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6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五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上集里我已將「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大陸實施的真象記錄下來，從中可以看到，勞改隊是一個法西斯集中營的遠東版。

史大林之所以在蘇聯推行「國家所有」，那是為了要建立一個與獨裁政權相適應的經濟基礎。毛澤東校仿蘇聯，在中國建立一個適應高度獨裁國家的經濟基礎，這便是中共國有制的由來。

同蘇聯一樣，毛施行「國有制」二十八年，不但無法超越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連本國老百性的吃穿都解決不了，數千萬中國同胞為共產主義的試驗白白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生命，作為基礎的經濟，最終裁判了「公有制」的淘汰。

在這一集里，我回顧了鄧小平「改革開放」 的過程和結局。鄧部份順應客觀規律，捨棄「共產主義大鍋飯」，知道「白貓黑貓能逮耗子的就是好貓」。 但是這一過程依然保存了「獨裁」衣缽，它走向了另一極端—-

本來，現在大陸社會中與公有制並存的民營企業，以其各方面的優越，令人信服證明，代表私有制的民營經濟優於獨裁專制的國有制。

但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將共產黨騎虎難下的「公有制」變成統治者的「私人佔有制」，這與自由競爭而發展起來的「私有制」，具有本質的區別。中共主張的『私有』，是竊取權力者少數人的私有，帶有對社會財富的掠奪性質。它恰恰加劇了社會的矛盾。

這樣來認識鄧氏的改革開放，才可從「中國特色」的現象中，透視這種新的奇形怪狀體制產生的尖銳矛盾，這是一種用「中國特色」 包裝的統治集團佔有制。它與資本主義所奉行的自由經濟完全不同。

私有制的生命力發源於競爭，沒有競爭，私有制只能萎縮。事實告訴中國的權力握有者中國可以實現的進程應當是：先從取消專制制度開始，才有「改革開放」的實施，俄國已這樣做了。那麼中國的改革又怎樣呢？

下面我客觀地把這個轉型過程記載下來，並預測它的未來。讓我以親身經歷看看這個過程，看看它的後果吧。

笫一節：進入工廠

在進入重慶農用汽車廠之前，除聽到這家工廠不景氣的傳聞，對那門上掛著的大牌，門衛森嚴的表象究竟是怎麼一個內幕，我一無所知。只因我當初要求調進這家工廠時，在統戰部幾次碰壁后對它產生了好奇。

第一次進這家工廠，原是去勞動人事科報到的。當我走進那黃色的辦公大樓，找到勞人科，並從那位勞動人事科長手裡接過「履歷表」填寫時，正好碰到了一件奇怪的調動糾紛。

當事人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工，正哭喪著臉糾纏著這位科長。這位年青女士原是北碚區法院的民事庭庭長的侄女，她本在河對面玻璃器皿廠當一名玻璃製品的磨花工。因為家住北碚市中區，嫌每天趕輪渡上班太不方便，便扭著她的伯伯，要他在北碚市中區的工廠中為她安置一個工作。

農用汽車製造廠的妤幾位職工是法院的家屬，這位庭長也不知從那裡打聽到，金工車間正準備向外招聘兩名萬能磨床的磨工。便私下打電話託了當時任廠長辦公室付主任的老同學。

對方立即找人事科長商量，將兩個準備從外面調進的磨工名額讓了一個出來，私下商定「成交」后，就向她發了調令。

像這種法院利用國有企業安插私人子女的事，極為平常。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工人拿的是國家發的工資，調進人不過是在國家付的工資名額中多造一個，工資雖薄卻是鐵飯碗。由於交通便利，所以誰都削尖了頭往這裏鑽。

再說滿足法院提出的要求，還可以巴結政府的權力部門。因此調進來的人再沒用，工廠再人滿為患，依然很快可以成交。這種調動大家給取了個名，稱做：「走後門」，成交雙方叫：「關係戶」。

而我在勞人科偶然碰到這位女士，卻發生了一點小小曲折。當她被金工車間的李主任帶到萬能磨床上時，她終於說出她是磨玻璃的工人，從來沒有見過龐大的磨床。更不知道怎麼開動這個龐然大物，不知道怎麼來操作它。

