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0日訊】熱點互動直播（661）就業率掛鉤中國高校反映什麼：中國大學生就業難，頻往海外留學找出路。
主持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互動》熱線直播節目。
近日，中國的教育部發出了一個通知，在通知裡面提到，今後高校專業設置要和畢業生的就業掛鉤，如果某個專業連續2年就業率不到60%的話，這個專業招生將會減少，或者甚至取消這個專業。這個問題因為引發了一系列的後續問題，關於中國的教育體制，關於中國的就業市場、關於中國的人才培養，以及更多人談到的是，出國留學潮的問題，因此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那麼在下面1個小時的時間裡，我們想要邀請觀眾朋友和我們現場嘉賓，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希望大家撥打我們的熱線直撥電話：646-519-2879，同時您也可以透過Skype ：RDHD2008和我們連線一起討論。中國大陸觀眾也可以撥打我們的免費熱線電話，可以通過愛博電視直接收看，不需要突破網路封鎖的軟件。下面我們先看一段錄像。
（影片播放）
中國政府正打算解決近期顯示的一個人口問題：一代找不到工作的畢業生。不過，中國政府的解決辦法讓國內一些人感到困惑。
據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中國教育部本週宣布﹐計畫逐步取消那些「就業難」的專業。政府將很快開始根據就業率狀況評估高校的專業，縮小或取消那些連續2年就業率低於60%的專業。此舉意在解決中國大學生數量激增帶來的就業問題。
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已猛增到8,930人，是2000年的1.5倍，導致了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局面。大學生所掌握的技能與出口導向型且以製造業為基礎的中國經濟的需求並不相符。
對教育的嚴格限制被認為是中國人創造力被扼殺以及眾多中國人選擇留學海外的原因。很多中國人質疑，一個總是試圖壓制那些脫穎而出的學生的教育體制到底能不能培養出蘋果(Apple)創始人喬布斯(Steve Jobs)這樣的人才？
很多有足夠資金的中國學生已經去美國上大學了。美國高校培養出大批人才，其中一些人成了全球頂尖的革新者。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0年的報告，去年共有12.8萬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使中國成為在美國高校讀書的海外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家。
（影片結束）
主持人：好，歡迎大家回到直播現場，我現在給大家介紹今天我們現場兩位嘉賓，一位是紐約城市大學的陳志飛教授，陳教授您好。
陳志飛：各位大家好。
主持人：另外一位是重慶工商大學的講師汪北稷先生，汪先生您好。
汪北稷：您好，大家好。
主持人：陳教授，我們剛才看到一段錄像，您能不能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就業市場的掛鉤這件事情和目前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市場的情況有什麼關係？
陳志飛：情況基本是這樣，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社會一個比較大的社會問題，就是大學生就業難，這在我們上大學的時候可能不存在，當時我們一個蘿蔔一個坑，只是工作的好壞區別，絕對沒有找不到工作之虞，但現在卻是普遍青年學子碰到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其實使社會矛盾更加激化。尤其在社會上出現所謂的「蟻族」或「啃老族」，大學畢業以後無家可歸，群居在一起像螞蟻一樣生活；有的人沒有辦法只好搬回去跟家人一起住，要父母的養老金來養活他們，就是所謂的「啃老族」。
在大學生身上出現這個問題，的確是很可悲的，因為大學生應該是一個社會的支柱，也是一個社會的希望，但是我們在現在這些中國大學生身上根本看不到這一點，相反他成為很多人的負擔。最近這幾年，由於這些情況的發生，甚至出現了大學高考人數銳減的現象，中國大學生的前途現在遇阻，而且很多人對此抱有疑問。那麼國家教育部出台這個文件也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試圖想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雖然官面數據上說好像有百分之七十多的大學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
主持人：72%。
