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中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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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10月30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章:中共後集權時代

第三節:「平反」第一回合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張青富專門從隊部到山上來通知我,說重慶來了專案的外調人員,要我立即回隊接受「提審」。一面悄悄對我說:「平反有著了,是重慶大學來的人。」

我帶著難以說清的心情,回到棚子里換了一件乾淨的「勞改服」,向山樑走去。一路上,那提審的說法一直在我心中攪動,那法院顛倒黑白,使清白的我身陷囹圄二十年!廿年不白之冤使我對法庭充滿憤恨,怎容得它再來以「提審」重述舊事?

但我馬上明白,我將同虎狼對話,文字獄的餘悸還籠罩著周圍,稍不留意會惹上新的麻煩。隨即想到「提審」中可能發生的情況:對方若故意裝成不了解案情,讓我重述舊事,我能不能壓抑內心的厭惡?面對這無法可依的」法庭」,我該如何與之抗爭?

若僅僅因政治需要,我這種情節簡單的冤案,是全部推翻呢?還僅僅在條文上作些修改?這二十年來,我一直以「誣害」一詞抗訴重慶法院。

但是,我馬上想,張青富告訴我來人是重慶大學的,這在耍什麼把戲?難道重慶大學是製造我冤案的元兇?

(一)複查人的丑悪表演

二十三年前,我在重大讀書時陷入右派的前前後後,此刻又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時我還不滿二十歲。

中共建政初期,靠宣傳營造出一個唯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形象,迷惑統治著人們,廣播、電影、大小開會,街頭宣傳,學校教育,把共產黨的英明偉大說得天花亂墮,幾乎不容我產生對共產黨的懷疑。當然更不能把英明偉大的共產黨組織,想成冤枉我的兇手。

所以第一次把我推上鬥爭會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對這種莫須有的冤情不敢公開反對,沒想到這種天真的馴服,正好是共產黨的陽謀家們,想要達到冤枉人並封人口的需要。

兩年以後,我在南桐界牌公社和叢林練鉄廠,親身經歷了毛氏三靣紅旗,以後又在南桐看守所,親身體會到全囯人民的災難,從而醒悟到這種「陽謀」的毒辣時,我已被釘死在「反革命」的大牢里了,那時我與所有被冤枉的人一樣,想過輕生。

我身旁的受難者一個個餓的餓死了,犧的犧牲了,我從他們的身旁走過來,走過了漫長二十年練獄,我才明白赤手空拳的我,同完全畜謀的,武裝到牙齒的魔鬼較量,無異於以卵擊石。

回想我在空虛和失落中走上人生;在中共所布下的政治騙局中,從一個孩子熬到了中年;在暴政帶來的災難中從無知走到成熟。並痛下決心同這個吃人的制度抗爭到底。!

托蒼天保佑,我是僅存下來的倖存者之一,我總算看清魔鬼共正由強大走向滅亡。

罪這字,在寺院里,是佈道主侍用作誨人的常用語,兒時進得佛堂,往往方丈見面帶兇相的不善之徒,便雙手合什連連頌念「罪過、罪過」,但並不知道這「罪」所指什麼。

長大了,念書以後,隨著知識的增長,懞懞懂懂知道,那是宗教勸人修行的戒律,後來讀到佛門十戒和勸人向善的「百過格」,始接觸先知們靜坐打禪和思過悔罪的方法。這同中共法庭所講的罪,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即使對中共,學生時代,我也從未冒犯過它。

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罪!

想著想著,六隊的兩扇鐵門就在我的眼前,我迅速調整了思路,從容地向何慶雲辦公室走去。

當我跨進門時,何慶雲站起身來,向我指著那辦公桌前為審問專備的小木凳,示意叫我坐下,我拉長了臉,冷冷地向那辦公桌后的陌生人盯了一眼,心中又重新溫習了一道剛剛想過的對答詞。

何慶雲神情木然的坐在左側的靠背椅上,辦公桌上放了一包「大前門」,滿屋香煙鐐繞,看樣子,他們已經在這裏等了一會了。

辦公桌後面,坐著兩個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頭髮已經花百,大約六十開外,鷹鼻上面一雙兇悍的眼睛正注視著剛剛進來的我。年青的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小夥子,我想這大概就是重大來的外調人員了。

兩分鐘沉默以後,那年老者滅了煙蒂開始「提訊」。

「我們是重慶大學保衛科的,」老頭不緊不慢的開了場:「受校黨委委託,專程從重慶坐飛機來對你1960年『反動日記』一案重新複查。」老頭停頓了一下,他眼睛里露出一種凶光,接著說:

「首先,你要認識到共產黨的政策歷來奉行有錯必糾,有錯必改的方針,我們從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輕易放過一個壞人,這次對你的案件進行複查,再次證明黨的光明正大,你要認識到,這是組織上對你的關懷,同時也是給你的一個很好的機會,你要把當年有關本案的情況如實的向我們提供。」

果然,來人是重慶大學的,這種由學校出面進行複查故案的做法,恐怕只有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才會這樣做。難道我的案件,當年是由校黨委提供線索和事實,只不過報到重慶法院去完清一個法律手續?如此看來,法律不過是中共各級地方組織玩弄的戲法,難怪說中共無法無天。

現在,面對刑期執行了二十年了,我申訴了那麼多次,累遭「強行剝奪上訴權」,累遭批判鬥爭后,這老頭再來「糾錯」,並說中共的政策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令人感到可笑?

