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0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三章：一段教書的日子

第五節：對母親的岐視

母親受到的多年歧視和壓迫，至今還在繼續蹂躪她的心，她怎麼能安心在這個醫院呆下去？幾次三番請求調出這個醫院，其實只想圖一個清靜的晚年，夠可憐了！但是她仍像一個叫化子那樣，被政策落實單位一次又一次的當成皮球踢來踢去。

我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後，母親便積極籌劃能在蔡家醫院分得「家」所必需的房子。鄒銀雙的婚事告吹以後，我的安家便成了她最關心的事。

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雖被冤獄奪走了青春和戀愛的黃金歲月，剩下的就只是娶妻生子的大事，「房子」便成了母親需要迫切解決的頭等大事。

眼下醫院正在原來兩層樓的基礎上加高一層，以解決職工的住房要求，兩年前，這個擴建工程開始實施時，也是母親改正右派落實政策之始，黨支部書記，曾指著加高樓層的圖紙向母親保證說：

「我們醫院像你這樣身兼數職，又要挂號，又要作出納，又要負責全院工作的報表，真是難得，我們缺不了你，現在按工齡排，你的工齡也是沒人能同你相比的，這一次分房無論從道義上，還是政策上，你當之無愧的排在分房的第一名！」

眼看著一天天修好的房子，耳聽書記的甜言，她盤算今後的新家規劃，心想能在身前了卻這椿人生大事。然而，她低估了，對她多年的歧視依然存在。

中共統治三十年來，老百姓普遍沒有休養生息的窩。近年來靠恢復農民單幹，老百姓肚子在逐慚填飽后，安家的「窩」便空前緊張起來。

農民住在簡陋的茅草屋裡，還有一個可供遮風避雨的立足之地，城市居民住房的匱乏堪稱為世界之最，據當年重慶市統計，城市居民每人住房面積平均不到1平米。

一個三口之家有一間10平米的小屋已相當不錯。幾世同堂共擠一間或幾家擠住在集體宿舍，中間用布遮擋一下的情況相當普遍。在毛澤東淫政下，城市裡的「吉普賽」人，長期在政治運動中耗盡自己的精力，沒有國家的投資和計劃誰都不敢在「國有土地」上擅自修建自已的「窩」。

毛澤東駕崩，中共新的統治者，提出撥亂反正口號，庶民們為了爭這些破房爛屋，發生打架鬥毆、殺人縱火事件層出不窮！。

儘管國務院頒發了一個國企職工分配住房的條例，規定單位分房按職工工齡進行打分，再按分數高低排隊分房。

但這個條例一到各級基層黨組織手裡，便徹底變樣！掌握住房分配大權的基層黨棍們，運用自己手中的分房大權，或公開竄通，或暗地交易，他們現在又成了搶住房爭待遇的強手。

一幢住房從剛剛開始平地基開始，一場圍繞分房排隊的爭奪戰就明裡暗裡展開了。這種爭奪戰是世界上罕見的中國特產，準確說這是共產主義牛皮吹破后，赤貧者如夢初醒的爭搶。

這種蠻不講理，手長心黑之風一直延續到今天，在利益分配上，此風要一直延續到專制政體徹底解體的那一天。

新房建成后，便成立由支部書記「挂帥」的分房小組，按照本單位中勢力大小和利害關係制定分房辦法。

按小組成員意見塞進「貴獻大小、在本單位工作的時間、業務水平、職務高低」的條款。以體現小組成員利益的打分辦法。任何單位所執行的分房條例，與國務院規定按工齡打分的辦法根本是兩回事！

共產黨一貫有「保密」的規定，凡是黨的政策、會議決議，老百姓是不能過問的。這一條被分房領導小組利用得很好，他們把本該由職工討論決定的分房條例，和打分辦法當成了黨的「絕密決定」。

膽小的醫院職工，事前沒有人探問分房條例，就由醫院的領導和掌紅吃黑的職工在「暗箱」中，任意塞進有利於自己的私貨。

按照當時流行的規矩，蔡家醫院為分配新的房子，也成立了王明為組長的分房領導小組，然而，分房條例卻遲遲沒有公布，蔡家醫院首次住房分配，充滿了詭秘，四十幾名職工預先都不知道分房辦法是怎樣制定的。

分房時，到了公布結果的時候，即使是錯誤的也成了既成事實，這樣的單位，奉行欺善怕惡這個處世法則，成了無可救藥的現象。

然而，老實巴交的母親，吃了二十多年的虧，還在輕信王明給她灌的「迷魂湯」，認為許給她優先照顧的保證，無論從哪一個角度都不容懷疑，雖然她一輩子都在受共產黨的騙。在建房中有人悄悄告訴母親，王明是騙你的，但她還是將信將疑地相信了王書記的許諾！

她搬著指頭算，四十多名參加分房的職工中，工齡在二十年以上的僅只有五個人，這五個人中她排在第一，新的一層樓一共建了二十間房間，第一梯隊的五個人每人佔兩間房還剩一半……

蒙冤二十三年，她一直住在廁所旁邊，一個有起碼人性的人，不會做出再剝奪她正當分房權的事！

然而在分配落實住房的前一天，分配的辦法仍然沒有公布。提前幾天，她已在原來住的三人房間里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那些裝衣服的紙箱子和破爛捆好，一心一意等著搬進那盼了不知多少年的，一個像模像樣的「家」。

因為我從未見識過分房子的事，不知道這分房中，有那麼多的詭計，也從來沒有見過分房條例和分房程序，不會想到掌權者在那裡靣塞進那麼多暗算。

加上我剛剛才接手高中的數學教學任務，連日正在加班加點的熟悉教材，對於母親分房的事情並未充分關注。

直到星期天我回家去，母親告訴我，下周星期三醫院就要分配新的住房了，等要我回來搬東西時，我才問母親：「搬進哪一套房子？」她搖搖頭說：「還沒有公布呢。」

星期三上午我請了假，當我跨進醫院大門時，便聽見樓上人聲嘈雜，一股股的灰塵從樓梯口上直灌下來。我捂著嘴連忙奔上二樓，只見那醫院職工的家屬們正忙著往三樓搬東西。忙跨進母親原先住的那間「病房」時，只看見屋子已是空的，滿地的廢紙破布、空瓶，人卻不見了。

