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3日訊】五七小右派李文書口述個人史

改正右派

毛澤東死後中國向何處去，上面有爭議，百姓在看戲。有人要高舉最高指示「你辦事我放心」，提出「兩個凡是」；有人要撕毀這面紅旗，重新作起。最終還是摸著石頭過河搖搖擺擺向前邁，如同戲曲舞台上的老旦，向前邁一步又向後退兩步，歡慶解放的扭秧歌不也是這樣嗎，真是非常形象地命中了中國的時局。毛澤東死前我天天盼他死，死了好翻案。然而，當毛澤東死後我似乎什麼都不盼。按常理說我當時正是人到中年，加上我這樣的個性就該興奮起來拼一拼搏一搏。沒有，一點都不興奮，難道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將我推進了精神深淵爬不起來，也不是。真正原因，是我經過了三十年的人生苦難，對一黨專政的中國失去了希望。所以當文工團決定排演當時紅遍全國否定文革的多幕話劇《于無聲處》，要我主演歐陽平，正面一號角色，我打死不願意。那怕導演是我的恩師，在我兩次人生道路上走投無路時救了我一把的董春貴團長來給我做工作，我斷然無情地拒絕了。我說：「董團長，我現在就像灶孔腳下拉出來的一條貓，全身都是灰，能演好這個歐陽平嗎？」董團長語重心長地說得很好：「那不正好通過演歐陽平，把你一身的灰去掉嗎！」我還是沒聽董團的話。當然，要是我真的聽了董團長的話，出演了歐陽平，在宜賓我李文書肯定能大紅大紫，勝過林育生。又謔想，其中的一半功勞、或者說一半的票房價值，恐怕應歸功於軍分區的徐政委，因為嘲諷他的那場畸形婚姻輿論還未散盡，大女兒殤后對他的怨恨謾罵還在繼續。宜賓觀眾就是來看這個稀奇，也會花錢買票來看看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不願出演歐陽平還有一個原因，也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徹底放棄了作演員的理想，一心撲在繪畫上。再加上當時我正在著手創作繪製《知青之歌》。唉呀！創繪這幅作品總是遇上這樣那樣的干擾，終於半途而廢。主要的干擾還是政委畸形婚姻。正當大女兒殤風波平息，大觀樓劇場要拆掉重修。當時又不興什麼拆遷補償，而是由單位自行安排。這時，文工團新來的黨支部書記梁某，是位剛剛轉業的軍人，聽說還是個連級或者營級，文工團住大觀樓劇場的人員就由他來負責轉移安排。這位梁書記不知是用軍人那套作風，還是他認為我是他的軍隊政委欺壓的人他可以不放在眼裡，就不顧我的專業需要和年齡差距，把我安排到與年輕人住在一起的又狹窄又很鬧的面臨大街的什麼招待所里。我不去，並提出到大南街老工文團住的上廁所的一條較寬的過道上用景片隔出一塊地兒，便於我畫畫都是可以的。梁書支卻不同意，說他的安排是不會變的。我不走堅持住在票房膠囊居。大家都搬走了，只剩下我一個，好比當今的釘子戶，拆房工人都開始揭瓦打牆了我還不搬，梁書記也不理，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我看見梁書記的眼神好像在說：我的軍隊上級都沒把你放在眼裡，我還會看看你。不能不說這個梁書記仍然是個勢利小人狗東西。後來我的好友周代熙知道了，就把我安排在他們翠屏山下的旅館，住個兩人間只出一人的房錢，開發票拿回團里去報帳。管帳人肖會計心腸善良，丈夫也是右派，咱們同病相連，她就把帳報了，沒看梁書記的眼神臉色把家給當了。就是這樣拆騰來拆騰去，耽誤了繪製《知青之歌》的最佳精力和作品問世的最佳時間。當傷痕文學的最佳繪畫作品《父親》轟動后，我就放棄了繼續創繪《知青之歌》。我的觀點：同一主題類型的作品，出在別人後面就沒有意思沒有價值了，必須放棄。這就是真正文學藝術的殘酷性。當然御用文學另當別論，巴不得越重複越好，永遠是一個聲音：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還不斷的給你金雞獎、百花獎、還有什麼五個一工程獎。哈哈！不拿白不拿，你真是個大傻瓜！大大的傻瓜！！

