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1日訊】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起，中共當局開始不再承認取得外國籍的華人可以擁有中國籍，並在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予以進一步明確，現在還繼續維持這樣的僑務和國籍政策，使得許多滿懷祖國情懷的海外華人處於很尷尬的處境：要麼割捨與祖國的合法聯繫，要麼難以融入居住國主流社會。在關注國籍法改革，要求恢復外籍中國人可以保留祖國國籍之時，有必要再次回顧一下在中國最危險和艱難時期華僑報效祖國的輝煌歷史。
《國家記憶：中國遠征軍》一書的序言中說「人民若有記憶，記得親，記得痛；國家若有記憶，識來路，知歸途」，生活在海外的中華僑胞，懷著血濃於水的情感，將祖國的命運與自己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在近代中華民族從被侵略欺淩走向獨立崛起之偉大的抗日戰爭中與國內軍民一起譜寫了曲曲可歌可泣、氣吞山河的愛國主義史詩。海外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的範圍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力量之強、影響之巨，都是空前的，這裏僅擇其一、二加以再述，雖不足以概全貌，亦不妨重溫與感恩他們的功績：
一、組織抗日僑團，凝聚海外支持國內抗戰的力量
抗戰爆發前，僑居世界各地的華僑，猶如一盤散沙，如閩幫、粵幫、潮洲幫、廣肇幫、海南幫、客幫等各幫的宗族和地域觀念嚴重，幫派之間相互對立，不太團結，各地華僑組織也比較零亂，缺少統一團結的機構。抗戰爆發後，他們不計前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不斷升級而日益趨向團結統一，華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各地華僑紛電國民政府要求抗日，表示「誓為後盾」；同時，自發組織抗日團體，掀起籌賑募捐、抵制日貨等救亡運動，並於翌年「一‧二八」上海抗戰時將運動推向了高潮。「七‧七」華北事變後，中國民族危機日趨深重，華僑社會迅即進行抗日陣容的重新組合，抗日團體星羅棋佈，並在短期內實現了組織上的高度統一。
歐洲大陸的華僑，在吳玉章的推動下，於1936年9月20日就組成了全歐華僑抗日聯合會，會址設於巴黎，以「聯合全歐僑胞，不分黨派、職業、階級、信仰，實行全民團結、抗日救國並增進華僑福利」為宗旨，率先實現了跨國家、跨地區華僑抗日團體的統一，其成員包括法、英、荷、德等國華人。各重要城市也均有抗日團體的組織，如巴黎抗日會，里昂華僑救國會等。
在美國，凡有50個以上僑胞聚居之城鎮，即有抗日救國組織之存在。如早在1934年08月2日，就成立了芝加哥華僑救國後援會(委員長梅友卓)；「七‧七」事變發生當晚，紐約幾個華僑團體聯合成立紐約華僑救濟總委員會；1937年8月，三藩市(即三藩市)華僑成立旅美華僑統一義捐救國總會(主席鄺炳舜)，該組織既有國民黨右派參加，也容納了美國共產黨華人部、萬國工人保險互助會三藩市分會等左派團體的代表。其直接統屬的分會計有47個，遍及美國西部、墨西哥、中南美洲300餘處大小城鎮。另外，美洲的加拿大、秘魯、厄瓜多爾以及其他地區，也都分別建立了統一的華僑抗日團體；
南洋(即東南亞地區)華僑人口眾多，其動員、組織程度如何，對海外僑胞的抗日救國運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1936年初，新加坡華僑成立各界抗日救國會，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118個僑團聯合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主席陳嘉庚)；建立分會30多處。隨後，馬來亞其他各地華僑救國會、籌賑會等團體紛紛成立，多達207個。在此基礎上，新馬華僑于同年10月10日設立馬來亞各區會通訊處(主任陳嘉庚)，形成了公開合法的籌賑工作總機關。