李主任哭笑不得，只好將她退回給勞動人事科。然而一切調動手續已經辦完，生米煮成了熟飯，這位「關係戶」已成了農用汽車製造廠的正式職工。

那林主任只好再次出面與生產庫房商量，那兒可是一個容納閑人的最佳場所。不過生產庫的編製總共十二人，現在由於各種後門戶，容納了整整三十個人，主任說既然早就超編，再加一個也無妨。

大陸上的「走後門」配以各種形式的賄賂，成為這一時期國企的主要人事原則，也成為國企管理者貪污的來源。國有企業馭著人員雍腫的包袱，在商品經濟來潮之初便迅速『累垮』。重負荷成了國企倒閉的原因之一。

我填寫好履歷表交給這崔科長后，他通知我說：「黨委辦公室的周主任，請你去一趟。」並且將市人才交流辦公室的表交給我帶上，悄悄告訴我說，這周主任是新任廠長李友的姐夫，你的工作要由周主任安排。

第一次同周主任見面，他告訴我，李廠長為將我調入這家工廠，暑假中就教育局放人，連續跑了許多次。李廠長才上任，正缺得力助手，所以你進廠后希望能全力支持他。

聽這話，心想到了一個新環境，我的德性恐怕要改一改才能適應，可惜該怎麼改，我卻不知道。

按照周主任安排，第二天，我便被安排去總工程師辦公室上班。

從黨委辦公室出來，今天還有大半天，我可以仔細看看這個很難調進來的工廠，究竟如何的盧山真面目？

站在工廠大門口，我仔細辯認了工廠的位置，認出這兒正好是我初中一年級求學的實驗中學所在地，算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當年，實驗中學搬到毛背沱與兼善中學合併，改名為重慶第十三中學。

現在工廠大門還依稀看到當年實驗中學的舊貌，這幾年隨著城區改建，雲泉路和雲天路半圍了整個廠區。

廠房十分破舊！中心地帶的山包上立著一幢黃色大樓，大概是抗戰時留下的歷史遺物！黃色大樓下方整個廠房分佈在四周，全是泥夾牆結構，因長年雨水浸蝕變成危房，很像一些戴著灰色破氈帽的苦力，訇伏在四周。

廠房之間按照天然地形，彎彎曲曲寬窄不等的過道上，散亂的停放著仿蘇制吉斯卡車，有的車身已生滿了銹，這是當年取名為北泉牌的農用汽車。

幾幢廠房黑漆的鐵門敞開著，從那黑漆鐵門走進去，暗淡的光線中機油和霉氣的氣味迎面撲來，令人感到窒息。

只有衝壓車間光線比較明亮，有幾台像樣的沖床和油壓機，其餘的車間，冷作、工具、金加工、裝配幾乎都是五十年代的舊設備，在暗淡的燈光下有氣無力的運轉著，斷斷續續發出尖銳的金屬切削聲。

走進一個車間，工人們躲在黑角落裡吹牛，打牌，只有車間辦公室和技術組的辦公室還亮著燈，我看了看手錶已十一點鐘，距下班還有一個小時。

走出車間，轉過廠區，沿過道朝工廠大門走出。

從圍牆外的馬路向市中區方向走，過了雲天路右轉，朝車站方向去便是雲泉路，圍牆外的房屋漸漸多起來，不過那些房屋破爛不堪，過去從這裏路過，並沒有留意。

今天帶著了解工廠的目的，我才仔細看清楚，那房屋像是當年抗戰難民築起來的貧民窯，有些牆體已經垮塌，房頂上鋪著破碎的石棉瓦。

想象得到，住在這裏的主人在風雨交加時，最提心弔膽的便是整個房子會在風雨中垮下來。好在這些鴿子棚背靠在工廠的圍牆外，相互依靠著免得被平地的大風捲走。

走進一處門窗像樣的窩棚前面，向一位正坐在門口的老太太詢問，她回答道：「這一片爛屋子都是農用汽車廠的職工宿舍。」

那周主任所說的許多人削尖了腦袋往裡鑽的工廠，職工們竟住在這些破窯子里渡日，一絲後悔的念頭拂過了我的腦海。

當初離開二十四中時，老師們都說我這下終於擺脫了二十四中那窮地方，調到這麼一個市屬單位，好比從糠兜跳進了米兜，現在看來這裏除了在地理位置佔著交通方便的光，少走些蔡家場的爛泥路外，並無其它優勢！