母親的紙箱和木床已經搬走了。不是說要等我回來搬的嗎？我正感到詫異，急忙又抽身向三樓跑去，炊事員秦國秀的兩個兒子正在把一口大木箱抬上樓去。過道上到處都塞滿了紙箱、罈罈罐罐。

好不容易擠上去，在一個屋裡找到了母親。只見她正坐在那堆搬上來的橫七豎八紙箱面前發獃。我環顧了那屋子，只有東北方向那垛牆上留一個窗子，偏偏那窗子的外面便是過道，平時因為要過人所以根本沒有打開。

所以，只要進了屋便成了四面不通空氣，不見陽光的「口袋屋」。

我忙坐到母親的身邊向她詢問這是怎麼一回事？母親木然的看著我，講述了剛剛發生的「分房過程」。

原來，直到昨天下午，分房領導小組的人，才把每個職工這次分配住房的決定，張貼在樓下的布告欄里，母親這才知道，這王書記花言巧語向她許諾讓她滿意安渡晚年的，也是她盼了一輩子的「家」，竟是一間四面不通風的口袋屋。

這位道貌岸然的王書記已消逝得無影無蹤了，反倒是分房小組的人向母親發出最後通諜，必須在明天之內將所佔的病房騰出來。

這天晚上，她整整一夜沒有合眼，想到自己的命苦，想著共產黨給她帶來那麼多災難，整得她家破人亡，她被迫害，被欺騙，為共產黨作了半輩子奴隸，受了大半輩子的欺侮，至今還在受人欺侮不覺潸然泣下。

第二天她還想等兒子回來后，再與醫院交涉，所以遲遲未搬動。誰知，早上剛剛上班，護理室的四名護士和傳達室的小張，五個人奉命一齊擁入母親住的那間病房，不顧母親的反對和制止，便將她打了的背包、紙箱全部搬進三樓「分配」給她的那間屋子裡。

恰是：「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公然抱茅入竹去……」

她就這樣被連哄帶逼地搬進了分配給她的新居，……直到十七年後，她逝世時都再沒有給她一間遮風避雨的房子，使她臨終抱恨而去！

我聽到她這麼一說，便走了出去，對整個樓層巡視了一遍，整個樓層的十套二十間住房都已被佔據。位於西南面的兩套兩面凌空的房子，已被工齡未滿八年的院長李德富、會計許曉龍佔據。另一套則已堆滿了家什，是給即將赴任的付院長留的。

所有通風好，光線也好的的房子，全被醫院里大小「幹部」們搶佔一光。

直到此時，醫院領導們為策劃新房而挖空心思，暗中私自交易並隱瞞一年的私分方案，終於才公開！以王明、李德富為首的分房小組，完全沒有按工齡分房的原則，而是利用職權將本該由大家公開評分的房子私自瓜分了。

對老百姓公開掠奪和霸道、欺騙仍是中共執政的貫伎。我們忍受了二十多年，看慣它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幌子下，乾的對善良百姓的公開搶掠。眼前發生的只是一個小小鄉村醫院，在住房分配時所表現的強盜行為。

當然，這種既要搶人又不準被搶者出聲的作法，早就被我領教，並預先告誡母親，然而我卻沒想到人心會那麼壞！！

此刻我已按捺不住這種被騙，被辱的憤怒，衝上樓去，找王明討公道。行政辦公室里，王明不在，只有李德富心神不定的坐在那裡。不時把頭抬起來，從窗子里窺視著樓上的動靜顯得心虛，見我滿面怒容的沖了進來，心中早已明白，便從坐椅上站了起來。

「你們醫院這一次分房子是根據什麼辦法？」我一進屋並沒有向他打招呼，覺得沒向他大吵大鬧已是很客氣的了。

面對我的責問他自感心虛，他參加工作才七年，在醫院第一次分配住房時就搶在母親的前頭，必竟有點說不過去，不敢像王明那樣說什麼「這是我們醫院內部的事，你們家屬無權過問」的蠻不講理的話。

「你是講你母親分的住房吧！」他沉住氣，有準備的回答道；「她的工齡是全院最高的這不假，我們已對她進行了特殊的照顧。分給她的房子，不當西晒，不受風寒，還是整個樓層裏面積最大的一間。」

睜眼說瞎話是黨棍們的擅長，決不會因此臉紅。

我立即向他喊道：「既然這麼好的住房，我娘就同你掉換吧！你們把一間四面不通風的口袋屋，光線和空氣最差的房間逼她搬進去住，你們還有人性和良心嗎？再說，我也回來了，你們憑什麼把她放在單身職工的檔次。你們不怕她上統戰部去告你們嗎？」

我憋足了一肚子氣提出：「所有的人統統從所佔的住房搬出來，直到弄明白了以後再來從新分配。這是最起碼的辦法。否則，我們不會答應的。」

李德富自覺理虧，心裏很虛，怕我指責身為一院之長，竟公開搶奪老職工住房，當著全院職工不好交待！正陷於尷尬語塞時，王書記突然從門外走了進來。

李德富看到來了解圍人，便退到自己辦公室去了。

王明聽到我的責問，板著面孔回答道：「你憑什麼推翻分房小組集體確定的分房方案，你又憑什麼說我們按單身職工的標準對待你母親？本院的職工像游再郁，肖信芳都是有家的，她們都只分了一間，你也不想想全院這麼多人，人人都要分房，這點房子怎麼夠分配？現在已經優先解決了你母親的房子，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看來他早有準備，想繼續維護他一手遮天的地位。職工的權利和公道在他的眼裡，一直就有桿他自認為必須維護的「秤」，這次分配住房就是用這桿秤稱出來的。分房必須抺良心，這就是他悟出來的「黨性」。

他剛才列舉的肖信芳是一個才廿多歲，才參加工作的護士，按工齡分配怎麼也輪不上她，就因為她是中共黨員，丈夫又在本地的供銷社供職，仗著這小小的背景，她能堂而皇之與六十歲的母親爭房。

王明給她安排的房子，就在母親的隔壁，並與母親共享僅三平方米的「廚房」。這蔡家醫院當時僅只有五名共產黨員，除王明本人而外，其餘四人全都分了房子，這些人全是工齡不滿十年的「年輕人」，按正常的工齡排隊，他們沒有一個人夠資格在這住房緊缺條件下，與工作一輩子的母親爭奪。

