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4日訊】中國大陸被譽為新興經濟體的「楷模」，許多人到中國大陸發展商業或進行投資。不過，國際商務組織近日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官場政治透明度低、不講信用、腐敗嚴重，中國大陸勞力市場風險高，商業投資環境差，投資者賺錢難。報告指出，統計數據令人大跌眼鏡，「金磚五國」綜合指標「出乎意外」地拖後腿，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最佳商業投資地。

報告指出，加拿大的商業投資環境好於美國和任何新興市場的國家，包括「金磚五國」巴西、中國大陸、印度、俄羅斯和南非。加拿大擁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稅收系統和有利於企業發展的低商業稅。報告根據政治透明度、勞力市場狀況、商業投資風險和稅務系統等綜合指標來評估一個國家的商業投資環境。報告對20個發展國家的商業投資指標進行了研究比較，並用加拿大的相應數據作為參考。

根據BWB報告數據，中國大陸政治不透明、腐敗和非法侵佔私人財產情況嚴重，勞動力市場風險高，稅務系統效率低，商業稅重。《環球郵報》10月13日「中共加入無信用俱樂部」的報道指出，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無節制」和「不可靠」的經濟增長已經導致嚴重的資產分配混亂、巨大的民間及銀行借貸壞賬、難於控制的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由於沒有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在中國大陸發展商業和進行投資，私人財產得不到有效保障。

報道指出，由於長期操控貨幣匯率，中國大陸官場政府信譽不斷惡化，並終將失信於世界，「一個不能令人信賴的政府很難長期保持經濟繁榮」。

10月13日，中國大陸官方貿易報告數據，中國大陸9月份貿易順差為145億美元，低於經濟學家預計的170億美元，是2011年5月以來的最小貿易順差，9月份出口增長為過去7個月的最小增長。由於全球經濟增長和需求減緩，中國大陸出口增長恐繼續減緩。「現在跟中國大陸做生意很難賺錢。」管理2千億加元資產的加拿大魁北克退休基金CDPQ副主席BernardMorency說：「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市場變得更加不穩定，投資多樣化優勢逐漸消失。」

報告指出，「金磚五國」中的巴西、印度和中國大陸在受調查的20個發展國家的排位中拖後腿，分別位於倒第2、倒數第3和倒數第5，俄羅斯位於第11位，南非位居第4。在調查的20個發展國家中，綜合指標值（66個指標的平均值）排列前5位的國家依次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1）、智利、馬來西亞、南非和台灣（第5）。排列最後5位的國家依次是阿根廷（倒數第1）、印度、巴西、越南和中國大陸（倒數第5）。

中國大陸的政治透明度為3.5（滿分為10）；俄羅斯為2.1最低；智利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政治透明度最好，分別為7.2和6.3。

中國大陸勞力市場的風險值為64，在受調查的發展國家中位居倒數第2，倒數第1是越南。勞力市場風險最低的3個國家（地區）分別是台灣、匈牙利和智利，分別得分32、32和36。數字越大，風險越高。

中國大陸的商業風險值為47，智利商業風險值22為最低，阿根廷58為最高。中國大陸商業風險分別是加拿大（18）的2.67倍。中國大陸的商業稅為63.3%，在受調查的20個國家中是稅收第4高的國家，是加拿大商業稅（29.2%）的2.2倍。中國大陸稅收系統的得分為114；印度的稅收系統的效率最低，得分164。分數越低，報稅程序越簡單，效率越高，使用的人力和時間越少。中國大陸商業保稅的複雜程度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22.8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稅收系統最有效，得分5。

受調查的20個發展國家綜合指數的排名依次是（括弧中的數字為排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1）、智利（2）、馬來西亞（3）、南非（4）、台灣（5）、土耳其（6）、秘魯（7）、匈牙利（8）、波蘭（9）、泰國（10）、俄羅斯（11）、菲律賓（12）、墨西哥（13）、埃及（14）、哥倫比亞（15）、中國大陸（16）、越南（17）、巴西（18）、印度（19）、阿根廷（20）。作為參考，加拿大政治透明度為8.9，勞動力市場風險值為29，商業風險值為18，稅收系統的效率值為10，商業稅為29.2。