這之後，四川人藝通知我去解決落實右派問題。怎麼解決，如何落實，是一風吹掉，還是留點尾巴。管他娘怎麼解決，還是去看看。我一點不興奮，一點不激動，平平靜靜地去了。四川人藝辦公室什麼黨辦主任，還是那位當年打過多次交道的姓伍的主任，好象這麼多年沒有升多大的官，還是叫主任，不像付仁慧從秘書升到正院長了，由科級升到了地師級別，所謂高幹。伍主任話不多，也沒拿出過去定右派的相關文字材料，就口頭上說了說，過去定右派是錯的，現在要改正，改正權利不在院這一級，在省文化廳專門成立的右派改正辦公室，我們把錯划材料已經送上去了，你去省文化廳右改辦辦理這事，有什麼要求向他們提。看來是當事單位四川人藝要一推了之啦。我不願意，提出必須要劇院解決我的三大問題。第一，我是你四川人藝整出去的，整錯了必須調回。加上我已經在一年多前就與省歌舞團的獨唱演員王錚錚結婚建立了家庭，都是人到中年該團聚的時候，就是照顧一下家庭關係，也應該調回。第二，我的工資級別必須恢復，當年划右處理將我的文藝十六級，四十八元五角，降到二十元。今天既然要改正首先就應該恢復到文藝十六級的四十八元伍角，然後還要補上這二十多年的同等價值的差額。第三，二十多年含冤負屈正是我人生的黃金時代，正是我事業蒸蒸日上大有作為的年月，卻被你們亂棒打死。在掙扎中建立起來的家庭也被你們摧毀，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難道我能白挨這個整，白受這個罪，白白的把青春年華拋掉，白白的讓你們傷家害子，難道你們不應該對我這個巨大的無可挽回的精神損失進行賠償嗎！世上哪有這個理！！

四川人藝對我提出的這三大問題吱吱唔唔不置可否，一再把問題推向省文化廳。我想四川人藝這麼極力向上推必有原因，其主要而根本的原因，就是當年鳴放矛頭對準的對象、反右的得力幹將付仁慧，已經坐上了劇院的第一把交椅，當上了院長書記，雖然不稱職沒威信卻有權利。用當年反右幹將來改右，能改徹底、能公平公正嗎，加上付仁慧又是個如此下流的共黨敗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對這個改正不抱任何希望，完全是走過場，仍然是在玩弄受害人。我懶得同這群混帳王八蛋較真，他們根本就不是講理的人。在伍主任再三催促下我去了省文化廳右改辦。右改辦主任自我介紹姓任，任主任的態度到是和諧可親，畢竟四川人藝的右派與他沒有直接矛盾。任主任和伍主任所說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好像是對了口徑，官話套話一大堆我懶得聽。最後我還是提出那三點要求，任主任還是同伍主任一樣不置可否，羅羅嗦嗦。我一下子氣上眉頭，怎麼共黨是這麼一群無賴的人。我不想聽便告辭，並笑笑眯眯地撂下幾句話：「當年划右派的標準有三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恰恰那時我愛黨、愛社會主義、愛毛澤東思想，而你們卻把我打成右派。如今，經過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我看穿了，真的在思想情感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了，你們卻要給我改正，這不成了笑話，大笑話嗎！共產黨真的是拿人不當人，把百姓當猴兒耍嗎！」我拂袖而去。

這個改正右派同當年的劃成右派戴上右派帽子又摘掉右派帽子一個樣兒，沒有法定手續，沒有文字材料，沒有本人簽字蓋章，就當權者一句話，戴上、摘掉、改正完事兒，同封建帝王一個樣兒仍然是「口戕口」。不講法的國家「口戕口」整人啦！整的都是無權無錢無靠山的老實人，怎不叫人議論毛澤東旗幟下的共產黨中國是個封建社會主義國家嘛！沒有民主自由的封建社會主義。按國家大法，應該認定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的反右鬥爭是國家犯罪，就應該公平公正由國家進行平反、道歉、賠償精神損失。遺憾！中共主政的國家沒有，就用個「改正」二字不了了之，企圖拖死你幾爺子了事兒。大家要知道，「改正」與「平反」完全是兩種概念兩回事兒，我們不能再被這個模糊不清的「改正」忽悠了。我們已經被三屆執政黨政府忽悠了三十多年，拖死了改正右派一大多半還要多，無法統計，至少是右派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剩下的都年過古稀即將就木的老人，難道你們還要拖，完全拖死了事，這是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政府能幹的嗎！然而，請你我都不要忘記，還有右二代右三代，這段歷史永遠不會忘記。歷史是拖不死的，抹不掉的，那是無知人無知政黨的妄想！我希望咱們還健在的右派兄弟們、稀有動物們動起筆來、動起口來，高高興興、笑笑眯眯，把咱們一生、很寶貴的一生寫出來說出來，公諸於世，永不忘記！