陳志飛：72%，但實際上我也是從事教育行業，而且我的家人大部分都在國內高校任職，我跟他們經常在這方面進行切磋，他們說那都是用很多的辦法來虛弄這個數據，這個數據是不真實的，學校有很多辦法可以來操縱這個數據。所以說這些大學生的畢業人口就業率其實是非常低的。
現在教育部好像採取中共一貫的這種「與天鬥、與地鬥」的非常科學的辦法，它採取這種直接把大學生的專業設置跟就業率完全掛鈎的這種跡象。就像您剛才講的，如果連續2年就業率低於60％，那麼這種專業就會面臨被砍的危險。而且《華爾街日報》最近的報導，因為外界這個事件也很關心嘛，就報導瀋陽市的師範大學，東北那幾個學校好像俄語專業都是比較強的，它瀋陽市師範大學的俄語本來是算不錯的，原來是招50％現在砍到25％。
實際上我調查了一下，有好多觀眾朋友來信，它這種事情雖然在西方社會引起很大的反響，但是跟西方的思維完全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在中國人們公認的其實最難找到工作的是法律專業，法律專業可能是一般在各種專業都是墊底的，那麼你要不要把法律給砍掉，如果你要把法律專業砍掉的話，現在中國的法治會如何建立呢？這個也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主持人：謝謝陳教授。汪先生，我想請問一下，這個事情是根據我們剛才看到的一段錄像，這是在過去10年當中，大學畢業生的數量達到了150%，就是增加了這麼多。那麼過去10年當中，中國高校招生的膨脹情況是怎麼發生的？您能不能跟我們介紹一下，因為你最近才從大陸出來。
汪北稷：過去10年出現的大學盲目的擴大建設，各個地方的大學城的建設，就造成了地方的領導把大學的擴招做成一個政績。在中共的社會控制來講，它有矛盾性，一方面它希望所有的人民包括大學生都是愚民，都不要清醒，都不要有獨立的思考；一方面它又要去宣傳它的社會進步，它的政績，它要來大學擴招。大學擴招對領導人是一個政績，對教育當局或學校來講是一個業績，他們擴招了以後，他們的收入也要擴招，所以造成大學生的……
主持人：收入擴大是因為學費，中國大學生的學費基本上是自己支付的？
汪北稷：基本上是自己付的，而且還挺高，也有一些補助政策，但這個是很小的一部分。那麼在這種矛盾的體制下面，中共從最高的政治層面來講是非常警惕大學生這個群體的。大家知道從87年的學潮，到89年的學生運動之後，中共對大學學校的控制是非常的嚴格，從每一個角落都控制。
那麼現在由於衝業績，衝政績，大學生的數量上去了，但是培養的素質沒有相應的跟上去，和社會的吻合度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那麼中共就擔心了。如果說工人的失業罷工或談判它有一套對付的方法，但是對中共來講的話，最擔心的就是大學生。因為它們在竊取這個政權以前，也做過所謂的學生運動，它們在76年、87年、89年也遇到學生的覺悟，現在中共的腦子裡很清晰，學生受到的壓迫，所受到的迫害他反抗起來是非常厲害的。
反過來講，中國大學教育最大的問題不是專業的設置，不是國家怎麼去評定這個專業的設置，最大的問題是有獨立的大學的問題，大學不要官僚化的問題。那麼中國存在一個千千萬萬個官僚化的大學，最近出現一個非官僚化的南方什麼大學在深圳的是很困難的，生存不下去。絕大多數的大學校長有他的行政級別，每個地方有什麼處級、級別他都是官僚化的。
主持人：所以它的大學更像一個行政機構，而不像一個教育機構。
汪北稷：對，不像一個教育機構。所以這種情況造成它的教育質量肯定不是很佳的，加上社會上來講，中共更希望更多的人來學理科。你看現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來講，理科的人的前途總是比較好，文科的人總是打壓很少讓他有發展。
主持人：那說到文科的問題，就是現在要取消的課程設置，我想在國內有很多的爭議，爭議很大的其中有一個說法，就是說你不能夠以大學教育……它畢竟不是職業教育，不像那種職業教育，我為你工廠直接輸送人才，相對來說他有基礎性教育。現在爭議比較大的，一個是基礎科學教育的問題，另一個是文科教育的問題。對於中國的就業市場來說，和這兩個領域的差別在什麼地方？中國的就業市場整體是缺人還是人太多，還是整個教育和他不匹配，以至於教育部要用這種方式來讓大學教育和就業市場結合起來？
陳志飛：我覺得這兩個問題都有，先從第一個談起。我覺得大家忽視了時代的政治背景，最近我覺得中共內部一些左傾分子上台，或者有搶班奪權的趨勢，在明年十八大可以看到，在文化系統它已經出台了什麼政策呢？出現了要限制娛樂節目，而且跟這個基本政策出台的同時，它出台另外一個政策，規定不許在電視劇播放過程當中插播廣告。因為你知道中國大陸很多觀眾主要是看韓劇，比較流行的電視劇，在電視劇中插播廣告實際上是非常賺錢的。
主要它覺得這種民營地方台普遍這樣做是把中央電視台這種具有深厚政治背景、黨的喉舌聲音給掩蓋了，所以說它現在要出台這種政策，也就是要出台這種大的限制娛樂政策。我們知道比較熱門的專業，像外貿、計算機這些，他一般來說一方面發展快，一方面社會需求也比較多。您剛才提到了，它現在砍的最主要目標實際上是人文專業和基礎專業。
