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9日訊】安源大罷工、五卅運動、南昌起義，這些廣為人知的歷史事件背後，有一位鮮為人知的策劃者、組織者或參与的領導者，他就是李立三。被毛澤東視為「半個朋友」的李立三、周恩來的老同學李立三。因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並被迫害「自殺」。但李立三「自殺」始終是一個懸案，成為「文革」亂世的一道不解之謎。

文革興起不久，中央正在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李立三是八屆中央委員，但是沒有讓他參加會議（後來得知，在應出席會議的141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26人被「決定」不讓參加會議，李立三就是這26人之一）。客觀地說，運動初期李立三雖然靠邊站了，還沒受到太大的「衝擊」，因為在一些人看來，他畢竟只是「死老虎」，暫時還顧不上他。那段時間，李立三每天披著個軍大衣去看大字報，或是學習和批判《海瑞罷官》，批判所謂「三家村」等，這時他還發議論說，「舊社會不能沒有清官和貪官之別」，「清官總比貪官好吧？」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后，他作為陪斗者參加了幾次批鬥會，也曾經去一位老同志家裡躲了幾天風，但他還是可以自由活動的。一次他被通知參加批鬥陶鑄的大會，他聽到那些造反派們的胡言亂語，看到對陶鑄進行無情折磨時，他憤然離開了會場。他還公然對一些造反派說：「陳毅是好同志，你們打不倒！」這時期，他見到一些熟人，還互相關照要經得起「考驗」；對於很要好的同志，他還偷偷地議論說，這個「文化大革命」有點像蘇聯的1938年肅反運動，他說他自己準備上萬人大會，但無論怎樣也要堅持實事求是，不能說假話牽連別人，活下去看吧。這年的10月份，他還按照華北局機關造反派的「勒令」，向機關群眾大會再次做「系統檢查」，誠懇交代和批判自己來華北局前後的所有「嚴重錯誤」。

到了1967年「一月風暴」，「揪鬥頭號走資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開始后，形勢就發生了急劇變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國造反聯絡站」的兩個專案人員找到了李立三，對他說：「你工作時間很長，據說劉少奇在上海、東北、武漢、廣州你都與他在一起工作過。請你談談劉少奇的情況。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他現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歷史問題也要清算。」

兩人態度和氣，意思是：好好揭發劉少奇的「罪行」，對你會「將功補過」。

李立三同這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作為他秘書的我有幸成為這次談話的記錄者，而這份紀錄也有幸被保存下來了，成為研究李立三在最後一次的考驗面前，始終如一地堅持黨性原則的有力見證。

李立三詳細地講了安源時期、五卅運動時期、武漢政府時期三個歷史階段的真實歷史。

他說，「安源時期，1922年9月，快要罷工時，主席派劉少奇來安源，」「罷工期間劉少奇初到，認識人少，我認識人多。工人們把我保護起來，由劉少奇出面。《燎原》電影，就是反映這個事。電影中的雷喚覺，是把我與劉少奇寫成一個人。」又說：「二七罷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發之勢。」這時我從安源被調走，劉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領導那裡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脅礦上，但沒有罷工」，因此，「安源沒有受到鎮壓」。劉少奇是正確的。他得出結論說：「這段時間（半年）中，我和劉少奇在一起工作，這一段沒有看出他有什麼問題。」李立三接著講了五卅運動時期。他說，五卅運動中我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調來擔任總務部長（類似秘書長性質）。由我出頭露面。當時工商聯合會，我代表工人去的。工會具體工作，劉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這段期間與劉少奇相處三個月，也看不到他有什麼問題。」

「第三次是武漢時期，1926年到1927年，全國總工會，我是負責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鬥爭中，「劉少奇是支持群眾的。這段時間也沒看出他有什麼問題。」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離開了武漢去搞南昌起義，這以後就再沒有和劉少奇一起工作。總之，「這三個階段沒有看出有什麼大問題。」

無論從當時正在轟轟烈烈開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還是從李立三、劉少奇當時的特殊處境來看，李立三面對極端險惡的形勢，勇敢而公正地為噎成為「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如此「作證」，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迫害升級了

