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中集（49）

北京時間：2011-11-29 08:08

【新唐人2011年11月29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章：中共後集權時代

在結束毛魔王二十八年的血腥統治時，因為剷除了所有還在萌芽中的反抗力量，使取代中共的力量並未形成，人民被迫容忍了現狀。然而歷史還是翻開了新的一頁：1976年10月6日，經過十年「文革」，被毛澤東視為洪水猛獸、並一直踩在腳下、必欲置之死地的「走資派」宮廷政變成功。

二十八年暴政，毛賊使人民處於飢餓貧窮的狀態，所有生活資料，包括必不可缺的糧食、布匹、油鹽、燃料等等，都要「憑票供應」，更不要奢談住房和交通了。當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所造成的迷信、恐怖和愚昧漸漸消失時，人們才開始回到了現實中。

鄧小平選擇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代替狂熱的階級鬥爭，他們選擇了緩和矛盾卻不實行民主的機會主義策略。把政權當作掌握他們手中的法寶，不願歸還。他們一靣聲稱不可能將取得的政權拱手讓人，同時希望在取代毛澤東一人獨裁的條件下，出現一個集體掌權時期，實行和平改良。新的歷史時期就是在這個基本方針指導下出現的。

1978年，剛剛掌權的「走資派」，抓緊推進兩大改革：

第一，為了緩和已處在「崩潰邊沿」的囯民經濟，首先要找回萬民被毛奪走的飯碗，解放被凍死的農業，他們的救世良方便是「三自一包」。

第二，調整被毛澤東弄得極其緊張的社會結構，解放打翻在地並踩上一隻腳的中共各級舊官吏，使這些人成為掌控國家機器的新主人，以清除「文革」扶植起來的「造反派」。（這種換湯不換藥，大大阻礙了社會民主的進程。）

同時為了收攬民心，將毛澤東圈定的龐大的「五類份子」來了個一風吹，其中也包括對1957年無辜受冤害的右派進行平反。

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全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序幕。一時間，似乎有一種萬象更新的新氣象。

我們這一代人，腦子裡充滿了近百年來遭受列強瓜分的恥辱感。使我們從小就把「振興中華、立志報國」當成公認的價值觀。在經曆日本入侵，國破家亡的刺激后，「愛國」便成了我們至高無上的原則。不管是誰，也不管帶什麼政治色彩，立志報國是第一原則。可惜我們並沒意識到，為竊得政權的毛共已將大片領土出賣給了蘇聯了！

當我被莫須有扣上右派帽子時，我表現出的驚慌失措和誠惶誠恐，至今都令我感到羞恥，面對無理剝奪我讀書的權力，我只是傷心落淚和萬分痛苦，而不去思考災難的原因，在大學求學的我在政治上什麼都不懂。

連番的批鬥會上，我不但沒有理直氣壯抗議這種陰謀迫害，反而想方設法為自己申辯解釋，說自己從來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想法。

但是，我越是辯解，就越使迫害升級，我的申辯不但沒有獲得饒恕，反而使我變成「死不改悔的極右份子」。

第一節：風向陡轉？

嚴酷的事實糾正了我的幼稚，毛澤東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倒行逆施，使我認識到中共宣傳的東西全在騙人，所以我的政治道路的選擇，不是因為我的家庭出身，恰恰是共產黨的倒行逆施。

經過長達二十三年的地獄練獄，我把自身的苦難同中國的災難結合起來，獄中的鬥爭，使我越堅定了反對獨裁的信念，於是，我開始了真正的「脫胎換骨」，開始了精神和靈魂上的新生，成了一個執著的反專制戰士。

二十年來，我不斷為自己的冤獄據理力爭，從入獄那一天起，到1979年獲平反，整整二十年，持續申訴百余次。

一方面揭示那個年代冤海無邊，同時也巧妙保護了自己。同獨裁專製作鬥爭的過程，就是我伸冤與抗爭相交織的過程，而我的伸冤過程，就是我揭露共產黨的血腥、暴戾、腐敗的過程。