對於中國大陸，國內民眾也感觸甚深。他們經常的話語是：見過腐敗的，沒見過這麼腐敗的！中國大陸官員在民眾中的整體形象，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糟糕程度，中國大陸如今官民之間的關係，緊張到劍拔弩張。原因當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經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敗！是官員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腐敗！是官員史無前例的窮凶極惡的腐敗！

誰也無法說清當代中國大陸各級官員的貪污和各個領域的腐敗嚴重到什麼程度。

老百姓說起腐敗，沒什麼高深理論，沒什麼精確數據，但極為樸實，極為形象。民間曾有一流傳甚廣的經典「段子」，說是「如果把中國大陸所有局以上幹部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現在又有了最新版，說：「統統槍斃也沒冤枉的。」還有一句民諺，也很經典，說：「不反腐敗，就要亡國；真反腐敗，就要亡黨！」這兩個「經典」的警示意義和深刻程度，實在是超過所有中央文件、領導報告、黨報社評、學者高論。

以往，貪污萬元便是大案要案，貪污百萬便是巨貪，不槍斃也要判個無期；而今貪污罪款數字巨大，動輒千萬，上億，如：廣東中銀開平支行原行長餘振東貪污40億；廣東中山市實業發展公司原負責人陳滿雄4.2億；中國大陸官場重慶市委常委原宣傳部長張宗海2億；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金鑒培1.88億；雲南紅塔集團原董事長諸時健1.8億；廈門海關原關長楊前線1.6億；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1.6億；還有最近被「雙軌」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長祝均一涉嫌非法動用社保基金32憶！今年落網的原鐵道部長據說貪污百億，網傳他居然要用20以買一個副總理噹噹！

以往，揪出一個局長，就算是大老虎，就會引起震動，就會口口相傳，議論很久。如今貪官太多，多得讓人難以記住，多得讓人熟視無睹。老百姓說，如今揪出的局長、廳長可以坐滿一百個人民大會堂，揪出的科長、處長可以站滿十個天安門廣場。現在就是揪出個省長、部長，人們也已不再大吃一驚；即便揪出個把政治局常委，也斷然不會像以往揪出陳希同那樣舉國震驚。當今中國大陸的腐敗和以往不同，和國外也迥然有異；中國大陸的貪官們也隨著社會的轉型與時俱進，在貪污的規模、腐敗的層次、應對的策略、選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創造性的發展，確有鮮明的中國大陸特色。

1、集團化。

中國大陸的腐敗在20世紀的後50年，絕大多數是單槍匹馬，各自為戰，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時的腐敗分子只是一鍋飯裡的一粒老鼠屎，一堵牆上的一塊「豆腐磚」；腐敗分子之間很少同謀合污，很少窩案串案。自從上一世紀最後十年，腐敗分子逐漸結夥抱團，動輒便是「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甚至出現數十人、數百人的貪污集團，規模化了，集團化了。上一世紀末的陳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說它，進入本世紀後，集團性的腐敗越演越烈，遍布全國，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如，2001年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敗分子有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省公安廳副廳長、國家安全局官員，還涉及軍隊、政府、警察、海關等方面人員200多人；2002年4月，黑龍江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買官賣官一案案發，綏化市下轄的十個縣市，一半以上的處級以上幹部，將近260多人都捲入此案。同年，順藤摸瓜，又相繼揪出原綏化市市長王慎義以及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洪彥；2004至2005年，安徽阜陽市潁上縣原縣委書記張華琪和他的後任徐波因貪污腐敗先後落馬，張華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後共有200人紛紛倒台。此前，從阜陽政壇走出去的幹部中已有兩位省部級、8位市委常委、11位廳級領導幹部因腐敗落馬。阜陽雖然是國家級的貧困縣，但卻是專出腐敗幹部的高產地；2005年初，黑龍江原政協副主席韓桂枝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龍江政壇大震蕩。原副省長付曉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廣舉，原省委秘書長張秋陽及原省檢察長徐發、原省法院院長徐衍東均被免職。此後，黑龍江省廳局級以上幹部調整之頻繁，如走馬燈令人眼花繚亂，先後有牡丹江、佳木斯、雞西、鶴崗等多個地市，以及交通廳、人事廳、司法廳等部門的主要領導被撤銷或免去職務，整個黑龍江政壇幾近癱瘓，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內向黑龍江緊急派出6位省部級領導，分別擔任副省長、省委組織部長、省高院院長等職。此後，中央又從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廳級幹部和5名處級幹部，「空降」黑龍江，分別進入各省級黨政機關綜合職能部門，出任省長助理、省委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

