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31日訊】從小的時候，我們就被強加了一種觀念：魯迅是中華民族之魂！這不僅有毛澤東所高度「頌揚」的「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為證，也有1936年魯迅逝世時，其身軀上所覆蓋的「民族魂」旗幟為證。

後來讀書，幾乎每個學期都能讀到魯迅先生的文章，比如：《祝福》、《阿Q正傳》、《紀念劉和珍君》等等，特別是《紀念劉和珍君》裡面，「真的勇士，是敢於面對淋漓的鮮血，敢於面對慘淡的人生……」云云，成為年青人激勵自我的名言。

再後來，曾經就讀魯迅文學院作家進修班，更加以魯迅為榮；再後來，自己的文章被一些關心的朋友所勸阻：「你的文章有魯迅風格，千萬要小心」時，也愈發沾沾自喜。

不知道是不是爸爸所擔心的「讀書越多越反動」，還是終於長大了，到了今天，我忽然要問自己一個問題：魯迅是不是漢奸？

我相信：懷疑是接近真理的第一步。

對魯迅的懷疑，是從尊敬他的風骨而來。

記得是在「89－64」之後，我和很多學者閑聊之間，便常常引發一個話題：魯迅如果生活在這個時代，會怎麼樣？該怎樣描述天安門事變這個比「劉和珍之死」更嚴重千萬倍的屠殺？

話題再深入，魯迅如果沒有死，活在中共建政後，他會受到怎樣的待遇？

答案是千篇一律的：魯迅或者像錢鍾書一樣不再創作，或者像老舍一樣被迫害致死！

這是一個連普通共產黨黨員都看得出的答案。

然而，正是從魯迅之死開始，我才開始懷疑魯迅的人格，懷疑他作為中華民族族魂的資格！

想想看，魯迅是死在怎樣的時代？

1936年末！！！

這個時代是什麼概念？

一方面，小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從甲午之戰後成為中國頭號仇敵，繼佔領臺灣之後，佔領朝鮮。1927年5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關鍵時刻，日本鬼子公然於濟南割鼻挖眼殘殺中國大使，以挑釁和試圖掀起侵略戰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佔領東三省無惡不作。1932年「一‧二八淞滬事變」派出精銳陸海空師團攻打上海，遇到國民政府19路軍和中央直屬張治中第五軍浴血抗戰。1933年侵略熱河，策動外蒙分裂……

可以說，日寇無日不在夢想吞滅中國，無日不在增兵中國。在1937年全面抗戰打響之前，早已經完成了對北京上海華東華中軍事包圍的準備；所以才能在北京「蘆溝橋一槍」之後，短短幾個月內席捲半個中國。

另外一方面，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政權後，中國國民黨曾兩次失去執政機會：一是孫中山主動妥協，以總統之位換取北洋軍閥統帥袁世凱的倒戈；二是國民黨在國民議會選舉中獲勝，黨魁宋教仁在天津被袁世凱刺殺。之後，國民黨發動北伐，以軍事的勝利促進政治的團結，終於實現形式上的統一，來面對小日本帝國氣勢洶洶的殺機。

為了在極短時期內達致國家現代化之路，蔣介石先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軍事上，對外，引進德國、美國先進軍備；對內，採取寬容政策，收編地方軍隊，讓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進入決策圈，統一在軍事委員會指揮之下。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馮玉祥，等等。不管他們是不是反對過中央政府，政府都採取寬容妥協政策，以儘可能團結對外，避免犧牲。對於共產黨軍隊，也曾經多次試圖收編。可是，共產黨軍隊搞軍事割據，擅立「國中有國」，建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國」；認賊作父，仗蘇聯之勢與中央為敵；擅自發行偽幣，公然走私販私，以武力種植及販賣鴉片牟利（見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破壞國民政府的行政統一……這種分裂局面，如不能解決，如何面對蘇聯或者日本的侵略？所以，國民政府收編，然後共產黨叛亂；再收編，再叛亂；到抗日時收編成為八路軍，最後仍然是叛亂！

