2012年1月10日訊】正如廣州評論所說，《大逃港》是人民「用腳投票」。無論是成功者在香港的發跡，還是無數白骨殘留荒山，都是對中共權力的合法性提出的無聲抗議。
孔夫子說：「苛政猛於虎」。當一個國家出現暴政時，人民有哪些選擇？學景陽崗的武松，上山打虎？還是退避三舍，怕而遠之？
面對吃人的猛虎，「打虎」的選擇，當然不是人人可為。沒有武松的勇氣與魄力，常人不會以卵擊石，即使如譚嗣同那樣拒絕逃亡，不惜流血明志者，也是絕無僅有。逃亡，是暴政下的常態，或者是一種幸運。因為逃亡也不是人人可以享有的權利。但逆定理成立﹕人民的逃亡，尤其是大規模的逃亡，一定是那裡出現了暴政，人民水深火熱，走投無路。
暴君不死，人民苟且偷生
二十世紀大大小小的暴君或許數以十計。在他們統治的權力範圍，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無法無天、暗無天日。一黨專制，民不聊生、甚至大量死亡。今日公認的二十世紀三大暴君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他們分別肆虐數十年不等的暴政都已告結束，研究這三大暴政及其結束方式，顯然還沒有完成。原因之一是，除了希特勒發動世界大戰失敗而告終外，斯大林與毛澤東暴政的結束都有一個明顯的標誌，那就是暴君的自然死亡。他們不死，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推翻暴虐的統治，雖然他們已經惡貫滿盈，天怒人怨。
中國人對此有獨特的感受，盡管毛的統治「關門打狗」殘暴不仁超過歷代王朝，監獄裡、屠場上、勞改所，撒滿了無辜百姓、異見者甚至共產黨人的鮮血，但是毛死去三十四年，仍然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圖騰而被推崇，至今不准說毛是「暴君」，連「獨裁」「極權」的字眼也加以避諱。毛仍然是一個只是犯了錯誤的偉人。因此回顧中國人怎樣面對暴君、渡過暴政？就比其他民族更為痛苦和不幸。加上傳統的民族性局限，中國人在毛時代的生存特徵，就帶有更為濃厚的忍辱偷生的底色。
納粹統治一方面迫害猶太人，同時也有數萬人逃出德國（來上海避難的就有二萬人），著名柏林牆下也有五千人逃亡未遂而死。斯大林有嚴厲的鎖國政策，但赫魯曉夫上台主張「開放邊界」，他在回憶錄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共產黨建成美好的人間天堂，我們用棍子將工人農民趕進天堂，然後加上七把大鎖。蘇維埃掌權五十年了，這是不可思議的。」
這實質上道出了人民面對暴政應有的「避秦」權利。我們常說：「惹不起，躲得起。」然而，從商鞅制定保甲連坐而死於連坐的經典故事，到信陽事件餓殍遍野也不准農民外出逃荒的悲慘事件，可見亞細亞式的專制主義和共產主義結緣後，暴君心腸可以禽獸不如。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依戀土地是數千年小農經濟造就的民族心理，不到樹皮草根吃盡，中國人不會離鄉背井，更害怕飄洋過海，李鴻章出使列國竟然帶上棺木，以防萬一猶如在故土長眠。如果不是毛治下三十年間超記錄的暴虐，大陸人拼死外逃不會創下歷史大紀錄。這記錄完全和毛暴政的升級而同步。
近三十年來，國門大開，人民出國回國絡繹不絕，資訊流通也和鎖國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在民族主義泛濫的思想界與傳播界，對於毛時代的鎖國悲劇依然持保守態度，對逃亡事件仍然噤若寒蟬。
逃港潮規模之大超歷史記錄
在黨史、國史的紛繁出版物中，我們看不到對伊犁事件、拉薩事件和若干著名的叛逃事件的真實記載和描述，即便涉及也只有官式的說詞，如林彪叛逃，官方迄今沒有公佈過文革批林之外的新材料。官方視七萬維吾爾族人逃往蘇聯和八萬藏族人逃亡印度，和台灣獨立分離運動一樣，是對民族主義這張最後王牌的挑戰。觸犯了他們所謂的「核心價值」。