我問道：「我想向你們請教兩個問題：第一，你們憑什麼不按國務院按工齡長短排隊分房的規定，兌現這次住房分配？第二，你們為什麼沒有一個分房條例，供每一個分房的人評分，並預先張榜公布？」我提高嗓門，因為我注意到門外被我們的爭吵聲吸引，圍攏的是全體住院病人和全院的護士。

在這種場合下不爭是非曲直，不僅在這一次分房母親受欺侮，今後她恐怕仍會處在抬不起頭的地位。

上一次因為伙食團買菜，我已經同這個一手遮天的人物較亮了一次，我不會放過這一次，我知道母親的處境是要靠「爭」才能改變的。

王明也注意到，在這麼多圍觀者的場合，敗在一個剛剛刑滿的勞改釋放犯手上，他的威信怎麼說都要掃地了。所以他的聲音帶著明顯的」以勢壓人」，故意挑撥說：「分配住房不僅要憑工齡，還要根據家庭人口的數目，你母親就一人要佔兩間住房，全院的職工也不服。」

這真是睜眼強辭奪理，母親的老伴鍾治淵在德陽，退休后要回蔡家場安居的。這是他故意抹掉的事實。而我就站在他面前，難道也要被他抹去么？何況我已四十二了，馬上就要安家，都要靠母親分配的房子才成。

何況，當初把我安置在二十四中的教育局，口口聲聲要照顧我們母子團聚，沒有住房，「團聚」的許諾豈非空話！？

當我一連串的揭穿「落實政策」的假面具后，王光明居然說：「你的住房應由二十四中解決」，理由是我是那所學校的員工。

看樣子，像母親這樣老實忠厚的人，豈有不被他的花言巧語所矇騙？至於教育局對我的騙人鬼話，我壓根就沒有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

我知道，要爭取較為寬鬆的條件，除了靠自已鬥爭，不會從天上掉下餡餅來。而王明眼看我當著這麼多人面，被一個過去踩在腳下的右派指責，怎不惱羞成怒？於是使出黨棍蠻不講理的本領，把桌子一拍，喝道；

『你是幹什麼吃的，你要明確自已的身份，你沒有資格干預本院的內部事務，有話也輪不到你在這裏責問我們』。他聲嘶力竭叉著腰，狂怒巳使他不顧一切！我看到這是一個同派出所汪禿子一個模子里倒出來的，這種人表面兇狠可怕，心卻是虛的。

在政治上未佔優勢時，除欺哄、赫詐別無他法。尤其對死纏他們針鋒相對的人更沒了招數，不甘示弱的我也拍著桌子，回敬道：「你瞞著大家私自分房，一手遮天違背政策的規定，我可以去區委告你。」

這一逼，他氣得臉色鐵青，渾身發抖接連拍著桌子吼道：「出去，滾出去！」

幾名年青的醫護人員在李德富的帶領下，一邊勸著，一邊推著我，將我攔出了辦公室的門外。門「乓」的一聲關上了，這時門外過道上圍觀的人們，七嘴八舌的議論開了。有的圍著我，紛紛訴說蔡家醫院過去欺侮母親的事。

我走到後院的天井裡當著上百名圍觀者，朝著辦公室的那扇窗子扯開了噪門，痛痛快快地聲聲斥責著。這不是罵，蔡家方圓十里地，誰人不知道這蔡家醫院對我的母親和出身有些不良的人，多年來的歧視和虐待？現在是當著蔡家街的居民，替我母親控訴她十幾年受到的欺凌和冤曲的機會。

此時，我聽見了辦公室傳出來大聲吼叫電話的喊聲，那王明拿起話筒正聲嘶力竭的吼道：「喂、喂，是蔡家派出所嗎，請你們馬上派人來一下蔡家醫院，這裡有人正在鬧事」。

那喊聲分明是喊給我聽的，眼看著「階級鬥爭」喊不應了，鬥爭會也不開了，往日欺壓五類份子那套辦法沒用了，今天要想繼續維持自己的霸道，只好求助於警察了。越是想到他還在用昔日對付我們的一貫手段——捆綁，打罵來封我的口，我越是更加起勁地吼開了。

此時樓上搬家的人，紛紛探出頭向下張望，也不知道王明打的是假電話故意嚇唬我們，還是那姓汪的自從在戶口薄上討了個沒趣，對王明報來醫院剛剛發生的事，袖手旁觀了。

我站在天井裡整整數落了幾個小時，仍末見一個民兵，或警察之類的人走進醫院「維持秩序」。直到我的母親走下樓來，勸我回屋去時，我才慢慢離開那裡，院子里圍觀的人才漸漸散去。

我被母親勸進她的「新屋」，但氣還沒有消，當即我就主張把母親的東西搬回她原來住的那間病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事情鬧大一點，最好鬧到市衛生局，甚至市委去，把母親為落實政策，要求回到北碚的正當要求通通捅出來，看看這區委和區衛生局該如何處理？看看這蔡家醫院仗勢欺人的作風該助長呢，還是該遏制？

但是，善良膽小的母親卻依然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她說「忍著吧，不就是為了一間房子嗎，退後一步自然寬，能住下就算了，我們總會看到這些人遭報應的時候。」

在母親看來，這天下是共產黨的，那裡都是共產黨說了算。母親這種忍讓使醫院的人，在她生前繼續欺侮她，以後幾次加工資升級都盡量的卡她。晚年移居北碚，直到她逝世，她連一個養老終生的窩都沒有！！

中國人的「忍」可謂一種傳統美德，勸告的人編了忍字的歌訣，寫成警語字幅，張貼在家家戶戶門口的牆上，我向來認為這同勸人向善的「百過格」，用委曲來求眼前的平安，則終究得不到平安。

「忍」固然在某些場合，是反對專制主義在策略上的一種需要，但無原則的忍，就變成向統治者的妥協。

相安無燥，有時恰恰是中國專制主義施行霸道政治的需要，立足在這個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老大中華民族，受發達國家民主思潮的衝擊已快兩百年歷史，然而專制主義政體還在中國大陸上巋然不動，其原因之一就是專制主義紮根于被壓迫民眾所積沃「忍」的土裡太深。