先說人文專業，人文專業事實上對國家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對一個國家的民意和道德水準，和下一代人的思考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美國他是屬於基礎教育部分。像哈佛大學他是一個大學，他不是文理學院，這我們很了解了，每個人首先要接受文理教育。中國大學生他選擇一生的職業是在一個月內完成，而且是很緊迫的情況下完成的，是在大學一考和高考之前短短的那麼幾十天，三十天不到的時間內你要完成你一生最大的選擇，而且完成了以後你基本上就沒有再改的機會。
美國大學不是這樣。美國大學全部招進來，招進來前兩年是接受普遍教育，要讀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要學一些基本數學、物理，然後三年級再宣布你的主修，再看你的需求情況、分數情況，再考慮把你往哪輸送。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是這樣做，美國頂尖學校是這樣做。別的像美國有很多理工科學校是中國大陸都知道的，在美國實際上都不算一流大學。
除此之外，美國還有一些文理性的大學，實際上才是很多精英薈萃的地方。中國人因為是受中國共產黨洗腦的宣傳，他不太相信這種文科的價值，也情有可原，因為在中國學文科的死記硬背，學黨史，因為它的政策，一切的思維都給你規定住了。還有就是法律，在西方很賺錢，在中國我剛才說了，是最難找到工作的職業，為了禁錮人的思維，它不想讓人跳出這個固有的框框來想問題，他就對人文學科進行進一步禁錮。我覺得這是一個左派反撲的跡象。實際上中國本來就很少有能思索的人，現在全部都變成工程師，都變成一個靠市場運作，靠中共黨棍指揮的機器的一個外沿，這是它的一個方向。
基礎科學這個文章登出來以後，我看了一些美國各界的反應，美國有個學者說這太好了，中國不要基礎學科，以後保證我們在研發領域上永遠領先，你們在技術上領先，那你永遠跟我們打工好了，這是一個自毀長城，是很愚蠢的一個現象。基礎學科很難在短時間發生效應，長期才會鑄造人才，但就像你剛才講的，中共把大學的專業設置，尤其大學最基本的像文理，還有基礎學科，這些都不要，直接跟市場掛鉤，按所需求，看農民企業家按市場需要來訂，國家這個做法簡直是聞所未聞的，這的確是滑天下之大稽！
主持人：這個跟歷來的政策急功近利，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陳志飛：對，跟50年代的院系調整也有關係。
主持人：剛才我們談到中國現在總體和理工科，特別是基礎學科和文科，剛才陳教授講關於文史方面，就是文科方面的專業，它實際上是限制的，一方面從上游教育部分開始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究竟有沒有這個就業市場，就是和美國相比的話。因為美國學文史的人很多，但是他的就業市場範圍很大，因為是自由職業，而且他在輿論方面或者是在寫作方面、出版方面他沒有什麼限制，所以在這方面他有很多民間的企業可以去運作。那麼在中國大陸是不是這個市場本身就很小，就業市場本身就很小？
汪北稷：中共把文科方面的科學分成兩塊，一塊是它所謂黨文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它黨校的、黨文化的培訓這一塊；一塊就是社會所需求的，新聞啊、文學啊，文化的這塊，那麼對於社會文化的需求的所有崗位中共都有限制，而且最新出來的所謂打開文化發展的所謂「綱要」，實際是一個控制的綱要。
所以社會上對文化專業的需求，它都有很多的限制，但是黨文化這塊就是升官的一個途徑。所以中共所謂的解決就業率和專業設置的問題，表面上看是在解決就業率，實際上不是解決就業率，就像我剛才說的，它是解決一個社會的矛盾，它擔心這幾百萬的學生當中有很高的比例得不到公平的就業之後，會產生一些社會的動亂；而反過來講，社會就業率的問題，中共怎麼不去公平的解決這個問題。
主持人：剛才汪先生在談關於為什麼這個文科的就業市場比較小，請繼續。
汪北稷：所以就業率的問題不根本在於說大學的一個學科設置，大學是一個追求真理的地方，它學科設置跟就業率掛鉤首先就不科學。那麼就業率談到了，我們剛剛注意到一個新聞，湖南的嶽陽晚報社（市委機關報）和廣播電視台官二代互換工作引起公憤，它還僅僅是一個事業單位。
可以看出來在中國大陸，就是說熱門的職業，有個評比，第一類是公務員，第二類是壟斷性的國企，第三類是競爭性的國企，第四類外企，第五類是民營企業。所以看出來，在公務員、壟斷性的國企這些收入很穩定，很多意外的收入，很多灰色收入的這些領域來講，老百姓的孩子是得不到的。
所以就業環境的不公平造成的就業率很低，那些好的崗位，就是說被一些庸才占住了，真正的人才得不到一個公平的就業環境，這樣必然造成一個社會的動盪。
陳志飛：汪先生的意思就我理解就是說，好像不是專業設置問題，是在畢業的時候，在挑人，在招人的時候，在吸納人才的時候，這段期間出現了問題，實際上根本不是擇優而錄取的，跟你在大學讀什麼，讀得如何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
主持人：比較容易擇優的在世界上都一樣，應該是民營企業，但是民營企業恰恰是被壓制的，而且民營企業要有這麼大的資本進行高科技的研發的話，在中國還是比較困難。
