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7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四章：母親擺脫了傷心地

1982年春天，母親正為「落實政策」而心煩時，接到北京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寄來的信，孫起孟告知媽媽，她的來信已轉給重慶市工商聯合會和民主建國會重慶市委，請他們協助解決母親落實政策的善後事宜。

第一節：劉老先生相助

四月一個星期天的上午，醫院的門衛突然來說：「方老師，樓下有一個姓劉的來找你，他坐的是一輛麵包車，看樣子好像是市裡的幹部。」

母親跟著走下樓去，來人大約六十多歲，身著中山服，腳上穿著一雙布鞋，此時正站在大門邊上，面部極為和善。

母親打量著他，在腦子裡竭力思索著，對面前站著的他感到陌生。一面向他走過去，一面詢問道：「您找我嗎，請問有什麼事嗎？」那人立即謙和的向母親自我介紹說：「啊，我姓劉，在農業局工作，請問您就是方老師嗎」？母親詫異地點了點頭。

此時那停放在大門石階下那輛麵包車司機，從車裡伸出頭來，高聲的喊道：「這是我們的劉局長！」母親終於恍然大悟，連忙說道：「啊！劉局長，劉老先生，劉昆水先生，我早就聽說過了，北京的孫老師給我來信中介紹您的，沒想到您親自跑來了，請吧，請樓上坐！」

對方回應道：「唔，不敢當的，我今天是因為到北碚農業局檢查工作，順路來看看您的，孫老師囑咐過我了，要我儘可能地照應您。」他一面上樓，一面講明了自己的來意。

我站在樓梯口迎視著他。回重慶以來，這是我見到第一位市裡的局長。那外表似乎在那裡見到過，或是在什麼小說里讀到過的，但我卻說不上來。

上得二樓，面對本已很狹的過道兩旁，雜亂地堆著破紙箱，爛木頭和煤炭，他皺起眉頭好像在說：「怎麼會這個樣子？」當走進母親那口袋屋，他摘下了那副深度金絲眼鏡，迷逢著眼睛，露出一種走進貧民窯洞的那種酸澀感，小心翼翼跨進了門，屋裡的濁氣，使他下意識地捂著嘴巴。

走到緊緊關著的窗子下面，從新戴上了眼鏡，試圖去打開那窗戶。正好，許小龍的母親從那窗前走過，使他縮回了伸出的手。

接著他又回過身，反覆掃視著這間被兩張床鋪佔去，只剩下一條過道的小屋，似乎明白了一切。

母親並沒有介意來人在觀察什麼，熱情的張羅著請客人坐在床鋪上，然後從廚房裡端出剛剛泡好的花茶，向他遞了過去。那劉局長忙站起身來，謙恭地接過茶杯答道：「唔，別客氣了，方老師，孫老師接連給我來了兩封信，托我關照您的，我也因為工作忙沒能抽出身來。」他第二次重複了來意。

接著問：「最近醫院工資改革了吧，他們給你加了幾級？」眼裡露出一種關懷的眼光。

「唔，工資嗎，按調資文件規定，像我這種二十年從沒有升過一級的人，應當在本次連升三級，但是醫院調資小組的人說，我的工資已是全院最高的，再說已經超過退休年齡了，動員我自動的拿出一級來，照顧那些業務上的骨幹，我也沒有什麼意見，所以最後上報時，我只升了兩級。」母親回答他。

劉局長聽到這裏，不停地皺著眉頭，中國人怕硬欺弱已是風氣，被欺侮的人是明也欺，暗也欺，到處都一樣，今天他已看到這個醫院不僅在住房分配上，在提升工資上對母親的欺侮，他還沒來得及深入了解平時母親是怎麼忍受周圍人對她崎視的。

「孫先生要我能幫助你，調整一下生活和工作環境。」他終於說出了來意。「我也沒有什麼辦法，民建雖說是民主黨派之一，卻連調動一個人也是無能為力的。我已就此向區統戰部聯繫了好幾次，他們說眼下沒有好的去處。」

我看這樣吧，民建重慶市委已報教育部核准，準備在今年暑假后辦一所財經學校，中國要搞四化，沒有經濟管理人才是不行的，你看在這所學校里增設一個以培養幼兒師資為目標的專業，由你出任這個專業的負責人怎麼樣」？

劉局長的坦白和開門見山，顯示了他對民建全國主要領導人孫起孟盡責盡心了。母親的眼裡露出了感激的眼光，她那渴望已久離開這野蠻無理，欺侮她，傷害她的蔡家醫院，總算盼到了。