毛澤東統治二十八年間，中國人民屈從冤獄和慘無人道的奴役；在刺刀下把嘴封起來；在獨裁者製造的遍地餓殍中，寧可忍受啃樹皮草根，茹毛飲血的生活，不敢奮起反抗，還以固守自己祖宗所留傳下『忍』的遺訓為美德。

想我二十三年像畜牲一樣忍受皮鞭抽打，除怒對中共的奴役，在語言上表達憤怒外，也只能適可而止，今天我除了還是忍氣吞聲與母親擠著，『團聚』在口袋屋裡外，還能搬石頭打天么？

我不幸的眼看中華民族在未來的日子里，還將忍受特權階層剝削，眼看他們貪污，荒淫無恥，窮凶極惡騎在勞動者的頭上作威作福。忍受著道德淪喪所造成社會各種醜惡現象。眼看賄賂猖狂，盜賊叢生、賭、毒、嫖的毒害而無所作為；

中國的專制狂和中國人的忍讓，相輔相成危害著這個古老民族。

忍者誠然少了不少眼前的麻煩，卻因此犧牲了公理，犧牲了老百姓保護自己的人權護身符。

忍者助長了掌權者的猖狂，不忍者會因奮起反抗而遭到獨裁者的屠殺，所以才會有：「小不忍則亂大謀」的智者警句，和「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的傳世名言。

現在我悟出了橫掃四舊的毛澤東，把忠孝仁義批得體無完膚，卻對這「忍」的名句格言卻沒觸及的原因。

從那以後，每天早上，各家把爐子一起提到那僅一公尺寬的走廓里逞威，頓時濃煙夾著令人窒息的煤氣，便會從各家的門縫裡竄進屋去。因為沒有出氣的窗口而留在屋裡瀰漫盤旋，常常嗆得母親咳嗽不止。

而我也只好跟著被迫在這間屋子裡結婚生子。

倒是與我們隔壁的肖芳，充份利用了母親的忍，擴大著自己的地盤。

兩家人共享的廚房，基本上被她的鍋、盆、碗佔據，她的丈夫用供銷社的車，成天來往于蔡家鎮所轄的基層政府之間。物資局倉庫，農機站及至武裝部，派出所都有他的熟人和朋友，那間屋子裡幾乎天天賓朋滿坐，熱鬧非凡。

晚上九點一過，樓下面響起汽車喇叭聲后，不一會，便有一群人跟在男主人的身後，上樓后便擠進那屋子裡，少不了兩件事：搓麻將，喝酒。那三平米的廚房頓時煙火滾滾，在油煙夾煤氣之中，一盤盤的炒菜端進那小屋去，頓時猜拳行令之聲響震整個醫院大樓。

吃飽喝足后，便在香煙燎繞之中，鋪開了麻將桌，希里划拉的總要鬧上一整夜。住在隔壁的母親被鬧得無法睡覺，被迫只好天天吃安眠藥。

第二天起身打開房門，本想買一點豆漿之類的早點，可那走廓里，卻滿地堆了空酒瓶和沒洗的油鍋，菜盤以及魚、鴨、雞的骨頭。

至於廚房更是堆得連腳都插不下去，根本就別想進廚房。小心翼翼的把這些杯盤端開一個剛剛插得下腳的小空間，走進去，將自己的小煤油爐好不容易從廚房的角落裡清出來，躲進自己那口袋屋裡，放在那個沒有丟掉的小方桌上，點燃了火，從新過著在二樓病房裡自炊自食的獨居生活。

那廚房已被她完全霸佔，母親組建一個小家的美夢，終於破滅了。

由於長期的監獄生活，我的身體很虛弱，稍不經意咳嗽感冒是經常的事。為了改變這種狀態，在二十四中任教以後，我摸索出規律的生活習慣，因為那裡樹木茂盛，空氣特別好，每天清早六點鐘按時起床，接著便圍著操場，堅持兩千米的長跑。

晚上保持著一個獨自靜靜思考和回憶的習慣。準備著寫出我一生的經歷，用事實抨擊黑暗統治。我和母親在落實政策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和歧視，在客觀上起著鞭策我的作用。

中共改革開放時期，在經濟上實施改良，而政治制度仍然奉行毛澤東那套，人民要求把暴君焚屍揚灰遭到拒絕。對中共欺壓我們的種種霸道，只妤奉行『忍』。

恰好，二十四中這種遠離鬧市的偏僻環境，給我提供了回憶和思考往事的條件，同時也提供了忍的空間，我開始實現早已定下的計劃，寫了許多回憶片斷，為我今後長篇記實的撰寫，作了準備。！

第六節：我的初戀和婚姻

我在二十四中工作安定后，婚姻便成了我個人首先要完成的大事，然而，結婚首先要戀愛。在封建時代，那時中國人在男女授受不親和舊禮教的束縛下，婚姻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來決定。看孔雀東南飛，梁山泊與祝英台這些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戲中悲劇人物往往觸動我。

不過，導演我的悲劇，正是當年抨擊封建制度的中國共產黨。

大學里那段因反右鬥爭釀成的冤魂戀，成了我剛剛踏上人生的一場噩夢，我知道當年演出這種悲劇的人遠不止我一人，好多人自殺，好多人殉情，又好多人被逼著走上不歸路。

但是我沒有死，生命從冤獄中延續下來，婚姻和愛情也延續了下去，直到今天。由於我特殊的遭遇和不甘屈從命運的擺布，使我的婚戀故事，充滿了傳奇和悲哀——

1979年，42歲的我回到蔡家場，冤獄好像決定我此生只能接一個老婆回家過日子。

同鄒銀雙那場「見面散」的戲演完后，結婚對我只留下延續後代的使命，可是我生性倔強，硬要把快死去的愛情拽回來，老天又把一段孳緣賜給了我……

中共統治三十年來，一面空喊消滅城鄉差別的口號，一面為鞏固它的統治，實施了嚴密的戶口管理制度，人為將國民划為城市和農村兩類，農民在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上都比城市的貧民更苦，城裡的一個職工再窮，好歹每月也有二十多塊錢的工資，就是沒有工作，吃糧按居民供應也有「保障」。

農民起早摸黑，還得自己掙口糧，常年勞累不得溫飽，形成中國社會的最窮困的階層。農村這種低下地位，成了中共統治者，關押不服從其統治的「五類」份子「大監獄」，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把相當一批人下放農村，作運動的懲罰，獨裁統治有意製造並擴大了城鄉差距。