陳志飛：這個民營企業現在在中國的整個資金分配鏈上的位置，其實是吻合的，最近我們知道民營企業它拿不到銀行貸款，很多民營企業家都跑路了嘛，他在外匯上他也是受控制，他不能在海外直接開發，他也不能在海外直接投資。
那麼您剛才說到人文市場的萎縮，我再補充一些。我覺得這個市場的確是相對於國際平均水平實際上是非常小的，是委縮的，一個是黨文化的影響，剛才汪先生談了很多；另外一個就是黨文化的延伸。實際上你在中國從事任何文化領域的活動，文科領域活動，你首先要過一個鬼門關，你首先要過一個黨的檢測這一關。
所以說在文化單位各方面的話，一個在軍隊系統啊，這些東西你首先是要服從於黨的，否則我估計你沒有這個發展的機會。這樣在客觀上就促成了它的範圍非常小，你寫小說，我們在海外其實什麼書都能寫，像你剛才講的，在國內你必須按照貼著它那個寫，而且還要三審五審，得不到發展。在美國這個地方，任何一個小城市，可能一萬來人，幾千人就能辦一個報紙，你愛寫什麼寫什麼，對吧？當地的大事小事你都能報；在國內的話，他就沒有這個條件。那中文系的學生到哪兒去呢？
剛才您說的這個海外的文理學院，它其實最大的一個……他經過這種思維以後，他的社會道德觀比別人要強烈，他讀的就是跟我們中國的《四書》《五經》一樣的書嘛，讀亞里斯多德，讀弗朗西斯·培根，這些書，所以這些人實際上是能夠擔任大任的。所以美國總統多半都是這些人，都是律師出身，他們的背景實際上都是文理科。
那麼在中國這種人他是缺檔的，沒有這種人才，因為必須要讀黨內的書，黨內的書實際上那個東西也沒什麼好研究的，一般都是庸才在讀，那還不如找一個工程師可能在某些方面還出色一點。
主持人：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高級領導人都是工程師出身的。
陳志飛：高級領導人都是工程師，在國外這是很罕見的。所以它這個市場萎縮是它有意造成的，造成了市場禁錮，造成了整個的社會更容易被它的這種文化所侵蝕，所以人的思想容易保持一致。那麼他口口聲聲說「我要跟黨保持一致」，那麼他是這麼說的也就做到了。這就說明它這方面工作做得還是很有成效，一貫如此，這也是中國大陸現在死水一灘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好，我們現在接一下紐約王先生的電話，紐約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你好，你們大家好。關於今天這個題目我的看法是這樣，如果今天海外的美國和歐洲的經濟不好的話，這就會影響大陸了，為什麼呢？它萎縮嘛，一萎縮，它出來的東西就沒有辦法了。那麼大陸大部分都是官商勾結，再不然就是國家的公司。
那麼這裡面有什麼壞處啊？我們拿艾未未來講，艾未未本來在美國搞藝術很不錯，他看到大陸現在有錢的人多了，他也想回去開個公司，沒有想到大陸這麼難做，要這裡搞名堂，那裡搞名堂，看不順眼就發了幾句牢騷，一發牢騷就把他抓起來。
那這有什麼壞處啊？如果在大陸藝術的公司開的越大，他僱的人就越多，僱的人越多，這個社會上的經濟就繁榮，它今天打壓這個，明天打壓那個，那麼所有的銀行的經濟來往活動都是給國家控制了，所以大陸上經濟要是不衰退，一衰退它馬上就完蛋。所以這個不但是這個就業市場萎縮，經濟也會萎縮，因為它不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明明有很多事業在大陸可以闖蕩得很大很大，變成國際公司，它就不讓你講一句話，你講什麼話，它聽得不順眼，它就整你，這就是大陸將來的死路。
主持人：好，謝謝紐約的王先生。我們再接一下新澤西彭先生的電話，新澤西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你好，大家好。我說現在為什麼大陸以前藥學、數理化，其它文科、商科就比較少，它根本就是和它這個社會結構有關係。那麼中國人都是數理化嘛，學會數理化他到處都可以讀天下，對不對？那麼這個是一點。但是共產黨來了之後，它根本就是……比如說剛剛講那個普通想寫作都不行，其它的官的那條發展道路好像也是有指定的，所以你其它也發展不了。
到美國，有很多東西我們所見到的都好像很幼稚，尤其在比較早年的時候，中國到這裡來留學的人，什麼叫做management（經營、管理）？那時候有很多主修，所以中國人都是主修物理或者是數學啊，或者是實際上的，商科也不了解的。所以說它根本不是現在才有的問題，不過是現在它有矛盾出來了，它就發現有這個東西，還死抱住這種就業方面，這種方法，才暴露出有這麼多缺點。這是我的想法，謝謝。
主持人：謝謝新澤西的彭先生。我們來回應一下。
陳志飛：實際上中共這個問題是由來已久，的確，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重理輕文，以前我原來是學工科的，受到它的影響，當然我之後轉行了。那麼從「六四」這個情況你可以看出來，幾個學生領袖基本上沒有一個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中共它也是在觀察，它覺得這個思想領域太活躍的話，就像汪先生剛才講的，的確會對它的政權造成威脅。那麼中國的群體事件每年發生那麼多，我經常就說，我說現在就差有人振臂高呼，就差知識份子，其它的話，就社會的結構、社會的環境比「六四」的時候有過之而無不及。