在經濟財政金融政策上，從1927年到1937年間，國民政府廢兩改元，實施法幣，收回關稅自主權，統一菸酒鹽政，大辦交通建設，建立完整銀行體系，開礦興業，保護國貨，使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年增長率百分之二十、三十以上的速度成長，甚至有的年度增長率高達百分之百！至於上海，更加成為國際著名的遠東第一都會，發展速度與國際接軌，甚至高度發展了自晚清民初就已經有了的股市自由交易制度。這個在一九四九年後就被徹底廢除的股市自由交易制度，直到中共改革開放，才在中共權力的統帥之下，開始恢復。

在文藝上，不僅這十年是中國報刊最自由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真正時期，各種思潮湧現，名家繁星羅列。文藝要反映時代變化，表達時代的情緒。於是，在這個時代，我們聽到了屬於真正族魂的歌曲《黃河大合唱》，聽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聽到了戰士們唱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聽到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在生活方式上，中國也發生了鉅大的變化。為了破除陋習，樹立文明衛生之風，蔣介石宋美齡夫婦親自發起「新生活運動」、「女權運動」，以促進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變！

在教育政策上，國民政府更加不遺餘力，建立起完整的國民教育體系，努力遵循「循思想自由原則，採兼容並包主義」的辦學方針，建設起一座又一座具有自由競爭、有容乃大風範的名牌大學，它們實在是今日大陸那些所謂名牌大學望塵莫及的！

可以說，從北伐之後到抗戰之前的十年，是中國迅速消除封建遺禍、醫治內亂創傷、恢復民族健康、增強國家體力的十年，是厲兵秣馬、整肅軍紀、強化國防、擴大外交、備戰迎敵的十年！

然而，這一切的一切，你能從魯迅的文章中看到嗎？你能從魯迅的幾百萬言所謂大作中，看到日本帝國殺氣騰騰、迫在眉睫的威脅嗎？你能從魯迅的幾百萬言所謂大作中，看到國民政府哪怕是一丁點的進步嗎？

很難置信，在這樣一個枕戈待戰的時代，在這樣一個百廢俱興、經濟騰飛的時代，魯迅的眼裡，竟沒有日本的武士刀在屠殺和正在準備大屠殺；魯迅的眼裡，竟沒有國民政府於內外交困之中竭盡全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努力！在魯迅的百萬雄文中，居然沒有一個字眼的抗日言論！

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魯迅說：中國就像一個鐵的黑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的人都在昏睡，如果有人醒了，會更加痛苦，還不如睡死的好，除非有外面的人把這屋子打破！（大意）

這樣的話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是說中國人沒有自救的能力，祇有被日本人侵略佔領殺害才能有生機？

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魯迅說：「費厄潑賴（FAIR PLAY，公正游戲規則，即科學文明制度）應該緩行，對資本家的乏走狗（指國民政府）應該痛打落水狗！」我們就不明白，魯迅在那樣一個民族生死維艱的關頭，怎麼就不號召「痛打小日本野心狼」？！

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魯迅對國民政府的一切活動都無不竭盡冷嘲熱諷挖苦誣衊之能事，諷刺「新生活運動」，諷刺文藝界「國防文學和抗日文學」的口號。我們不明白，文藝家身為時代的記錄者和表演者，怎麼可以對日本的鉅大威脅無動於衷？當時軍隊在備戰，人民在奉獻，藝術界發起「抗日賑災義演」、「慰軍演出」、「抗日話劇」。文學界雖然有「國防文學」、「抗日文學」之爭，但都是在盡國民的責任，為什麼所謂的「族魂」，卻這樣冷酷無情地諷刺嘲諷這一切的努力？

甚至，魯迅的作為，均是在諷刺中國一切的一切，包括中藥中醫，包括傳統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輝煌歷史和科學貢獻，包括衣食住行，沒有一樣看上眼的。什麼，「決不看中醫」，什麼「中國的書縫裡，祇寫著兩個字：『吃人』」！甚至，要徹底廢除中文，什麼「中文不滅，國無希望」……