更堪有那麼多人已含冤九泉,被槍殺的,打死的冤魂,能容忍這老頭子今天在這裏胡扯么?冤案已成事實,還說什麼有錯必糾?玩弄掩耳盜鈴的把戲,恐怕只有鄧小平這類在毛胯下三起三落,幾乎被弄死的「走資派」,才想得出來!

他們怕政權跨台,執政黨易位,失去統治的寶座?又怕毛澤東的死黨真的繼承「正統」,逃不掉被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的厄運,才想出這緩和矛盾的做法?

所以就是再尷尬,也得讓我們這些受害者,忍受這種不倫不類的把戲,高喊「有錯必糾,有冤必改」來掩蓋過去所造的罪逆。

當然,在中國還沒有產生與共產黨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缺了監督,玩這一套是非常容易的事!怪不得人們議論,鄧小平只能在政治上小偷小摸!

想到這裏,我看了看坐在審訊位置上的老頭,共產黨也虧了這些通曉變通的基層老官僚。當年就是這些官僚,奉旨把全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實行焚書坑儒,而今又靠他們把這麼多的血債一筆抹掉,還要二十年死裡逃生的人,向冤案製造者磕頭謝恩。

尤其我每年都在申訴,憑什麼把這些向重慶市法院申遞的狀子,向重大保衛處複述一道?這不是捉弄人么?所以我一向認為法院就是毛澤東玩弄的木偶。

而我現在領會二十年前諸安平所說的「黨天下」,有著多深刻的真知灼見。我那時還沒有理解這個小和尚在向老和尚進言時,已看透了毛澤東,共產黨。

面對這個老滑頭,而不是面對重慶法院,照理我可以拒絕一個學校保衛處所提出的問題。原先準備好義正嚴詞的控詞需要調整。

但轉而一想,我的冤案根子在學校黨委,而學校的黨委是奉黨中央的政策行事的。沒有我被划為右派,我怎能身陷囹圄?我之所以二十年來沒有找學校,便是深深知道這個皮球在中共的腳下從學校踢到法院去了。我不能鬧笑話,做完全無用的事。

而今天球又被法院踢回學校了,所以我立即問道,「請問學校也負責刑事案件的審理么?我不希望在這個程序不明的情況下,回答與本案無關的組織提出的問題。」

我的回答,引起那位做記錄的「書記員」特別的驚鄂:他停下了手中的筆,抬起頭來長時間的注視著我,老頭也好像被問住了,何慶雲也無話可答,複查問案陷於僵局。

其實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是中共早向全國老百姓公開宣稱了的,不過這個黨一直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由誰來代表?說工人或農民那才真是彌天大謊。現在看到,左右共產黨的,原來是幾個中共中央的頭。它是那樣的少,簡直可以個人的名字命名。過去二十八年的執政黨就是毛澤東黨。

不過黨這個名詞在字典里並不光彩,它是有共同利益的人群,為實現共同利益的集合體,在中國「結黨營私」,可以概括為皇帝控制的大臣們操縱全國大局的集團。它從來就是小得可憐的。

其實有關描述黨的名詞幾乎全是貶意,什麼朋黨之爭,黨同代異都是表述爭權奪利的名詞,至於孤群狗黨,黨棍,黨禍更是老百姓用來罵人的。

曾經在中國歷史上釀成冤獄國中,政局動蕩的閹黨,例如明朝的魏忠賢,就留下了殺害忠良的千載罵名。

同其它人一樣,二十多年前,我被第一次推到鬥爭會上時,那種失魂落魄,至今想來真是羞愧難當。

當我糊里湖塗的跟著同學們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像父親時,我是絕不會意識到我正充當了他攫取皇冠的擁護者。後來又強迫我們充當了他的犧牲品。

而今看穿了反右派的鬼把戲后,我的內心滿是懺悔和痛恨。

毛澤東當年將我划為右派,鄧小平在二十年後又為我平反,統統都是為建立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需要,在這種翻雲覆雨之中,我既感到被捉弄的悲哀,又十分無奈。