主持人：要嚴重得多。
陳志飛：當時那個民工都還沒有嘛，現在大概有2億民工，一呼起來這個政權就完了！當時農民還在家老老實實的種地，對不對？還沒有完全接觸到、體會到他們在中國社會實際是農工、賤民的地位，他現在完全體會到這一點。當時只是知識分子在動，現在反過來了。現在知識分子在過去20年中被中共收買了，同化了，被冠以知識菁英的稱號，在講壇上，在各種場合為中共說話。現在老百姓其實天下苦情久已，就差有人來喊出這一聲，所以這時候它發現了，如果再發生「六四」這個時候，上回它能躲過這一劫，這回是完全完蛋了，所以它對社會禁錮的也是非常嚴的。
汪北稷：說到文科裡面，我想起我的兩個朋友，都在北京，一個是王可春，他們三兄弟都是畫畫，他的大哥就畫一些很喜慶的題材，王可偉就畫一些古代的戰爭場面啊、大一統的江山這些，畫得很大，我去他的別墅看過，很受歡迎的，經濟上收穫很大，台灣的一些集團都去買他的畫放在寫字樓（辦公室）。
他的弟弟叫王可春，他跟我講，王可春就說我的藝術夢想就是等我兩眼一閉的時候，我能畫500個普通的中國農民。那麼他畫的油畫也很大，一幅油畫的成本也很高，油墨啊、時間啊，他過得很清貧，帶個小相機，全中國到處去走，去看那種最真實、最苦的農民，把他們畫在油畫。官方就間接來說，你畫個柳央歌啊，畫個豐收啊！人家也是中央美院畢業的，他們不幹啊！說這個違背我的藝術追求。
另外一個朋友，攝影非常好，他是我攝影的老師。很多人都拍中國的長城，他也拍，別人拍得很漂亮，他也拍得很漂亮。但是我這個老師還有一個工作，他一到節假日就開著車去長城被破壞的地方，很偏遠的地方，用黑白相機給它真實的記錄下來，一年破壞一點，一年破壞一點。就是我們剛接觸的時候，因為中國攝影也是一個風雅的事情。中國美術協會，那個老師說這個不是人待的地方，就真正愛好攝影，真正關注民生，關注中國這個大好河山，愛這個河山的攝影家，根本不屑於這個什麼官方的藝術家協會，從來不參加它的任何活動。
這就是說在中國，如果他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畫畫或者攝影，或者做文學上、文科的事情，那麼他和主流的官方是背道而馳，過得很清貧的。
主持人：好，謝謝汪先生。我們現在接一下深圳賈先生的電話，賈先生您好。
賈先生：你好。共產黨每一個細胞裡面都流著邪惡的膿，我覺得討論共產黨的這些東西，說起來太多了，圍繞這個主題，看中國的教育，從來了毛澤東之後，中國的教育就一塌糊塗，到了江澤民，到了朱鎔基這個年代，中國的教育變成產業化之後，可以說是從根本上就摧毀了中國的教育。
另外，我覺得我們討論共產黨的邪惡性這個問題，必要性不是很大了。在中國人民來講，我就不講海外的人啊，就是在大陸來講，消滅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已經成熟了，現在我們應該重點討論的就是如何消滅共產黨，建設我們新的中國。我自己長期也在思考如何消滅共產黨，首先是從社會基礎看，從思想領域看，中國消滅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已經成熟，現在就是如何去消滅共產黨。
前幾天我在網上看到有一種叫手持激光器，發出的距離可以達到100多公里，能量可以達到陽光照射能量的8千多倍，穿過牆壁之後把紙都能夠燒著，以前我也關心過所謂的微波發射。我就想像如果用這兩種武器，能夠武裝上1千人、2千人、3千人、5千人的話，我就能夠立馬占領深圳市，立馬可以占領廣州市。第二，我在廣州市、深圳市能夠堅持下來1個月時間的話，中國的民主革命的浪潮就起來了。共產黨的末日已經到了。
：謝謝深圳的賈先生。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主題，因為剛才他講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有時間我們可以回應一下。我們現在回過來，這個海外的報導，《華爾街日報》有兩篇，第一篇就是講這件事情；緊跟著就講到因為現在中國的教育系統本身有很大的問題，所以越來越多的有錢人把他們的子女送到海外去學習。作為一個第二大經濟強國，而且現在有那麼多錢，又要救美國經濟、又要救歐洲經濟，但是他們現在卻有大批的人要送子女到國外來，這就引伸到現在新的移民潮，這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在留學潮裡面，除了普通有錢人以外，還有一些特別高的高幹子女，包括最高領導人的子女。這件事情我想我們來討論一下。
陳志飛：是，實際上這個跟專業設置它是一脈相承。專業設置還有市場需求，根本上就不是高層考慮的問題，他完全知道這個教育就是一場戲一樣，就是唬弄老百姓，他把它產業化了，用它來詐取老百姓血汗的一個工具，養肥那些知識菁英，然後充實自己的黨庫。
高層人士對中國的教育也是不屑一顧，雖然表面上教育在每次開人大都是口口聲聲要重點發展的領域，實際上他深知中國的教育在世界上的確是沒有一席之地的，跟它所謂的經濟大國地位是毫不相配；其實也是相配，因為它本來就不是經濟大國，對吧？那是它自己吹起來的。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這些所謂的中共貪官，利用把子女送往國外讀書的機會來洗錢。因為把子女送往國外，這樣讀下來，一年動則大概也有10萬美金，這樣10萬美金這種貪污的錢也就被洗掉了。
