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31日訊】中共雖然還未失去權力，但正在失去它的人民。在時間表允許的前提下，中共自救且救中國的最理想方式是：先通過局部放權建立開明專制，讓社會擁有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與結社自由，漸漸放開黨禁，在有條件的地區實行地方自治。

中國必須實行民主，而且越早越好，這點已漸成國民共識。但如何實現？即國民願意付出多大成本來達成民主政治，卻莫衷一是。原因也簡單，各階層都有自身的利益考量。

感謝韓寒。有關革命、民主與自由的討論，終因他的三篇博文而在中國網際網路上閃亮登場。與中國80年代思想啟蒙時期討論革命與改革的關係，以及90年代後反思六四引發的「告別革命」思潮不同，這次討論並非概念對決，沒有陷入理論迷宮，討論者的立論幾乎都是對現實的一種直接回應。

是韓寒「蛻變」還是大眾原本就誤讀了韓寒？

在此先廓清革命、民主與自由三者的關係。三者有關聯，但其中只有民主政治是目的；革命只是實現民主政治的一種手段，而且是比較激進的手段；個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奠基於其上的基礎，也需要依靠民主政治加以保護。對韓寒文章的批評以及為其辯護的文章很多，但我認為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李健在微博中的點評最為精當：「韓寒的三篇博文《談革命》 、《說民主》、 《要自由》，思想脈絡很清晰：反對革命，擔憂民主，討要自由。」

有人認為韓寒發生了蛻變。我認為不是，多年來中國大眾對韓寒一直有嚴重的誤讀。韓寒對中國這塊社會土壤及其國民性有著一種可稱之為絕望的感悟，也被迫學會了在極權統治下機智地生存，這次他只是將自己籌思已久的想法在這三個題目之下稍作歸納而已。他的某些結論，我與他看法一致，比如他說「相信天鵝絨革命其實就是選擇相信了民眾的素質，執政者的忍讓，文人的領袖，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鵝絨革命，我認為這三者在中國全部不存在」。事實上，除了民眾素質可以討論之外，中國的執政集團對權力的肆意伸張之程度絕非本·阿里與穆巴拉克能比；知識精英對社會的影響近六、七年以來日見減弱。一些不缺少現實關懷及社會責任感的學者，其作用也被少數行動者與口頭行動者大肆貶低。

韓寒雖然是以個人身份在發言，但他的思想其實就是中國中產階級的基本共識。現階段，中產階級大多依附於體制或者部分依附於體制。他們對自身缺乏自由深感壓抑，對於政治腐敗深感絕望，但對草根民主仍保持有少許肯定的懷疑態度——因 「革命」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里，就是以共產革命為模本的殺人如麻且以掠奪私人財與公共財為目的之農民革命。最近烏坎事件被廣東總督汪洋用太極雲手暫時化解之後，國內對汪督的風評甚佳，其聲望一時大漲。從這點就可以看出，國內居於主流的意見還是希望中國實施開明專制，即韓寒期盼的有一定言論空間與個人自由的威權統治。

韓寒多年來對現行體制及諸多弊端的諷刺批評，始終就在這個範疇之內。韓寒言論之所以在中國廣受歡迎，有其時代原因。那幾年，中國社會矛盾還未全面激化，生活還處在上升通道的中產階級正喝著卡普其洛、營造小資格調，暢想著未來的美妙生活。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社會，都對中國未來能自然演進至民主政治充滿期待。只有在這種社會氛圍中，韓寒才有可能因其那種哀而不怨的諷刺散文，成為21世紀零年代後期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

這次韓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論在網上遭到強烈批評，並非韓寒的思想發生了急轉彎，而是中國的社會條件正在發生急劇變化，網上輿論的主流由過去那種輕鬆的諷刺調侃，正悄悄演變成沉重的憤怒與絕望。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在改變。比如美國政界過去一直期望中國能夠在對外開放與經濟改革中「和平演變」至民主政治，但今年以來，美國政界也開始懷疑自己的這種期望不切實際，對中國能夠「和平演變」這一預設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這個問號的顏色正在變濃。

這一階段大眾對韓寒的誤讀，以及中國受眾在與精英的互動中如何塑造精英的社會過程，是一個很有觀察與研究價值的時代課題。

關於韓寒，我不同意他的觀點基於兩點，一、我認為，眼下的中國，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儘快結束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都有其道義基礎。二、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費的，他則希望少付費甚至不付費。今年被捲入「阿拉伯之春」中的國家，除了突尼西亞較為和緩之外，其他國家的革命（包括現在埃及正在發生的「二次革命」），在政治角力的同時，「劍對劍的談判」從未缺席。