1978年，母親帶著欣喜來信告訴我，她已獲得平反，這一年平反冤假錯案，像一陣熱風，熔化著毛澤東幾十年冰封的專制地獄，許多呻呤于地獄的冤魂，遍布全國各階層的「五類」，走出了地獄。

我拿定主意，要借這股「平反風」洗刷冤情，正大光明從地獄的大門走出去，同時決意將二十年獄中所見所聞，以及囚奴們長期的苦役折磨，烈士流血犧牲的樁樁事實公諸於世，傳給我們的後代。

偏僻的鹽源，像冰封大地里陽光照不到的死角。這裏的冰雪遲遲難以溶化，909獄方對平反「冤假錯案」似乎沒有任何反應，「落實政策」既沒有宣傳，又沒見有多少人改判獲釋。

到了這個時候，我同母親的來往信件，照例都要被拆開檢查，我還得用穩諱苦澀的語言，同檢查者對話，既要說出二十年冤獄對我的摧殘，又要表達含冤二十年上告無門的悲哀，為了能將信寄給母親，要說多少言不由衷的假話？

事實將會證明，解除長期冤獄，還要經歷痛苦而曲折的過程。

何慶雲和徐世奎，壓根就沒把六隊二百多號流放者當人看，今天卻要為最反動的傢伙「平反」，心理上怎能接受？他們害怕這些人獲得平反，對自己不利。

還在一年以前，在槍殺劉順森和劉開雲時，徐世奎還惡狠狠地警告那些「不認罪伏法的反改造份子，是「自尋死路」。今天風向陡轉，要為右派平反了，他能接受嗎？這種變天又不翻天的把戲，著實令人困惑。

唯獨那位平時愛說些風涼話的「逍遙份子」馬大炮，卻不時從場部，甚至從成都帶回一些從未聽過的新鮮見聞。

然而毛澤東歸天已兩年，報紙上雖然一陣陣吹平反的風，可在華國鋒兩個「凡是」鐵幕下，對製造冤獄的鬼蜮們既沒有撤職處理，又沒有受到任何譴責。中共把所有罪過，由一個替罪羊江青背著。

這使我明白，舊的國家機器，不可能否定自己。一黨獨裁下，就是改良都難以推行！「平反」就更難，眼看平反冤假錯案與「偉光正」要撞車了。

(一)淸溝聽聞

經過十幾年的修建，二道溝上游最高處修起兩個大水庫。並在水庫與各下游各中隊間，修建了綿延幾十公里的環山溝渠，依靠這些溝渠，將水庫的水引進了幾百畝水稻田裡。這些水渠像曲折的腰帶，盤繞在水庫以下山頭的山腰間。

夏天因山洪暴發，從四周光禿禿山包上沖刷下來的泥砂，淤塞了這些水渠，所以來年春播前，各中隊都要抽出勞力清理這些環山溝渠。

監督這些勞動力的獄吏和士兵，在水渠上方找一個便於監視的地方，圍起一個臨時哨棚，居高臨下的監視著清溝工作。

每一年的清理淤泥，按參加清溝的人頭劃成了幾十段，勞動任務落實到人頭，並規定幾天時間內完成。

正巧這一次我被劃在哨棚下面那一段，這天，我正在溝里除淤泥時，突然從頭頂上飄下來兩個人的對話聲:

「這些天遞上來的申訴狀，佔了全隊一半，聽說榮山茶廠的反革命犯都放了三分之一了，搞來搞去，搞了這麼多年，我們管的都是些冤枉事」。這是何慶雲的聲音。

聽到這話，我停止了手上的工作，以免弄出響聲中斷了他們的對話，我想從他們的談話，獲得有關落實政策的消息，於是我索性停下來側耳細聽。

「上面不是說了嘛，過去抓人和判決是對的，今天給他們平反也是對的。反正你我只能跟著政策走，法院也真是扯蛋，把那麼多不該抓的人抓到我們監獄來，找我們的麻煩。」這是徐世奎的話，帶著明顯的埋怨。