這不是由中共的基層組織衛生局，教育局，落實政策名正言順解決的，而是由中共的一個小「夥計」以私人交情的辦法解決。中共對如此不光彩的解決，連看都不肖一看。不過對於母親來說，問題總算解決了。母親早在抗戰時就創辦過中學，一個教育部門的老前輩，被中共踐踏成這樣！現在他仗著民主建國會幫助，才逃出眼前這人間地獄！

「這樣吧，你儘快地辦理退修手續，爭取暑假就到工商聯來準備夏季招生的工作。我已經為你安排了住宿，你就安心在財經學校發揮晚年的餘熱吧！」

他說完，便站起身來，告辭道：「今天我還有許多事要辦，所以不能再多給你說什麼了，好在今後來日方長，到重慶以後慢慢地說吧。」

我看著兩位老人緩緩下樓的身影，母親一直把他送到他的麵包車上，熱烈地握手道別後，還站在那裡目送那車消失在場口轉彎處。！

我心裏一面替母親感到高興，她終於擺脫了這個令她傷心的地獄，也替母親擔憂，她已經六十五歲了，要單獨地在市中區獨自開闢一個天地，她能勝任嗎？尤其是，為什麼一個堂而皇之的民主建國會，對中共這種落實政策欺人太盛的作法，不敢直接提出來明正言順加以解決？而是想出在一個與幼兒教育毫不相干的財經學校，辦一個師資培養班的辦法來解決？

六月份暑假到來，母親按照劉先生的吩咐辦理了一切手續，打點了自己的行李，把自己的隨身行李裝成了兩個大包，在我親自陪送下離開了蔡家醫院。當我們顧了一輛運貨的人力三輪車，離開醫院大門時，除幾個與母親保持著友好關係的護士外，沒有人知道母親上哪兒去。

當我們離開了那場口的汽車站向三溪口行去，母親連頭也沒有回。

從1961年，她被強行在這所醫院接受「監督勞動」至今，整整受了它二十年奴役和歧視，在她身上沉澱的傷痕怎麼也無法消褪。

我們到達市區的下半城解放西路的重慶市工商聯合會，已是下午五點鐘了。工商聯接待室里走出了四個中年人，將母親的行李接到一個歐式三合院里，母親被臨時安排在招待所樓上住下了。

一位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熱情地為母親搬行李，介紹工商聯的情況。他自我介紹說，他叫李重生，是工商聯的伙食團長，劉局長特別吩咐他對母親的生活起居進行關照，今後有什麼事只需喊一聲小李就行了。

母親從這位小夥子的樸實語言和憨厚的態度中，感到在蔡家醫院二十多年來從沒有過的親切。

今天對年過六十五的母親，有一種背境離鄉的傷感，但很快被周圍和睦的人際關係所沖淡。從今以後，也許有一段較為舒心的生活，記載在她夕陽的人生之旅中了。

第二節：解救范小妹

中共建政三十年來，一面空喊消滅城鄉差別的口號，一面又為建立統治秩序實施了嚴密的戶口管理，將國民划為城市和農村兩類。農民在生活和勞動條件上比城市平民更苦，城裡一個職工再窮，每月好歹有幾十元工資，吃糧按城市居民供應也有保障。農民起早摸黑，常年勞累不得溫飽，成了中國社會最底層的階層。

農村這種低下地位，成為毛澤東關押，奴役「五類份子」的大監獄。每次政治運動，都把被整的人「下放農村」以示懲戒。

文革以後，到1988年十年光景，從二十四中學校畢業的高中學生，累計三千多人，考上大學僅只有十餘人，在1982年到1985年連續四年中竟沒有一個升入大學的，學生在學校混了幾年以後回到農村去，只消一兩年便把在學校所學的東西忘得一乾二淨，並變成農民。

就在這樣的氛圍中，1982年，范小妹在這所學校里「混畢業」了，她要算在她的同學中最勤奮的一個。

但是無論她本人付出多大努力，她的母親寄多大希望，我對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她同她同年級的兩百多學生一樣，只能在高考的榜上名落孫山，她只好回到蓮花大隊的家，同她所有同學一樣，接受回家當農民的命運。

隨著畢業，原先的理想變成了泡影，前途一片茫然，呆在家裡又怎麼解決生活的壓力？她偷偷地哭過，我明白，她那白紙般的心靈難以渡過面臨的歷程。而她的旅程，是一條充滿文革留下來的欺騙丶搶劫丶危機四伏的路。擺在她道路上的荊棘是她難以預料的，也是她的父母和我難以預計的

她的母親和范大伯商量后，決定讓她高中畢業，到德陽九五汽車廠去學一門手藝。范大伯是該廠的退休職工，按照「政策規定」就業人員沒有讓子女「頂班」的條件，這又是一種偏見和岐視。