很遺憾，看魯迅的書，祇有兩個感想：

一是國民政府真寬容，可以讓他那些「反動透頂罪大惡極」的文章橫空出世，公然在《申報》等中國大報刊上發表（即使如此，魯迅並不滿意，出版《偽自由書》，以進一步揭露和嘲諷國民政府的偽自由）。據我們所知，在1949年後的大陸，無論你怎樣變換筆名，都絕不可能有一句類似魯迅的過激言論發表出來。不等政府動手，身為共產黨一分子的編輯，就已經掐死了你的文章。比如，我的這種文章就祇能在網路上發表，絕無可能登上大陸！

二是中國完了，沒希望了，很消極，很壓抑！看看阿Q，居然被學者認為中國人──人人都是阿Q。但是，阿Q是那樣地無賴無恥，怎麼可以代表中國人形象？如果30年代的中國人有一半是阿Q，我們不等日本人打，自己就滅亡了！而魯迅的眼裡，人人都是阿Q。所以，中國被滅亡的命運，在魯迅看來，就是「黑暗的鐵的牢不可破的屋子，裡面的人阿Q一樣地在熟睡中悶死過去」！其它的形象更加不用說，用共產黨今天的話說，沒有一個「符合主旋律」，沒有一個是鼓舞人心的「英雄模範」。因為，我們看到的，祇是《傷逝》裡萎萎縮縮的小知識分子；看到的，祇是《祝福》裡不能抗拒悲慘命運、祇有被吃掉的「祥林嫂」。一句話，魯迅是揭露了中國社會的黑暗面。不過，魯迅祇給我們看「黑暗面」而已，僅此而已。看了之後，你會感覺渾身無力，覺得那個時代一片黑暗，你絕對不會想到為國捐軀奮鬥。出路是：要麼推翻政府，就像共產黨所做的一切；要麼接受日本鬼子「打破黑屋子」，就像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所做的那樣。

我曾經懷疑，周作人和魯迅一向感情良好，日本人侵略中國，周作人迅速成了漢奸政府的高官，是不是曾經受魯迅的影響頗深？因為，如果魯迅是個堅定的抗日主義者，以魯迅的威望名聲，在文章裡對日本鬼子如果稍作攻擊，我想在當時的民族精神上，該是多大的促進，該會激蕩多少年青人保家衛國的心？

同時我又想到，魯迅長居上海租界，與日本人內山書店老闆相好。而在戰爭陰雲密佈下的中國上海，內山書店是否名為書店暗中卻搜集中國情報？或許，這祇是我個人的瞎聯想罷。然而，在全國一片抗日形勢下，在人民拒買日貨焚燒日店的形勢下，魯迅先生卻躲在日本的書店與老闆喝茶，談中國「5000年祇寫著『吃人』兩個字」，談中國社會的黑暗醜惡與沒有希望，談「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談痛打「資本家的乏走狗」──國民政府……，不是也太奇怪了嗎？

對了，我也差點忘記了魯迅先生的書，曾經就在內山書店出版並由內山書店販賣。如果內山老闆沒有棄暗投明，放棄對日本天皇的效忠的話，那麼，我想魯迅先生的書，肯定不會有鮮明的抗日思想，不會與「大日本帝國的利益」有衝突，才能在日本人的書店販賣！

還有，讓無數魯迅迷們所難以想象的是：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滬抗戰爆發，日本人瘋狗一樣進攻上海，當國民革命軍為保衛家國浴血奮戰的時刻，魯迅先生在1月29日，就急急忙忙地躲到了日本人的內山書店。到2月6日，再由內山書店店友護送至英國租界內山書店分店避難，一直躲到4月。就在國民革命軍抗日最慘烈、全國大支援的時候，魯迅卻在避難所整理他的《三閑集》，《二心集》……

