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8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九章：地獄里的火炬

1974年，林扯高以主管幹事的「頭銜」，重新回到了農六隊，與何慶雲一道，對六隊的幾個重點政治犯進行「嚴格管理」。

林扯高這一次「捲土重來」，還真有不少「進步」。也許在經過了一陣「折騰」后，他獲得了一些經驗教訓。這次回來，他已將過去那種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嘴臉收斂許多。

他集中精力，將矛頭對準「思想犯」，想從這裏撈到政治資本，實現他捲土重來的野心。他回到農六隊后，變得十分陰沉，而不像過去那樣動不動就大呼小叫和大打出手。

他的新「招」，便是收買犯人中的人品卑劣者。像劉資元、王世春、陳賢士這一類想通過告密立功的人，被他收進了網中。戴上一副關心他們前途的假面具，主動找他們談心，並許諾他們一旦有立功表現，立即整理材料，請功「減刑」。只要他們積極靠攏政府，受獎的可能性會多於馬文華、周學祝這一類公開的『狗』。

第一節：打李分站和三代會

林彪事件后，紅衛兵造反運動完成了「打倒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使命，退出了歷史舞台。地方上的舊政權已由「革命委員會」接管。而「革委會」卻由兩個相互對立的「造反」組織組成。

在西昌地區，一個從文革中衝殺出來的群眾組織，名曰「打李分站」，是以打倒西南王李井泉而命名的；另一個組織，則是由工人、農民和軍代表聯合組成的「三代會」。兩大派別都打著「誓死保衛毛澤東」的旗號，絕對服從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號令」。

無論兩派怎麼標榜自己，都不會放棄對「權」的爭奪。他們因人事安排、物資分配、事件處理、機構調整等展開激烈的爭鬥，隨時可以「大打出手。」

（一）斗

兩大對立派別的緊張對峙，其實都是毛澤東幕後操縱的皮影戲，被愚弄和相互殘殺的人們，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使全國人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

在和平年代里，人們不去耕作織造，卻在「階級鬥爭」的毒焰中，睜大了血紅的眼睛，為所謂的「觀點」和「路線」，進行著你死我活的「殊死博斗」，甚至「壯烈」犧牲。夫婦、父子、兄弟概莫能外。

「打李分站」和「三代會」除繼續擴大各自的地盤、繼續武鬥。鹽源大街上出現了裝備精良的「毛澤東思想宣傳車」。為了防止對立的派別搗毀宣傳車，這些宣傳車還裝上了鋼甲，宣傳設備不光是一個高音喇叭和擴音器，還配有印刷機，沿街隨印隨發各種傳單。

傳單除「最新最高指示」外，主要是攻擊謾罵對方，或揭露對方核心人物的陰私。

以「戰地採訪」，「紅決」，「女民兵」刊出的文章，不但品味低俗，文理不通，且往往刊出某人的「隱私」，以招攬群眾。

有一陣子，某個國家元首送給毛一筐芒果，分散到全國各地展出。於是各地將這枚芒果奉為「聖物」，由「毛澤東思想宣傳車」載著這枚芒果，一路上披紅挂彩，敲鑼打鼓，浩浩蕩蕩地遊行。各地派專車組織隊伍隆重接送，演出了中國歷史上令人作嘔的鬧劇。

除了「毛澤東思想宣傳車」，「打李分站」和「三代會」還動用了飛機，從未見過飛機的鹽源人，突然聽到空中震耳欲聾的轟鳴聲，鑽出茅舍舉目仰望。孩子們驚奇的呼叫著：「看飛機！看飛機！」當飛機掠過低空時，從尾巴甩出了一串串傳單，凌空而降。

山民在滿山遍野搜索這些宣傳品，以為是「天書」或神符魔咒，後來，他們接觸得多了，也就見慣不驚了。

這些傳單也不斷出現在農六隊的山樑上，經在外居住的同難撿來，傳到我們的手中。

我們透過這些傳單，獲得許多信息。如有關劉結挺、張茜挺的故事，如郭祥林在重慶的種種陰謀等等，才知道他們生活的極端荒淫無恥。

不過這些宣傳品，不像官方報紙那樣經過層層審查，幾乎看不到一點真實東西，這些傳單上記述著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事變，至少為我們提供了一睹中華大地上「文革喋血」掠影，對農六隊政治犯有特殊價值。