「話也不能那麼說，就拿張錫錕的案子，是你和我親自整的材料，經過長達半年多時間的審理，管教科幾十號人都討論通過的，前天就聽西昌中級法院的人說，要重新調查這個案子。」何慶雲說。

「就是嘛，這種案子若在兩年前拖著不辦，肯定說我們是修正主義路線作怪，誰反對槍斃張錫錕，至少就落個同情反革命的罪名。今天倒好，還不到三年，又要你重新審理，說是錯案，如果誰頂著不辦，又說你抗拒政策，對抗中央。古柏的老康就是一個例子，職務都被撤了，還掛起來反省。

我真搞不懂『路線鬥爭』是怎麼回事？怎麼才算對」。徐世奎困惑的語氣里，含著抵觸。

「搞成這樣，都怪那個林高明，他一到六隊，天天大呼小叫，說六隊的反革命份子要翻天，天天把我們當右傾夾起來整。今天倒好，他夾起尾巴走了，爛攤子卻丟給我們來收拾」。何慶雲素來與林扯高不和，現在林扯高倒霉了，何慶雲當然不會放過說風涼話的機會。

「我是準備好，六隊把人放完了，你我都回家杠鋤頭去。」徐老大在作后一步的打算了，這些年來，徐世奎在六隊佔山為王，老婆孩子也生活得安逸富足。

他當然清楚，他的一家是寄生在六隊兩百號奴隸身上的，犯人沒有了，他這個家也就該搬走了。

何慶雲倒顯得豁達些：「路線鬥爭就是這個樣子，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早就說過，在中國出修正主義隨時都是可能的……」他的話突然中斷了，他知道不能再說下去，否則就是「反黨」了。

「李培連不但獲得平反，還升了官，你我都寫過他的材料，他若在農牧場不好相處啊！」徐老大觸及到具體問題了，因此，他打定主意，「走為上計」。

我屏住呼吸，全神貫注側耳聆聽，這可是將近二十年來，難得聽到的話。這翻內心自白，才是整人者內心的真話，二十多年來，人們習慣了聽假話套話，能聽到他們肺腑之言，倒是機會難得。

我抬頭向哨蓬望去，只見徐何二人同「帶班」的兩名士兵正盤腿坐地。

士兵的思想畢竟單純，在「支左」時，他們只知道用青杠劍砍人打人，在需要的時候，他們也只知道執行命令捆人，他們在「支左」中猖狂打人，他們本是泥腿子出身，在毛澤東的大躍進中，曾經嘗過野菜或觀音土的滋味。

入伍后揚眉吐氣，過著飯飽肉足的生活，便心乾情願被人當槍使，決不去侈想生活之外的事，無產階級專政少不了這樣毫無頭腦的「槍」，也少不了像徐世奎，何慶雲這樣的「槍手」。

（二）高德勝的死訊

清理水渠的勞動剛剛結束，郭川小又調回了六隊，替代了已經年老的榮老頭。

郭川小調來以後的第三天晚上，便把我叫去隊部辦公室去，待我在小凳子上坐好后，便低聲問我：「你知道高德勝書記的下落嗎？」我感到他的問題好突兀，搖了搖頭。

他停了一下，便告訴我：「他已死了，死得很慘，是被造反派們鬥爭，打斷了左側的全部肋骨，並把他關在騾馬堡附近的水碾房裡，又不給他醫治，結果打斷的骨頭穿破了皮，傷口化濃感染而死。

死的那幾天，他在小屋子裡成天喊叫，很凄慘，但沒人敢理他。也不準家屬去看望，還說他死不認罪，死有餘辜。

他還說：「文革初期，造反派鬥爭高書記時，其中有一條罪狀便是坦護你和陳力」。

這麼多年共產黨的殘酷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上法家提倡嚴刑竣法，毛效法商鞅丶李斯，使他得了一個暴君美名，對不聽使喚的人決不會手軟。