眼下為了早日出獄,我也只能裝聾作啞。不過,要我跪著承認自己的錯誤,我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面對老頭子的提問和要求,強忍著內心的反感,還是把當年我乾的荒唐故事從述了一遍。

那老頭子悠然的抽著煙,把口裡吐出的圓圈甩得老高,看得出他對於我所講的荒唐往事,並不感到絲毫興趣。這種故事,在當年出身不好的大學生中真是太多了。

戲,演了二十年,我幾經生死,總算到了收場的時候了。

我從他那老奸巨滑的眼裡看到他正打著主意。他裝出替我昭雪的那張面孔是多麼虛偽,其實他正打著從我身上撈取好處的算盤,對我心裏滴下的血,除冷笑和渺視外,不會產生任何同情。

大老遠從重慶坐飛機到鹽源來,總不能空手而歸!

「噢!對了,證據」老頭狡猾的眼睛露出假裝的為難,告訴我說,收集證據是他平反的最重要的工作,「請你把那兩封從南桐寄給重慶大學的信,詳細加以交待,最好你能向我們提供這些信件的郵局的收據。」

這又一次在觸我心中的傷疤,當年我向我稱為母親的學校黨委,表白自己絕無對她的「反心」,為加重自己的誠意,用大學生向黨交心的時髦形式。這兩封血書,同當年許多年輕人的交心書一樣,除了證明我心理上的失態,能說明什麼呢?同時誰還記得這段思維混亂中的細節?

何況,整整二十三年,我經歷農村,看守所,監獄,流放等幾個場所,歷經數以百計的大搜身大檢查,連原來的判決書都沒有了,怎麼可能還將兩張郵件的收據保存下來?我意識到這個老頭在故意的耍弄我,以獲得卑鄙的愜意。

於是我搖搖頭回答說,「時間已過了二十年,我已無法想起當年我幹了些什麼,至於郵件的收據我完全沒有印象,現在要我拿出這些證據豈不是強人所難?難道因為拿不出郵局的收據,就可以改變事情的真像嗎?」

我的語氣變得憤怒起來,這老頭沒有吭聲,那坐在一旁的何慶雲也明白那麼多封申訴信,他肯定拆開看過的。

我現在只有悔恨當年的無知,對重大黨委毫無防備,我真相信這個組織就是我的「母親」,可沒有想到,它毫不猶豫的給了我二十年牢獄之災!

可是老頭的臉色沉了下來,悶聲問道:「那麼你現在回憶一下,二十年前,從南桐叢林煤礦的集中地,在你的鋪位上搜出來的那本日記,是從那年那月開始的,都寫了些什麼?」

這又一次扎到了我的痛處,這本日記作為判我十八年徒刑的原始依據,早已被法院收去,至今肯定還保存在法院的檔案中。現在,我已不屑再去回憶當年為擺脫痛苦,挖空心思偽造出來的東西。

我在二十年中已反覆說清,我已脫胎換骨,我已從乞求寬恕中認清了中共!認識了自已,這是我從煉獄中得到的最大收穫!!

既然已經明白了,面對這個坐在我面前的黨棍,我心裏燃起的是一把怒火!於是怒聲回答道:「你們既然什麼都掌握了,還問我幹什麼?難道這一切重大黨委沒有責任嗎?」

這一聲責問使老頭收斂了,他不再像開初時那樣盛氣凌人,他既不能用施捨恩惠來哄我感恩,又不能就此翻臉。嘀咕著說:「我辦了這麼多右派案子,頭一次看到你這樣惡劣的態度。」最後匆匆收場道:「好吧;給你一點時間,把今天提訊中所有的問題,仔細的思索一下,並寫出材料來。」

老頭子結束了對我的第一次提審,對這個第一次見面的老頭,對他故意挖傷疤的提問,我已經最大克制了。既然是為我昭雪,我本應站在原告立場,聘請律師在法庭上辯護。但情況絕不是那麼一回去事。

他要我現在裝扮出一個被整后,受到恩赦的玩物。可我提出的質問卻使他吃驚,我因此想到其它獲平反的右派同學委曲求人的處境!世道沒有變,當年整人的人又是今天執掌平反大權的人。!

他身邊那位書記員停下了記錄,按照老頭吩附,從皮夾里取出了一疊白紙遞給了我。

懷著一肚子苦澀,我走出了那辦公室。對這種戲謔的平反,我毫無快樂的感覺。因為,坐了二十年牢我現在已將牢底坐穿,才來『平反』!天下那有這等無理的『衙門』,這等荒唐的亊?

走出鐵門便碰上王文典和肖弟良,他倆倒是懷著美好的祝福,詢問提審的經過。我苦笑著感謝他們的關心。

(二)第一次到詹大媽家

下午詹大媽和劉大媽又來莊稼棚了,他們倆最關心我落實政策的「結論」。我心裏因為有疙瘩,不願向他們提到鄭老頭演的戲,因為這兩個善良的老人是不會懂得「人肉筵席」的。其實像他們這些勞苦的民眾,幾十年來,又何賞不是在中共擺下的筵席上,任統治者的筷子,挑來挑去的吃呢?