主持人：這不就用掉了嘛！
陳志飛：對啊，贓錢就洗掉了。而現在很多民營企業家、有錢人他們從良心出發，覺得中國的教育是一個醬缸，他不願意讓孩子在其中接受各種汙染。因為學生在學校學不到任何真實的本領，像一個小社會一樣，同居的現象、巴結領導、各種事情時有發生。所以他們現在又感覺到現在中國有這種所謂「分蛋糕、發蛋糕、做蛋糕」的感覺，他們感到自己的財富，通過自己勞動獲得的財富，有可能將來新一輪左派上台的浪潮中會被沖掉。
主持人：對未來的不穩定性。
陳志飛：所以現在不光是留學潮，還有一批富人的移民潮，《華爾街日報》還有一些別的媒體做了報導，在中國大概有70%的人，如果是沒有計畫移民就已經移民了。
主持人：你指的是富人階層？
陳志飛：在富人階層，這個前面有報導。這個是在這種大環境底下出現的一個現象。另外就是您剛才講的，最高層人士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這個我覺得實際上是中共高層對自己的前程沒有信心的表現。很多人把它解讀為中共高層開明，或者是有意培養自己下一代的表現，讓他們到海外接受教育。
實際上我覺得恰恰相反，他們現在這一批人對自己的前程心裡根本就沒有數，一方面他們是把資金移到海外，這個最突出的一個表現就是曾慶紅的兒子曾偉，這個《華爾街日報》最近也做了專門的報導。
主持人：在澳洲買了房子。
陳志飛：曾偉在澳洲夥同他的妻子，好像原來是一個舞蹈演員，買了一個在澳洲被當地作為文物保護的建築，他用了3,400萬美金。
主持人：我們今天討論的是中國的大學專業設置和就業率掛鉤的事情。剛才陳教授正在談關於太子黨。
陳志飛：太子黨的後代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讀書的這種情況，我覺得這是他其中自己心裡發虛，對自己的前程沒有任何打算，沒有具體的表現。因為以往的所謂中共的黨酋，高級領導他都是有意把自己的子孫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紅色接班人嘛！到太子黨這一代都是這樣，不管怎麼樣，安到他自己的體制內。
那麼以現在太子黨後面的孫子黨，就像包括曾慶紅的兒子曾偉，還有我們要談的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這樣的，他們現在已經不把在中共、在中國國內繼續執掌的希望保持下去，把他們送到國外，讓他們過上最富裕的生活、接受英文的教育，最好的教育，以便將來可以把財產繼承，然後在國外有一個安身落腳的地方。這是我覺得他們內心發虛的表現。
這也是剛才那位觀眾，深圳賈先生提到的，在國內現在「打倒共產黨、讓共產黨走人」的這個思想基礎、社會基礎是完全成型的。比如在曾慶紅這個例子上我們看到他做得是非常張揚的，他兒子曾偉也就是40來歲吧，在澳洲花了3,400萬美金，折合起來這麼多的錢，把當地具有文物保護價值的這麼一個建築給推掉重建。
主持人：想推，計畫沒有批准。
陳志飛：沒批准，打了官司，所以現在在澳洲備了案，任何的數據情況非常詳實，可以公諸於眾，照片啊，什麼都是存在的。現在好像還是推掉了要重建，因為他最後說動了周圍的民眾，官司裁定可以把它推掉，可能有這個計畫準備用500萬再蓋一座新的豪宅。《華爾街日報》對這件事情非常的關心，做了很詳實的調查，發現他們在國內實際上也沒有正經的商業背景來支撐他們有這麼大的資產。他的太太，原來是一個舞蹈演員，就職於一個有很深關係的一家公司，可能是模特兒或者是類似的藝術公司，折合於她的工資，也就是一年12萬8千美金這麼個數字。
主持人：那還差很遠。
陳志飛：那差很遠，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在薄瓜瓜的事情上我們又看到另外一個情況，其實他年齡可能要更小一點，他是通過教育這種方式，而在海外聯姻，他跟原來中共的領黨人陳雲的孫女陳曉丹現在在哈佛談戀愛；另外還有習近平的女兒習明則也在哈佛，他們都把子女送到西方最高的學府。習明則原來是在浙大讀書，他在浙江當書記的時候，給她弄去的。
他們在海外，尤其薄瓜瓜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收入和家庭的背景不對稱的情況也是非常的明顯。因為他從小一路上來，從薄熙來在大連當市長的時候，都是上的最好的、豪華的、海外的教育，在英國他上的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那是邱吉爾讀書的地方，後來他又上了劍橋(Cambridge University)，他自稱拿了獎學金，但是後來有人去求證，可能是屬於子虛烏有的編造。就算他在哈佛大學上學之前，他的所有教育費用有人算了一下，《華爾街日報》披露達到60萬美金，這一筆錢做為一個表面上是人民公僕的中共黨官是怎麼拿出來的？這也是一個懸案。現在他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就學，一年生活費加上學費又是7萬美金，這個錢從哪裡來的？現在中國大陸有權力在考慮自己的大學專業設置的同時，考慮一下設置這些專業的人，做這些決定的人，為什麼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而他們的錢從哪裡來的？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是很有意思。