與此同時，南洋其他地區的僑社也先後成立了類似的聯合抗日團體，其中著名的有：菲律賓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主席李清泉，副主席楊啟泰、薛芬士)；(荷屬東印度)巴達維亞華僑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主席丘元榮，副主席莊西言)；暹羅(即泰國)華僑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及暹羅華僑慈善籌賑會(主席蟻光炎)；緬甸華僑救災總會；越南南圻華僑救國總會等等。東南沿海僑鄉淪陷後，南洋惠僑、瓊僑、潮僑還自發聯合起來，成立了不少以救國救鄉為宗旨的區域性的抗日救鄉會。鑒於日本侵華戰爭不斷升級、抗戰形勢日趨嚴峻，為了最大限度地團結僑胞更加有效地支持國內軍民的對日鬥爭，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南洋英、荷、美、法、暹45埠籌賑會、慈善會和商會的168名代表於1938年10月10日齊集新加坡開會，組織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副主席莊西言、李清泉)。根據該會組織大綱之規定，其宗旨為：「甲，聯絡南洋各屬華僑研究籌賑方法，策動救亡工作。乙，籌款助賑祖國難民，並宣導集資發展祖國實業，以維難民生計。丙，積極勸募公債，推銷國貨。」由此可見，南僑總會作為東南亞華僑抗日救國運動的最高領導機關，它所策劃、安排的主要工作，是從財力、物力上支援祖國抗戰。南僑總會既經成立，南洋各屬各埠籌賑會加入者凡87所，其下又設分會千百所；籌賑會內部，彙集了所有各幫派、各行業、各團體組織，領導成員有僑領、社會名流、記者、教師和基層群眾的代表。這是全南洋華僑衝破幫派地域觀念，共同抗日救國大團結的標誌，開創了南洋華僑抗日運動的新紀元。至此，海外華僑繼歐洲、美洲之後，又組建了一個跨國家、跨地區的聯合抗日團體，從而最終形成了相對集中的三大組織網路，奠定了華僑抗日陣線的基本格局
在歐、亞、美三大洲華僑走向團結統一的同時，大洋洲和非洲華僑也攜手團結起來。澳大利亞華僑在中華會館的協調宣導下，成立了華僑抗敵救國後援會。非洲的模裏斯(即毛里求斯)、馬達加斯加以及南非等地，僑社也都組織了各式抗敵後援會、救國會，擔負領導全僑之責。
據統計，抗戰期間共有華僑團體約3500多個。它們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打破宗親、地域的界線，將千百萬華僑凝聚在一起，在海外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抗日救國大軍，成為祖國抗戰的一支有生力量。
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爭取國際同情與援助
「九‧一八」事變後，各地華僑團體和廣大僑胞通過辦報、辦電臺、演出救亡戲劇和抗日歌曲、演講、散發宣傳品等多種形式，向僑居地人民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報導中國抗日的真相，呼籲國際友人從道義上、物資上支持中國抗戰，捍衛世界和平。
歐洲華僑的對外抗日宣傳活動開展得較早，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已頗具聲勢。1937年9月，全歐抗聯制定出《國際宣傳及對內宣傳工作案》，其國際宣傳計畫是「以參加國際民主和平集團、建立集體安全為原則」，具體工作則有：與國際友人合辦外文刊物，為外國友人的報刊雜誌撰稿或提供消息，印發專題小冊子，發表外文宣言或告世界人士書；參加國際團體和國際會議；與國際團體合組中西人士演講會及群眾大會；擬定舉行中外茶會和中外聚餐，組織中外團體旅行參觀，聯絡新聞記者等等。1939年4月，全歐抗聯還決定組織華僑國際宣傳統一委員會，並擬組織歐洲華僑代表團出席國際反戰反法西斯侵略大會，向大會提出請求援助中國的方案。美國各大城市是美洲華僑抗日援華輿論宣傳的中心。