惡毒的是，為了防止饑寒交迫的農民向城市逃荒，中共的政權機關加強了戶口管理，一旦發現流入城市的逃荒者，便被收容和勞教，其生活條件的惡劣甚至比勞改更差。

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這種人為差別，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公開等級，農村人要落戶城市，除了嚴格的審批還要交高額的戶口費。

農村女孩子為了擺脫又累又苦的農村，老夫少妻的家庭悲劇層出不窮。這樣的家庭沒有愛情基礎，說穿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買賣婚姻，是中共製造的社會不公平產物。

1980年我和母親的工資加起來總共每月150元，在低收入的蔡家平民和貧困的農村中，我和母親算是蔡家地區的「富人」。

加上當年國營單位的職工老來退休后，直系的後代有頂替父母崗位的規定，我的母親眼看就要退休，誰能成為她的兒媳，便有可能獲得進這家醫院工作的機會。所以我的條件，對蔡家場的貧民和農村女姓，是有誘惑力的。

當時向我母親提親的人並不少，只是她們中屬於街道居民的，都是傷偶或離異的二婚嫂，而且都帶有孩子，在計劃生育年代，要和她們再生一個孩子是不可能的。

沒有結過婚的女孩子，要未在外地已經有了男友，要未是十八歲以下還沒有到結婚年齡的少女，到了法定結婚年齡難說不會變卦，更主要的是，這種單純從經濟利益考慮的婚姻，無異於買賣婚姻而暗藏悲劇。

在我的心目中，未來的伴侶要有相當的文化水平，同時應當不妨礙我的寫作，所以對伴侶的選擇有了要求，可是冤獄註定我今後建立的家，會出現許多不幸。

「片斷」的第二個讀者

我寫完第一本「片斷」時，第一個讀者就是我的母親，她在讀完后，老淚縱橫，並在篇未的扉頁上，留下這樣的話：「看了我的孩子這本用血和淚寫成的片斷，情真意切發人深省，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一頁一頁再現其間，我的心也隨之振動」。

這期間范小妹已經初中畢業升入高中，仍留讀二十四中，因為她已經長大，不便再寄居母親那裡，她的家距二十四中太遠，只能寄宿學校，晚上上自習時，她常到我的宿舍里補習功課，久而久之她對我晚上的寫作引起了關注。

有一次，她很天真的問我：「哥，你晚上常常深夜還在寫東西，看你寫東西的樣子，好像什麼都忘了，心裏也很傷心的樣子，有時邊寫邊流淚，你在寫什麼呀？能給我看一下嗎？」

小妹在我母親身邊生活多年，對母親的不幸很同情，加上她出身農家，對農民的處境，有切身之痛，不公平的社會現實，使她萌生了對現實的反感。雖然她根本不懂政治，在信仰的領域尤如一張白紙。

我想我寫的片斷，會有助於年僅十六歲帶著探索來認識社會的她，所以我答應了她的要求。

我只告訴她，我寫的「片斷」是中共絕對忌諱的，所以我暫時還沒有拿給任何外人看，請她看后不要向任何人張揚。

她便在我的辦公桌上翻開了這些「片斷」，她是繼我母親的第二名讀者。讀著讀著很快她由好奇變得嚴肅，漸漸雙眉緊鎖，看得出她的內心已進入我所描述的境界。兩小時過去了，我已將第二天的課備好，她仍在專心讀著並不願釋手。

我輕輕拍著她的肩說道：「夜深了，明天再看吧。」她才如像從夢境里初醒，閉上了眼睛好像在回味片斷里的情節。

好一會，她才抬起頭來，眼裡綻出一陣很奇特的光，是一種極為柔和的光，我曾接觸過這樣的眼光，低下頭，輕輕地說道：「你寫得真好，像詩，像歌！我差一點都要哭了！」說時，她又抬起頭來，這一次那眼裡分明噙著晶瑩的淚。

我情不自禁伸出雙手，輕輕地樓著她那札著小辨的頭，一面掏出手絹，為她擦去已經奪眶而出的淚，我的心中立刻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暖流在竄動，她把頭靠在我的手臂上，靜靜的聽得到我的心跳……

那以後，她見到我總有一種異樣的眼光，偶爾兩人的眼睛在課堂上碰到一起，她總會低下頭去。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她的弟弟在中午時到我的宿舍里告訴我說，「姐姐病了，請你向他們的班主任請一個假」。

那天下午正逢我沒有課，吃過午飯，便專程去了她家。

從二十四中到她家，足足要走半個多小時，穿過正街和通向廣場的一段機耕道，途中全是田間阡陌小路。今年春節期間，第一次同母親一起到過她家，這一次我是第一次單獨去她家。時值九月中旬，正是收割中稻的季節。

繞過她家門口那池塘，見圍牆上的小門半掩著，走近小門，我在那門上扣了兩下，裏面並沒有人應，於是便輕輕推開門，走過豬圈向那灶房屋走去，灶房裡堆滿了晒乾的包穀桿，我向通向里院的小門望去，院子里堆滿了包穀棒，胡媽正在忙碌著。

再向裡屋望去，裏面一共三間卧室。最裡面的一間，放著一張古式的大木床和糧食的圍囤。靠著外面的兩間小屋，各放著一張小床，一間屋子裡放著一張極陳舊的木櫃，一間屋子裡放著一張桌子。沒有粉刷的泥牆上貼著發黃的報紙，已剝落下來吊在那裡。范小妹正面牆而卧，我進屋時她並沒察覺。

抬頭望去，春節時吊在屋樑上的熏臘肉已經沒有了，這比我在鹽源時詹大娘的家好不到那裡去，看來，胡媽辛勤一生將五個兒女拉扯大，卻落得一貧如洗，這便是當年中國普遍的農家。

我的單獨作客，是胡媽沒有料到的，見了我，比春節那一次還要熱情，連忙招呼我坐下，並馬上走進裡屋，取出一隻裝著白糖的瓶子，給我泡了一碗糖開水。當時，白糖「憑票」供應，農村裡是不分配白糖的，所以白糖很稀貴，糖開水是農家用來招待貴客的「飲料」。