主持人：我們先接一下三位觀眾朋友的電話，第一位是加州的李先生，加州的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你好，大家好。我想中共害怕了，它怕什麼？怕失業率過高。最近世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失業率過高會造成很多很多的危險。美國、台灣、任何民主自由的國家，失業率高，了不起老百姓99%跟1%的一個叫鬧而已；中國不一樣，中國承受不起。如果說老百姓起來的話，我告訴你，中國共產黨政權一腳就會被踢翻的。中共害怕了，所以它很想用教育的方式來另外一種維穩，它怕失業率增高，一個人沒有工作、沒有錢，他的花樣自然會增加，對不起，什麼人都控制不了，一腳就把你共產黨踢翻了，很容易。所以說它不是怕什麼，就是怕失業率增高，所以是另外一種方式的維穩。謝謝。
主持人：謝謝加州的李先生。我們再接一下佛羅里達的陳先生的電話，陳先生您好。
陳先生：你好。我想問陳教授一個問題，我是從大陸來的留學生，我專業是學金融的。我想問一下陳教授，你覺得怎麼樣才能搞好金融？而且金融在美國的失業情形會怎麼樣呢？就這個問題。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佛羅里達的陳先生。我們再接一下紐約陳先生的電話，紐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因為時間不多了，我講最簡單的話。就是文化這回事和共產黨是絕對沒有任何聯繫的。如果我們跟共產黨談文化，就好比為對牛彈琴的話呢，這種情況下面我還願意彈幾下，因為看到牛的眼睛呆呆的，牛的呼吸緩緩的，好像味道還不錯；但是我告訴你：跟共產黨談文化，就是對虎彈琴，你彈不了幾下它就把你吃了。如果你聽共產黨談文化，那麼我就告訴你，一個有文化的人就會變成沒有文化了，因為有文化的人如果沒有變成沒有文化，他就變成了有毒的文化；如果一個沒有文化的人，他聽了共產黨的文化，就會變成有毒的野蠻。那麼如果說共產黨它自己談文化呢，那我就告訴你，這是緣木求魚，談到死、談到老都談不出任何消息、任何情況、任何效果、任何成就。我的話完了。
主持人：謝謝紐約陳先生。汪先生你能不能回應一下剛才三位的意見？
汪北稷：加州的李先生說得非常的好，現在中共就是屬於病入膏肓，已經到了感冒就會要命的階段，它怕任何情況的不穩定，尤其是失業率，尤其是有文化教育背景的大學生群體的失業率來推翻它，非常擔心。佛州的陳先生的問題留給我們陳教授來回答。紐約的陳先生也說得非常好，因為共產黨跟它談是與虎謀皮，是沒有用的。它要的就是黨文化，它要的就是一統江山，它要的目的就是權力、利益，而不是要真正的發展這個民族的文化。
主持人：所以它黨校沒有這個就業率的問題。
汪北稷：那是它們鍍金的地方。
陳志飛：我先談一下佛羅里達的陳先生，謝謝您對我的信任，我就跟您說幾點建議。金融這個行業在過去10年中在中國大陸發展還比較迅速，但是沒有相應的硬件環境，也沒有很好的管理，所以實際上造成現在主要還是一個被太子黨、被高層玩弄的，就是從人民身上搜刮錢財的一個場所。看看中國的股票市場的走勢就可以看到，它的幅度啊，漲幅、跌幅毫無來由；不像美國，它都是根據信息、根據實際情況變動的。
至於您自己說到的個人規畫，我覺得有兩點：第一個、一般都會有這樣的建議，要紮實的學好理論的基礎，這一方面我倒想澄清一個事實，也是屬於所謂「撥亂反正」吧；由於金融危機，很多人對這個金融啊，好像戴上了一個負面的帽子。其實金融還是有很多東西的，即便是衍生產品的話，它最終出現也是為了避險，為了公司想避免各方面營運中的一些不確定因素，實際上它的初衷是好的。所以這種東西我覺得您應該多學點。第二點，我覺得要注意的就是美國的金融管制各方面也在補這個華爾街危機造成的漏洞，所以這突顯出了人在精神道德層面上要達到相當的高度，以後才能真正在金融世界立足。這就是我的兩點忠告。
主持人：這兩點好像跟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沒有特別相關的地方。我們再接一下紐約周先生的電話，紐約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你好，嘉賓好。我在大陸也是教書的，據我了解的情況就是在大陸的高校，它的選讀、學生的教材與現實比較脫節，所以說學生讀出來以後，基本上是半成品。但是大陸的學生他能夠考上大學、一般特別是重點大學的話，他們本身智商是比較高的，這些人如果出來發展以後，最後還是能夠成人才的。畢業以後他當然考公務員，因為這些貪官精神，他當時錄取一般是按當官的子女的分數定的，定下來以後面試，面試以後就是A線的貪官照顧B線的子女，B線的貪官照顧A線的子女，貪官互相交叉、互相交流，這樣就把職務給占掉了，一般老百姓往往最後去當老師，或者去做那些比較低級的就業。所以這就業的本身也是一個問題，什麼叫「就業」？他只要能找到一個很簡單的工作，本來不適合他的專業，去做工也算就業；其實那個不叫「就業」，那只是做工而已。這是我的觀點。