1939年，三藩市設立華僑金星公司電臺，以英語對外報導中國抗日的情況，每日廣播9小時。紐約華僑籌餉總會規定，每週對外宣傳一次，邀請對中國問題有研究的專家學者演講。至1941年夏，該會組織的對外宣傳活動達180多次，聽眾達數十萬人。在波特蘭，當地華僑於1937年10月成立了救國宣傳會。該會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時間裏，共向西人團體宣傳演講66次；放映中日戰事電影54次；無線電播音宣傳6次；在西報發表抗日論文12篇；印發抵制日貨傳單3萬張；在西報反駁袒日言論及發表抵制日貨文字共15篇；印發抵制日貨星期報特刊4萬張。從採用的形式看，除了上述各種方法以外，華僑還普遍通過演劇、舉辦抗戰圖片展等途徑進行國際宣傳，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他們不懈地努力下，援華抗日的輿論響遍全球。
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統計，截止1940年底，海外華僑組織的大型救國團體有649個。幾乎所有的華僑團體都在努力開展新的管道，鑄造僑胞的愛國主義思想，華僑的報刊雜誌、學校、社團及會館都動員起來。如巴黎的《救國時報》，紐約的《華僑日報》、《五洲公報》、《大美晚報》、《新報》、《先鋒報》、《民氣日報》，三藩市的《世界日報》，都是很有影響的。新加坡的文化事業也很發達，報紙有《星洲日報》、《星中日報》、《總彙報》、《南洋商報》、《新國民日報》。菲律賓馬尼拉的報紙有《中山日報》、《華僑商報》、《新聞日報》、《新中國報》和《公理報》等。全世界華僑報紙的總數在70種以上，特別是香港，成為華僑報紙的總匯，共有十多種。其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地報導了祖國的抗日動態，把「祖國消息「和」華僑救亡運動」辟為專欄。為向全世界揭露日軍暴行，宣傳鼓動和爭取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關心並支援中國抗戰，做了大量的工作。
廣大海外僑胞還利用與當地社會聯繫緊密的便利條件，努力開展國民外交活動，廣泛爭取僑居國各階層人士和進步團體，走訪政治家、商人、學者、教會領袖等社會名流，促其主持正義，發揮社會影響，爭取居留地政府同情中國抗戰，予以精神上、物質上的支援，同時對日施加壓力，予以經濟制裁或輿論譴責；聯合當地人民組織援華團體，舉行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發起籌募捐款、抵制日貨和阻止軍用物資資敵等援華活動等等。歐洲、北美和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友好人士均成立有眾多的「中國人民之友社「及各式援華會、救濟會等組織，它們都有華僑代表參加，開展了「抵制日貨運動」、不許出售或運輸軍事物資給日本的「不供給運動」、「一碗飯運動」、購贈「希望書行動」等等。1937年，全歐抗聯曾組織請願團赴布魯塞爾活動，向出席九國會議的各國代表團籲請切實援助中國，予日寇以具體有效的制裁。美國三藩市的旅美中國戰事救濟聯合會尤為活躍，「該會曾促使美國國會授權羅斯福總統禁運軍火物質資敵，並得美國人士捐助救濟款逾一百萬元以上。「二戰爆發後，南洋英屬殖民地的僑胞還開展了援英反德運動，以爭取殖民地政府對華僑抗日救國活動的同情和支持。正是在海外華僑的影響、推動以及國際形勢的發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美等國政府對中日戰爭的態度才逐漸發生了變化，轉而積極地從精神上、物質上援助中國，並最終結成了反日反法西斯的國際聯合陣線。
海外華僑以輿論為先導，加之身體力行的行動，所造成的浩大聲勢與影響，為爭取國際友人的熱情支持，為中國的抗戰勝利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也是對國內人民堅定抗戰信心的一大鼓舞。
三、積極捐資捐物幫助國內抗戰
經濟支援是華僑對祖國抗戰作出巨大貢獻的最集中體現，包括捐款、捐物、購買救國公債、僑匯、投資等幾大方面。
