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4日訊】【編者的話】潘光旦，1899－1967，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又成為「批判鬥爭」對像，從1966年夏天開始，一直在該校「專政隊」中「勞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在去世前，他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詞，即「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描述了自己的一生。

（接上期）

5、潘光旦死後　

潘光旦死於文革的第二年。潘光旦死後，文革的大規模迫害繼續進行。在１９６８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歷時最長、規模最大、害死人最多的一段。

在各個工作單位設置監獄，關押工作人員，是在1966年就開始的。到了1968年，全國每一個單位都正式建立了關押人的場所。當時的正式名稱是「隔離審查」，民眾口語裡稱為「牛棚」。因為被關押的人都不再被當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上文寫到的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的李季谷教授，進了「牛棚」。那時李季谷已經73歲，眼睛患有白內障。筆者在1990年代訪問過數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老師。他們說，1968年夏天，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設有大小「牛棚」三個。歷史系一個系有四十多人被整，而整個系祇有96個人。

在「牛棚」裡，毒打和侮辱時常發生。1968年7月25日，紅衛兵學生「提審」李季谷。李季谷從早上一直跪到晚上。「審訊」中，有學生拿燃燒的香菸燙他的脖子和後背，燒了十幾處。「審訊」在晚上十一二點鐘的時候才結束。李季谷當天夜裡在校園裡投麗娃河自殺。

紅衛兵召開了「批鬥會」，「批鬥」已經自殺的李季谷。他們用紙畫了一個李季谷的漫畫像，在像上打了大紅的叉子，叫系裡的兩個「牛鬼蛇神」拿著紙頭，其他「牛鬼蛇神」站在李季谷像的旁邊，一起被「批鬥」。死後還要被「鬥爭」，李季谷不是唯一的例子。

筆者也訪問過多位北京大學的教師。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學的西校門附近，建立了一個「牛鬼蛇神監改大院」。有二百多名教師、幹部和學生被關在裡面。這個「監改大院」存在了十個月，裡面發生了大量的暴力虐待和心理折磨。但是，抗議的聲音在那裡從未有過。「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一步一步具體指揮的運動。被關者唯一能作的努力，祇是拚命否認他們被指控的「歷史問題」或者其他罪名。

1968年6月18日，被關在「監改大院」裡的人被命令排隊外出。他們從校園裡走過的時候，甬道兩面站滿了人。那些人手裡拿著棍子和鞭子，毆打排隊走過的「牛鬼蛇神」。過了這道「夾鞭刑」，這些人又被分到各系，遭到各種體罰和毆打。整個北大校園沉浸在一片血腥和瘋狂的氣氛中。這個活動是為了「慶祝」兩年前的6月18日，那是北京大學文革中第一次大規模的暴力打人事件，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稱為「革命事件」。

上文寫到的化學教授傅鷹，也被關在「監改大院」裡。1952年，他是「教師思想改造」的模範。1957年，他是「中右分子」。到了文革，像他這樣背景和經歷的教授，都被一網打盡。在文革中，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副教授，都被「立案審查」，無一例外。

在「監改大院」裡，有一個當看守的女大學生，有個棒子，自稱專打壞人。「監改大院」每天有「晚點名」。每天「晚點名」以後，這個女學生就在院子中間，用棒子打東方語言系的副主任岑殿華，逼其承認曾經參加過「三青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岑殿華堅決不承認。傅鷹看到這個情景，說，即使參加過三青團也祇是「一般歷史問題」（按照當時劃定「歷史反革命」的「標準」──筆者註），現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認，大概不會是。傅鷹教授的邏輯推理很是清晰，也非常符合他這樣的人的思想訓練。但是他說的這些話被報告上去。結果，傅鷹教授為此也被打。

上文寫到的1952年作為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重點的朱光潛教授，文革中又受攻擊，而且遠比１４年前厲害。1966年夏天，他被刮光了頭，在學生宿舍附近的小商店前面提個破筐揀西瓜皮，不斷遭到來「串連」的紅衛兵的侮辱和毆打。一位被訪者告訴筆者，有一天她看到墻根下有一團東西，像隻死豬，走近一看，是朱先生被打得昏了過去，倒在那裡。1968年他被關在「監改大院」裡，有兩位被訪者看到他在那裡挨打。