聽郭川小講完后，我倆低下了頭，一時沉默不語。掐指算來，他死去快一年了。說到這裏，郭川小望望我，進一步補充道：

「你和陳力被管教科申報了兩次死刑。但是高書記說『這兩個人出身學生，是可以通過教育來挽救的，共產黨人強調的是改造人，而不是消滅他的肉體，何況，這兩人在犯人中影響很大，改造好了，一定會帶動一大片，有利於我們的思想轉化和教育工作。』」

高德勝這個調子一定，我死刑得免，看來我之所以能夠倖存下來，確有高書記極力保護的一份功德。

關於高書記，我確曾聽過他的種種傳聞，文革后，1966年冬天，我與他在六隊的蔬菜地邊見了最後一面，當時見他穿著布鞋，臉色蒼白。記得那一次見面，他簡單詢問了我的近況，說了幾句「認清前途」的話，便匆匆離去。

從此，高德勝和李培連便從二道溝「消失」了，郭川小今天告訴我的這些情況，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關於我被申報死刑的說法，我早已耳聞，但何以又免了這死刑？卻一直懵然，這次聽到郭川小的話，我的腦海里再度重現了十三年前在基三隊的絕食，並在1964年的國慶節前，我與高德勝的第一次對話，那是一次思想交鋒，我相信，那次我的坦然和正氣，一定深深地觸動了他。

這使我相信，共產黨決不是他們自吹的鐵板一塊，恰恰相反，由於它的不得人心，它的內部正在熔化分裂，慘無人道的對待高德勝，一定是校仿了中央高層中對待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的手法。

想到這裏，我問郭川小：「他的家屬還在嗎？」

「在，還在騾馬堡，這些年來，因為高德勝的問題，家屬也被整得很慘。」

這一席對話，使我們間的距離拉得很近，我們相對沉默，我在心裏祈禱著亡靈。大約五分鐘后，我抬起頭來，對郭川小說：「我想，該寫一份悼念高書記的信，以表達我對他的哀思，請你轉交給他的家屬」，他點了點頭。

對於高德勝所加入和維護的黨，我沒有任何好感，但對於高德勝這樣的黨員，我認為他是中共隊伍里沒有喪失人性的一員。

在複雜的社會中，一個人誤入某種政治組織，誤信某種信仰，本不足為奇，曾迷信于邪教的人，並不等於邪教頭，相反，應當相信人心都是肉長的，即使一時執迷，干過壞事的人，有一天大徹大悟幫助我們，這樣的人，應視為我們的朋友。

那一夜，郭川小和我交談到深夜。他詢問了我最近收到母親的來信沒有，問到母親的身體和近況。我告訴他，母親已經摘去右派帽子，並在為我「平反」，上下奔波。

我也向他詢問了一些有關平反政策的問題。最後，郭三小宣布，從明天起，我被編入雜務組。

雜務組是一個由農六隊的木工、鐵匠、飼養人員和機修人員混合編成的小組。我的任務是跟著來六隊翻耕土地的拖拉機，幫他們打鏵和保養拖拉機，這樣一來，平時，我可以滿山遍野的在外面跑，而不必在小組裡列隊報數，集體出工，收工。只是到了晚上，仍回六隊的監舍歇宿。

第二天，我便跟著來六隊耕地的拖拉機，坐在後面的鏵口上操縱升降鏵口的盤子，我的「師傅」是東方紅拖拉機司機李進。

為耕地打鏵，這可是一個極苦的差使，這時風季還沒有結束，經過一個冬天乾旱，山樑上干透了的土地，在鏵口和履帶的翻動下，掀起一股股紅褐色的「濃煙」，然後被肆虐的西北風捲起來，裹纏著整架鏵座。

