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日訊】什麼是「老百姓」呢？

中國姓氏常稱「百家姓」，所以常常以「百姓」泛指碌碌眾生。「老百姓」是對「百姓」的更口語化表達，是一個不嚴肅和矮化的身份稱謂。在中國過往的歷史中，「國家」的概念幾乎是不存在的，專制家長式的皇權模式下，「臣民」和「草民」是一種與體制相對應的政治身份，經過口語化後就成為「老百姓」。

或者說，「老百姓」是一種被剝奪政治權利的身份定義，只有服務皇權的責任和義務，而沒有任何可以伸張和被承認的權利。相對於體制內代表皇權的官府，「老百姓」是一種充滿極大歧視和侮辱的詞語，而且既含有他者的蔑視和羞辱，也含有自我的貶低和鄙薄。或者說，「老百姓」不僅是政治權利的被剝奪，也是自我對政治權利的放棄（棄權）。

「老百姓」是相對於「官」而言的，失去「官」，「老百姓」也就難以存在。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老百姓」就是奴隸的同義詞。「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怒斥道：「奴隸者，為中國人不雷同、不普通、獨一無二之徽號！」「柔順也，安分也，韜晦也，服從也，做官也，發財也，中國人造奴隸之教科書也，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為奴隸，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為奴隸之奴隸。」（轉引自陳永森：《告別臣民的嘗試》）

梁啟超把人身不自由譬為「身奴」，把精神不自由譬為「心奴」。「心奴」表現為：誦法先人，為古人之奴隸；俯仰隨人，為世俗之奴隸；聽從命運安排，為境遇之奴隸；心為形役，為情慾之奴隸。「心奴」比「身奴」更可怕，「身奴」可以通過鬥爭或借助外力獲得解放，而「心奴」卻是「如蠶在繭，著著自縛，如膏在釜，日日自煎」。在梁啟超看來，國人皆為奴隸。低層的老百姓「視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宮闕，奉縉紳如神明」；那些擁有高官厚祿盤踞要津者，對老百姓驕橫跋扈，但在上司面前則表現出「昏暮乞憐之態」、「趑趄囁嚅之態」。奴性國民既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擁有高官厚祿，盤踞要津者，這是因為，奴隸和主子的身份是可以轉化的，就如魯迅所說的那樣，那些看上去耀武揚威的官僚，他們既是犬也是羊，只不過是看對誰而言了。

「老百姓」是中國特有的歷史產物。在其他國家語彙中，只有類似「民眾」的中性稱謂。

與「老百姓」類似，中國官方還常常將公民群體稱作「群眾」。從解字法來說，「群」字的古體寫法是上「君」下「羊」，顯見得就是高高在上的君王統御著散亂的羊一般的臣民；後來漢字改革，「群」字沒有本質性的改變，無非是把上下結構改為左右結構，成了我們現在通用的左「君」右「羊」。眾所周知，我們中國自古到今一向是「左尊右卑」的，因而，看上去好像是把「君」從高高的神壇上扯下來放在了與「羊」並列的位置上，但卻依然凸顯了君王的尊貴和羊們的恭順。再來看看「眾」字的古今異同。古體字「眾」的寫法是「眾」，據說這種寫法的象徵意義是「一群在烈日下勞作的人」；後來簡化為目前通用的「眾」，一目瞭然的意思就是把單個的人攏在一堆兒就成了「群眾」。

從政治學的角度上說，「群眾」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抽象概念；但是，從政治實踐的角度上來說，把一個社會的人們作為整體的「群眾」予以控制或者操縱，就有了非同尋常的現實意義。從20世紀到現在，我們可以從現代極權的歷史經驗中——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帝國、毛時代的中國等等——尋找到許多對「群眾」肆意進行操控的例證。

什麼是「公民」呢？

「公民」一詞起源於希臘羅馬時代。「公民」是相對「共和」體制國家的稱謂。公民強調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平等性。《不列顛百科全書》這樣解釋：「公民資格指個人同國家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個人應對國家保持忠誠，並因而享有受國家保護的權利。公民資格意味著伴隨有責任的自由身份。一國公民具有的某些權利、義務和責任是不賦予或只部分賦予在該國居住的外國人和其他非公民的。一般地說，完全的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和擔任公職權，是根據公民資格獲得的。公民資格通常應負的責任有忠誠、納稅和服兵役。」

