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8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9月29日
江青讀的書比她丈夫多得多。無論如何，她對世界文學名著是熟悉的。
毛澤東對他在蘇聯學習的兩個兒子一點都不放在心上。我們誰也想不起他曾提到過他們，或者問過他們的健康情況。順便要提到的是，他對小女兒也很少關心。如果他表示關心，那也全靠他妻子來盡力激起他的父愛。她是很能左右他的。
江青照顧他的健康、日常工作和衣食，是他最信得過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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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主席已分化了他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對手。他用軟硬兼施的政策，把他們拉到他一邊去，然後再使他們彼此相鬥。他甚至假手於王明和博古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來跟這兩個人算賬。
1943年10月3日
任何權力鬥爭都反映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毛澤東和他的親密同僚抓權，這客觀上是有利於中國小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份子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因特殊的歷史條件不同而有不同的思想表現。但是，小生產者所有制哲學的支持者，拿這種哲學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往往不自覺地暴露出這種哲學的反動本質。
我感到滿意。有我們在這兒，就能使中共國際主義派的領袖王明，免遭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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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我們對延安事務的了解，也防止了其他中國同志被害，並在某種程度上約束了恐怖措施。
我相信，在揭露國民黨和日本“特務”的運動之後，接著就要把所有“教條主義者”，特別是所謂莫斯科派的人，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從肉體上加以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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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夜裡把我們電台的天線破壞了。里馬爾去修理的時候，多爾馬托夫不得不使用備用電台。
1943年10月7日
楊松臨死之前講到康生對他的仇恨。
10月5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關於國民黨在重慶的動向一文。
中共中央主席斷言說，除了八路軍和新四軍之外，誰都不打日本，還說，特區的領導是幫助重慶抗戰，而不是破壞重慶抗戰。
毛澤東援引了蔣介石最近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上的聲明：
“……應宣明中央對於共產黨並無其他任何要求，只望其放棄武裝割據……之行為，……”
毛澤東帶著幾分挑撥的口氣寫道：
“……本來，國民黨人的主意是叫蘇聯獨立去拼希特勒，並挑起日寇去攻蘇聯，把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拼死或拼垮，……”
真是天曉得！這不就是毛澤東這些年來的對蘇政策嗎？蔣介石和毛澤東不都是希望蘇日開戰嗎？(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