我們能從中分析出大飢荒后的大陸亂象，以及社會內部醖釀的危機。有助判斷這種局面還能支撐多久？

我記得有一份傳單記錄了重慶潘家坪武鬥的情況，將參加武鬥的派別、學校、學生人數、指揮者、動用的武器種類、雙方死亡的人數登載出來。

有一份傳單記錄了雅安激戰。看到「戰場實況」的照片，彷彿使人親臨了懵懂青少年橫屍街頭的慘景。

有一份記述某次造反組織在人民商場揪斗「四川王」李井泉的專題報導，為李井泉陪斗的是省長李大章，批鬥會現場是由成都各大院校紅衛兵布置的。坐在批鬥會場前面的，是些上了年紀的農民老伯。

批鬥會開始，紅衛兵剛給李井泉戴上高帽子，準備拳腳相加讓其「端正態度」時，卻惹惱了站在前排的「農民伯伯」，他們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

成都本是二李經營多年的老巢，站在會場前排的「農民伯伯」原是二李帳下的走狗。當即警告說：「莫看李井泉這幾天走麥城，總有一天，『西南王』還得官複原職。到那時候，今天在這裏斗過他的人有你好果子吃！」

這話果然有效，「農民伯伯」們立即擺出封建家長的威儀，當場訓斥主席台上那幾個躍武揚威的毛娃子。四川人又多有說話帶把子的惡習，辱罵加上唾沫橫飛，年輕氣盛的紅衛兵，豈能容忍這幫「保皇派」侮辱，喝令把這些「保皇份子」扭出會場，於是升格為拳腳較量。

這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們事前已有了準備，一聲口哨，會場周圍幾百號人立即一齊擁出，雙方大打出手，台上台下亂成一團。

這可急壞了站在高凳子上的李大章，連呼「不要再打了」。殊不知鬧劇還沒有收場，急忙從北京「飛」過來的中央文革大員，匆匆趕到出事地點。

二李在混亂中，挨了不少的暗拳飛腳，臉部也掛了采，惴惴不安連忙恭聽北京的仲裁。

這場混戰的罪魁禍首當然是李井泉。光是「挑動群眾斗群眾」這條罪名，就夠這個平時飛揚跋扈的「西南王」吃不了兜著走了。「農民伯伯」雖是「來頭不小的人物」，但是李井泉除了乖乖地寫檢討認罪外，他還敢作什麼？

裝正神，唬惡鬼乃毛魔頭一生中最得意伎倆，這是中共在大陸午台上自相傾軋中產生的長項，用來治囯怎不一團糟？

讀罷這則頗具嘲弄意味的報導，我和張錫錕相對一笑。平時對老百姓作威作福的當權派，不過如此！

(二)張錫錕

張錫錕原是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學生，他的身世和遭遇與我不同，他上北大的第二年，便碰上了大鳴大放。他講到譚天榮在北大學生論壇上的演講，對譚天榮膽識欽佩。但他又為譚天榮感到反感，說他演講到最後時，仍高呼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1957年劃定的「右派」根本就不存在，是毛澤東為達到他獨裁目的，憑空捏造的「犧牲品」， 陰謀被他解嘲為「陽謀」。隨意坑害糼稚無知的學生，則證明他為達到獨裁，不擇手段肆意殘害無辜的秉性。以後，一廂情願發動大躍進，證明他並無治囯能力。在造成對囯家建設的嚴重破壞后，還堅持從史大林那裡學來的殘酷清黨伎倆，犮動「文化大革命」，更顯示他政治上的危機和昏亂！

中共建政后，在史大林操縱下的苛政，害苦了大陸黎民百性。從毛澤東折騰中，我倆對慘遭蹂躪大陸所達到完全一致的認識，使我們結下了深厚友誼！

學生時代我倆都成了毛澤東的「陽謀」犧牲品，不久進入監獄，他來到農六隊，便編在嚴管組中，成為當局重點監視的「反革命」要犯之一，由於相互隔離和周圍告密的耳目眾多，所以彼此一直沒有深談的機會。