當我回到莊稼棚,詹大媽在門口坐著,她已經聽到老吳說重大來人的事,見我走上山來起身迎著我,告訴我,下午六點鐘,一定要到她的家裡去,她有事告訴我。

過去她和劉大媽曾幾次邀請我去作客,都被我婉言謝絕了。因為當地人的習俗,凡是去人家裡第一次作客,都不能空著手去。我窮犯人一個,用什麼去作第一次見面的禮物?而且,去人家那裡作客,肯定又吃又包,我會因此而十分尷尬。

但今天此刻,被重大來人整整三個小時「提審」,弄得心情極為煩燥,如果趁此去梅雨走一趟,散散心興許會衝掉剛才的不快。

同時想到在這兒已經整整十五年了,還沒有像像樣樣的去普通百姓之家作客。對他們的風俗人情所知甚少,說不定什麼時候要我捲鋪蓋回重慶,這種一無所知還是一種遺憾。想到這裏,我打定主意,今天下午六點以後去梅雨走一趟。

同每天一樣,下午七點鐘各組已收工完畢。山樑上靜悄悄的,除了有一兩個揀糞的人影在四號梁子晃動外,看不到一個流放者。此時兩個老大娘已背起了帆布飯包,呼喚著各自的畜群,沿著那條老路緩緩而歸了。!

夏天的鹽源山坡上,下午要到八點鐘夜幕開始降臨。此時距天黑足足還有—個小時,我向老吳打過招呼,便跟在詹大媽放牧羊群的後面,緩緩地同她一起向山下走去。

詹大媽開始詢問今天白天,重慶來人「提審」的情況。因為我實在不想再談「提審」事,有意問她的小孫子今天那裡去了?

忽然她試探性的向我說道:「你也快脫法了,苦日子也熬出頭了,人也四十二了,該馬上成家了。」

真的,愛情、戀愛、婚姻,這人生中一個重要里程碑,竟被漫長的二十多年冤獄給埋掉了,至於愛情和性的慾望,也在這段與死神和魔鬼的搏鬥中無意忽略了。實我何嘗沒有渴求一個善良女孩子在我的身邊?!然而所有一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都一次次被殘酷的處境化成瞬間幻影消失掉了!

母親給我寄來那張鄒銀雙的照片,一直就夾在我的筆記本中,說不清是什麼感情,有時候,想到自己危險的處境反倒覺得獨自一人更好,因為一人而無牽無掛,就是在我一朝面對死神時,也少卻了後顧的憂慮,心中反而平靜。

不過,現在我該如何回答身旁這位老人的關愛呢?倘如說:「大娘你就別管了,我不會結婚的」。那就未必太失人情常理,只好用沉默靜候著她往下要說的話,果然她開口了:「小孔,你有文化,人也挺好,脫法以後就在我們梅雨鎮安個家,我替你介紹一個對象。」

平常交往中我知道她是一個說一不二的人,說出來的話一定要辦到,聽她這口氣大約已經為這件事籌劃多時了。「哪!我們公社的農機站里,我的一個侄女在那裡當工人,今年才二十七歲,我看你們挺般配。」

我實在沒想到,今天她特意邀我去她家作客,竟是為我當紅娘來著。心裏不免掠過了一陣緊張。

像還沒紮根的水靣浮萍,當時我對今後的前途還沒有定準,何況母親在重慶眼巴巴地等著我,說什麼我也不能在這裏安家!

面對老人的一番好意,我無法生硬的拒絕,只好說道:「還早著呢,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脫法,脫法以後幹什麼,弄不好會連累別人的。」

但是她卻很認真說:我那侄女兒,人雖然有點胖,但是體力極好,人也能幹,今天我已經將她約到我的家裡,你們見見面。」她這番熱心很難拒絕。

天色漸漸地昏暗下來,將到梅雨村,那些在河彎里的大大小小被綠茵環抱的村落,在幕色中升起了裊裊青煙。走過草坪,沿著一條青石板路再往下走,便是村莊的地界了,這地方,我們每年挑草都來過。