老來相聚

二OO四年是宜賓地區文工團成立四十五周年，這個團幾經易名為現在的宜賓市歌舞團。新老同事念念不忘過去，就搞了個四十五周年慶典，邀請我們老同事回去聚聚。很好！我回去了。在慶典大會上，從新老領導到來賓代表們的發言中，沒有一個提到已經過世的老同事們。我想應該提一提，過世的同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當輪到我上台發言時，我首先就說，也是開場白：「我坐在台下仰望鮮艷花叢的底幕，漸漸的變成了深邃的夜空，漸漸的繁星點點，漸漸的飄來一串亮晶晶的流星。領頭的星是我們的老支書許有恆，跟隨其後的是李渲農（李黑鬼）、常春（常發生）、林福升（林齙牙）、張幫富（木工三弦張）、余代華（中音提琴余）還有廖瓊、歐陽容、李少華、歐樹清、曾滿琳、曲敬安……等等。」這下子台下的老同事們意識到了我的用意，是讓大家不忘已過世的老同事，就與我互動起來，一個一個的往下喊出我還不知道的多位過世老同事的名字。最後我說：「這一串流星最後的那顆，也是我眼前心中最亮的一顆是浩弟，我的吳浩弟。我不能忘記，對所有過世的同事我們大家都不能忘記。文工團走到今天都與他們的負出分不開，我提議為他們三鞠躬，同不同意？」台下齊聲喊：「同意！」並齊刷刷起身，又隨著我在台上的節奏對著底幕深深地三鞠躬。會後有不少新老同事都說李文書做得好，很有人情味兒，前面那些當官兒的都沒想到給去逝老同志鞠個躬、默個哀什麼的，還是李文書想到了，有良心。還有的說，尤其紅鞋兒北渠，他們說前面那幾個都是下狠心整李文書的人，都是早死，還沒活過五十，該死！報應！是的，從許有恆以後凡是打了括弧里的外號人都是往死里整我的人，前面都提到。也許是報應，除了許有恆和李渲農活過了五十，其餘都是早死。所以人活著還是不要作惡為好。

也有行善人早逝，那就是吳浩弟，所以我要把他放在最後，稱他是最明亮的一顆星。浩弟從精神到物質對我都是有恩的老弟，前面已提到幾事，最後補充一點：浩弟祖籍是江浙，母親參加新四軍，與作鄉村教師的生父不同志而早年離婚。母親隨軍解放宜賓定居，與同一志向的繼父結婚，並把他從老家要來讀書，參軍轉業到文工團。浩弟之所以對我這麼好，其中一個根本原因，是他的繼父在地委辦公室主任位置上被打成右派，所以他對右派人格是尊敬了解的。他的繼父死得很悲慘，在文革中被關在牢里打死。是他深夜一人用板車從牢里將繼父遺體拉去火化的。那時我沒有人身自由幫不上他，兩個同母異父的弟弟很小，母親在病中，只有他一人用瘦弱的身體將繼父送走，用眼淚叫一聲繼父一路走好！浩弟身心疲憊，肝上有病，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文工團員們能一月掙上一千多塊，四處巡迴演出，他打前站聯絡演出，疲於奔命，走鄉串鎮，常常是一個人，生活無規律，飽一頓餓一頓，終於積勞成疾，患上肝癌絕症。我與他最後一面，是在成都作曲家蘭河老師家裡，知道了他的勞累和疾病，他很坦然面對。還用他特有的江浙普通話說：「文書，你要好好地活著，一定能見到最後的光明。」他所說的最後光明，就是國家公開賠禮道歉、徹底否定反右運動，徹底平反賠償一切損失。只要我不死，見到了最後的光明，我將前往浩弟墓前放上一朵白花默哀！浩弟，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浩弟！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