我坐在上面，看不見方向，呼不出氣來。每天，只要一開鏵，用不了半個小時，我的混身上下便被紅塵裹成一個灰人，頭上背上，就像上了一層塗料似的。

幸好，我是剃光頭的，洗臉洗頭並不麻煩，只是吸進肺里的大量泥灰，七竊之中堵滿了泥沙，嚴重損害我的健康。

用李進的話說，「這那裡是人乾的話？」但我很樂意的接受了，因為即使打鏵時苦不堪言，但我獲得了久未有過的活動空間。

從此以後，我結束了站隊集合、報數出工，連小解都要呼喊報告的那種生活，結束了稍不如意，便遭到呵責丶毒打的提心弔膽地獄生活。

（三）獄中「自由」

到雜務組后，我能單獨的進出監舍，還可以去場部子弟校的閱覽室，在那裡讀到裝訂成冊的「參考消息」，過去，我在垃圾堆中偶爾撿到一張，便如獲至寶，雖說「參考消息」屬於中共特意篩選出來的內部讀物，畢竟比假話連翩的人民日報有了些新內容。

同時我還可以去其它隊約會同難朋友，從他們那裡直接得到平時無法聽到的消息。晚上七點以後，我可以去場部的任何一個中隊看露天電影，去當地老鄉家裡作客、買米和買肉，不再擔心徐世奎躲在大門內側，突然向我襲擊。

我可以去農家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去和他們交朋友，去打聽「平反」的有關消息和政策。可以去場部的任何一個地方，只要在晚上十一點鐘回到監舍就寢就行，姑且把這種生活叫做「自由」吧。

自由是太可貴了，冤獄剝奪了她整整二十多年了！經歷漫長的歲月，我才獲得這份「自由」，並且是以為拖拉機打鏵這種苦役作代價換來的。

開初那幾天，深夜從場部歸來，路過蘋果園，聞到那沁人心脾的蘋果芳香，我真想變成一隻棲息在樹下的螅蟀，再也不要回到那陰森森的牢房裡去，無怪乎哲人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郭川小的妻子姓廖，是場部一名倉庫保管理員，許多年來，她對我們的處境流露出同情，我們管他叫廖老師。

為了避嫌，她在表面上對我們保持著嚴格的界線，而顯得冷漠，但每遇到流放者被處罰的時候，她都會通過丈夫替當事人解圍，在監獄這種嚴酷氛圍中，已是難能可貴了。

自我被調到雜務組后，有時也可以去幹部食堂吃飯，便時常與廖老師照面，有一天，她在球場外碰著我，硬是拉我一起去她家吃午飯，我不好推辭。去隊長家做客，對我來說，是二十幾年來第一次，未免感到拘束。

進屋以後，桌上已擺好飯菜。郭川小從廚房裡拿出一瓶酒，斟滿了一杯送到我的面前，為了不掃他的興，我接過酒杯只呷了一口，他拉扯了一陣閑話，便道出他的本意，說他的兩個孩子，女兒初中畢業準備報考中師，兒子也小學畢業準備考中學，兩個孩子在場部的子弟校讀書成績平平，希望我能給他們兩個孩子補補課，能讓他們順利的考上學校。

我沉呤片刻后回答：「我的學業已整整荒廢二十多年了，中學課程雖然用過功，但這麼久了難免遺忘，需要先對現在的中小學教材熟習一下，然後什麼時候補課，也需要向雜務組長彭文學打個招呼。」

郭川小聞言，抽身從裡屋拿出三本書來，那是他女兒正在學習的語文、數學、政治和印刷的講義，他一邊遞給我一邊說：「關於補課的時間，就在每天下午，雜務組嘛，回頭我向彭文學說一聲。」

給中隊長兒女補課的事，就這麼定了下來。

每天下午，我準時的來到郭川小家裡，經初步摸底，郭川小女兒的功課相當於小學生。而他的兒子則連四則運算都不會，這便是文革的重大成果。

好在廖老師平時對孩子管束甚嚴，成積並不是最差的，經過我的輔導，孩子們進步很快，但我沒有把握，經過短期複習便可以考取學校！為了給孩子們補課尋找輔導資料，我便到農牧場子弟校圖書館借一些升學考試的複習資料。