2、部門化。

腐敗的集團化是以地區劃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縣委，主要是指黨的系統的腐敗。但中國大陸從來黨政不分，黨的幹部往往兼有行政職務，所以在一個大的腐敗集團裡，是不以部門為界的，一定會牽連到各個部門。而且一個地區的黨的主要負責人如果出現腐敗，才有可能出現腐敗集團。而腐敗的部門化，是指某一地區的職能部門和行業系統的腐敗，雖然這也有集團性質，但其部門的特點非常突出，如交通部門的腐敗、組織機構的腐敗、司法系統的腐敗、教育單位的腐敗、軍隊領域的腐敗、醫療事業的腐敗等等。

在所有部門腐敗中，交通部門的腐敗也許最為嚴重。全國交通廳長犯罪之多，駭人聽聞，1997年至今，計有江蘇省原交通廳廳長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廳廳長劉中山、廣東省原交通廳廳長牛和恩、貴州省原交通廳廳長盧萬裡、雲南省原交通廳副廳長晉福祥、黑龍江省原交通廳副廳長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廳長、副廳長，因腐敗紛紛倒台。至於市縣一級腐敗的交通局長，就更不計其數了。最不可思議的是河南省竟然四任交通廳長像接龍似地前「腐」後繼。按理說，在同一個部門裡，前任翻車，後任自會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會重蹈復轍，誰知主管交通的這些廳長們，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規則」，連續出現「交通事故」，而且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一個比一個更貪！

黨的組織部門本應是最守黨紀，最講原則，也是最為清廉的清水衙門。以前說跟著組織部「提高覺悟，思想進步」；如今則是「倒騰幹部，發財致富」。到了本世紀，凡是腐敗的組織部門統統成了「官帽批發商」。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韓希鵬在擔任潁東區委書記及市委組織部長的6年間，總共賣出23頂官帽，平均一個季度出售一頂。收受錢物75次達90多萬元。韓希鵬把家當成了「頂戴花翎」門市部。他說1998年春節，往市機關大院行賄送禮的車子有幾百輛，往他家買官送禮也多得要排隊。湖南郴州市的劉清江，曾化100萬元向他的親家市委書記李大倫買到組織部長官帽一頂，然後兩人狼狽為奸，乾脆讓市委大院當成「烏紗帽批發公司」，各種官帽均按含權量大小論價出售，總共收受2000萬元。比如瘋狂賣官的山西省長治縣原縣委書記王虎林，他在離任前大肆賣官，從「零售」到「批發」不到兩個月時間內，突擊「批發」官帽432頂，致使該縣許多單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無兵。整個縣委機只有打字員等6人是兵，其餘全是官，全是領導。有個會計竟升為法院副院長，有個司機當上縣委辦副主任，全國各地領導讓自己司機當官的其實並不少，上海就有！