儘管無數的學者，可以給魯迅塗脂抹粉，把他描繪成一個所謂的「民族魂」，儘管共產黨可以感謝日本人的侵略給了他們奪取政權的唯一生路，也順便感謝魯迅對國民政府的攻擊；儘管魯迅的文章確實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然而，我要說：魯迅，絕對不配當中華民族的「族魂」！

一個對中國的文字都看不慣揚言要徹底消滅的人，一個把中國的歷史看成是一片垃圾的人，一個對中國的古代一切文明傳統都看不順眼的人，一個對正在抗日救難的國民政府努力進行著冷嘲熱諷的人，怎麼有資格做中華民族的「族魂」？！

我們今天的人很難想象，一個偉大的導師，在國家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候，卻可以在文章裡不發一言。魯迅如果不是無知，如果不是漢奸，至少，他也是一個親日的「墮落文人」，是一個大漢奸的親哥哥！

不是有很多年青人至今還盲目崇拜魯迅嗎，那麼，就讓我徹底來打碎這個神像：

魯迅，在和許廣平小姐結婚後，許廣平這個北京女師大的學運和抗日領袖，在魯迅的約束下，竟然成為一個不能參與社會活動的家庭婦女。為此，魯迅和許廣平曾經發生多次嚴重衝突，幾度面臨離婚處境（其實祇是長期同居而已，魯迅早於1905年有髮妻，但未盡丈夫義務，與許同居卻又沒有給其夫妻名份）！而「族魂」魯迅，在日記裡這樣記載：某月某日晚，「洗腳」一次；某日晚，再「洗腳」一次……「洗腳」者何？和許廣平做愛而已也！

把和妻子的做愛形容為「洗腳」，這是怎樣的侮辱與傷害？這是怎樣的高傲與自大？

本人不才，遍閱史書，魯迅先生所視為糞土的人物們，似乎還沒有人對自己的妻子有過這樣的污衊。倒是日本男人，對自己女人的鄙視與高傲，與魯迅先生的「洗腳」頗為類同，從日本女人的跪式服務中，我們可以聯想一二。

還有一個光環，是魯迅自述說：在日本留學期間，看到日本電影，看到麻木的東北民眾，要麼做了被殺的木頭，要麼做了無賴的看客；因此，他認為，強健民族體魄是無用的，醫治心靈尤為重要，所以憤而退學，開始創作，云云。

我們一向認為那是真的。直到我讀到一篇回憶錄，才知道魯迅很會撒謊。那篇回憶錄說，大約在1918年，身為國民政府教育部官員的38歲魯迅，住在北京的紹興會館裡。作者作為同事，有一天去看望當時的周樹人先生。看到他在家意志消沉，無所事事，旁邊桌子上有一篇小文章，是該凡人向教育部撰寫的公文。作者看了覺得不錯，就勸他說：既然你無事可作，不如寫寫文藝作品發表。周先生就懷疑地說：「寫作有用嗎？」作者就鼓勵他，然後……我們就知道了，現代史上的神──「魯迅」誕生了！但是，我們也就知道了，所謂在日本留學輟學，是因為看電影受刺激發憤著作以醫治國民精神云云，全是扯淡！因為按照時間推算，魯迅在教育部任職時，已經是留學日本之後十幾二十年了，魯迅為何還沒有專業寫作？為何到現在還沒有認識到寫作的精神醫治作用？還擔心「有用」嗎？

何況就算魯迅當時真受了電影刺激，要寫作，也完全沒有理由在絲毫沒有寫作基礎和經驗的基礎上，忽然輟學專門寫作！我們很難相信，一個初出國門的青年，忽然放棄留學，專門寫作以「醫治國民精神」，除非他瘋了！何況，作為寫作行內人來說，沒有足夠的文學修養和生活閱歷，根本不具備寫作的能力，也根本達不到他想要的「醫治國民精神」的效果。這就是魯迅為何在回國十幾年後任職教育部閑暇有空之時才能寫作的原因！