主持人：謝謝紐約的周先生。我們再接一下北卡的蔡先生的電話，蔡先生您好。
蔡先生：你好。我的話很簡單，我就盼望、我就建議《新唐人》辦一個電視大學，《新唐人》自己辦一個電視大學，請教授來講《孔子》、《孟子》這些儒家的思想，然後請辛灝年先生來講孫中山《國父思想》。辦一個電視大學，在海外積極的辦起來，復興我們中國文化。
主持人：好，謝謝北卡的蔡先生，我們可以轉告您的建議，我覺得這個建議很好。再接一位紐約的趙女士的電話，紐約趙女士。
趙女士：你好，兩位嘉賓你們好。我想說一點，我來美國之前在中國大陸某個高校做老師，中國現在真的沒有一塊淨土，你看從小學到高校，這個汙染確實是精神的汙染，共產黨的黨文化汙染，真的找不到一塊淨土。我只想說清一點，高校的產業化和商業化之後的擴招是為了錢，各行各業、各個系都是為了擴招學生。這些招進來的學生本身的程度我都不想再說了，然後考進來的時候跟不上課，教材非常的過時，然後學生跟不上課，學生、老師也很無奈，有的時候真的是老師其實很無奈，然後到考試的時候一起作弊。
學生作弊老師也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在系裡邊就會說：你看看我們系裡達標率是多少。系裡要向院裡匯報：我們的及格率是多少。院裡又向市領導匯報，一級一級的在那兒虛假、造假。哪一個有良知的老師如果在考試的時候監考的嚴一些，批卷的時候嚴一點，當然系領導他不會說你什麼，因為考試的時候他也會掛著一個牌子：嚴懲作弊，也會象徵性的抓一些學生來做一些小小的懲罰，到下一學期的時候，你這老師需要補考的學生多了，下一學期就不給你排課；不給你排課你的工資馬上就會減去一半，只發給你基本工資，可能你的課時費就沒有了。
主持人：謝謝紐約的趙女士。我覺得趙女士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大學擴招、膨脹的真正目的並不是改善教育，而是一種商業化的行為，這就導致了在課程設置上和整個社會有相當的脫節。另外，大學本身育人的目標和辦大學的人的目標是不一致的，所以這裡頭存在很多問題。我想請兩位嘉賓回應一下剛才三位觀眾的意見。
陳志飛：主要趙女士的我可能重新再補充一下。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西方有很多的私立大學，最有名氣的還是一些私立大學。公立大學有它專門的功能，公立大學主要偏重於工科，具體的類似於中國的大學，它有些社會功能；私立大學它就要從事研究各種各樣的職能，當然它也顧及所謂的就職率，因為在美國學生找不到工作，這個大學也很難辦下去。其實中國碰到的問題，其實比美國、西方社會更加的敏感，也更加嚴重。他們是怎麼解決這種問題呢？大學主要是社會的一個縮影，中國大學碰到這種問題，招生、就業，一直到學生找工作的各種弊端，都是社會弊端的一個反應，是它的一個縮影。
比如在美國、西方國家的話，社會是公平競爭的，如果社會是量才用人的話，那麼學校它就會有這種機能與自己的條件，它要想嚴格的管理，因為這樣它就會越辦越好，私立大學甚至會賺錢。美國還有些專門非營利的大學，賺錢的大學也有，它就要嚴格管裡來保證學生的質量，這樣學生才能到社會上找到好的工作，還反饋於它，它會越辦越好，就不會出現像剛才趙女士說的，系主任跟學生串通一起給老師難堪，它不會這樣做。
這是因為它社會的公平和社會整個機制，保證了大學即便是按照市場的規律來運作，也能運作得很好。所以在美國，大學的產業化、商業化都沒有問題，而且質量還更有保證，跟西方社會的產品一樣。在中國這地方它為什麼就不行呢？實際上是它社會的整個機制比起別的社會它公平的透明度不夠，所以你看當官的和公務員他們互相的串通在一起，使得大學的功能基本喪失，大學成了一個爭名逐利的地方。
主持人：所以在教育體制內部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陳志飛：是屬於整個社會的問題，很困難。
汪北稷：剛才陳教授說得非常好，趙女士講的現象也是非常的真實。陳教授啟發我一點，就是大學是社會的縮影，跟社會是不能分割的。連想到我6日跟濟南作連線的時候，我曾經提到，我去大學校園裡做專業課的教課之前，了解到學風非常的惡劣，所以我先在我教的幾個班的孩子當中，發起了一個運動，叫做：向校園「新鴉片」說「不」，然後我們向四大「新鴉片」：做弊、曠課、抽煙和打遊戲說「不」，先發起這幾個班的孩子，肅清了這個思想。可以比較榮幸地講，我的上課率……他們說最高的就是英語課，平等的就是我的專業課，因為他們覺得畢業以後還要花錢去學英語，所以上課率比較高。
主持人：謝謝兩位嘉賓的精采評論。今天我們討論的是「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和大學的課程設置，在中國大陸如何的掛鉤？」這個問題，感謝各位觀眾打電話進來，也感謝我們兩位現場嘉賓的精采評論，下次節目希望大家也能踴躍的參加，我們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