從場部走過來時，我一路都在回憶這裏的舊貌，慢慢判斷出這兒正是當年的基建三中隊所在地。

十五年前，當我從西昌黃聯關押來二道溝時，正值冬天，當時場部幾排紅磚房子的前面，就只有一灣狹長的水溝。

溝里的水黑黝黝的，很像是城市裡的下水道，冬天的干風，颳走了這片紅土裡所有的水份，唯獨在這裏還保存著這一凼「黑水」。

十幾年來，但各水庫中浸下的地下水，彙集成了一條寬約二十米的小溪流，囚奴們又在河溝兩岸種上了樹苗，幾年後成了一條綠色走廊。

與這條綠色走廊形成的同時，在當年的基三隊旁邊，建起了許多簡陋工棚，成了就業人員的主要住宅區。住宅群的主人在工棚前修築了石板小路，形成了一條「小街」，農場場部周圍蘋果林中間，現在已建成場部子弟校的校舍。

一道圍牆，將就業人員的工棚隔在外面。許多年沒來過了，今天算故地重遊。

學校最角落的地方，是圖書館和閱覽室，我剛剛走進過道，便碰見了來這兒不久的魏朋萬。他原是昭通地區的中學教師，平時沉默寡言，幾乎不與任何人交往。他身材矮小，加上眼睛近視，才四十多歲，便顯得特別蒼老。

在六隊時，他經常完不成任務。每到農忙時節，他成了「挑燈夜戰」的常客，好在他特能忍耐，一直逆來順受，十五年勞役，咬著牙，默默忍受著無端的侮辱。從沒見過他頂撞過幹部和衛兵。

子弟校遷到這裏后，魏朋萬接到了場部人事處的調令，安排到這個學校當國文教員。調令下達那一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工資由原來的每月二十元增加到三十五元。覺得福從天降，大抵是因為他歷來逆來順受老實聽話贏得了農場的好感，但根本原因是因為學校師資奇缺。

現在他幾年前鐵青的臉色，已帶上紅潤，與他在六隊時成天哭喪著臉可謂「判若兩人」。握手寒暄后，魏朋萬便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小敘，我才得知這所子弟校原來是從騾馬堡遷來的，文革期間，原來的老教師關的關、逃的逃、病的病、死的死，雖然老教師都與公檢法沾親帶故，依然沒有逃掉文革的劫難。

連李培連這位響噹噹的馬列主義專家，尚不能免卻牢獄之災，像高德勝這樣從雪山草地上爬過來的人，尚且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之下，教師們豈能自保？

（四）就業員的窩棚區

從學校教學樓向下望去，在一牆之隔的地方，便是就業人員的窩棚家屬區，呈現在窗戶下面的，便是那些用破石綿瓦、牛毛氈和木板釘在一起的窩棚屋頂。

看到這些破爛的屋頂，使人聯想到抗戰時期重慶臨江門碼頭下，傍山而建的貧民窟，想起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淑貞，拖著一老一小吟唱「月兒彎彎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而今居住在這裏的囚奴們，已唱不出這樣的歌了。

那些在監獄中熬掉了十幾年青春年華的男子漢，就在這裏燃燒著生命的餘燼。男人難免有七情六慾，也想找個女人成家，但每月僅有二十塊錢的勞釋人員，到那裡去尋找共渡「寒窯」一起過日子的女人？「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便是這些就業人員的自我調侃。

就業人員中相貌英俊的勤勞小夥子，就連場部的幹部家屬，都會盯著不轉眼的，卻很少正常的女子，願意落嫁到這些鴿子棚里來。

雖然如此，這些鴿子棚中的女人，還是一年年在增加，嫁進來的女子或是「黑五類」；或是窮得為幾斤糧票便可委身他人的乞丐女；或是相貌奇醜或有生理缺陷的女人；或是被人遺棄的二婚嫂。

