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北京大興縣大屠殺揭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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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11月12日訊】【編者的話】大興屠殺事件發生在1966年,事發20後才有簡短的報導出現在書刊上。這個事件中先後被殺害的人達325人之多,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其中有22戶人家被滿門抄斬。下面是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的文章,揭露了在文革時期的所謂「血統論」造成的罪惡。

(續上)老韓不怎麼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挂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么?」

老韓說:「有什麼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只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里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

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不是不報,時候沒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三、「革命行動」: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採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復,80年辭去書記職務。

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污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污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庄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儘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麼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庄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

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余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庄制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庄、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制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面制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麼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制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及其慫恿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屠殺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暴力主張,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裡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庄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裡,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里,後來人們管那裡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里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裡外的馬村到底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謊言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 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

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儘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面8里遠,有個西梁各庄大隊,那裡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採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麼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剷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洼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麼樣。

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復了熱鬧。」

從老李那裡知道極少數兇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兇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 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 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后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採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

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庄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只好中斷。

從他和老伴兒那裡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裡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

幸虧經村裡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裡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里,還算比較年輕的。

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庄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採取的辦法是,到市裡諮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裡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只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庄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麼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斗,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髮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乾活,領導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裡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殺!霸佔「黑五類」的婦女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裡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庄,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計98人。

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全文附后),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卧,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只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里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髮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頂棚里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裡往外撈…… ……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 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面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沖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

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覆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麼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后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面。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裡勾出來,身上扎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迴音。

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緻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庄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裡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裡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倖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里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游斗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裡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斗,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游斗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兇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扎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佔「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兇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兇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只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制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兇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兇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

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採訪的時候,大辛庄方圓幾十里的農民都說,大辛庄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裡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裡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麼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麼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裡的人怎麼了?中國人怎麼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逐步解開這個迷團。

(完)

來源:《百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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