直到1967年4月，我在農三隊召開的加刑大會上公開聲明「決不改變自己政治道路的腳步」后，在了解到我和陳力在小監里的種種事迹，便產生了與我交往的願望。

1968年的一系列瘋狂的批鬥打人會上，他也被列為被批鬥的對象。但是他的性格內向，一向沉默寡言，沒有在公開場合下拋頭露面，當時並未被當局十分「關注」。

陳力犧牲后，我們有一次在廁所里單獨相遇，他主動向我傾述衷腸。

他說：「早就知道你和陳力的事迹，很欽佩你們的眼光和膽識，大陸十分需要你們，我願在同獄方展開的鬥爭中成為你忠實朋友，希望你也把我當成你忠誠的朋友。」

接著說：「我想請問你，你與陳力相交多年，有沒有保留下他的遺著和遺言？我覺得，今後我們任何人只要活著出去，都有責任找到遇難者的家屬，告知烈士的死難經歷和他們的遺志。」

他這翻話，使我很感動，在陳力犧牲以後，我終於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戰友，心中感覺鼓午。但我遺憾地回答他：陳力被押送去鹽源看守所時，只留下過一篇名叫「評當今秦始皇」 的雜文手稿，經過幾次監獄里搜查，也被獄方搜去了。現在我沒有留下陳力生前的一紙一字。

每一次大搜查，獄方都要將我們所寫的只言片紙通通搜光。所以，在我們這樣的環境下，只能用大腦去保存彼此的言行。

自那次互吐心聲后，他曾幾次建議，組織獄中的秘密社團。

但我認為中共通過嚴厲的思想控制，絞殺了所有反對思想，中共特務網路極其嚴密，使主張民主改革的黨派和個人，難於存在。

同全國其它監獄一樣，鹽源農場所關押的六千多名在押犯人，三千多名刑滿釋放人員，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關押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已所剩無幾。

大部份「反革命分子」是在飢餓逼迫下的自發反抗者，他們的知識，基本還是中共所灌輸的那一套。對自由、民主政治、人權保障相當懵懂，趟若在現在對他們就提出自由民主、人權平等、三權分立等政治主張，只能使他們瞠目結舌，不知所云。靣對組織嚴密的中共政權，輕視幾十年的洗腦，忽視老百姓和我們在認識上的差距，必遭打擊。

毛澤東所劃定的五類份子，都是人為劃定的政治耙子，「五類」群體就像在中共貓爪下的一群耗子，它們並不存在一個共同目標，目前不會團結一心形成反抗力量，所以建立組織的時機還不成熟！

在沒有號召力很強的政治綱領，沒有切實可行的政治主張時，要達到思想的統一，形成組織是相當困難的。弄到不好，不但預期目的不能達到，反而會造成意外的犧牲。

但是，民不聊生是民主革命的摧化劑，中共的倒行逆施，客觀上給民主運動開闢了前途。目前應集中精力宣傳民主思想，揭露獨裁政權的反動面目，至於建立組織，要特別謹慎行事！現在我們，一要團結有識之士，二要進行積極的啟蒙教育，為中國革命做準備。

林彪事件的巨大震撼，為毛賊東獨裁勢力敲響了覆滅的喪鐘。緊接著，孫明權一聲復讎的爆炸聲，促進了政治犯在政治上的聯合。在這種形勢下，一個爭取民主的綱領誕生了。

回顧我們所經歷的反抗歷程，是一個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1962年，我們這一群從四川各地流放到邊寨的囚奴，一開始就帶著反飢餓、反迫害、反奴役的火種。

3月15日三元宮搶饅頭事件，是在連說句「我餓」都要遭到批鬥的年代發生的，面對刺刀我們喊出「不準剋扣我們的囚糧。」雖然這次反抗是自發的，但它是一次以群體對監獄秩序的否定，也是一次對暴政和槍杆子的挑戰。

在「文革」妖風初起、風雨如晦的時候，在農六隊的五月之夜，我們公開喊出打倒毛澤東，並喊出「天快亮了」的口號。在萬馬齊喑的沉悶大地上，以一種「以卵擊石」的姿態，向獨裁者表示對我們的藐視。