我和魏朋萬的話題，很快轉到這些鴿子棚里的「居民」身上，就業人員中良莠不齊，層次懸殊，其中不少陳賢士之類的人渣，也有像王大炳這樣的老實巴交大好人。

女人們品性各異，有純樸天真的山裡妹，也有賣慣了皮肉，擅長算計別人的野雞；有為幾斤糧票就可奸宿一夜的「大姐」，也有不堪侮辱而自殺的女人。

貧病交困，文革對社會倫理的極大摧殘，在這些密布的鴿棚里，天天都會發生打架鬥毆、坑蒙拐騙、爭風吃醋的奇傳緋聞。總之，在這片綠茵下，天天都在上演真實的悲劇。

我知道王大炳自去年刑滿后，便留在場部養豬場餵豬，他幾次託人帶信叫我過去一敘，我調到雜務組以後，得知他從長壽老家接來一個農村姑娘，並計劃在1979年春節結婚。

多年來，王大炳對我的熱心幫助，我一直都銘記於心，聽到他將成婚，我決定抽時間去向他表示祝賀，拿出兩年積畜的零用錢，去鹽源縣城買了一床提花毛毯，作我送給他的結婚禮物。

79年元旦后的一天，我沿著堰溝邊的小路一路尋去。

他的「新房」，原是農一隊的菜棚子，經過改造，小屋的泥巴牆已刷過石灰水，大門也是新釘上的，唯一的一扇窗戶也安上了玻璃。

小屋前大約三十平方的三合土小壩子，打掃得挺潔凈，就怕夏季炎炎赤日晒在牛毛氈上，會使屋裡變成蒸籠。即便如此，對一個刑滿人員來說，已是來之不易的理想居所了。

我走到門前敲門，大門應聲而開，一個大約二十來歲的姑娘迎了出來，她身穿一件蘭花舊棉襖，雖補了幾塊疤，但洗得很乾凈，腳上穿一雙紅色的新布鞋，瘦小的身子後面，還垂著一對烏黑的辮子，很靦腆的瓜子臉上，左眼帶著淺淺的疤痕，顯得比右眼小。見有客人來了，禮貌的請客人進屋。

我跨進門時，大炳正在灶前忙碌，見我進來，起身熱情地招呼我。我掃視了一下這間大約十五平方米的泥牆「新房」，地下是剛剛打成的三合土，門左面一張木床，上面放著兩床大紅的被子，木床擋頭的木架上，擺著自製的木箱。屋裡收拾得很乾凈，連灶旁的葵花桿，也堆放得整整齊齊。

靠床的牆上貼著一個大紅的喜字，而床頭的上方則貼著一張紅色的雙子圖，女主人說，那是娘家專門從長壽縣裡買來的，表示娘家人對新婚夫婦早生貴子的傳統祝福。

我把帶來的禮物放在木箱上，順手接過大炳給我遞過來的木凳，在園桌旁坐下，談話自然落到女主人身上。

她來自長壽縣白鶴公社，父母雙亡，有兩個兄弟，都是當地農民。本應談及她家鄉的風土人情，以及聯姻始未，包括婚姻介紹人。但她開口便將她家的糧食收成賬，娓娓道來，打破了拘謹。

她說她一家四口，1978年分得黃谷450斤，包穀300餘斤，紅苕800斤（摺合口糧200斤）。收打的胡豆、麥子、豌豆之類統統摺合口糧總計150斤，如此合計起來，四口之家全年共分得口糧1100斤。四個人平均，每人不到三百斤。

因為一切家庭副業全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因而副食品極度稀缺，這點口糧全用來填肚皮也只夠半年。穿衣服要靠布票，一家四口一年可以分到四丈布票，要完成國家的棉花徵購任務才能領到；一家四口的菜油票，每人每年只有一斤，也要在完成油菜子徵購任務后才能領到；除過年過節，平時見不到豬肉；菜里是從不放油的。她講這些時，如數家珍，全然忘記了拘謹靦腆。

雖然我對這些情況早已知道，但聽她一一數來，仍讓我感到驚心，再次證實農民仍處於饑寒貧苦的悲慘狀態，這大抵是她願意遠嫁鹽源，並跟一個比她大二十多歲的就業人員一起過日子的原因。

她天真的告訴我，她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還很少有聽見雞鳴狗吠。說到這裏，她還講了一個她小姑養雞的故事——