其實暴政之下焉有福地？！我現在暫住天生橋劉啟建父親的家裡，那住房也是危房。半邊的房梁已垮塌，地上常年潮濕，平時屋裡散發著霉氣，一到雨天，整個腳下就沒有一處是乾燥的，別說孩子，連我常住下去也會受不了。

我是階級鬥爭戰場上活出命來的難民，能尋個遮風避雨的地方就不錯了。

按照周主任的安排，第二天我便去總工程師辦公室上班，總工辦就在底樓，從正門走進過道的最盡頭，我被帶進那間排著六張辦公室的屋裡。這時因為沒到上班時間，辦公室裏面還沒有人。

五分鐘后，總工程師王重夾著一個皮包來了，他是王庸的五哥，又是重慶大學先我們三年畢業的校友。

在總工程師室丟下皮包后，他便來我們辦公室安排了我的坐位，並帶我領了一套繪圖儀器。

當人到齊后，王重介紹了辦公室其它五個座位上的人。給我的任務是協助和統計全廠各車間的技術革新。

第一天上班，辦公室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看報紙，我卻忙碌著收拾那些剛領到的東西。打開抽屜，把領的那些資料和筆記本，繪圖儀器放進去，便打開資料看起來。

辦公室里很安靜，除了翻動報紙的聲音，便是喝水聲，誰也沒有同我打招呼，使我感到十分陌生。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靠窗子坐在第一個座位上，年齡已五十歲多歲的女人，開始說話：「也不知道雲泉路那兩幢的房子方案出來了沒有？這一次大家要盯緊一點，不要讓總務科再像上次那樣塞了私貨……」她喃喃自言自語。

坐在她後面那個年齡與我差不多的，臉上長著絡腮胡的男子接了嘴：「總務科上周就把這次分房的方案訂好的，只是那姓馮的還遲遲不與公布，又不知他在搞什麼鬼！」

「明天就要公布分房的第一榜名單了，我是盯著了，我幾輪都被擠掉了，就看這一次有沒有我的份了。」坐在最後面的那位頭髮花白的老頭說道，全辦公室看上去他的年齡最大。「如果我再分不到，那麼退休以前再也沒有我的份了。」原先辦公室的安靜頓時被熱烈的討論代替。

大家討論的就是我昨天所見雲泉路上兩幢新建的樓房，從大家的討論知道那兩幢房子只修了五層樓，一共才四十套。全廠一千多號人，盼了快兩年了，現在就眼巴巴盯著這四十套新住房，怎不緊張？如果按照工齡排隊，這辦公室所有的人恐怕都有份，就看誰手長、關係好了。

我聽了很久，已聽出他們談論的無非是：有分房資格的老職工雙眼緊盯著總務科，想方設法保住自己的資格不被意外的關係戶擠掉；沒有分房資格，便會利用有利的人際關係，千方百計地擠掉那些已排上號的老職工。

估計自己分新房無望的人，就把眼睛盯著那些將要騰出來的舊房上，以各種理由來調整自己原本太擠太潮濕，太惡劣的住房。

總之各自打著小算盤，至於為什麼今天大家都在住爛房子，怎麼才能讓大家都住好房子，卻無人提到。

想到這裏，我回過頭從新看了看辦公室的其它五名同事，論年紀除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一位女士還只有三十歲左右，其餘的人都是四十以上的人。而且能在這個辦公室里工作的，大多都具有大學學歷，可是他們看問題的深度，對問題的態度一點都不比文盲大老粗的工人高。

且聽那在臨窗坐位上，臉上長滿絡腮胡的中年人提高了噪門吼道：「老子工作二十多年了，這個工廠怕沒有幾個敢跟我比的，現在一家三輩六口人還擠在不到二十平米的爛棚子里，幾次分房，都被那殷白毛的關係戶佔去了，這一回再分不到房，老子全家就搬到李友家裡去住。」

那最先引發討論的老大姐，也不甘示弱：「老娘到這廠來足足幹了十八個年頭了，如今娃兒都長大成人了，一家五口還擠在那牛毛氈破房子里，前年分房，第一榜，第二榜都有我的名字，獨獨落實最後一榜時，我的名字卻被刷掉，這次再刷掉，我絕對要問個憑什麼？」

她的話音剛落，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年輕女士，喊道：「你們曉不曉得李友的那個小舅子馮西，這一回排的分房人員中就有他的名字。」這話像點了一把火似的，點燃了整個辦公室。