而魯迅輟學的原因是什麼呢？據個人推測，一是因為我們眾所周知的魯迅家庭發生變故，父親早死，經濟困頓，難於繼續支持魯迅留學；二是魯迅所就讀的仙臺醫專，是一個私立的偏僻鄉下的野雞類學院，魯迅的日語還沒有過關（魯迅散文《藤野先生》裡交代他交上去的作業，幾乎佈滿了紅XX，藤野先生不僅要改他的答案錯誤，也要不厭其煩地修改其日語語法和單詞的錯誤），而學習成績也頗為糟糕（藤野先生如此負責和善待魯迅，他所教的那一門課魯迅也就好不容易混了個及格，其它科目就可想而知），根本申請不到獎學金。雖然有藤野先生熱心幫忙，也難有起色。這嚴重挫傷了魯迅的自尊心。魯迅既經濟困難，也開始對醫學學習有畏難情緒，覺得前途迷茫，不宜久留，所以就借結婚之機輟學回國幾個禮拜，之後居然就滯留東京長達5年之久。這期間，魯迅的行蹤成謎……除了剛開始的幾個月要辦一個雜誌而沒有成功；之後，魯迅從來沒有交代：他在生活費昂貴的東京，到底是怎樣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生存下去的！最後，他回國擔任師範教員（魯迅自稱：因為母親和其他人渴望得到他的經濟資助，所以回國任職）。

這樣說，可能是徹底地打破了「族魂」高高在上的有力支柱，但是卻最為可信，接近事實。

再說句很不客氣的話，魯迅如果真的有一點「族魂」的精神，有半點「醫治中華民族」的氣魄，決不至於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重金延聘百般遷就，學生們嗷嗷待哺如影跟隨的情況下，遇到一點點生活上的不如意，就哇哇叫苦，然後呆不到幾個月就開溜！須知，廈門大學是新創辦的，當然不可能事事完備，但已經竭盡所能為魯迅提供方便；而中山大學更是可以遷就到聘請許廣平擔任魯迅的助教，以方便其工作生活！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在人家最困難最需要的時候，他選擇了做逃兵！要不，為什麼他自己也自嘲是「騙人家的錢」？須知，1926年月薪250─300元袁大頭，換在今天，至少相當於月薪3萬元！越看魯迅與許廣平的《兩地書》，就越生氣，越覺得他們無聊兼無恥，互相在比賽唱衰自己的學校。全不知道：教育，本來就是良心的工作！遇到困難，也正好是顯示個人才華的時候！看看南洋的「華僑領袖」陳嘉庚，毀家破產為了興學抗日；看看南洋的「族魂」林連玉，一生為了華教而被捕和被剝奪公民權；看看南洋的「新民之父」許崢嶸，為了辦學傾家蕩產甚至不惜向高利貸借款，竟連累後代還債30多年！當然，不比那些，就是比比清朝山東的武訓，一生行乞辦學的感人情懷……這些人，這些事，和《兩地書》中那個哇哇亂叫、稍不如意就腳底抹油的魯迅比起來，誰，才是真正的族魂？！

魯迅是有錢兼有閑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國是最高薪的職位之一。他的稿費收入在民國達暴富階層的水準（民國時期一篇評論文章的稿費可以讓老舍在北京買一個黃金地皮位置的四合院）。他住在上海灘的外國租界，和日本老闆茶餘飯後親密無間合作愉快，享受著和許廣平經常吊著膀子去「大光明」看西洋電影（見許廣平回憶錄），然後回家用許廣平「洗腳」（見魯迅日記）的樂趣，罵著這個給他罵得體無完膚的內外交困忍辱負重的政府，自由出版著《偽自由書》。他還覺得這是《偽自由》。他到底還想怎樣啊？──我們今天的國內文藝人士，有哪個不羨慕國民政府時期的出版自由、學術民主和教育包容的政策啊！

然而，他仍然《出離憤怒》了！他這樣表達對祖國的感情：「我祇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寫在後面》）