她把兩個一同放牧的孩子叫過來,吩咐他們繼續向前,把羊關進公社的羊圈后,一定要上鎖。

關照完畢領著我向一條青石板路走去。石板路被大樹覆蓋著,十分的涼爽,幾隻蜜蜂嗡嗡作鳴,平添了矮牆茅舍里的安靜和祥和。「文革」的烽火沒能燒著它。

大約快九點鐘了,天色已經很黑,經過的園子里傳來挖土的聲音和人聲。詹大媽告訴過我,現在土地包產到戶了,家家戶戶都起早貪黑的。

如此走過了十幾家人家,在一段半截泥牆和一幅柳條編的小門前停了下來,詹大媽向門裡邊呼喚著她的兩個小孫子,兩個孩子蹦跳著從裏面跑出來,一見他們的奶奶把老師請來了,立刻迎上來打開柳條門,很有禮貌的喊了一聲:「老師,請進屋裡坐。」

我跨進柳門,只聽見一陣陣蜜蜂的朝王聲,那大約只有三尺寬的屋檐下,整齊放著六、七個蜂桶,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村婦女,正戴著用白紗布做的防蜂帽,在一個蜂桶里舀蜜。我才明白詹大媽送給我的蜂蜜,都是自家採集的。

從柳條門到「堂屋」,大約十五米長的石板小路兩旁,長著茂盛的蔬菜瓜果。走完石板路跨進大門進入堂屋,迎面就是一個留著草木灰的火炕。這是山區百姓人家家家都有的取暖設施,每逢夏天,落雨後天氣很冷,主人引燃火炕里的樹根疙瘩,一家人圍著火炕取暖烘乾被打濕的衣服。

「神龕」上留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堂屋中間除了一張木方桌和四條長板凳外,屋角里放著一些還沒有來得及收拾的農具和幾個老樹根,川西地區的貧苦人家大致都是這樣。

詹大媽進門摘下她的帆布碗袋和蓑衣,一面招呼我坐下。這時一位四十歲上下的男子從裡屋走了出來,大媽向我介紹,這是她的當生產隊長的大兒子,我每天上課所教的兩個孩子便是他的兒子。

大媽把兒子叫到一邊,在他的耳邊吩咐了幾句話后,他便出門去了。兩個孩子正在裡屋完成他們的作業,大媽也去灶房裡弄飯去了。

我跨進了孩子做作業的房間,那屋子裡除了一個糧食櫃,兩張古式的木床和舊木櫃外就再無別的傢俱了。看來這位平時為人慷慨的大媽家裡實在很貧寒。在那個年代,農村人一家人能有幾間土瓦房和自留宅園,賺一個溫飽,便是很富足的人家了。

這時天色黑盡,采蜂糖的女主人收了白面紗,脫下防蜂帽和手套走了進來,去灶房換下詹大媽。大媽便端著剛泡開的一杯茶,走進了堂屋遞給我,介紹說:「鄉下人喝茶全是自己種的。」我恭敬的端在手裡呷了一口,那茶是甜的。

她坐在我的面前,向我聊起了農村的熱門話,她說,土地包下來后,今年她在承包土裡收的包穀,比往年從公社分的糧食增加了兩倍,現在一家人的口糧不愁了,還可以用來餵豬。說著她興緻勃勃地領我去參觀她家新修的豬圈。裏面喂著一大一小的兩個豬。

她指著那大架子豬說,今年的過年豬有了,到時候殺過年豬時,你無論如何都要來吃我們的「刨湯豬」。緊靠豬圈,是用竹篾圍成的雞圈,到了下半年她打算喂幾十個雞。

看來農民沒有從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裡得到溫飽,這些年農民們總算吃盡了苦頭,這個大救星帶給他們災荒飢餓的苦果,到頭來還得靠自己的雙手,依靠自己的勤勞才得解脫。

詹老大出門足足過了一個小時才回來。不過他並沒有請來詹大媽要他去請的客人,說:「今晚農機站不湊巧,臨時加班,預先沒同人家約好,所以只好改期了。」

說罷便從懷裡摸出了一張兩寸照片遞給了我,說是姨妹托他將照片帶給我,當時鹽源的相館還沒有彩色照片,我接過那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個標準的村姑打扮,穿著白色印花的襯衫,胖胖的臉蛋旁垂著兩根又粗又短的黑辮子,腳旁放著一個花籃,背井和畫面並不十分協調,但她那種青春活力的氣息散發出一種誘人的光彩。

「怎麼樣?大娘隨即向我發問道,我用點頭和微笑來表達我的模稜兩可,那決不是因為我的眼界太高,恰恰相反,脫離生活太久了,在我從新回到生活中來時,那種拿不定主意的心情使我有一種身不由已的感覺。

正是「殘雪暗隨冰筍滴,新春偷向柳梢歸,可憐鬢髮蹉跎老,每惜梅花取次稀。」(北宋—張耒)

大媽已將豐盛的晚餐放到堂屋的桌上,自從1962年我從重慶監獄流放西昌,至今整整十七年了,除了幾次在甘洛,黃聯關用衣服換糧食,應邀到農家正式作客還是第一次。

同詹大媽一家圍著方桌共進晚餐時,我像一顆乾渴多年的老樹,沐浴著這個溫馨家庭的甘霖。而今我已四十多歲了,來到這個家庭里,有一種說不出的陌生,對著面前的菜淆出神。細心的詹大媽觀察到我的哀傷,不斷為我夾菜,用寬慰話分散我的注意力。