早在1931年「9.18」事變和1932「1.28」松滬戰役中，華僑就紛紛捐款支援東北義勇軍和抗日聯軍，支持蔡廷楷將軍領導的十九路軍。1937年「7.7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更加激起海外華僑無比的憤怒，廣大僑胞抱著「蓋國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則國民之大責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則後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決心，紛紛為祖國送來捐款、武器、各種車輛、寒衣、藥品、糧食等等，從財力、物力上援助祖國抗戰，這是華僑抗日救亡運動的主要方式，為當時生產落後、財源枯竭、外貿逆差嚴重的中國，堅持抗戰並取得最後勝利提供了極其重要物質基礎和經濟保障。
抗戰期間，海外僑胞千方百計地為祖國籌措戰費，捐款名目十分繁多。有常月捐(月捐)，即逐月義捐一定數額的款項；有特別捐，即針對國內新發生某種災難或急需某種捐助而發起專項捐獻；有獻金，即利用各種節日、紀念日發動僑眾捐款，或以紅白喜事、慶功、節約等名義自發捐獻。捐款的方式也靈活多樣，或攤派，或勸募，或舉行文體活動籌款，或開展義賣活動，不一而足。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報告說，1939年全年戰費，共開國幣18億元，而華僑義捐可當三分之一。臺灣「僑務委員會」根據財政部移送的捐款資料，從「九一八」事變發生到抗戰勝利的14年中，華僑捐款總額為國幣13億多元，購買救國公債11億多元，約占當時國民政府發行公債總數的1/3，抗戰勝利後由於國共內戰及國民政府戰敗退守臺灣，大陸中共當局又不認賬，救國公債實際上也等同了無償捐款，我們希望將來國家和平統一後，在國家財政許可的適當範圍與方式組織償還並予以嘉獎。例如：僅1937–1945年8月，美國華僑捐款達5，600萬美元以上，加拿大500萬美元以上，全美洲達69，156，115美元。新西蘭華僑抗日捐款達3，209，020磅，澳大利亞僅1941年1—-9月，寄回的捐款達1，911，766.37元。當時國民政府共發行6期救國公債，總額達30億元，海外華僑認購了，11.1億元。新會旅美華僑認購救國公債和航空公債即達3，630萬美元。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曾屢屢致意海外華僑，云：僑胞自「抗戰以來，輸財出力，貢獻特多」；「在任何一種出錢的事，總是特別踴躍，自動輸將，不但從無一次的推諉，而且從無一次冷淡過，每次捐集的數目都超政府預算」，「是一萬分的對得起祖國」等等。
各地華僑團體和僑胞除了貨幣支持祖國抗戰，廣大華僑還捐物，包括飛機、汽車、藥品、醫療器械、衣服、糧食等等，源源不斷地捐獻大宗物品也數目驚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抗戰爆發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海外僑胞為祖國抗戰捐獻的各種物資總數達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其中包括坦克27輛，救護車1000多輛，汽車、卡車數百輛，僅紐約一地華僑就捐獻了100部汽車，飛機217架。「南僑總會」發動南洋華僑捐獻棉衣棉被700萬件，夏衣30萬套，軍用蚊帳8萬頂；加拿大華僑捐獻毛毯3000條；新西蘭華僑捐毛織品30大箱；毛里求斯華僑捐衣50包4000件；印尼華僑捐獻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丸1億多粒，可夠500萬傷病員服用；美洲華僑（主要是美國華僑）捐獻藥品1600萬個單位，每個單位有50多種藥品，可供80萬傷病員一個月之用；瑞士華僑捐獻藥品1146包及一批醫療器材；菲律賓華僑捐獻防疫漿苗100萬劑和大量救傷袋、防毒面具；印度和美國紐約僑胞紛紛為國內傷病員獻血；暹羅（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國捐獻的大量大米等。