「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面前站著一個（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的）中學生的話，我說：第一步要爭取言論的自由」（《答北鬥文學社問」》「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徵求》）「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本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什麼全都是一樣……」（《在北平輔仁大學演講》）「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我要騙人》）「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祇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答文藝新聞社問──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國民黨掌權的時候起……是除了大造監獄之外，什麼也沒有了。」（《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

在魯迅的眼中，中國的前途祇有滅亡一途：墳！

在魯迅的眼中，他躲在上海的租界，通過民國大型報刊公開臭罵羞辱政府所享受到的超高額稿費，卻不是自由言論的象徵！

在魯迅的眼中，他認為中國的文化等同於垃圾，中國書會害人殺人！

在魯迅的眼中，中國青年的動輒被日本人殺戮，不是因為日本人殘酷殘忍，而是因為我們不認真！

在魯迅的眼中，我們的大水也沒有日本的水溫柔，什麼都比，卻忘記了日本沒有長江黃河！

在魯迅的眼中，日本人是註定要像蒙古人那樣征服中國的。日本的「勇士們」！虧我們的「族魂」喊得出！

在魯迅的眼中，日本人不是在侵略東三省，而是作為教授來《懲罰》中國政府和人民！

在魯迅的眼中，國民黨成立以來到他發表這談話的1934年，除了造監獄就沒有幹過別的事情！

魯迅，某些人所謂的族魂，是怎樣對待我們的祖國和抗日愛國運動的呢？《雙十懷古》、《九一八》、《黃花節的雜感》、《航空救國三願》、《沉滓的泛起》、《真假堂‧吉柯德》、《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為美國而作》……除了尖酸刻薄、無恥攻擊之外，誰能夠看出魯迅這個所謂的族魂所發出的、哪怕是一句真心的對祖國的期待、對烈士的崇敬、和對愛國行動的積極支持？

當民族的脊樑從世界各地千辛萬苦地為國家民族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金融財政建設、交通運輸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統一大業、外交關繫努力的時候，當民族的脊樑在奮力呼籲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發起「女權運動」、「新生活運動」、「抗日運動」的時候，魯迅卻總是這樣給年青人潑冷水：中國的一切都糟糕黑暗，中文中醫等等文明都是垃圾，抵制日貨等於給英美送錢沒有意義……甚至對於中國的青年，他也表示「很失望」，對人性「很悲觀」！

那麼，面對黃浦江上那血紅猙獰的日本野心狼的軍艦上的膏藥旗，他老先生實在是死得及時，否則，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會成為一個更大的漢奸周作人？

魯迅在那個時代所起的作用，事實上等同於李香蘭的作用。李香蘭用靡靡之音的《何日君再來》美化日本鬼子的罪惡；而魯迅，用「滅自己志氣、長他人威風」的方式抹黑國民政府、挑動國民內鬥情緒、瓦解國民的抗日意志與勇氣……

論文藝，李香蘭和魯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論抗日論愛國，他們當時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地為日本人對中國進行心理戰。

魯迅是「大師」，胡適、蔡元培、傅斯年也是大師。然而，魯迅是抨擊政府不遺餘力，破壞傳統不遺餘力，揭露社會黑暗不遺餘力，而獨獨沒有像其他大師們那樣，盡心擁護國策、潛心於學術救國、努力地參政議政、戮力於國家的統一和抗日。

胡適的實證愛國主義，在今天已經被公認為對國家最有建設性。他在破壞惡傳統的同時，能夠繼承好傳統；在揭露黑暗的同時，能夠勾畫光明的方向。

胡適和魯迅，分別代表著中國成熟和幼稚的知識階層，忠與奸的學術方向。

放在和平安定的時期，魯迅起到的作用可能是好的；然而，國難當頭，從根本上說，魯迅所起到的作用，對於存亡絕續的中華民族來說，是具有極大分裂力和殺傷力的！就像魯迅所說的，是像「匕首」一樣，狠狠地，狠狠地，在扎向多災多難的祖國！