從古代羅馬共和時期，直到現今的世界各國（除過金太陽的北朝鮮等），公民作為人類政治身份的識別與確認是全世界所公認的。或者說，公民首先是一種資格（尊嚴）。公民不僅是一種政治資格，也是人有權「做人」的資格。

在皇權專制下，沒有國家沒有法律沒有公民，只有皇帝只有王法只有老百姓。國家的誕生即是法律的誕生，即是公民的誕生。當下中國是共和國，所以當下中國人只能是共和國的公民，而不是什麼令人作嘔、早就被埋入墳墓的「老百姓」。

奇怪的是，在當下的中國官方媚體中，「老百姓」卻是對「非官方公民」（除過朱局長苟書記類）的統一「法定」稱謂。更匪夷所思的是，在所有電視的法律欄目中，也處處以「老百姓」偷樑換柱地置換「公民」的法律術語，我們就應當警惕其意圖了。甚至有的法律欄目乾脆就叫「百姓說法」，如果不是沒有常識，那就是居心陰暗了。再仔細留意下這些法律欄目，內容全是些張三借李四錢不還的雞零狗碎，根本不伸張「公民」針對公權力的「維權」行為和公民意識。

法律和公民意味著平等和公正，「老百姓」和「苟書記」意味著什麼？難道我們不配做「公民」，只配做「老百姓」？

可笑的是，中國各地的政府辦公大樓都如古代皇宮般巍峨雄偉，入口處都有用上等材料製作成的「為人民服務」。「人民」拾階而上，果真要進去接受「服務」時，卻總被看門狗咬得遠遠的。何時把那「人」字改成「公」字，倒不枉了浪費那麼好的金屬材料。

如同「皇帝新裝」和「指鹿為馬」一樣，任何維護思想專制必然導致反智，以為愚民弱民是維持邪惡權力的最好手段。中國的未來在孩子身上，公民教育從1949年至今遲遲得不到恢復，對皇權歌功頌德的「盛世」節目成為當下電視的「主旋律」，「老百姓」在潛移默化中得到國民的「普遍認同」，進而全國民眾皆成為體制下的模範「普通老百姓」。這樣下去，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只能接受政治權利被剝奪的現實，使國家淪為少數權貴的私器。在這樣的社會裡，「老百姓」只能接受肆意的盤剝和羞辱。因為「老百姓」和「人民」一樣沒有「資格」、沒有尊嚴。

對「公民」消極、曖昧、迴避、閹割，對「老百姓」隆重地、大分貝地導向和強調，我不知道這是一種無意的、不嚴肅的敷衍，還是故意的、有預謀的、系統的暗示和陰謀？！

為了我們的孩子不再做忍辱偷生的「老百姓」，我輩就應當拒絕「老百姓」。從今天開始，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共和國公民。

一個人的名字只能自己命名，只有狗才無條件地被人命名。沒有誰可以任意地給你命名，特別是一個充滿蔑視和羞辱意味的名字。即使一個人不能言語不能聽，他也會抗議別人叫他「聾子啞巴」。

從「草民」到「人民」，我們從草變成了人；從「老百姓」到「公民」，我們將從跪著的人變成站起來的人。「非老百姓」們暗示你要下跪，「老百姓」只會很配合地下跪。如果你是公民，你就有權拒絕下跪，就如同你有權唾棄「老百姓」。

被迫出走美國的「中國民間防艾滋第一人」高耀潔頂著官方巨大的壓力和恐嚇，曾經無數次下鄉給很多艾滋病人送去募捐的物品。令高耀潔無比震驚的是，一些貧病交加的艾滋病家庭齊齊給高耀潔跪下，激動得大呼「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高耀潔認為，比起身體的疾病來，她遇到的許多窮人幾乎沒有任何思想啟蒙，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他們應得的。她曾因此發起了一場給窮苦農民捐書的活動，試圖讓封閉中的人們認識自己和這個已經進入21世紀的現代社會。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人依然充滿清官情結和權力崇拜，而缺乏自救和自治精神。