上文曾經說到，在「忠誠老實運動」中，怎樣用「典型大會」來推進「運動」。文革中這種手法被用到了極致，更加粗暴，也更加殘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章廷謙曾經擔任過國民黨區黨部委員。按照當時劃定「歷史反革命」的「標準」，國民黨區黨部委員是在「歷史反革命」的線上。章廷謙堅決不承認。因為他不承認，就被定為「從嚴處理」的「典型」，在北京大學東操場舉行的 「寬嚴大會」上，在北大全校師生員工面前，章廷謙被戴上手銬拖進警車帶走。

章廷謙，1901－1981，紹興人，1922年在北京大學畢業，筆名川島，是魯迅的同鄉、學生和朋友，曾經參與創辦和編輯《語絲》雜誌。

中文系林燾教授告訴筆者，在章廷謙被手銬銬走前的某一天，當時他們都集中在北大19樓「搞運動」。那時還準許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謙告訴林燾說：我很苦惱，他們非說我是聯大（指抗戰時期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國民黨支部委員。沒有啊，就是吃了頓飯，就算參加了國民黨了。是馮友蘭記錯了，以為我是支委。

林燾先生描述，後來在北大東操場召開的「寬嚴大會」，場面故意搞得非常戲劇化非常恐怖。主持大會者先領導一萬與會者一起高聲朗讀毛澤東的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就不會自己跑掉。然後，軍宣隊負責人在臺上的擴音器前大聲問：「我們的隊伍裡，有沒有反革命？」停頓片刻，大喊一個「有」字，然後，高聲宣佈：「現在，把章廷謙揪上來。」話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章廷謙揪上了臺。軍宣隊的人宣讀材料後，章廷謙被戴上手銬塞進一輛汽車帶走。

直到文革後，林燾教授也不知道那些拿著手銬來把章廷謙教授銬走的人，是從公安局還是別的「專政機關」來的，也不知道章廷謙教授被塞進汽車後帶去了哪裡，是監獄還是拘留所。不過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這種「不知道」其實帶來了更大的恐怖。如果人們知道他們能得到一個正常的通過法律程序的審判，他們會鎮靜一些。在一種神秘不清的權力面前，人們感受到更大的威脅。領導文革的人深知這一點。所以，在文革中，廣泛使用這種手法，造成恐怖和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林燾先生被逼承認他曾經參與炸掉北大未名湖邊的水塔的陰謀，因為他的同學承認了。實際上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甚至，作為音韻學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麼炸水塔。　

在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中，尊嚴、誠實和友誼是最被強調的內容。 「知識份子」的道德水準，當然因人而異；但是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應該都受過這樣的教育吧。然而，文革逼迫人們互相「揭發」。在這種輪流互相揭發的過程中，不但每個人的安全受到威脅；而且必須把自己關於尊嚴、誠實和友誼道德的觀念統統拋棄和摧毀，在道德上也徹底投降。在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時候，這些方面的傷害和扭曲被忽略了，被遺忘了。

這些「互相揭發」，在今天看來，確實是讓人覺得遺憾的；但是，如果因為重新看的時候會讓人覺得不光彩而拒絕重新檢察歷史，就有可能造成第二次遺憾。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既不是文革中被說成的「狗屎堆」一樣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後有些小說裡描寫的堅強不屈的英雄。人的身體會在銅頭皮帶和拳頭棍棒下受傷，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樣，會在強權下被擊敗和扭曲。人都是有弱點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這樣的由國家機器組織的迫害和虐待中，「知識分子」的脆弱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可行的也許並不是試圖把自己鍛煉成刀槍不入，而是通過歷史學習真理，建立起一個不需要人用肉身來抵禦專制的刀槍的制度。

在經過了死去活來的近一年的「審查」之後，1968年11月，毛澤東指示要對「知識分子」「給出路」。「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一部分，不是罪犯也不是病人，當然應該有「出路」。這樣的說法隱含了本來他們應該是「死路一條」的「共產革命法則」，現在讓你存在是一種開恩。毛澤東特別指示要把北京大學的教授馮友蘭和翦伯贊當作「反面教員」「養起來」。北京大學的「宣傳隊」指揮部負責人到「監改大院」宣佈，解除對馮友蘭教授的監改，叫他從「牛棚」回家居住。同時，將翦伯贊釋放回家，並決定給馮友蘭每月125元生活費，給翦伯贊夫婦每月120元生活費。

因毛澤東指示受到「優待」一個月以後，在1966年12月18日夜，翦伯贊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藥自殺於北京大學燕南園６４號。翦伯贊和妻子戴淑宛搬到燕南園後自殺，表現了他們不願意受辱，不願意被當作玩弄的對象和不願意被收買的骨氣。當然，這還是因為翦伯贊是大人物。別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沒有這種機會來顯示他們的個人意志。