那一夜,我十一點鐘才離開詹大媽家,我的兩個學生打著電筒一直把我送到五號山樑子六隊的地界上。我踏著深夜露水初降的草地,藉著下弦月灑下的銀光,獨自回到了我的莊稼棚里,老吳也剛從農場場部看完電影歸來,大約已是深夜十二點了。

這一夜我躺在床上想,我正面臨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回重慶后,我以怎樣的身份踏入社會:五類?准五類?獲平反者,還是被政策施捨的人?社會會以怎樣的方式接納我?我又怎樣立足在現實中?在陌生中怎麼找到自巳的位置,建立新的社會關係?

詹大媽的話和她的關懷又一次重現眼前,母親寄來的那張照片,以及大媽拿給我的照片一齊都閃在我的腦中,人真是非常微妙,二十年監獄里想都不敢想的事,現在突然擺到我的面前,要我面對,要我選擇。

然而,我不能在當局流放我的地方安家,這算是我對命運的抗爭吧!上午那老頭「審案」的對話,老頭的戲謔和官腔令我厭惡,那口氣里的施捨和恩賜令我憤怒!我在火炬中寄望的巨變並沒發生。

好像我仍生活在以往一樣的環境中,使我對即將踏入的地方產生疑慮,那不是鮮花布滿的美好世界,興許又是一個隱約的陷井。對前景茫茫未知的擔憂油然湧向我的心頭。

(三)飛起來吃人

幾天後,隊長再次派張清富來莊稼棚里喊我回隊部「傳訊」,這次是重大專案組的複審,也是終審。出我的意外,上次提訊的主角沒有在場,坐在辦公桌後面的那一位在第一次預審中的書記員。

「我姓崔,是重慶大學保衛處的。」年青人自我介紹道,口氣很和藹,「這次重大保衛處專程派鄭老師和我來這裡是對您的右派,和1960年的「反革命」一案,重新調查審理。為了弄清幾個關鍵的疑點,上次請您寫的材料寫好了嗎?」

估計他才從政法學院畢業,對共產黨那套還不熟悉,我從上衣口袋裡掏出兩張昨天寫好,應付鄭老頭的「待查材料」交給他。

他將材料接過手,看了兩遍便夾在一個卷宗里放進了公文包。沉呤片刻,又問了一些當年反右派的細節,以及叢林集中地另外的幾名同學。最後問到我的家庭情況后就結束了整個的「複審」。

其實連這次「複查」都完全多餘,事情擺了二十年,不會變質,一切都看「共產黨」怎麼作弄我了!

重慶大學的調案人員是什麼時候走的,我並不知道。離最後一次問案大約五天後的中午,我從看莊稼的棚子回伙食團取飯時,胖胖的馬事務長站在籃球場壩子中間,高聲把我叫住,一邊從懷裡取出一封信遞給我,「諾,這是你們學校那個姓鄭的老頭臨走時托我轉交給你的。」

馬事務長向來講話聲如洪鐘,且多幽默,大家都叫他馬大炮。當我從他的手裡接過那封信時,聽他解嘲似的吼道「你算有本事,鬧了二十年,居然把案子鬧翻了,不過不是鄧爺爺,你一輩子都難翻身。」

我看那信封印著重慶大學四個紅字,心中一愣,這鄭老頭何必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的「公務」呢?難道還有什麼要用「書面的審問」才可以弄清的嗎?

我拿過信,並沒有扯開它便轉身離去。

「噢,還有」馬大炮繼續站在那裡向我喊道:「那姓鄭的再三關照,要你回重慶后,先要到重大保衛處去一趟,因為,關於你落實政策的事全由他們負責,他們要向你交待有關的政策。」

我心中一怔,難道這裏面裝的就是正式的平反通知?於是把信揣在懷中,快步的提著飯籃子沿著小路向山樑的看守棚走去。

回到棚中顧不上吃飯,便急忙把信拆開讀了起來:「孔令平同學」那信箋上抬頭的稱呼,已與我相違了二十三年!。

繼續往下讀去:「這次我們專程從千裡外來到西昌鹽源為你落實政策,通過我們大量艱苦細緻的調查,終於才基本上查清了你的問題。」

讀到這裏,一種感激的衝動湧上了我的心頭,但不知為什麼,我始終對那鄭老頭產生不出任何的「報恩」情來。他的信與他的提審竟如此不同,令我困惑,繼續地往下讀:

「現在我們已完成任務回重慶了,因為聽說西昌一帶盛產蜂糖,核桃和大白瓜子,本打算順路帶些回去,但因為從重慶來的時候走得太急,帶的錢不夠,現在隨身攜帶的錢只夠作回去的路費,經與你們馬事務長商量,請他能為我代購蜂糖十斤,核桃十斤,大白瓜子十斤。所用的錢,他答應暫時為我墊一下,我回重慶設法給他寄來,請你在回重慶時能順便將這些東西帶回,在重大保衛處面交給我。」落款處寫著鄭樹勛的大名,時間是1979年7月。

讀完此信,心中一沉,剛讀信時冒出來的感激之情,頓時被後面這段文字像一盆髒水潑熄,想到十天前坐在「法堂」上提審時,他那施捨和盛氣凌人,使我嘔心。那正是: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一班齪齟堂構相承。」封建時代,權臣弄權,使朝綱敗壞,惡吏猖厥,冤獄叢生。往往貪官污吏藉著冤獄的塗毒,對無辜者趁人之危敲詐勒索,「竹杠好敲受冤人。」「衙門八面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就連普通獄卒也用得滾瓜爛熟。

清朝未年,冤獄泛濫,近百年中國民主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大清王朝被民主革命所推翻,究其原因,猖厥的冤獄和腐敗的吏治是一種摧化劑。

中共奪取政權后,毛氏二十八年統治,被民主革命浪潮卷沒的各種沉渣,以空前速度從新泛起,其數量之多,情節之荒唐,比前清末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冤案配上」解放人類、「光明磊落」、「革命」、「有錯必糾」這些漂亮外衣,打扮得說不上來的醜惡!

它不但演唱了中共統治的老底!更向世人昭示,「革命」和「改造」怎樣掩蓋獨裁專制的地獄黑幕!而我不但親身經歷了這個地獄的全過程,臨到收場時,還要親身領受一下,共產專制的惡吏「敲詐勒索」是怎麼回事?雖然演員的扮相太令人嘔心。

其實這鄭老頭說來也夠愚蠢,勒索的東西如此低微,既不是黃金白銀綾羅綢段,競是區區十斤大瓜子、十斤核桃、十斤蜂糖。其價值之低微創勒索之「記錄」!所用的障眼法更令人可笑,需知那馬大炮雖與鄭老頭「同朝為官」,可素不相識,憑什麼要為鄭老頭去墊錢購買?鄭老頭的真實意圖從這封信里已一目了然,對他初審時的一本正經全都戳穿了。

就是在大清末年,吏治腐敗的慈禧時期,這索賄的事一經老佛爺查到,「怪責下來」,也要對索賄人依律嚴辦的,輕則丟官、重則丟命。再愚蠢的「官」都不至於貪財妄命到連後果都不顧的。

索賄也得講技巧,一般都授意下屬,擺設陷阱,使受害人就範而巧取之。決犯不著為三十斤山貨留給被索者以書面把柄。

要麼這鄭老頭實在配不上官場老手,要麼索賄已成「無產階級」專政合法之風,被索者就是去告官也奈何不得。不過這種煞似小流氓對小百姓的勒索,竟玩到我這種重刑犯頭上,也太輕視了二十年改造的功力!

把我這種當局視為頑梗不化的反改造尖子,交給如此平庸的老流氓審理,真是對我莫大的渺視。原判如此粗俗已夠鬧笑話,復判又如此兒戲,可悲的政治犯在草菅人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死亡大半,還要對其倖存者任意猥褻,只有在中共獨裁統治下才會發生!!

好在當局嚴密封鎖著新聞媒體,使得像這樣的醜聞被死死捂住,否則就憑這大量官場腐敗拿來公開曝光,這個政府早已是千手所指,難以維持下去了。唉!新聞封鎖對於保護中國黑暗的專制統治真是太重要了啊!

好在,我已習慣了忍耐,對於殘暴和腐敗的中共各級官吏,旣已認識清楚,中共的嚴刑竣法會在監獄中輕易打死瘋子,像劉康雲丶劉志和等因說胡話可以拉出來槍斃,甚至像那癩子可以關起來亂棒打死,在我頭腦里烙下的「暴政」烙印太深,難以忘懷。

至於官員走後門,公開索賄行賄,因媒體被嚴加封鎖,所知甚少,現在總算親身經歷到了。

向一個一無所有的政治犯索賄,在現今民主國家裡是不可思議的。這鄭老頭所以公開索賄,仍因官場腐敗到了無可顧忌的程度了。

可我還必須清醒地面對現實,因為平反回重慶后,我首先得找工作,尋生活的基本條件。而今後工作的安排,待遇的高低,還不憑這老滑頭簽字的「鑒定」意見?倘若順他的意願,安排一個好工作,多拿的待遇補上這三十斤山貨,算得了什麼?