小妹被母親的動作和人聲所驚醒，翻過身來已查覺到是我來了，便坐起身來。我走進了她

的房間，用手摩了一下她的額頭，果然很燙，便從衣兜里取出帶來的阿斯匹林片。

她的母親正忙著燒火弄飯，說一定要我吃了飯再回學校。

屋裡只留下了我們倆，看她臉色青黃，頭髮逢松好像很憔悴，但仍保持她少女的光彩。此時睜大著一雙發紅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我，流露出一種樸質的羞澀。我輕聲地問道：「頭疼嗎」？她點了點頭，問道：「哥，你這麼忙還過來……」

我端著那盛糖開水的碗，拿著感冒藥，遞給她叫她吞下。因為窮，鄉里的人偶感風寒，極少找醫生開藥，一般的就只有靠自己身體的抵抗力了。

吞下藥片，我便教她躺下，給她蓋好被子，輕聲說道「吃了葯，好好睡一覺，發身汗，就會好的」。她順從地躺下，兩隻大眼睛卻盯著我，好像有一種難以啟口的話從那眼裡向我傳遞。

不知是一種下意識的衝動，還是人們稱作的「情」在作用，我彎下腰，親了親她那發燙的額頭，那一瞬間就像有一股電流，從我的身上流進了她的體內。

她緊閉著眼睛，體驗著那種感覺。

為了讓她安睡，我起身走出了她的房間，去幫胡媽弄晚飯去了。

吃過晚飯，已下午六點鐘，我便起身告辭。臨行前囑咐胡媽：「發燒病人胃口不好，熬點粥給她吃，我拿來的葯一定要按時服下」。說完，便站起身來，向裡屋望了望，沒料到，她已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見我要走，便走出屋來一定要送我，說：「天快黑了，那田坎路不好走，我帶你走上面那堰溝鋪的石板路。」

見她已不像剛才我來時的面容，精神也好多了，顯然是剛才吞下的藥力發揮了作用。床前已換下了一大堆衣服，必竟年輕，出了汗，燒也就退了。她一邊說，一邊梳扎逢亂的頭髮，從新紮好了小辨。

「不行，你還在發燒，就是燒剛退也不能敞風，否則病情要反覆發作的」！我反對道。然而她卻走到我的面前抓起我的手，放在她額頭上，我感到那帶著汗跡的額頭確實已經涼下來了。

她固執的說：「我在床上已經躺了一整天了，現在全身的骨頭節都睡痛了，我也想出去走走，活動一下身體。」見她執意要送我，我推遲不過，便囑他多穿一件衣服，胡媽拿出了一件夾衣給她穿在外面。

走出木門，天色已經暗下去，但沒有風，於是她走在前面領路，我跟在後面，一前一後的出了木門，轉過一個彎，便踏上了那用石板鋪成的堰溝小道。

走出不遠，小道伸進了一片茂密的竹林。走進密林中，我們倆便被包圍在綠色的竹林中。夏未的黃昏，竹林里蒸發出一種清新的氣息，這是我倆第一次在野外單獨相處，好像進入了一個只有我倆的二人世界。

我聽得見走在前面，僅一步之隔她那心臟里發出的跳動聲。

我忽然覺得，如果此時，她突然停下腳步，回過頭來只消深情地凝眸望我，我定會立刻將她緊緊地擁抱在我的懷裡，那種我原先以為永遠都不會再屬於我的愛情，突然奇迹般的降臨給了我。

然而，她沒有這樣做，我也沒有這樣做，我們之間始終保持著一步之隔的距離，我們雙方都在用理智約束著自己，因為她太年輕了，一個高中學生，年僅十六歲。而我已是四十二歲的中年人了，而且是她的老師和義兄，中國古老的道德理念，發生了強烈的制約作用，我們都應當自重……

我倆穿出竹林走出堰溝，前面便是蔡家廣場的出口了。

在暮色中，我還來不及向她叮嚀，「等病好了以後，再來上學」。她便已經站在溝上，向我揮了揮手，扭過身去，迅速消逝在暮色籠罩的竹林中了……

不過，感情像一頭脫韁的小馬駒，衝擊著理性的約束，帶著與范小妹初戀的感情，我向母親表示過，我要娶她為妻，但是受到了母親的反對。

逆緣

在二十四中，近百名教職員工中，與母親有過相似遭遇的一共有八人。其中，外語組的王基敏老師和已經退體的鄭修老師，與母親交往最密，雖然處在兩個單位，但處在同一蔡家地區。

過去，「公社」開批鬥會便將她們聚在一起遊街，批鬥，加上兩位老師常到醫院看病，親眼見到醫院職工對母親的欺侮，同病相憐，結下了患難之情。

我到二十四中后，她倆又是我的鄰居，除了常常給我燒開水、弄飯，提供生活上的幫助，還常向我介紹，當年蔡家場和二十四中打手的「赤色」暴行。

兩位老師最關心我的便是婚姻，她倆比誰都替我的婚姻著急，主張找一個能配得上我的，最好也是教師的人作女友。

正好住在我的對面，一位高中政治教師名叫徐樂生的，正為他的表姐尋找對象。他的表姐叫劉啟建，在蔡家地區的衛東中學任語文教員，年齡比我小七歲，已經離異，但無子女。

有一次，蔡家地區的中學教師在二十四集中學習，王基敏和徐樂生便商議，將這位劉老師介紹給我，在那次活動結束的當天下午，由王基敏撮合，我和劉啟建就在徐樂生的房間第一次相見。

她中等個子，五官也還端正，據說也有一段因家庭出身發生的辛酸經歷，受過「勞教」，並與前夫離異。

第一次見面，留給我的印象說不上好，也說不上有什麼致命的缺陷，只是感到她與人交談有意無意流露一種不順眼東西，講到文革年代，眼睛老是愛翻白眼，兩手還在空中舞動，以幫助她表現出某種「造反」的意態，那揮手說話間，不時叉腰的動作，像從當年的紅司令那裡學來的。

這種動作，大大傷害了她那女姓應有的風韻。

恰恰我的弟弟就是被造反派殺害，我對文革的狂熱深感痛恨，從她身上折射的那種陰影，除讓我反感還憑添了一層防範的隔膜。我這種先入為主的成見，已把她拒之門外了，我完全沒有與對方戀愛的初衷。