民國時代，有人評論：國民黨統治下，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共產黨統治下，是民主有與無的問題！

民主的多與少總可以調整和提高，好像考試的分數一樣；然而，完全不讓考試，才是最悲慘的痛苦。

不幸，魯迅濫用著那多與少的民主，瘋狂攻訐著內憂外患的國民政府，直接間接地助了日寇、共產黨一臂之力，讓我們今天還在面對著無聲的中國、分裂的中國，面對著慘被無數次共產運動蹂躪的民族傷痕，面對著沒有機會體驗民主多與少的13億國民！

共產黨的罪惡，魯迅也有不可推卸的誤導責任！否則，為何共產黨總是那樣地把魯迅捧成至尊的神？

在魯迅的眼裡，誰好呢？

反正，他是至死都聲稱「一個也不寬恕」的！而他所不寬恕的，絕對不是日本鬼子，而是現代中國史上偉大的大家們，如胡適、梁實秋，等等。

雖然，說魯迅「漢奸」可能是駭人聽聞，但是，說魯迅「族魂」就更加可笑和無恥！

回到老話題，我現在認為，魯迅如果活到中共建政，也許他不會受到什麼衝擊。因為他衝擊的是內外交困忍辱負重作為抗日支柱的國民政府。對於共產黨，他有大恩。因此，毛澤東高度讚揚魯迅。因為魯迅的骨頭，對於抗日的國民政府來說，是「是最硬的」！加上，共產黨政府對日本一向感情深厚，毛曾經表示感謝「日本人的侵略」，才能使「共產黨死魚翻生」。而魯迅和日本人的感情也深厚，超越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和立場。所以，倘若魯迅當共產黨政府的親善大使到日本，一定可以配合另一個偽忠臣真漢奸周恩來儘快放棄日本賠款，儘快和仇敵日本建交！

中國的文字是不是應該滅？中國的中醫中藥是不是應該取締？中國的歷史是不是祇寫著「吃人」兩個字？中國的儒家文明是否就不值一文？

我想不需要多說，歷史已經證明。歷史仍將證明：中華文化是鳳凰涅磐，雖浴火必重生！

附錄：

在這裡，順便公佈《魯迅全集》裡「魯迅年譜」的幾個細節：

1902年，22歲，留學日本，入語言學院。

1904年，24歲，8月入仙臺醫專。

1905年，25歲，6月回國與朱女士結婚，返日本時即滯留東京，不返仙臺學醫。

1905－1909年，謎一樣似乎無所事事卻能滯留昂貴的東京長達5年，度過其人生最美好時光；

1909年，近30歲，終於回國擔任浙江師範教員。

1912年，32歲，擔任教育部職務。

1918年，38歲：開始創作，筆名「魯迅」（38歲始聽人勸創作，距留學時日久矣，如民族果病，拖延十數年，族魂何以早早輟學卻十餘年不救治？）。

1919年，39歲：1月發表關於愛情之意見；5月4日「五‧四運動」前後沉默；8月買八道灣屋；11月修繕，與弟弟周作人共遷新居（本年是中國近代史開端，但魯迅忙於愛情意見及個人住房，無評論或小說問世）。

1920年，40歲：翻譯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之戲曲《一個青年的夢》。

1923年，43歲：9月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吶喊》，12月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衚衕21號屋。

1924年，44歲：翻譯日本廚川白村論文《苦悶的象徵》。

1925年，45歲：翻譯日本廚村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1926年，46歲：3月，「三‧一八」慘殺案後，避難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達兩個多月（遇難後第一個想到的避難場所是──日本人的山本醫院）；9月擔任廈門大學教授，12月辭職。

1927年，47歲：1月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主任，4月辭職，10月回上海，與許廣平同居。1927年是國民黨北伐成功並開始執政的一年，也是大師顧頡剛發公開函控告魯迅誹謗誣衊案的一年，魯迅選擇辭職及逃避上海租界與情人同居。