不知道是否有人把翦伯贊的自殺報告給毛澤東。現在沒有關於毛澤東對翦伯贊之死的反應的報告。很可能沒有人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因為這會觸怒毛澤東。據說，翦伯贊的遺書裡還寫了「毛主席萬歲」。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殺，顯然是在拒絕接受毛澤東分配給他們的充當「反面教員」的角色。翦伯贊夫婦的自殺，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別的：他們不是在遭受「鬥爭」和折磨最嚴重的時候自殺，而是在得到所謂「落實政策」之後自殺。在獲得某種「恩賜」或「寬大」的時候自殺，在文革中還未聽說別的案例。翦伯贊夫婦的這種行為，應該得到歷史的注意。不但是為了注意他們的行為，也為了注意為什麼這樣的行為如此稀少。

筆者找到一份《首都工人解放軍駐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胡建忠同志介紹經驗講話》，註明是「根據錄音整理」，講話日期是1969年3月12日。當時這個講話在各單位傳達。從「介紹經驗講話」這個標題，也可以知道這個講話不但是清華大學所作的，也是要全國照此奉行的。在這一個講話裡，有一部分照錄如下：

「對於反動學術權威的問題，是關係到黨對高級知識分子方面的政策問題。梁思成是清華的一級教授，搞大屋頂出了名，文化大革命中被觸及了，靠邊站，被從他的小樓裡趕了出來；劉仙洲是研究機械學的，他寫了本書，竟是些木頭、石頭，也是個權威；錢偉長是很臭的人物，57年劃為右派，後來摘了帽子，57年以前他身兼7項職務，是人大代表，又是清華副校長、教授，後來全撤，從一級教授降為三級教授。過去有人稱『三錢』（即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在美國搞火箭炮研究的。對這些人首先是「批」字當頭，就是八個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是批臭他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群眾，肅清流毒的問題。」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這不但是典型的文革語言風格，而且是文革實際上進行的。這時候，文革已經進行了三年了，大學停課也已經停了三年了。學校的教師已經被迫害死了一大批了。就在那年10月，幾乎全國所有的大學被逐出城市，搬到鄉村，在那裡繼續進行「一打三反」和「清除516」兩個新「運動」。

非常清楚，梁思成、劉仙洲、錢偉長這樣的工程科學教授，潘光旦這樣的人文和社會學科的教授，作為個人，當然各有經歷也各有優點缺點；但是作為一個整體，他們代表了中國的現代學術。這個現代學術和西方學術有非常緊密的關係。這些學者也都曾經到西方留學。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這一套從西方傳來的現代學術。

和翦伯贊在同一天被「給出路」的馮友蘭，後來被拉入文革領導人的寫作班子「梁效」（「梁效」的意思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個學校）。在1973年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梁效」發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讚揚法家。以後的人們恐怕很難明白這些講兩千年前的儒家法家的文章到底在說些什麼。文革後，「梁效」由於和「四人幫」的關係而遭到否定，這些文章的罪名也僅僅被解釋成是執行「四人幫」的旨意影射攻擊周恩來。但是，當時的人們實際上都明白，這些文章的真正的主要意思是，要肯定文革的殘忍，要建立起迫害和殘忍的理論；他們才連篇累牘地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最特別的是他們宣傳孔子也曾經殺了少正卯。他們不是以此證明孔子學說的虛偽，而是以此證明孔子的「仁」是根本不可能實行的，這個世界祇可能充滿「鬥爭」和「專政」。　

1976年毛澤東死亡，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被稱為「四人幫」，很快被逮捕。「四人幫」被逮捕後，在北京和外省都傳過一個說法：馮友蘭的妻子怪他：「天都要亮了，還在炕上尿了一泡。」這話的意思相當明白，是說黑夜快要過去、文革已經要結束的時候，他卻在最後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這個說法相當生動，但是個傳說。如果馮的妻子沒有說過，該是一些有如是想法的人編出來的故事。當時，這個故事博得很多人一笑。但是，當時的反應還不祇是笑。有人說，如果「四人幫」比較懂得「團結」的道理，他們其實是可以網羅到更多的馮友蘭這樣的人的，不會有困難。有不少人是想要他這樣的位置而不得罷了。這樣的評論，無法使人發笑。

