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1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9月15日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暫時休會，休會時間顯然不會很長。我看會採取一些組織措施來結束國際主義派代表對黨的政策的影響，反共產國際的活動將因此而進入高潮。

從“思想上打敗”“教條主義份子”和“莫斯科派”，這個首要的目的已經達到。

毛已經得到他所追求的東西。在政治局工作會議的最後幾天，大家要王明對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政治路線負全部責任。幾乎所有發言的主要內容都說，王明以其與黨不相容的小資產階級投降主義思想，一直在瓦解黨。每個人都發言好幾次，誹謗共產國際(不直接提到這個國際組織)，同時證明他們自己是正確的。按博古和任弼時告訴我的情況判斷，王明遭到了粗暴無情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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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屬已回到莫斯科。他們在家裡就會舒適一些了。我經常為瑪麗亞擔心，我怕她的結核病會因吃不飽和吃不好而復發。

1943年9月19日

康生繼續使中央委員們反對王明。

江青大大促進了我們與毛澤東的接觸。當然，她這樣做，她丈夫並不是不知道。毛澤東顯然希望我們接受他的觀點，並據此向莫斯科報告。

江青常請我們去吃飯，在這種時刻，我們絕口不談政治。

昨天，毛澤東沒頭沒腦地說：“如果當權者不循正義途徑行事，孔夫子是支持造反的神聖權利的。”他悠閒地看著我，直視著我的眼睛來觀察他的話所引起的反映。他習慣於一面說著話，一面注視著你的眼睛。

他說話時，其他人都不作聲，即使在家裡也是這樣。他猛抽烟，字斟句酌地低聲說話。即令在家裡，他也是個演員。

1943年9月22日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此外，毛澤東還經常指示他向我們傳話。

要隱瞞特區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時想為這項“買賣”制造理論根據。從一次長而乏味的談話聽出來，與中共領導的說法相反，特區的經濟和財政形勢，極為嚴重。通貨急劇膨脹。財政工作日趨困難。已經發行了六百萬元的貨幣！可是，這並沒有改善經濟狀況。

任弼時詳細談了經濟困難的情況。所有在特區的人，包括我們在內，都感覺到了這些困難。

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與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

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份都將由部隊來管。賀龍的120步兵師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

發布了一項大量進行鴉片交易的命令。鴉片體積不大。把鴉片運到延安或特區其他指定地點，再從那裡送往中央政府所轄各省，以高價出售，並不困難。

在談話結束時，任弼時說，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時想指點我，使我能“正確”理解中共領導的“鴉片政策”。任弼時要蘇聯記者理解這個決定。我說，我會把這情況告訴我們小組同志的。說完後，我們就分手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