由於李立三不肯出賣自己的靈魂，他的這種「不識趣」的態度，終於觸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給他招來了「殺身之禍」。於是，從各個角落裡伸出了一雙雙看不見的手，開始指向李立三，對他的迫害也隨之開始升級。

首先是康生，他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說：「你們不要以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們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徹底地燒一燒。」於此，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先後開始製造各種政治謠言，點名揪李立三。

接著是林彪的夫人葉群跳出來，編造出離奇的謊言，說李立三曾經反對，並且企圖謀害過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紅旗》雜誌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黃錫章的文章：《反動電影〈燎原〉與中國的赫魯曉夫》。

眾所周知，「文革」時期的《紅旗》雜誌非同小可，一旦被它點了名，被公開宣布為什麼什麼分子，就等於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說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開刀」了！

造足了上述這些輿論還不算，再接著，是關鋒、戚本禹這些「文革」新貴們，不惜親自出馬，破天荒地「接見」了華北局機關名為「紅色造反團」的一批造反派頭頭，直接「指示」他們要「聯合起來」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來的紀錄清楚地再現了當時的情形———時間：1967年5月24日晚10：40至25日0：45。

戚（本禹）：同志們，你們等很久了。對不起，我們來晚了。今天的會怎麼開？

關（鋒）：先學《最高指示》。

戚：（領著學《最高指示》）

關：「中央文革」委託我們來了解華北局的情況。你們不是寫了很多信嗎？（接著問了幾個群眾組織的情況，×××一一作了彙報）

關：劉萊夫怎麼樣？為什麼不鬥他？（當彙報到張邦英是漏網分子時）

關：對，對，應該造他的反。（當彙報到三個蓋子論時）

戚：三個蓋子論，還有嗎？矛頭對準誰？

關：內蒙「無產者」與「一聯」的關係怎麼樣？范儒生怎麼樣？斗他了沒有？

戚：早該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誰？是「紅色造反團」嗎？李立三的老婆斗過沒有？為什麼不鬥她？（回答她不是我們機關的）

戚：北京斗不了？幾百人鬥不過李立三？在北京聯合搞嘛！

5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徹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書信和文字材料自然是被抄走了，就連《紅樓夢》、《劉志丹》等文學作品以及相冊、小孩玩的洋娃娃也拿去當做李立三「變修」的罪證。與此同時，造反派們公開貼出了《勒令》，「勒令」李立三「不得與任何人接觸」，「不得任意外出」，從而徹底限制了李立三的人身自由。

5月31日，在某大學組織的一次有10萬人參加的批鬥大會上，造反派揮著拳頭指著李立三的鼻子責問：

「李立三，你為何還不低頭認罪？」

「我沒有罪。」

「你從30年代就反黨反毛主席，你還不承認？」

「那些錯誤我早就檢查過了，那不是反黨反毛主席。」

「你還嘴硬，你沒有反黨反毛主席，那你為何裡通外國，做蘇修特務？」

「我沒有裡通外國，我不是蘇修特務。」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幹了些什麼？」

「沒幹什麼，我是去學習的。」

「胡說，你和特務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時候勾結上的。」

「她不是特務上司……」

李立三義正詞嚴，據理力爭。造反派把紙攤在他面前，逼他寫出承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供狀。李立三毫不猶豫地揮筆寫道：我完全相信群眾，完全相信黨，會把我犯的錯誤的性質弄得清清楚楚。

事實會證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決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個由各地58個「造反組織」參加的「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聯絡站發表公告稱：「竊取華北局書記處書記職務的李立三，是一個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裡通外國分子。四十年來，他一貫地、猖狂地反對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積極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篡黨、篡政、篡軍活動效勞。他勾結一小撮牛鬼蛇神，進行一系列裡通外國的反革命罪惡勾當，企圖顛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根據這些無中生有的「罪狀」，一個個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鋪天蓋地接踵而來。僅在一個月內，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種造反組織召開批鬥李立三的大型批鬥會達14次之多。