「怪不得李友叫馮西當分房領導小組的組長，他才來工廠幾年？他憑什麼上了榜？大家盯緊點，這一次如果他馮西分到房子，我們到李友家去鬧。」絡腮胡吼道，然而那老大姐朝絡腮胡壓低噪門說道；「輕聲點，隔牆有耳。」

她指了指對面的那間晒圖室，然後轉過身朝那年輕女士問道：「劉茜。你這消息可靠不可靠？」那年輕女士被這麼一追問心裏老大不高興，悶聲回答道：「你不信等後天張了榜就明白了。」

絡腮胡卻並不理會老大姐的提醒，站起身憤憤的吼道：「真他媽缺德，這麼大的工廠，一千多職工一大半就住在爛棚子里，苦苦等了許多年，眼睜睜地看到這兩幢新房子，又只有四十多套，李友那傢伙，還想拿去照顧他的小舅子。」

說到這裏，坐在後面的兩位，嘟噥著說：「這個廠啊，連當一個班組長都會利用手裡頭的那點「權」，往私人腰包撈，李友當廠長了，正該他撈的時候！」

正在這個時候門口閃過一個人影，那老大姐咳嗽一聲，辦公室剛才熱烈的討論便突然的軋板。果然門口走進一個大約二十來歲的年輕姑娘，她便是對面晒圖室的描圖員，走進來問道：「你們有誰有圖或資料要描，要抄的？」沒有人理會她，於是她便走出門去。

我後面的那位告訴我：「這就是李友的侄女，安在總工辦專門當耳目的。」！

這李友仍是我的初中同窗，大學以後又走著很順的路，遭遇與我大不相同。三十年後，又在這童年相聚的地方再次重逢，今天怎麼才一上台，便陷入了「後門」的各種是非中，成了眾矢之的？

我既進了這家工廠，也希望工廠興旺，真如大家所說這種狀態，別說等三年五載，就恐怕一輩子也別想「天下寒士皆歡顏了。」

便想把聽到和看到的與他本人交換看法，讓他明白面臨的諸多不利，希望他能趕緊調整自己的做法和作風，把工廠組織得像樣一點，迅速改變目前這種一盤散沙狀況。

李友住在雲泉路上一個三合院里，那院里一共兩幢五層樓房，每一套住宅都有成套的寢室和客廳廁所，算是當時這家工廠最好的住宅。

主意打定后，便在一個中午，在街上吃了一碗小面，看看手錶距下午上班的時間還足有兩小時，便向三合院走去。

走進三合院的門口，問清他住在進門左手那幢樓的四樓上面，找到他的住所，敲門卻一直沒人應。我懷疑他是不是在家，後悔當初來時該在辦公室通知一下他本人，也不至於空跑一趟。

緩緩地走下樓來，在二樓樓梯口碰到一位中年職工，向他詢問李友下班后回家沒有？對方答道李友是否回家他沒看見，但肯定他一家人都在，上午看見他的母親上樓，剛才他的大妹還來過。

於是我又折轉身從新去敲那閉著的門，仍沒有動靜，我又繼續敲下去，反覆三五次，那門手終於搖動了，門輕輕的開了一條不到一公分的細縫。

「你找誰？」那聲音是從那門逢中擠出來的，聽去是一個中年婦女的聲音。「我找李廠長，我是新來的，是李友的老同學，」我回答道。

心中已十分彆扭，怎麼明明屋裡有人，敲了這麼久的門才來答應？這種無禮的「神秘」使我頗有看法。門裡面有了響聲，好像是悄悄的對話，又過了一分鐘那門才慢慢打開了。「請進吧」，黑屋裡傳出的仍然是那女人的聲音。

我朝門洞里望去，黑黑的什麼也看不清楚，我不安的剛舉步，「噢，請換拖鞋」那女人在洞里發令道，我接過了遞過來的拖鞋換上，跨進了門，門從新在我的身後被關上。隨即，「啪」的一聲電燈打開 了。

一間略微講究的客廳呈現在我眼前，抬頭望去，那兩邊的窗戶被厚厚的窗帘遮蓋得嚴嚴實實，心中正思考這位老同學，為何在大白天把自己關在寓所里？

客廳里正對大門的長沙發上坐著三個人，一位頭髮已經全白的老太太，緊靠著她身邊坐著一個約十五歲的男孩，旁邊還坐著一個大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從年齡上判斷，眼前四個人沒有李友。