她將離開的前一天，突然跑到學校來，懇求我讓她帶走我寫完的兩本片斷。我體會得出，那片斷帶在她的身邊，就意味著我在她的身邊，她說片斷上所有的句子，都會在遠行的途中，響在她的耳際。

就這樣，她像一個在大松樹林里到野地采磨菇的小白兔，懷著惴惴不安踏上了遠程的路。

那天早晨五點鐘，天還麻麻亮，在牛奶場的大門口，她的母親提著一大包衣物，同她一起塔趁了牛奶場去火車站送奶的卡車，當她俯身在車上接過我遞給她的書包時，我看見她的眼圈紅腫，眼眶裡充滿了晶瑩的淚珠，我心裏一陣酸楚，淚水奪眶而出。

卡車緩緩地開動起來，她站在車尾，一再招手，一邊抹淚，一直到消逝在轉彎處的茫茫晨霧之中。

一周以後，也就是6月7日，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那上面寫道：「平哥你好，現在，我獨自一人到了德陽，一個人關在屋子裡頭昏目眩，想到你對我的關照，心裏就痛，我沒考上學校對不起你對我的一片真心。現在，我真有點後悔，想到我還是不該離開你們，我看穿了這世界的欺詐……」

第一封信的到來，使我陷入了一連串迷惑之中，她為什麼一個人關在屋子裡？為什麼看穿了這世界的欺詐？難道這些話隱含著一種陷阱？更令我奇怪是信上沒有落下地址，讀這封信越感到一種不祥之兆，她此刻在哪兒呢？

七月中旬學校剛放假，母親和我、劉啟建便坐火車到成都，再改乘北上的火車到德陽並在黃許車站下車。

德陽九五汽車廠前身，是重慶新建勞動工廠一部份，遷川西而建立。

它坐落在寶成鐵路旁，同鹽源農牧場一樣，就業隊是就地滿刑的「勞改釋放犯」充實的，就業人員一方面繼續受殘酷壓迫和剝削，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混雜的集合體，這兒有受迫害的政治犯和受到傷害的老百姓，也有流氓、騙子、殺人越貨的強盜和妓女。管理它的監獄管教，多半是貨真價實的無賴和惡棍。

它的東邊靠著黃許車站，川西平原的靈氣，使這裏風景宜人，然而同大陸美麗的土地一樣，秀麗的山水掩蓋不了這片土地的罪惡。

到了九五廠，我們很快見到了范小妹和她的父親，聽她的哭訴，短短兩個月的經歷，在她稚嫩的心靈上紮下了無數的毒剌。

出來幾個月一無所獲的回去，撞盪生活的美好幻想不但破滅，還要從新回到那破屋裡聽母親沒完沒了的嘮叨？準備著像母親那樣，在分給她的土地上勞碌一生，留在黃訴鎮上吧，又怎麼能應付周圍人群無休止的騷繞？

在中共」改革開放」的年代里，無數同她一樣的農村少女，在向城市遊離的過程中經歷幻想破滅，痛苦徘徊的歷程幾乎是相似的。她們經過生活的摔打，因處在弱勢，只好出賣自己的肉體和良知。一些人變成了城市的妓女，販毒的犧牲者，詐騙新的參入者。

這些不幸的遭遇，成了這個時期駭人聽聞的市井故事。雖然他們都知道，毀滅別人的人自己必將被毀滅的道理，然而他們在毀滅別人的同時，並不願接受自己也被毀滅的嚴酷現實。

不過，范萍就幸運多了，我告訴她，目前地處農村的學校嚴重缺少師資，估計十幾年內這個矛盾無法解決，就在蔡家的幾所邊遠學校都在請代課老師，工資雖不高，但也夠一個人的生活了。只要肯鑽研，肯吃苦，走上講台並不是一件太難的事。如果她願意從事這項職業，我願為她提供鋪導。

建議她暫時到邊遠的學校代課，再看今後的情況來尋覓新的就業機會，總比在社會上瞎撞強多了。經過我這麼建議，她決定跟著我們回蔡家場去。

從成都返回重慶，在母親那裡住了四天，我就和范萍一起回北碚，將她送回她母親身邊，母女相逢酸辣苦澀自有說不盡的心裡話。

這一段初闖社會的經歷給她多深影響，她雖沒說，但從以後她一直避諱提起這段遭遇知道，給她留下了一生難以消彌的傷痕是很深的。

回到蔡家場后她安下心來，聽從我的意見，就在附近的中小學代課，雖然代課的工薪十分薄，但也夠她個人糊口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