毛澤東的死亡終於導致了文革的結束。然後，是大量的人的「平反」和落實政策。然後，是關於文革的神話的建立。各種角色、忠臣、奸臣、英雄、壞女人，悲歡離合，以及大團圓的結局，都製造出來了。然而，那些屈服投降的人們，卻依然在記憶和敘述中缺席。在文革之後，對「知識分子」來說，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是他們在虛構的作品中，往往被描寫成新的「英雄」，至少也是純潔的好人。實際上，對1980年代的文革描述，我們不但應該注意到文革怎麼被簡化為「和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的鬥爭」，也應該注意到文革的受害者們又被如何簡化了。關於文革，事實方面不能被清楚地記載，法律方面沒有得到公正的審判，道德方面的檢察也沒有能夠深入進行。

知識分子的屈服和投降是身不由己。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我們置身在那樣的情況裡，能作得怎麼樣？能作得比他們好一點嗎？實際的回答應該是很難很難。經受那樣的精神和物質的剝奪，經受那樣的侮辱和毆打，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們的遭遇實在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悲慘。

但是，作為這一代，他們還是有可責備的。他們是在五四科學和民主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不像1949年以後長大的一代人，那一代人從未有機會接觸現代思想資源。那一代人中有的人誤以為「自由主義」祇是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批評的「當面不說背後亂說」的行為，那一代人用過糧票、油票、布票、芝麻醬票，但是從來沒有用過「選票」。很多人甚至從來不知道：在世界上別的國家如美國，最高領導人是由人民投票選出來的。但是，潘光旦這一代人知道，他們知道有另一種選擇存在。

然而，即使在文革之後，在「知識分子」的地位得到相當程度的恢復之後；在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人來對他們的一生，作比較有深度的反思。在這一方面，年輕一代對他們相當失望。相比之下，潘光旦反倒有幾分悲劇英雄的色彩。在生命的最後，他有機會向老友說出了他對自己生活的看法。他沒有能力改變這種生活，但是他至少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也體現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

結語：胡適的預言

回顧一代學人的經歷，他們的悲慘遭遇，使得對他們的命運的寫作變得非常沉重而壓抑。

當寫作此文的時候，筆者回想起曾經讀到過的胡適的一篇英文文章，是他為一本書（Out of Red China， by Liu Shaw-tong，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3)寫的導言。這本書的作者在1950年離開了中國大陸。書裡描寫了他怎麼在林彪的部隊裡經歷了「割尾巴」運動，這個運動要割的「尾巴」有「家庭尾巴」、「舊社會尾巴」和「舊思想尾巴」。他不願承受，設法離開大陸逃到了香港。在書裡，這個作者說，「一張紅色的網正在向我們收緊。」

胡適在導言中引用了這個正在「收緊」的「紅色的網」的說法。另外，胡適也引用了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金岳霖先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檢討。

「經過兩年的學習，特別是集中學習了《實踐論》（毛澤東的文章），使我認識到辯證唯物主義是科學的哲學，是真理。…我已經認識到，大學哲學系的主要任務，是培養馬列主義宣傳工作者。」

上文已經寫到，金岳霖這篇檢討的題目叫做《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時一批教授的檢討之一。

胡適在導言結尾處為金岳霖教授的命運深深擔心。在看到報紙發表的金岳霖的檢討之後，胡適說：一個黑暗的迫害時代開始了。

胡適在1962年去世，他沒有能活到文革發生，沒有看到那張紅色的網最後如何徹底收緊，也沒有看到他預言的黑暗的迫害時代如何在文革中發展到了頂峰。但是，胡適的觀察和預言不幸都非常準確。再沒有比此更不幸的準確預言了。

作為後來者，見到胡適的這一說法，筆者感到詫異：他怎麼知道的？

胡適知道這一點，也許是因為他想到中國在兩千年前，就有過「焚書坑儒」，以及秦始皇的「以吏為師」。1949年後在學校裡發生的，相當類似。不同的祇是，文革發生的迫害，在規模和人數上要比秦始皇所作的大得多。

胡適知道這一點，也許是因為他想到俄國已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上，受害者中有大量受過教育的人，即所謂「知識分子」。不同的祇是，毛澤東方式的折磨往往更為廣大、漫長和邪惡。

胡適知道這一點，最主要的，應該是他了解了這個制度的基本結構和知道支持這個制度的意識形態的實質。在這樣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下，後來的事情是有其發生的必然性的。在毛澤東的社會改造藍圖裡，沒有學術的位置，也沒有學者的位置。這不是在中國偶然發生的災難，災難的根源早已存在了，祇是要人們認識到卻需要時日。

胡適的預言說明，這樣的黑暗和災難是可以預測的，也不是必然在每個地方或每個時代都會發生的。這，也許是我們回顧這段充滿恐怖和羞辱的歷史時，還可以有的一點樂觀。

（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