「小姨懷孕了，農村習慣，坐月子要殺幾隻老母雞補補身子，但整個生產隊已看不到雞的影子，不知她從那裡弄了幾隻小雞來喂，又怕生產隊知道，便把雞用木箱裝起來，關在豬圈頂上面喂。但是圈起來喂是要糧食的，一家人一分自留地全種上了紅薯，好不容易等到小雞長到半斤重左右，卻被公社當書記的舅舅知道了，說是資本主義尾巴，逼著小姨殺了小雞，砸了雞籠。

「她被逼無奈，只好把五隻小雞全部殺掉，當時捨不得吃，便熏好后掛在房樑上，想等到生孩子后吃，沒想到被黃鼠狼叼了去，為這件事，小姨還傷心的哭了一場。」

當時的農民到了後半年，都要向公社借第二年的糧食渡荒，於是公社便成了壓在當地農民頭上的債主，而農民成了公社的債務人。實際上，這個「國家」，又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書記組成，在這個奇特的奴隸社會裡，農民成了公社的奴隸，哪能當家作主人？

我從王大炳家出來的時候，已是深夜十二點了，他一直陪著我走在鋪滿炭渣的小道上，在寒氣逼人的夜裡，風已漸漸平息，從蘋果園中吹過來果子的芳香，使人感到舒暢，只是在河邊黑洞洞叢林深處，卻隱藏著時隱時現的詭異。

近年來，新近釋放來的許多文革闖將，習慣了打砸搶，把文革的畸形也帶進了這鴿子棚貧民區中來，一個人單獨在夜半穿過那片密林，常會遇到蒙面「好漢」的行劫。

流放者本來赤貧，誰也沒有多大的油水，但面對突然竄出來的「蒙面人」還把一把尖刀頂著自己，在驚恐之中，任憑對方將兜內僅有的幾塊錢搜去，再把手腕上的「山城」牌手錶抹去，這樣的事發生多了，就業者們相約來到管教科投訴，希望「政府」採取措施。

按常理講，這狼牙府豈容搶劫？可搶劫案頻發，偏偏沒有抓到一個，於是一到了晚上十點以後，便很少有人單獨在那片密林中行走，不得不從那裡路過，也要邀約上三、五成群結伴亅以壯膽。

以後當我回到重慶，更體會到在大陸，那柄對準「政治犯」的刺刀，卻對刑事犯完全無能，對刑事犯罪這种放縱，使正常秩序難以維持，人們敢於公開攔路搶劫，卻不敢公開反對獨裁和伸張正義。

王大炳打著電筒，我手裡拿著一根棍子，我倆剛剛轉過蔬菜隊與農三隊交界的岔路口，突然聽見不遠處傳來呻喚的聲音，接著便是一陣雜沓的腳步聲。我倆停下腳步，警覺起來，大炳打亮了電筒，向那方向照射去，我也下意識地捏緊了手中的木棍。

在手電筒光下，距我倆大約二十米遠處，兩個人影扭在一起，跌跌沖沖地向我們走來，一股熏人的劣質酒精氣味向我們撲來。

定晴看清，原來是一男一女，那女人似乎很清醒，她正死死地用手拽著那個喝得已經爛醉的男人，而那男子的嘴裏還在不斷嘟噥著「酒話」，看到這情景，我倆才感到鬆了口氣。

大炳說，那女人的名字叫銀枝，是鴿子窩棚里的頭號新聞人物，傳說她原藉綿陽，為生活所迫，當過「王大姐」，而被關押「勞動管教」，就地服了兩年刑。獲釋后，被基三隊的一個小夥子接到這裏來安了家，但不久，小夥子暴病身亡，銀枝從操舊業，成了鴿子棚區爭相追逐的對象。

那女人胖胖的臉上布滿了雀斑，一個大而扁沓的鼻子幾乎是貼在麻臉上的，一對豌豆大小的小眼珠，很像華君武筆下的漫畫人物，但她才三十齣頭，臉蛋雖丑，身材卻很勻稱性感，加之以頗講究衣著，善於打情罵俏，她的男人一死，就迎來了周圍更多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