剛才開門發話的女人戴著金絲眼鏡，四十歲上下。此時，她很有禮貌的指著右側一個單人沙發說了聲「請坐」。

沒見李友，我心裏又生了疑惑，難道這位老同學今天中午沒回家？我見過不同層次的人，以這種神秘方式接待客人的，好像在那篇偵探小說里有過描述，雖然很尷尬，卻又充滿好奇。

於是我一面坐下，一面再次自我介紹道：「是這樣的，我是剛剛從蔡家場一所中學調來的，想找李廠長隨便聊聊，他在家嗎？」

話音剛落，只見左側的寢室門帘動了一下，一個戴著黑邊寬鏡框眼鏡的中年男子，閃身從裏面走了出來，向我伸手，握手致歉，那面部卻是冷冷的，缺乏熱情，也許因為我是空著手來的，有違市俗規矩。

我從沙發上站起身來同他握手，他一面示意我坐下交談，一面解釋道：「真對不起，不知道是你來了，所以遲遲沒有開門，你不知道這家工廠有多煩人，這幾天就為了兩幢剛剛修好的職工宿舍分配給大家，全廠鬧得烏煙瘴氣，這幾天不管中午休息，晚上睡覺，只要我在家就有人來找，全家雞犬不寧。」

我打量眼前這位西裝革履的「紳士」，人變到這種程度似乎有些可怕，本屬於人性本能的東西，不知為啥丟失了。他邊說，邊從茶几上的水果盤裡取出一個梨子遞在我的手上，繼續解釋道，「我被纏得沒法，只好將妹妹請來，對付這些成天纏我的人，凡在休息時間來找我的，一律說我不在家。」

他向方才放我進來的那位女士點了點頭，算是自我介紹了。隨即他指著坐在沙發上的老太婆和中年男子介紹說，這是他的母親和小舅子。

我朝那中年人看了一眼，猜想在辦公室議論的馮西大概就是他了，接著主人又詢問道：「聽舅舅說，你安排在總工辦，手續辦完了嗎？」我遲頓了一分鐘，剛才我進門前，所存下的映像還在回映，一時腦子裡還在那黑洞的房門口徘徊。

更主要是，兒時的同學相隔這麼久，不管現在的身份如何，同學之誼總該放在相見的第一位，因為童年的情誼最能喚起激情的。三十年相別，初次相逢且不說多麼驚喜，也不會板著面孔，擺出上級對下級的那付臭架子來。

心裏面的這點隔閡，已將我來之前準備好的話吞了回去，一面口中應付著他說道：「噢！手續已辦完了，並且上了兩天班了。」

「有住的地方嗎？我們工廠目前最緊張的恐怕就是住房了。」

「暫時只好在天生橋的老丈人家擠著住了。」

話說到這裏，便覺得再也沒有什麼好說似的，很為今天空手而來，感尷尬，這些年中國人到別人家裡是不興空著手的，更何況是剛進廠的人到廠長這裏來，本來抱著看見老同學既聊家常，再將兩天來所見所聞婉轉講出來，結果見面竟弄得這麼僵。

看到對方大概因為心緒煩燥，再去說些他所不願聽的話，弄得對方反而不高興，而適得其反。

那沙發上坐著的人盯著我，更感到渾身不自在，如此尷尬了幾分鐘，我便起身告辭，他也沒有任何挽留的話，站起身來，關照道；

「老同學了，今後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有什麼情況我們常常通氣，你個人有什麼要求也儘管直說，凡我能辦的，我一定儘力去辦。」

客套話一邊說，一邊去開房門，最後叮囑我說；「以後你如果要來，在預先沒有通知我時，就要按約定的暗號敲門，暗號是這樣的：＊＊＊我們就知道是自己人來了。記住了吧。」

我看著他那寬大的眼鏡框里透出一種令人猜不透的眼光，不自然的點了點頭，便出得門外，穿上自己的鞋趕緊離開……

剛走完那樓梯，見兩個氣沖沖的中年人向那扇已緊閉的門走去，然後使勁地敲那房門，可那門靜悄悄的一動也沒動，直到來人沒趣的走開。

我下了樓梯，一邊走，一邊還在回味剛才所見到的廠長，感到今天實在不該空手到來，自覺唐突，對這位千余職工的頭，怪僻的神秘頗感不安，預感到今後，怕難以同他相處，心中未免泛起了一陣失望。