但所有的「烏紗帽批發」案發後，賣官人的烏紗帽給摘了，可買來的烏紗帽還戴在不少人的頭上。有一個官帽買主說：「這把交椅我是花錢買的，所有權就是我的。我要是買了一輛自行車，是小偷偷來的，後來失主知道了，要我還，我能還嗎？要還也行，把錢退給我！」說得還理直氣壯，真讓人哭笑不得。

組織部門的腐敗已經不是簡單的個人腐敗和集團腐敗，它已是制度性腐敗，已是劇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敗。

在中國大陸，權、錢、色從來是三位一體。人民賦予官員們權力，本來是想讓他們幫助人民營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讓人民更好地投入到生產經營和發展中的，本來是想讓他們用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未曾想到，人民賦予官員們的權力，被狗日的官們拿去糟蹋，狗日的官們不僅拿著人民賦予的權力巧取豪奪了太多的人民血汗財富，還將人民踩在腳下，欺壓人民，剝削人民。貪官們不僅巧取豪奪人民血汗創造的財富，還大肆玩弄人民的妻子和女兒。時至今日，官們的瘋狂的反動的舉動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烈。

報載，當今貪官「玩女人」已經到了瘋狂之極的地步；如今的貪官「玩女人」不再像他們的某些「前輩」那樣「遮遮掩掩」了，而是堂而皇之公開化了。「玩女人」對於他們來說是「小菜一碟」，不怕組織管（事實上通常組織也不管），而且也不怕下屬議論。他們不僅敢於公開地玩，還玩出了很多花樣。嫖娼對於當今的貪官們而言，已經「沒什麼意思」，他們已經不幹這種「低級活」了，他們更願意將自己中意的女人像養金絲雀般地「包養」起來；「玩」「風塵女子」那太沒勁了，他們更喜歡玩「女幹部、女教師、女老闆、學生妹」；光自己玩沒勁，還開始共同「享有」情婦，或交換情婦，換著「玩」；女人年輕漂亮，那是必須的，那些年老色衰的，他們才不感興趣呢，像他們的某些「前輩」多老土，是個女人也「上」；嫖嫖幼、「玩玩」學生妹、體驗體驗強姦的刺激，這是當今一些貪官的「特殊嗜好」，他們才不怕法律懲治呢，法律對於他們來說算個屁！據說，現在的一些貪官「玩女人」又出現了「新動向」——他們只跟有利用價值的女人上床。為什麼？因為當今願意上貪官們床的女人太多了，可供貪官們「享用」的「性資源」太豐富了，貪官們大可不必像他們的某些「前輩」那樣「飢不擇食」，他們對於送上門來的女人開始變得挑剔了，不能給他們帶來利益的，通常只能做貪官的「露水情人」，不能長久，而那些真正能做「長久情人」的，往往是那些姿色頗佳、而且還有利用價值的女人。比如某貪官又看上了一個姿色頗佳的女幹部，兩人如今經常在一起卿卿我我，難捨難分，此貪官因何要選擇此女幹部做自己的情人？因為此女幹部的老爸是一公司老闆，貪官有不少「黑錢」要在女幹部老爸的公司裡「洗」。而女幹部主要是看上此貪官身居高位，位高權重，不僅可以讓自己「日後提拔」，還可以「照顧」她老爸的生意。這就是如今某些貪官「玩女人」的「新動向」，他們不僅要從女人那裡得到自己想要的「豐富性愛」，還要充分開發女人的家族資源和社會資源，從中獲得物質回報，當然，他們給予這些女人的回報也不少。

如今，貪官們幾乎壟斷了所有的國家和社會資源，他們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實在太大了，而人民卻無法監督制約他們，這樣的態勢導致一些企圖「走捷徑」的女人，猶如蒼蠅逐臭般紛紛投向了他們的懷抱。在這樣一種態勢之下，貪官們「玩女人」順風順水，春風得意。