1930年，50歲：10月與日本人內山完造同開「版畫展覽會」。；

1931年，51歲：6月往日本人「婦女之友會」演講，7月為日本人增田涉講解《中國小說史略》。8月請日本人內山嘉吉教學生木刻術，先生親自擔任翻譯，12月與友人（？）合編《十字街頭》旬刊出版。這裡有必要指出，在民族存亡關頭的「九‧一八」事變東北淪喪後，魯迅本年度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十字街頭》，而魯迅以「阿二」為筆名發表的，居然是令人難以啟齒的辱國歌謠：《好東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謠》、《言詞爭執歌》……比如「文的牙齒痛，武的上溫泉……大家都是好東西，終於聚首一堂來吸雪茄菸」，諷刺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協商以軍事外交途徑化解民族危機的努力，比如「大家去偈靈，強盜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醜化國民黨參拜南京中山陵發奮圖強的舉動，比如「一中全會好忙碌，忽而討論誰賣國，粵方委員嘰哩咕，要將責任歸當局……祇差大柱石，似乎還在想火拚，展堂同志血壓高，精衛先生（時為國民政府主席）糖尿病……這樣下去怎麼好，中華民國老是沒頭腦，想受黨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豈有之此理」。從這些文字，我簡直難以相信這是魯迅的大作，簡直就是日本鬼子配合軍事侵略的心理戰傳單，把國民政府說得天下最黑最無能。但是，對於日本鬼子，卻一個罵字也沒有！我難以接受這樣拙劣而惡毒的傳單。然而，魯迅全集正式收錄這些作品，而且在《魯迅年譜》中記載魯迅與「友人」（？）合編出版這種傳單式的所謂旬刊，卻沒有光明正大地公佈那個「友人」到底是何方神聖？莫非是日本人？

1932年，52歲：「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日本人瘋狗一樣進攻上海，1月29日魯迅再次避難於──日本人的內山書店；2月6日，再由內山書店店友（？）護送至英國租界內山書店分店避難，4月於十九路軍抗日最慘烈全國大支援的時候，魯迅在避難所整理《三閑集》，《二心集》；值此國家民族燃眉之急，值此日本鬼子瘋狂侵佔上海之際，魯迅卻由日本人轉移來保護去，有「三閑」的功夫，有「二心」的準備，實在是愛國的人們所難以想象的罷。

1936年，56歲：病重，10月17日出訪日本人鹿地亙及內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時25分去世。魯迅死之前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然而死前最後兩天是外出奔波訪問兩個日本人，之後就去世。其厚待日本人程度，難以想象！

備註

1：據現居美國的STEVE FU君親自打來長途電話介紹說：其先人與魯迅是日本留學的同學，而魯迅在日本所就讀的語言學校藤文書院是日本人的間諜培養訓練中心！此說未能證實，特此存疑。

2：據魯迅《吶喊》雜文集自述，該關鍵性訪客為：與《新青年》有密切關繫的老朋友金心異，觀看魯迅的古碑抄本而進言；另據臺灣1989年輔新書局出版之《吶喊．彷徨》編輯前言所述，該訪客為《新青年》編輯錢玄同主動上門直接向魯迅約稿。據說，金心異即是錢玄同。但此處該訪客的回憶錄與以上皆不同：1，訪客是魯迅教育部同事，並非《新青年》編輯，也與《新青年》沒有關繫；2，是看到魯迅的公文而進言，不是看到古碑手抄，更不是忽然主動約稿。那時魯迅還沒有產生，祇有平凡無名尚未發表大作的周樹人君，還不至於文名遠播吸引編輯拜訪約稿。由此推斷，或許那時勸說魯迅寫作的人，不止一人次，而魯迅在一次一次或者一人又一人的勸說下，才終於將信將疑地開始了寫作。那麼，魯迅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講，並不是完全自主自發性的，而所謂用「文字拯救民族靈魂」云云，更加空中樓閣，子虛烏有。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