以捐獻飛機為例：1937年年底，廣東省政府為加強空防，成立廣東人民購機抗敵籌募委員會，向美洲、澳洲等地粵籍僑胞募集購機款。短短年餘間，即籌集資金約合國幣800餘萬元。翌年，中國航空建設協會發動海外華僑獻機，支持祖國空軍建設。南洋華僑熱烈響應，僅菲律賓即獻有50架，緬甸19架(均以每架10萬元國幣計)。這些物資援助，大大增強了國內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物質力量。此外，華僑通過香港八路軍辦事處、保衛中國同盟等管道捐贈給中共方面的款項，也有一定的數額。
當時，為祖國抗戰捐款的華僑累計有400多萬人，約占當時全世界華僑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亞洲、南北美洲、歐洲、大洋洲和非洲華僑的家家戶戶。華僑捐款階層極其廣泛，有富商巨賈、工農大眾、文化人士、甚至乞丐、舞女、妓女、囚犯等，上迄兩鬢斑白的老人，下至剛剛懂事的孩童都積極參加捐款。
其中，陳嘉庚、胡文虎、李清泉、丘元榮、侯西反、司徒美堂、譚訏、鄺柄舜等一大批愛國僑領，在開展華僑籌賑運動中，積極帶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為了全身心投入抗日籌賑工作，常年住在總會辦事處怡和軒內，不問家事。當時，其企業經營已然滑坡，資金有限，但仍認常月捐2000元至戰爭終止；每逢捐款購債事，他還是毫不猶豫地竭其所能，以為人先。南僑總會副主席李清泉身患糖尿病，但仍「以領導救運為己任，為祖國的抗戰事業鞠躬盡瘁」，致使病情惡化；彌留之際，猶繫念祖國受難兒童，囑將遺產取出10萬美元捐作難童之用。美國僑領司徒美堂以七秩高齡之身,領導紐約全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開展工作，在該會一呆就是5年之久，他堅持每天早上10時上班，到深夜12時才下班，風雨無阻，從未間斷，並且他自己也成為紐約地區捐款最多的17位元華僑之一。美國致公堂領袖、臺山人阮本萬募捐3，500萬美元，其中本人捐了30.5萬美元，僑領、臺山人鄺炳舜募捐500萬美元，本人就捐款10萬美元……。
愛國僑領能以身作則，中下層僑胞節衣縮食，慷慨解囊的動人事例更是層出不窮。在加拿大，兩位青年華工遙聞推行航空救國捐，立即趕來各捐獻1400元積蓄，並表示，因「遠離祖國，勿能親往殺敵，只此區區，實不足報國，但略盡國民天職耳」。一位衣著樸素的老華僑聽了航空救國的講演後，則當場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給祖國，只留下10元路費回家。美國華僑農牧場主顏廣禮，戰前每日吸雪茄煙數十支，抗戰爆發後始戒煙捐款，八年如一日，將節省的一筆吸煙款捐給祖國抗戰。荷印坤甸華僑馬細旦，「足廢多年，不能工作」，平日靠在街坊乞討度日。得知暴日侵華後，連日爬至市中心「痛陳祖國被難同胞顛連慘狀」，「乞錢為祖國難民請命」，然後將乞討所得交給當地華僑慈善會，匯寄祖國支援抗戰。緬甸仰光女僑胞葉秋蓮，把自己一座兩層樓房及全部財產變賣，將所得3萬元全部捐給祖國抗戰，而自己則削髮為尼，過著清貧的生活，臨進寺院前還留下這樣一句感人至深的話：「只要祖國戰勝，我自己餓死是不妨的。」。菲律賓馬尼拉一位5歲兒童葉秀蔭，也在祖母的陪同下走進華僑婦女慰勞會，將自己一年節省下的糖果錢約國幣800元全部捐出。北婆羅洲華僑鄭潮炯，一邊將自己義賣瓜子所得的錢全部交給「南僑救總」，一邊發動華僑捐款。1940年，其父在老家廣東新會被敵機炸死，消息傳來，鄭潮炯悲憤莫名，抗日情緒益加昂奮，鑒於家貧如洗，助賑無力，乃將一親生幼子賣給他人撫養，得禮金80元，悉數送交籌賑會。不久，又外出為祖國籌募賑款，走遍新馬等地大小百餘座城鎮，得叻幣5800餘元。從1937—-1942年，鄭潮炯累計募捐18萬元，寫下「抗戰史上僑胞救國之可歌可泣的一頁「。……事實上，在抗日救國的崇高精神激勵下，捐助祖國的巨額款項，有80%來自華僑的血汗錢，許多平素默默無聞的販夫走卒、老弱婦孺，做出了種種感天地、泣鬼神的義捐壯舉。