事實上，我們身邊處處都是「我們普通老百姓又能如何」的自憐自艾，這情景如同一頭綿羊無可奈何無能為力地看著惡狼威脅自己、撕咬自己。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社會現象，來源於60年來對公民教育的去除，來源於中國官方近年來刻意推行的「去公民化」運動：官方口徑一致地以皇權專制時代的「老百姓」全面置換之前的「人民」，對「公民」這個標準稱呼故意進行去除和屏蔽，不顧現代文明的歷史趨勢，以皇權社會文化代替公民社會的建設。

「去公民化」的成效不僅體現在身為公務員這個官吏階層的優越感和強權感普遍增強，還體現在含辛茹苦的納稅人面對用自己血汗飼養的「公僕」，越來越自卑、怯懦和被鄙視。幾乎每一個倒霉黑領的懺悔詞都離不開「把自己混同於普通老百姓」的無恥言論，而大多數民眾也以「我們普通老百姓」默認了官的強權和自己的卑微，對國家和社會，甚至對自己都抱著一種棄權的苟且心態。

唐福珍是2009年中國民眾一個另類而不幸的符號。面對官方強權，她既無法獲得法律（憲法）的保護，亦不甘於像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一樣委曲求全而喪失尊嚴，最後她用自己的生命表示了對這個暴力時代和非正義制度的強烈抗議和批判。

在唐福珍遇難之後不久，2010年1月12日,首屆「影響時代的力量——2009MOTO新境界鳳凰•百度時事沸點」盛典，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唐福珍被評為「2009社會人物」之一。這種來自網絡民意的承認，多少可以告慰唐福珍的在天之靈——人間還有正義在。如果說唐福珍以點燃自己的身體來捍衛自己的公民權的話，那麼河南農民工張海超則切開自己的身體，來證明官方機構肆無忌憚地瀆職枉法。張海超因此被評為另一個「2009沸點社會人物」。

對負責衛生監管的河南官方來說，公民張海超開胸驗肺是過去一年留給他們的一記最響亮的耳光。河南之所以成為中國艾滋病重災區，官方的衛生機構是難辭其咎的始作俑者。從1995年開始，河南大搞血漿經濟，由政府支持的採血站大肆收購血漿，賣給製藥行業謀取暴利。許多貧窮的農民受官方鼓勵爭相賣血，甚至有血站派車接送賣血農民。每次抽血500毫升，賣血者可獲得40-50元。血站從血液中提取出血漿，之後用離心機將紅血球分離，再輸入到賣血者體內，從而賣血者體內的紅細胞並不減少，人也不會感到虛弱。但採血流程中的漏洞和設備消毒的不徹底，導致了艾滋病的迅速傳播，而官方對真相的掩蓋、隱瞞和封鎖最終釀成災難性的後果。目前河南官方公佈的艾滋病感染人數為40000餘人。

感動中國、感動河南之類鼓樂喧天熱淚盈眶的官方表演秀是中國當下去公民化現象的典型切片。「2009感動河南十大年度人物」經過官方精心包裝打造，還很民主地進行投票公決，最後這個官方選定的「十大感動人物」終於閃亮登場。這種活動其實已經了無新意。如果稍加總結一下，那麼這些感動得主持人眼淚在天上飛的「感動人物」不外乎兩種：或者對黨忠的，或者對父母孝順的。說白了，就是皇權時代的二十四孝加毛萬歲時代的雷鋒。

老百姓是什麼物種，就是很聽話的、很容易感動的、那種類似綿羊的、自私可憐的一種動物。老百姓還有一個別名，叫做奴隸或者奴才。陳丹青說，中國一眼望過去，都是無邊的奴才。後來「北京來的」林大人一語道破天機：你們都算個屁！