我們一家從蔡家場遷居北碚以後，劉啟建還暫留在衛東中學，我和母親以及兩歲的兒子，暫住岳父的私房中，我的母親和老岳父都已是年過七旬的人，母親又在縉雲諮詢門診上班早出晚歸，不到兩歲的兒子只好托鄰居劉大媽帶。

可是不久，劉大媽的外孫出世，本想請母親出面送去北碚機關託兒所全托，但看看不到兩歲的孩子就離開父母單獨生活，於心不忍。再說，託兒所也不可能在學期未了中途收插班生。

經過與本廠託兒所商量，暫時把兒子送到那裡去上日托班，從那時候起，我每天都五點半摸黑起床，在街上打回牛奶煮好后，再叫醒兒子餵了奶，便急匆匆地把他馭在肩上去上班。

從天生橋住地到工廠相距兩公里，而且通公共汽車，但是上下班那趁車的擁擠實在駭人，公共汽車一來，等在站上的乘客，並不排隊，而是一擁而上爭著搶坐位，擠上車以後，坐著的都是精強力壯的年輕人，別說我這種抱著孩子的人，就是單身年齡偏大的人，也常常在上車被擁擠人群推倒跌傷。

同時趁著擠車的混亂，扒手十分猖厥，像我這種經歷二十年監獄見過許多竊賊的人，也會在擠公共汽車時，遭到洗劫。

第一次從蔡家到北碚來，身上帶的三十元錢被扒一空，還是向駕駛員說了許多好話，才免交了車費。後來我吸取了教訓，上車時只帶著一元錢的車費，但即使只揣了一元錢都會被扒去。

偷扒成風，有兩個原因，一是老百姓太窮，無業游民生活無著。二是文革遺風，道德淪喪，搶劫殺人已成普通的事。「打砸搶」既成為執政者認可的「好得很」的革命行動，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加以提倡，文革晚期刑事犯罪，便成了社會上令百姓心寒的公害。

中國老百姓長期生活在亂世，對文革業以形成的社會陋習已經習慣，加上處於弱勢狀態，事不關已別自找麻煩，是老百姓最常用的明哲保身態度，即使對眾目暌暌下的行兇搶掠也視而不見。

擠公共汽車，既有受傷和被扒兩大危險，加上住地到工廠不過兩里地，所以我就不再去湊那坐車的熱鬧。

每天一清早讓兒子喝過了牛奶，自己一邊啃饅頭，挾著帆布的工作包，馭著兒子，冒著清晨的寒霧，匆匆地走上公路，趕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工廠的託兒所，再匆匆趕往黃色大樓。

時值初冬，每天早上這一趟就得弄我一身熱汗。好在我勞動慣了，權作早上鍛煉身體，開始時還覺得太緊張，過了一段時間漸漸形成習慣也就無所謂了。

到了下午五點半鍾下班，我又到託兒所接出孩子，依然地把他馭在肩上，當然回家就沒有上班那麼緊張，抓著兒子的小手，慢悠悠的往回走，一邊還問他今天阿姨教了他那些兒歌，跳了什麼舞？搬著指頭數數能數到幾？有時還教他背唐詩，在我的肩上響起，「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那日子雖很累，但與天真可愛的孩子朝夕相伴，換來的天倫之樂讓我忘掉一切。有一次託兒所流行腮腺炎，孩子被傳染了，喉嚨和臉腫得胖官似的，晚上還發燒，整夜啼哭，我就把他抱在懷裡輕輕地哄他，給他講故事，唱兒歌直到睡著。

那一周我幾乎整夜沒睡覺，我可是快五十的人了，硬撐著，終於自己也得了病，咳嗽不止。

但我想到在鹽源時，得了病還要被抽打趕上山去，便無所謂了。依然一早起床生爐子打牛奶，然後馭著孩子，冒著寒霧，急急的往工廠託兒所趕。

有時路上碰到同廠的職工，逗著我馭在肩上的兒子，有意無意地向我發問，「老孔！這是你的孫子吧。」其實兒子也好，孫子也罷，這是命中注定的，也是中共給我造成的，既是命中帶來，我都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