僑匯主要是指華僑匯寄回鄉的家族贍養費，戰時，海外僑胞在悉力獻捐的同時，還把大量僑匯寄回祖國「增寄家費以益外匯」，僑匯數額由1936年的3.44386億元國幣猛增至1937年的4.73502億元國幣，此後連年居高不下。據統計僅1937～1940年，匯入國內的僑匯就達371.6359億元國幣。這對增加國家外匯、穩定政府貨幣、補償外貿（大量採辦軍火、汽油、藥品等軍需物資）逆差、維持戰時經濟等，都起了十分明顯的作用。
另外，還有不少華僑移資國內尤其是西南大後方的工礦、墾殖、金融等行業發展生產、穩定民生，其中包括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的僑資企業。據統計，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華僑總投資額達16億元國幣；此後直至抗戰勝利，投資額約為2–3億元，也是這是增強了祖國的經濟實力、支持抗戰的一股重要經濟支柱。
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以及用血汗寫就的數位，就是海外僑胞報效祖國母親的拳拳赤子之心的真實寫照。
四、抵制日貨與「不合作運動」
華僑不僅在捐獻方面作出巨大貢獻，而且還通過抵制日貨與「不合作運動」，直接給日本以經濟打擊。
早在「九‧一八」事變後，世界各地的華僑就紛紛抵制日貨。抗戰全面爆發後，這一運動在更大範圍、更大規模上展開。幾乎每一個有華僑聚居的地方都有專門抵制日貨的組織，廣大華僑不買不用日貨，僑商不經營日貨，他們認為：「替日寇銷一文錢的貨，即無異幫助日寇一文錢去製造軍火，殺我同胞，攻我祖國」。
華僑還開展了不為侵略者服務，不供給侵略者物品的「不合作運動」。為了阻止美國賣廢鋼鐵給日本，旅美華僑組織起來，攔阻運載廢鐵的輪船裝貨、啟航到日本。南洋日營工礦企業中的華工罷工停產，尤其值得一書的是，在馬來亞丁加奴和柔佛巴都巴轄由日本政府直接經營的兩大鐵礦區的三千多華工，為了抗日救國，寧可失業餓肚皮，毅然停工離礦，不為日敵利用，挖礦製造武器來屠殺我同胞的抗日行動，震動了南洋，嚴重地打擊了敵人，表達了僑胞支持祖國抗戰的決心。
所有這些，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支援了祖國抗戰。廣大華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許多華商因長期抵制日貨而破產，華工罷工後衣食難保，但他們「不忍昧於愛國良心，情願受失業之苦」。廣大華僑同仇敵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力地配合祖國持久抗戰。
五、回國效命，血灑疆場
當聽到祖國的大好河山遭日寇肆意踐踏，同胞們遭受野獸的吞噬蹂躪時，一批又一批的熱血華僑青年脫下西裝革履，離開溫馨的家庭，漂洋過海，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穿上戎裝，加入抗日救國的行列。僅日本就有8000人，緬旬160人……據國民政府廣東省僑務委員會1946年統計，僅粵籍華僑回國參戰者就達4萬多人（其中，來自東南亞各地約4萬人，來自美洲、澳洲等地1000人左右）。他們或組團編隊回國服務，或三五成群投效軍旅，情形十分感人。
回國參軍參戰的華僑青年中，有相當數量是祖國抗戰所急需的人才，他們有的是經驗豐富的醫生和護理人員，有的是經過專門訓練的航空飛行和機修人員，有的是技術熟練的汽車司機和修理工，有的是擅長採訪的新聞記者，還有大批掌握文化知識的學生、教師、職員等。他們穿梭來往於前線和後方，征戰疆場或為戰地服務、事救濟難民和動員、組織民眾抗日，還有的不遠萬里專程回國慰勞抗日將士……。