不久前，廣東官方出版社出版了《大逃港》一書，為我們揭開另一個離心事件的歷史帷幕，那驚心動魄的綿延不斷的逃港潮，過去當局一直是自欺欺人地加以掩飾。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看到它的脈絡和特點：
一、在時間上──貫穿二十世紀的後半葉。從一九四九年內戰結束，中共佔領大陸起，深圳就是逃離赤禍的一個最便捷的出口，其中毛時代有一九五七、一九六二、一九七二、一九七九四次逃港高潮。官方說深圳特區的建立（一九八○年）「外逃現象消失了」。並非事實。八九北京六四事件後也是一次高潮。五十年高潮之間小規模的逃亡，從來沒有停止過。即使在九七香港主權回歸之後，官方資料也說「二○○六年，被捕的內地非法偷渡客已大幅降低到三二七三人。」注意，這只是被捕者。逃港潮的持續時間之長，在二十世紀是罕見的。
二、在人數上──中共廣東省委邊防領導小組辦公室透露，一九五四至一九八○年，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達五十六萬五千人次，無記載的又有多少？香港政府統計，五十年代初，有七十五萬名內地居民湧入香港（那姑且不算偷渡）。六二年五月至七月大逃亡超過十萬人逃港。即使文革後的一九七八年，官方統計逃港還有九萬七千人次，逃出者一萬八千人。一般估計，中共當政以來逃港成功與否者，中途死亡失蹤者，總數不下百萬人。在邊界縣鄉達到十室九空甚至出現無人村的地步。逃港潮的人數打破有史以來中國人的逃亡紀錄。
三、逃亡背景──二十世紀發生在歐洲、亞洲、美洲的有規模的逃亡事件，其背景大多是因為戰爭、民族種族、宗教和經濟問題而起。中共統治六十年，其犖犖大者，西藏與新疆，五九、六二年兩次大逃亡都有鮮明的民族分歧因素在內。但逃港潮相反，完全發生在佔全國人口九成的主體民族漢人之中。逃亡者大多是鄰近香港地區的南粵人，他們有近水樓台與粵語相通之便，直接的原因是「經濟」，即貧窮與饑荒，這是有目共賭，官民皆同的看法，但實際原因內含「追求自由」亦不容否認。香港的自由民主和中國的專制貧窮越來越多地被大陸人所知、所嚮往。因此中共對待不可抑制的偷渡狂潮，政策也就不得不放寬，從「叛國投敵」降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開放邊界是自由的崇高境界
結論。逃港潮隨著毛時代的終結與三十年中國經濟開放發展，已經走入歷史。中港邊界長達一百公里的鐵絲網也在二○○九年拆除，只留下正面二十七公里的「一國兩制管理線」。中共當局對於這一大規模的公民逃亡事件如同對待文革、大饑荒事件一樣，採取駝鳥政策，迴避掩蓋，大而化之，蒙混過關。當權者深知這是他們炫耀「偉光正」的奇恥大辱，是主義的破產，正如廣州媒體評論《大逃港》所說，這是人民「用腳投票」。無論是成功者在香港的發跡為豪，還是無數白骨殘留荒山，都是對中共權力的合法性提出的無聲抗議和否決。
觀照西半球另一個類似香港的西柏林故事，可以看到中國歷史進程的落伍。東西德分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一年也有三百五十萬東德人逃往西德，柏林牆建立後二十八年逃亡者減為十八萬。柏林牆倒塌，反對黨的政綱中和新聞自由並列的是「出境自由」。蘇東各國相繼開放邊界……可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積三十年大觀，不見「開放邊界」四字，何故？是否我們的精神天地中，自設民族藩籬，劃地為牢，還沒有登上四海為家的境界？那有形無形的鐵絲網還架設在北京、在邊界。有道是，鐵絲網從來是防範外人的入侵，像我們的萬里長城一樣。只有一種鐵絲網的功能是防止裡面的人出來，那就是監獄的鐵絲網，如深圳邊界的鐵絲網、古拉格的鐵絲網、秦城的鐵絲網。
《開放雜誌》2011年2月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