所以，當王基敏問起我第一次見面的印象時，我只是笑了笑，把這個初次相見的印像埋在心裏，並沒有說出口。

大約過了兩個月，她第二次到她的表弟處來取一些語文教參書，王、鄭兩位熱心的老大姐抓住這個機會，主動當起義務紅娘。把我們單獨地關在她表弟的房間里，我們兩作了第一次交談，我們不僅各自介紹了自己的「遭遇」，還介紹了各自的「家庭」。

她的父親劉學理，年輕時就讀於國民黨成都軍校。抗戰時期，原國民政府川東峽防局行政長官盧作孚，曾聘他擔任北碚市的民政局長兼城防長官。1949年9月中共軍隊佔領重慶，身居北碚區城防長官的劉學理開城迎共，北碚遂和平「解放」。劉學理也成了國民黨「起義投誠」軍官。

不過未到五年，這些本想徼幸自保的人們，一個個被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房屋被沒收，家被洗劫，劉學理被划為反革份子，受到三年的監督勞動管制，淪為無產階級政權下一個赤貧的黑五類。

劉學理五個子女中，劉啟建是老三，自從父親被管制，她才七歲就要帶弟妹。稍大一點，便在垃圾堆里揀二煤炭，拾破爛，沒少受鄰人和同學們的歧視，但她卻因天性的軟弱，從不敢對加給她的不公正表露反抗。

中學畢業后，因為家庭出身，使她沒能考上大學，但卻幸運的當上了小學教師。在她二十四歲時，被西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一個姓王的講師看中，雖然那姓王的比她整整大了十幾歲，並拋棄了他的前妻。結婚使她得到一種新的虛榮，做大學講師又是黨員的妻子，使她感到社會地位膨脹了。

據她自已講，為了裝扮自己體面的家，她不顧工薪條件，追求高檔的傢俱和擺設，寧可負債，向她的學生家長借錢，向兄弟姊妹借錢。

借的錢越來越多，背上的債務越來越沉重，為了躲債，她不得不欺騙上門討債的債主，學會了向債主施以小利來減緩債務壓力，並趁文革期間，學校財務的無政府狀態，將學生交來的學費挪用還債。

於是債主的公憤和無產階級高壓的專政，毫不手軟的將「詐騙」和「貪污」的雙重罪名，扣在她頭上，就因為大約幾千元的債務和幾千元的挪用，她被關進了西山坪勞動教養營，由當時北碚軍管會處以三年的勞動教養。

而那位王姓講師，在判處她勞動教養的宣判大會上，向法院起訴離婚。結果姓王的講師拋棄了她。

三年勞教期滿，她回到老父親的身邊，在她再三懇求下，教育局把她發沛到離北碚二十多里大山上的這所學校，「繼續」當她的老師，那可是一所無人願意去的學校。

我們談完，已是七點鐘了，吃過晚飯後，看天空上月明星稀，一輪上弦月已懸在半空中。她執意要回衛東中學，說明天還要上課。鄭修並不勸阻，只是建議我一定要護送她，王基敏叮嚀道，「燈塔那一帶地勢荒涼，文革期間公路上夜間行劫搶人的事累有發生，所以你一定要把她送回學校去」。

經過一下午的交談，我對她還沒有任何好感，我們雖有相似的家庭出身，經歷也有相似之處，但對於中共的專制政權，她的認識卻與我完全不同，由於相似命運而產生的同情，並沒有讓我對她發生愛憐。但耽誤到這麼晚，也是為了我，我總不能眼巴巴看著她一個人摸黑冒險去走那山路。

我們一前一後走出蔡家場，沿著通向燈塔的馬路上走去，兩旁齊人高的包穀林里黑聳聳在月光照射下，好像路邊預先埋伏的不速之客，會突然從那裡躥出來，用刀和棍棒比著我倆，心便仆通仆通地跳了起來，彼此都緊張的窺測著茂密的包穀林並不說話。

我緊握著一根打狗棒，走到燈塔鄉的十字路口看看手錶已是晚上十一點了，月亮已經開始偏西，光線漸漸暗下來。

當我們走上到衛東中學那段山坡小道時，突然一隻山耗子，從路邊的草叢躥出，從我腳下竄過，驚出我一身冷汗，她在田坎上搖晃起來，好像要跌進田裡，兩手一張便拽住了我的手，為了替她壯膽，我也就緊拉著她的手，走過了那段田坎。

同女人牽手，是我劃成右派后整整二十四年來的第一次，三更半夜的在一片荒野之中，這原是很浪漫的事。然而當時處在緊張之中，我卻什也沒有感覺出來，只覺得背上泛出一陣陣的冷汗。

走完田坎，她才掏出了一支預先準備好的電筒，依靠它，邊用棍子驅趕著藏在草叢中的毒蛇。最後總算到達了沉沉靜睡的學校大門。

校門囗的兩條狗向我們狂叫起來，狗的吠叫驚醒了守校的工人，當木門打開時，我們總算舒了一口氣，將她送到了校門內已完成了我的任務。

於是我轉身告辭，然而她卻堅決不允。來開門的校工是一個四十上下的女工，兩個人一齊勸我等到天亮再回去，因為太晚了，周圍荒山野地，即使沒有盜賊也要碰上野物毒蛇，再說此去蔡家十里路，少說也要走兩三小時，何必冒此危險走夜路。在兩人苦苦挽留下，我不得不改變回返的主意，跨進了校門。

這裏地處偏僻，起居十分不便，比起我所在的二十四中條件還要差，這就是給曾勞教過的劉啟建一個安置！比那供銷社姓秦的又似乎好多了，總算還有一口飯吃。若不是現在「教師」奇缺，在這種誰都不願來的邊遠學校急需補充，恐怕她連這麼一口飯都沒得吃的。

在入過另冊，從地上爬起來的「五類」中，劉啟建算幸運的。

學校很小，這裏原是一家「地主的宅院」，四周兩米高的圍牆圍著一群泥木結構的瓦房，院中兩棵大黃桷樹，顯得非常的清靜。

她忙著把我請進了她的房間，房間里收拾得挺乾淨，在一張桌子上陣列著一個煤油爐，滿桌堆著蛋、米、醬油、和鹽糖之類的東西，她在同那位開門的工友商量一陣后，走進寢室，點燃了煤油爐，安上了鍋，倒了許多油。