為滿足廣大矢志從戎、回鄉報國的華僑青年學子請纓殺敵的抗日要求，同時也為培養抗日軍中的有用專才，國民政府軍委會所屬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總校及各處分校，都召有數量不少的僑生。有的還設立了專門的培訓機構，如華僑班、華僑隊等。廣西宜山中央軍校第四分校(後遷貴州獨山)原設一華僑大隊(編制253名)，因請求受訓的僑生過多，擴編為華僑入伍生團(第五團)，可接收僑生1500名。僑生在該校受訓兩年半後，由軍委會軍訓部分配至各部隊擔任少尉軍職。1937年10月，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曾設立特訓班，集訓從日本撤回的400余名留學生，該班學員畢業後多派往軍中做政治工作。國民政府軍委會軍訓部在福建南平組織的第十三補充兵訓練處，亦曾「廣收海外愛國志士，招考學兵」。其中，有數以千計的華僑青年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抗日隊伍，回湧現出了東北抗聯女將軍趙一曼、八路軍晉北抗日女英雄李林（印尼歸僑）、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芳（菲律賓歸僑）等佼佼者。據統計先後到達延安的海外青年有600多人，到華南東江抗日根據地的華僑和港澳同胞有1000人以上。此外，海南瓊崖縱隊、珠江縱隊、韓江縱隊和粵中、南路的人民抗日武裝，都有來自海外的華僑幹部和戰士。
華僑直接參戰最典型的是加入空軍，駕機打擊日本空中強盜。在全面抗戰前，美國、加拿大、菲律賓等國的華僑就以戰略的眼光，「默審我國空防能力之薄弱，深悉今日抗敵之要圖」而創辦了一批航空學校，為祖國抗戰培養了一大批空勤人才。抗戰爆發後，一大批飛行員先後回到祖國加入空軍，僅從美國回國服務的華僑飛行員就有200人左右（不包括地勤人員），當時全國殲擊機飛行員中華僑占3/4，他們被譽為「保衛祖國領空的幹城」，在對日空戰中勇猛殺敵、戰功卓著，在1937年8月的南京句容空戰中還取得了6：0的空前大捷，廣東空軍從隊長到飛行員幾乎全是華僑，在美國陳納德率領的飛虎隊中也有不少華僑隊員。
華僑對祖國抗戰的人力支援除直接上前線作戰外，還表現為救護傷患、從事戰地採訪和用自己的技術從事軍工建設，但他們的犧牲也同樣「均極慘烈」，最著名的事例是為搶運抗戰物資奔波在滇緬公路上的「南僑機工」。當時國內缺乏汽車司機和維修工人（簡稱機工），1939年2月，南僑總會應國民政府軍委會西南運輸處的請求，代雇機工(即汽車司機及修理工)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前往新開闢的滇緬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務。新馬、荷印及暹羅等地華僑青年踴躍應募，前後共有3200餘人回到祖國。當時，滇緬路是西南大後方惟一的國際運輸大動脈，擔負著繁重的軍運任務。他們冒著被敵機炸死炸傷的危險，工作在山高路險、雨滑、瘧疾、條件艱苦的滇緬公路上，以忘我的犧牲精神用鮮血和生命保證了滇緬公路的暢通，為祖國搶運戰需物資，平均每日輸入量達300噸以上，為此，有1000多人在滇緬公路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42年5月滇緬路運輸中斷後，這些機工遭「遣散「處理，生活陷入絕境。儘管如此，許多人仍報國初衷不改，繼續參加力所能及的敵後抗日工作。
六、維護抗日團結，反對投降分裂
日本侵略者為滅亡中國，實行「以華制華」、「分而治之」的政策，大肆收羅漢奸，建立偽政權，並對國民政府進行誘降。於是華僑又展開了聲討漢奸賣國賊，反對妥協投降的鬥爭。當出現汪精衛叛國投降的逆流時，1938年10月，南僑總會陳嘉庚以華僑參政員身份，從新加坡特地拍電報給行將開幕的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提議「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提案後修改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獲得通過，雖只有寥寥十一個字，但字字千鈞，被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沉重打擊了投降派的囂張氣焰。
汪精衛投敵後，華僑即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討汪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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