在洛克的《論宗教寬容》中有經典的表述：「國家是由人們組成的一個社會，人們組成這個社會僅僅是為了謀求、維護和增進公民們自己的利益。」政治的權力來自民眾，其職責在於對俗世公共事務的管理。

對中國人來說，老百姓是一個古老的詞語，它被廣泛地用來稱呼與官宦對立的平民階層，一般也叫「平頭老百姓」和「普通老百姓」。這種稱謂產生於獨具中國特色的官文化背景之下，或者說，它是皇權專制文化的產物。

中國歷史的週期輪迴實際上是老百姓淘汰舊皇權官僚建立新皇權官僚的過程。老百姓如水負舟，與皇權官僚從來就是一種對立關係。皇權官僚作為統治階級將控制和鎮壓老百姓作為頭等大事。另一方面，因為其寄生性質，皇權官僚完全依賴老百姓而生存。既依賴又控制，使皇權官僚統治充滿了極大的風險和危機。因此，專制權力所擅長的殘酷、掠奪、剝削、欺騙、愚民等等卑鄙手段層出不窮。而反過來，老百姓也難以擺脫皇權官僚，如同一隻大象無法擺脫一隻蒼蠅，唯一的區別是這只蒼蠅還是那隻蒼蠅。

100年前，延綿2000多年的皇權文化終於在中國落幕，理論上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60年前，理論上中國成為一個建立在公民基礎上的「共和國」，從此，中國應當不再有老百姓，如同不再有皇帝一樣。

然而一個「萬歲」的出現讓一切所謂的「共和」和「公民」等現代意識都被生生閹割。階級語境下的「人民」將中國人分為你死我活的敵我兩個陣營。30年內鬥中，無數無辜的人莫名其妙的失去尊嚴失去生命。那是一個精神紊亂的世界，因為一個精神紊亂的暴君。

萬歲之後是後萬歲時代，近30年的社會變革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在國民財富呈幾何倍數增長時，國家生態卻繼續惡化。中國官方又重新祭起帶著臭名昭著皇權文化的「老百姓」文化，刻意去除現代國家語境中唯一合法的公民文化。

「老百姓」意味著被閹割掉一切政治權利和話語權利的「人畜」，與高高在上、具有生殺大權的皇權官僚相對。或者說，老百姓的反義詞就是官，官的反義詞就是老百姓。這種居心叵測的「老百姓」文化，其宣傳意圖或許是想繼續復辟到皇權時代，以阻止公民意識和現代意識的形成和成長，來維護以官僚勢力為主的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

在公民文化中，無論官吏還是平民，在國家層面法律層面都是平等的公民。官吏作為公共服務者，甚至要低於平民。因為國家首先是一種平等精神和契約精神的產物。而在老百姓文化中，官吏則遠遠高於平民，如同人類高於其它動物一樣；「國家」也是暴力和強權的產物。這裡甚至沒有國家只有皇權。如果有國家的話，也是官吏奴役平民的——「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機器」。一個老百姓文化的國家只是一個監獄和苦役場。

老百姓文化在中國的濫觴完全出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刻意主導，這種低劣的宣傳伎倆將絕大多數中國人置於極少數人的對立面，而且是少數人要遠遠高於多數人。無論從社會地位上、法律地位上、經濟地位上、政治地位上還是道德地位上，官僚集團要遠遠優越於平民。這種不平等所帶來只有矛盾、對抗和敵意。

目前仇官現象和官民矛盾之所以愈演愈烈，老百姓文化難辭其咎。在國家語境中，老百姓文化是非法的醜陋不堪的，只有公民文化才是得體的合法的。只有在公民文化的語境中，才有公平和對話，才有協商與妥協，才有信任與諒解，才有國家與未來。

一首歌頌造反的古老的歌中唱道：「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消滅了蔣匪軍。我是一個兵，愛國愛人民，革命戰爭考驗了我，立場更堅定咳！槍桿握得緊，眼睛看得清，敵人膽敢侵犯，堅決把它消滅淨！堅決打他不留情，不留情！」歌曲中這種深深的敵意就是老百姓文化的產物，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彌合矛盾的道路也是一條平等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公民之路。

文章來源：《博客日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