我說別去弄了，天已經這麼晚了何況我也不餓，但是她並不聽我的，一面說：「在王老師那裡，我根本就沒吃，她弄的那菜連油都不放怎麼吃？」聽到她的話，一時答不上話來，只好默默的看著她弄「飯」，只見她在碗里，打了整整八個雞蛋，然後往已經燒燙的油鍋里倒。

八個雞蛋，我還真沒看到過這種吃法，那年月雖已經什麼都能買到，雞蛋也並不算貴，但必竟還是非平民食品，整整八個油煎荷包蛋也夠出手大方的。

沒出十分鐘，兩碗面弄好了，每碗面上放著四個黃澄澄的荷包蛋，將其中一碗，端到我面前，那時我一點都沒胃口，又不好推遲！於是順手拿起一個小碗，夾過一個荷包蛋和半碗面，心中暗想，這女人不像一個受過苦的人。

吃過麵條已是下晚兩點半鍾，距天亮充其量還有三個小時，我就留宿在她的床上，她到守門的校工那裡住了。

當我鑽進那白紗紋帳里，一股濃烈的香水味向我撲鼻，好像鄉巴佬初進了大家閨秀的閨閣，迷迷糊糊地一點都沒有睡著。

腦子有些紊亂，好像缺乏條理。這是我第一次同一個初識的女人半夜結伴同行，並且寄宿在她的床上，這肯定因為東方人的習慣與西方人完全不同，別說這種沒有愛上對方的情況，就是已經熱戀而沒有結婚，也不允許發生這種性突破，腦子裡很奇怪，自問是不是這就是大陸人的要女朋友？

然而不管怎麼說，我這一夜印象深刻，尤其對她那種洒脫大方，感到非常的格格不入。管他的呢，還沒有確定任何關係，我想……

夏天的早上五點鐘，天已拂曉，我忙著起身，一夜幾乎沒睡，頭昏沉沉的，好像生了病。好在今天星期天，我得馬上趕回蔡家場，在母親那裡睡上一天。

劉啟建已經起床，如昨夜的那般熱情，忙著給我端上熱騰騰的洗臉水，並忙著去煮豆漿，不過事前已說好，天一亮我就走。

她和那女工一再挽留，我被拖到了七點鐘，還是獨自走出校門，臨別時她一再叮嚀我，下周星期六再到衛東中學來相聚。

當我匆匆忙忙急步趕回蔡家醫院時，已是上午九點鐘了。平時按照慣例，周未我都是回母親那兒住的，昨晚一夜沒歸，自然引起她的追問，我便把昨晚發生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母親很不以為然的說道：「沒見過這種女孩子，初次見面就要留人住宿的」。

我連忙解釋，那確是因為天太晚，加上夜半更深，路上又有狗、蛇，獨自回來確實不安全。她只是囑咐道，下個星期天千萬不要再去了！我點頭答應了母親。說心裡話，劉啟建在我心裏沒有任何位置，當時我心理真愛著小范。

自古以來被活活折散的情侶，總是歸於「無緣」。一聲天意難違的悲嘆，也不知結束過多少恩愛情人的生命，其實認真思索每一個悲劇的後面，必有一雙導演悲劇的黑手。

「梁山泊與祝英台」，「孔雀東南飛」這些名戲也不知賺了多少善男善女的眼淚，然而並不因一曲梁祝，隨蝴蝶翩舞，使現實中新的梁祝不再發生。

儘管「朱麗葉與羅密歐」以憤怒的控訴，痛斥中世紀貴族們帶給人們世仇的災難。貴族們用相互拼殺，來繼續世仇，甚至酋長的親生兒女，也不能不為種族讎隙雙雙殉情。

而我們這個社會，殘酷的『階級鬥爭』，與中世紀專制的野蠻相仿，難道反右運動殘酷地粉碎了我和馬開先的初戀，同中世紀的故事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嗎？當年因為階級出身而被強行拆散的戀人還少么？

而在今天，造成我中年未婚，難道不是這場殘酷階級鬥爭悲劇的延伸么？偏偏老天在將一個聖潔少女賜給我時，當我們真心相愛，卻受到市俗的阻繞。於是我愛情的第二幕悲劇，便毫不留情的降臨給我。

後來在好心的王基敏，鄭修以及其它老師的撮合下，我聽從了母親的勸告，屈服於市俗壓力，狠心地割捨了同小妹的初戀，身不由已的帶著傷感，同意和劉啟建結婚。

毛澤東時代，這種悲劇太多，兩個受害者，因缺乏彼此了解和相互包容，蒙里懞懂建起的家，充滿吵架，這樣的不幸豈止我一人。

殘酷的事實證明，兩個不相愛的人結成的家，不僅雙方是痛苦的，最後必然破裂，我的晚年註定了鰥居，而受害最大的莫過於孩子…….

結婚那一天自己弄了幾個菜，請了熱心我們這婚事的王老師和鄭修，買了一些糖果，吃飯以後去蔡家相館拍了一張結婚照，就這樣沒有舉辦任何儀式，悄悄的我們就在母親那間小屋子裡渡過了新婚的第一夜。

後來劉啟建逢人便說，我和媽媽太吝惜，一千塊錢就打發了一椿婚事，想起來確實寒酸。我和母親平反后，靠自己這點工資白手起家已經不容易，再說，我對這場婚事充滿了無耐。

范小妹我幾乎沒有和她往來，今天突然聽到我結婚的事，一定心裏很痛苦，而她的倩影、笑聲卻縈繞在我的耳際。

果然，結婚還沒有一個星期，我們就為在那裡住，發生了矛盾。按照我的意見，我們三人都應當住在蔡家醫院，我不可能因結婚而拋下母親不管。平時三個人在三個不同的單位上工作，倒也算了，遇到星期天和放假，三個人往那裡聚？

三人住在一間口袋屋中，安上兩張床，且不說擠，沒有活動空間，拉屎拉尿怎麼說都極不方便。何況，婆媳同住一屋，本來就有悖于中國民間規矩！

三個人既不願擠在一間屋裡，劉啟建從新恢復了她的習慣：星期六就回北碚同她的老父親團聚，而我也像以前那樣，星期六便回蔡家醫院與母親團聚。

分居成了我同劉啟建「蜜月」期的奇怪現象，這個剛剛建立起來的家就出現破裂的危機。這難道不是這小小醫院黨支部的壞心眼造成的么？不是中共二十三年迫害結出的苦果么？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