怪不得當時回校落實政策的同學都帶著「貢品」,先拜「落實政策」的菩薩。敞若在這個問題上不通竅,慢待了菩薩,意味在新生活開始,就給自己今後設下了坎坷,難道我二十多年還沒受夠么?

這麼一想真還不敢得罪這鄭爺,想我死裡逃生撞過了重重牢獄關,今天自己的命運還操縱在這鄭老頭手裡?不禁悲從心來。

要不幹脆先發制人,把這封信往上交,告倒這老惡棍,從他的手裡奪回今後命運的操縱權,興許是上策,但轉而一想,我的舊案子還沒翻過來,現在政策還沒落實,反把落實政策的人告了一狀,這連環狀子又怎麼了結?

何況現在我所依憑的,僅是鄭樹勛托馬大炮帶給我的信,這封信並不足以證明鄭老頭勒索的證據,這種共產黨內污七八糟的事,也只能「查無實據」了!

包公已死快一千年了,今日以說假話和諂媚為能事的官場中,那有斷奇案的清官生存餘地?清官也成右派或右傾份子了。既然黑白不分,積重難返,真告官又搬不倒,豈不是引火自焚?當然我憑著這二十年練出來的「橫勁」也不怕誰了,但必竟已過四十歲,還有多少精力能在訴訟里打一輩子滾?

不過細算三十斤山貨,在那個年代都屬一類統購物資,市場上是憑票供應的,沒有票是看都看不到的。若論黑市,以蜂糖每斤三十元計,十斤蜂糖就要三百元才能買到,核桃也差不多就這個價,三十斤山貨備齊非一千元人民幣。

對每個月僅兩元錢的赤貧奴隸,則要足足服刑四十年才能揍足,也許落實政策會領到一筆安家費,就用這筆安家的款子全用來買鄭樹勛所索要的「見面禮」,帶上這沉重的三十斤,遠涉千余公里,乘了汽車換火車,就把獄中的破衣爛裳和被蓋全扔掉,還不知怎樣將它們運回重慶,當面交給鄭老頭!

想到這裏,便對這個面目獰猙的鄭老頭子好生痛恨。這一夜我翻來覆去的睡不著,直到了天亮了,還沒有想出一個應對的良策,思來想去,不如把這封馬大炮交給我的信,又奉還給他看,看他讀後,有什麼高招?

馬大炮必竟是中共獄吏圈子裡的人,興許能說清這信里的內幕,拿得出一個比較周密的應對方法。

於是一大早我便去隊部找他,那時他正在食堂里用早餐,從我手裡接過那信箋讀罷便淡淡一笑。邊搖著頭嘆息道:「這幫人也夠厲害的,飛起來吃人,吃人還不吐骨頭。」

這真是局內人看局內人,看得多了便真了、深了。中共政府機關這種勾當,他已見慣不驚了,「飛起來吃人」可謂對公檢法真實的寫照,不但吃人不吐骨頭,而且連骨頭毛髮都要吃凈,我被他們關起來吃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僥倖生還,還嫌沒吃夠,追著還要再咬我一口。

馬乾事既如此評價,我便說道,「馬乾事你是知道的,我整整服刑二十年,除了破衣爛裳一無所有,那裡拿得出這筆錢來進貢?再說回重慶交通不便,路又那麼遠,要我馭三十斤貨回重慶,不是要我的命么?那重慶來人我又不敢得罪他,我該怎麼辦?」

他瞪了我一眼,站起身來在廚房前的壩子里來回踱了兩圈,回到屋裡向我說道:「你只當不知道這封信,信沒有直接交給你,而是交給我的,回重慶照樣去看他,因為你今後的工作要他經手安排,所以你千萬不能得罪他,如果你見到他時,他什麼也沒問就只當一切都沒有發生,倘若他真要問你這件事,你就一口咬定,沒有接到我轉給你的信,明白嗎?」

看來只有裝糊塗了,有時處理棘手的事,還真是「難得糊塗」好。

眼下只好如此而行,至於這姓鄭的在我今後的工作上作什麼手腳,也只好聽天由命了。這是我即將出獄時,遇到對骯髒行為裝作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也沒看見的第一例。像我這種直性子人,心裏有說不出的彆扭。

後來我才明白社會上這種事太多了。見死不救,見人被搶劫或遭侮辱而裝聾作瞎,見邪惡也要逃避,大概成了中共統治下的一種社會風氣。

雖然如此,但鄭老頭這封信,卻在我內心蒙上了一層陰影。在我面對著即將開始的生活,就有一種朦朧的感覺:在中共統治下,未來是一個用新方式人吃人的社會,是的,我被從政治犯的人肉筵席上撤下來,又被裝進另一盤子里,端到另一桌筵席上任人「品食」。

命運註定我這輩子是被人吃的命。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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