中國政治語境下的革命、民主與自由

檢視中國十幾億人的希望與要求，應該說根據其所居社會層次的不同，佔有的社會資源不同，各階層與群體之間的希望與要求有所側重甚至有很大的差別。比如現階段普羅大眾最需要的是社會分配的相對公正與公平，最急迫的事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權利；知識群體及中產階級則希望有相對寬鬆一點的言說自由與結社自由。而在現有體制下，普羅大眾得不到公正與公平，更無法保障生存權，他們這些權利也根本無法在虛擬世界裏找到替代品；中產階級及知識群體得不到的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但在網路這一虛擬空間裏，卻可以找到部分的替代品，比如微博上有限的言論空間與虛擬的同類相聚。

但是，隨著社會矛盾的積聚與爆發，當局維穩的韁繩在不斷收緊。除了堅持「五不搞」的執政者及中毒太深者之外，但凡腦筋還不糊塗的人都程度不等地知道，只有民主制度能夠保證普羅大眾渴求的公正與公平，才能夠滿足中產階級及知識群體希求的個人權利與自由。國人的意見分歧，主要集中在通過什麼管道建立民主政治。說白了，即大家願意為建立民主政治付出什麼樣的成本。看清楚這點，才會弄清楚哪個階層是中國求變的主力，以及這個階層具有的求變能力。

中國的中產階級顯然現在不是革命訴求的主體。在中國現行體制下，進入中產行列與保住中產的位置，幾乎是權貴之外的國人奮鬥一生甚至拼上兩代努力的結果。中國人熟悉的共產革命以及太平天國革命是以洗劫社會、顛覆人類社會秩序為特點。如果有人能夠成功說服國人相信中國革命只需要付出突尼西亞那樣死上百人的代價，革命也許不會讓國人望而生畏。但在中國已有的革命經驗觀照之下，中國的知識人及中產階級的主體在骨子裏只能是權力的同盟者，即以要求社會穩定為其主訴。

中國的普羅大眾有沒有革命訴求？當然有，只是在不少人那裏，這種訴求還比較模糊。由於中國社會嚴重缺乏正常上升通道，權力與資源近年來更是形成了代際傳遞的趨勢，普羅大眾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希望幾乎全被掐斷，在這一社會背景之下，這種訴求只要被引導，一遇到外在誘因則會形成爆發力。廣東省委副書記的談話已經表明他認識到這種爆發力的可怕。與當年中共革命時需要「運動群眾」，即向群眾灌輸革命理念時有很大不同，中國現行教育為了論證中共得國之正，灌輸的全是「馬克思+毛澤東」那套「剝削有罪」、「造反有理」的說教。

在開明專制體制（比如突尼西亞與俄羅斯）下，民眾有結社自由，這就能夠讓民眾通過自組織整合其利益訴求，形成壓力，逼迫執政者改弦易轍。中國的黑暗專制卻用盡一切招術消釋民眾的自組織能力，各階層連討論交流的平臺都相當缺乏。

可能的前景與唯一可行的國家避險策略

國人期待（或者曾經期待）的「改良」一途，至今看不到希望。早在2008年，我就在《改革30年：國家能力的畸型發展及其後果》（http://www.danke4china.net/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825）一文中談到，中國政府早已經墮變成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這種政治的特點是政府有如一架正在按慣性運作的巨大機器，每個成員只是機器上的一個部件。集團內部的部分清醒者雖然意識到危機逼近，也知道根源在哪裡，但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去阻止機器的慣性運作。從去年以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數次就政治體制改革發表講話，但對現實政治毫無影響，就是因為他個人沒有能力阻止這架機器的瘋狂運作。正因為看不到這種改良的希望，中國的精英及中產階層才熱衷移民，將其作為個人及家庭必備的避險策略。

這種以自我服務為目標的自利型政治統治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目前大概也只有冬烘才相信「經濟發展會促進民主化」這一假設。觀諸歷史，革命的爆發得依賴三個因素的成熟且交合：經濟危機（尤其是政府的財政危機）的全面爆發；人心思變且對變革路徑的看法大體達成共識；國際社會（即中共警惕的「外部勢力」）的持續推動並在關鍵時刻強力介入。對於中國來說，非常殘酷的前景恐怕是在革命到來之前，這種「潰而不崩」之局，已經將社會重建的資源消耗殆盡，掉入「失敗國家」行列。

中國共產黨雖然還未失去權力，但正在失去它的人民。在時間表允許的前提下，中共自救且救中國的最理想方式是：先通過局部放權建立開明專制，讓社會擁有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與結社自由，漸漸放開黨禁，在有條件的地區實行地方自治。只要有了這些條件，中國社會成為暴力溫床（不止是革命，包括刑事犯罪的暴力蔓延）的可能性就會降低，中共退出歷史舞臺的方式也會溫和得多。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