自殺成為歷史懸案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計劃繼續對李立三進行審訊，同時通知他參加下午還將舉行的批鬥會。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語氣說，他身體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鬥會實在也不能參加。造反派做了讓步，允許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鬥會必須參加！

當天下午3點，批鬥會現場早已擠滿了人，但就是不見主要批鬥對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後，主持人宣布批鬥會因故改期。

而與此同時，造反組織的「常委」們正處於焦頭爛額之中，他們來往于華北局機關、二機部宿舍和北京醫院之間，紅色保密電話正與周恩來辦公室、謝富治辦公室和公安部門頻頻聯繫……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華北局機關全體幹部大會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殺，自絕於黨！同時留下遺書一封。

遺書上雲：最最敬愛的毛主席：

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裡床單下。沒有寫完的，請要（派）人找出送你審閱。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李立三死後，造反組織的權威人士放出風來說：6月21日李立三與李莎在汽車上分手時，他的「特務上級」李莎向李立三發出要他自殺的指令，意圖滅口。安眠藥是李莎交給李立三的。

華北局機關幹部對李立三之死議論紛紛，紛紛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種種解釋都讓人疑竇叢生。其中最關鍵的疑點，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殺的「毒品」，也就是大劑量的安眠藥，究竟從何而來？

由於真正的知情人為數極其有限，所以始終沒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結論。而那「權威人士」的說法，顯然是毫無根據的。

文革中的奇特現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而據6月21日當時押解李立三夫婦的常某（批鬥李立三聯絡站的北京地質學院學生）6月22日的交代稱：

昨天李（立三）與李莎在車上對話：

莎：你什麼時間來的？

李（立三）：十點來的。

莎：（在）哪裡吃飯？

李：在機關吃的。

莎：走了。

李：再見。

這是押解人常某寫的李立三夫婦在車上的談話內容。根本沒有向李莎要「幾副藥品」的內容，更沒有要安眠藥的內容。

李立三服用安眠藥有幾十年的歷史，這點我們當秘書的最了解。晚上沒有安眠藥，他不能入睡。華北局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后，鬥爭的矛頭首先是對著李立三的。

李立三一直處於激烈的思想鬥爭之中。當時，出於安全考慮，為防不測，我曾經給李立三的服務員胡玉珍明確提出要求：必須加強對安眠藥的保管，每晚只給李立三兩粒（這是李立三習慣服用量），不能多給。我說，出了問題，你要負責（李立三服用的藥品包括安眠藥，都是由服務員從北京醫院取回，由服務員保管配發給他）。胡玉珍說，她是嚴格按照我的要求辦的。後來，在李立三思想鬥爭最劇烈的時候，服二粒安眠藥不能入睡，就找服務員胡玉珍要安眠藥。胡玉珍對他說，李秘書早有交代每天只給兩粒，堅持多要不給。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對著我大發脾氣，追問我為什麼不給他安眠藥。我笑著回答說：「立三同志，我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靜，向我吼著：「這簡直是笑話，幾十年風風火火我都過來了，難道還經不起這次考驗？你不就怕我自殺嗎？自殺是叛黨行為，這點我明白，難道我能走上叛黨的道路嗎？簡直是笑話。」表現得很激動。但無論李立三怎麼發火，我始終是笑著向他說：「立三同志，請您原諒，這是我的職責，完全是好意，為了您好。」談話只得不歡而散，他對我沒有辦法。

事後我對胡玉珍更加明確地要求：把安眠藥保管好，控制好。這說明，服務員每天給他送兩粒安眠藥，他每天必須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積攢起來。也就是說李立三根本沒有自帶大量安眠藥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機關在整黨中，又對涉及李立三自殺問題（因一些當事人在河北省直機關）進行過一番追查，同樣毫無結果，不能自圓其說。

1980年3月，中央決定給李立三召開追悼大會前，中央組織部讓李立三的家屬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時的醫院「驗屍報告單」，上面記載：身高1.63米（與實際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體重56公斤。這顯然也不符合實際，成了又一個謎。

所以，李立三之「自殺」，始終是一個懸案，成為「文革」亂世的一道不解之謎！

文章來源：《文匯讀書周報》2011年5月13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