五月之夜，對毛澤東專制暴政的公開揭露和抨擊，使監獄當局異常恐慌。隨後，農六隊又颳起了對手無寸鐵的囚奴狂暴的打人鬥爭會，文字獄造成的恐怖暫時抑制了反飢餓、反奴役的怒火，但讓人們更看清了中共的殘暴本質。

反抗的火種已點燃，並以集體抗工、越獄、絕食、等形式與當局展開唇槍舌戰的鬥爭。使那些本來對當局還抱著幻想或猶豫不決的人們，逐漸發生轉變，他們中產生了堅定的反暴戰士。

第二節：舉起反抗的火炬

陳力犧牲后，農六隊的囚奴們並沒有被血腥的屠殺所嚇倒，對被暴打的流放者進行慰問，囚奴間一次握手，一口藥酒，一次療傷，一聲問侯都帶著群體的溫暖。人們在反抗毛澤東獨裁暴政的旗幟下，越來越團結了。

當時正鬧地震，農六隊所有的囚奴們便集中住在地震棚里，得到了更為便利的交流條件。

管教人員組織的學習，變成了張錫錕等人擺「龍門陣」的場地。在這些龍門陣里，除談古論今、借古諷今之餘，還組織了集體越獄的探討。

大家已感到，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靠個人單槍匹馬的同獄吏們幹了。組織起來向施暴者進行抵抗，在幾個堅定份子中醞釀。為了爭取更多的人投入到反暴鬥爭，要求中堅份子具備機智和勇敢的人格魅力。

1975年秋天，一期由張錫錕、劉順森、夏光然等人主筆，命名為「火炬」的刊物，以手抄形式，在農六隊問世了。

《火炬》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告農六隊全體流放者書」。它以回憶的形式，列舉了文革十年來在農六隊發生的一樁樁暴虐血案。

列舉了當局對流放者殘酷的折磨奴役的事實，讓大家直面自己悲慘的處境，摧醒那些習慣於麻痹、沉默、逆來順受的人們，呼喚大家團結起來，奮起反抗！

《火炬》以大家親身經歷的饑寒交迫，揭示毛澤東獨裁暴政給大陸人民帶來的苦難。

《火炬》以獄吏們的殘暴為例子，揭穿當局所謂「革命人道主義」的虛偽。一再提醒大家，不要上鄧揚光等人花言巧語的當，做出親痛仇快的蠢事。

《火炬》以林彪事件為例，說明中共上層不可避免的正在互斗中走向滅亡，曙光正在升起！

《火炬》是農六隊的血性男兒在高牆下的振臂高呼，是烈士們在就義時發出的吶喊，是所有被壓迫的奴隸鬱積在心底的血淚控訴。

《火炬》以「民主必將戰勝專制，光明就在眼前」 相號召，結束了整個版面。

高舉火炬的人們十分明白，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大的可能便是「以卵擊石」。他們懷抱著「哪怕燃燒自己的生命，也要放出耀眼光芒」的精神。寧可站著死，不要跪著生。

一張小小的啟蒙性刊物，點燃了人們的反抗火種，這是面對黑洞洞的槍口豁出命來的壯舉，是推翻專制暴政拯救人民拚死一搏吹響的衝鋒號。

伴隨著《火炬》的誕生，一場正義與邪惡、罪惡與善良、人性與獸性的搏鬥，也在農六隊展開了。

就像電影《大浪淘沙》所描寫的那樣，在大革命洪流中，人分流成三種：一種是能在混亂中看準光明前景，成為社會進步的中流砥柱；一種是不辨方向，自願當了渾渾噩噩的中間份子；第三種是屈服於邪惡勢力，最終成為叛徒。

這裏所說的叛徒，並不是公開身份的「紅毛犯人」。例如馬文華，周學祝、代朝謀等，姑且用「糊塗」來概括他們。

因為他們的身份是「公開」的，至少還保持著一種「坦白」的東西，容易應對，唯有那些平時振振有詞的怒斥暴政，聲色俱厲的反對毛澤東獨裁，反對流放者悲慘處境比任何人都喊得響，對獨裁政治抨擊最為「激烈」，以搏取同難信任，背地卻出賣他人的才是最可怕的倀鬼。

張錫錕低估了叛徒的無恥。這份初生的刊物的首批讀者中，就有這種倀鬼。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