政治腐敗，導致了經濟腐敗，而經濟腐敗又加速了政治腐敗的無可逆轉。在政經雙重腐敗下，中國大陸看似繁榮，但一如沙壘的大廈，禁不起風吹草動。目下，中國大陸經濟，已經是危如累卵。

這是一般經濟學家都認同，經濟增長依靠三個動力，投資、出口和消費。中國大陸經濟連續增長10多年，依靠的是對外出口和國內投資。一直以來，中國大陸國內消費增長疲弱，也是中國大陸國內外經濟學家的共識，而且此問題的改善，需要對中國大陸經濟收入分配進行大規模的轉變，卻依靠整個體制的變化。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如果詳細考量中國大陸的經濟，實際上其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經濟活動本身的貨幣化過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是房地產市場。根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管清友的數據，中國大陸房地產業在過去一年內，便創造了3萬億人民幣的政府財政收入。他在微博中發表了一個過去近20年來中國大陸官場地方當局賣地收入的圖表，結果相當驚人。根據他的計算，從1989年到2010年的21年間，中國大陸官場各級政權每年賣地的收入，從4.5億增加到3萬億，增長了6732倍。而各級政權財政收入，則從1989年的1842.38億，增加到2010年的4萬613.04億，增長了21倍。同樣讓人驚訝的，是這4萬億財政中，居然有3萬億是賣地的收入，中國大陸官場地方當局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達到75％。管清友特別澄清，有關的數據全部根據官方公開的數據，而非所謂「秘密來源」。數據披露之後，中國大陸網民大聲驚呼，難怪中國大陸房價如此之高！

近10多年推動中國大陸經濟的另一個火車頭是出口。中國大陸對外出口價值每年超過10萬億人民幣，佔了中國大陸2010年GDP的四分之一，如果加上進口價值，中國大陸進出口創造的GDP佔了中國大陸經濟的一半以上，大量官營和民營的企業依靠出口貨品生存。然而美國經濟不景氣，歐洲陷入新的困境，中國大陸通貨膨脹導致的勞動力和原料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匯率上升造成的問題，中國大陸的進出口即使不衰退，大概也難以獲得以往一樣的實際增長。根據浙江溫州官方的數據，這個中國大陸出口大省，2011年出口大概下降了三成，大約四成的出口企業虧損，大量企業停工。

問題還在於，中國大陸經濟滑坡，國家收入下降，將直接導致資金外流。最近幾個月，在華投機資金開始出逃，境外企業拋售高檔商業房地產，消息每天瘋傳。經濟增長的持續發展，主要依靠初期積累的資本不斷滾動，一旦資本逃出系統之外，經濟陷入停滯難以避免。上世紀下半葉，南美多個國家經歷過類似的局面。

中國大陸商業精英也在外逃。有數據顯示，大約七成的中國大陸富人（百萬美元資產以上）準備或者已經移民，大規模資金外逃的局面正在發生。

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無非減稅和增加投資，前者大陸政權不可能採用，而後者已經是強弩之末。2008年4萬億人民幣投入刺激經濟增長，結果大部分到了國有壟斷企業和權貴手中。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過去兩年的飆升和股市上升，都是中國大陸當局經濟刺激方案的結果。最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幾乎都是望洋興嘆，無法獲得真正的支持。目前，浙江、廣東的中小企業困境不是偶然的，去年以來有多位經濟學者指出其必然性和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危害。但中國大陸現行制度已經失去了調整的彈性，各級政權官員以及他們周邊的裙帶形成的圈子力量巨大，連中南海都毫無辦法。

中國大陸經濟危機已經在發生之中。而根據牛頓定律，物體質量越大，運動慣性越大。以中國大陸如此龐大的規模，即使有人指出危險，也沒有人有力量改變未來的結果。

目前，中國大陸政治不透明、腐敗和非法侵佔私人財產情況嚴重，勞動力市場風險高，稅務系統效率低，商業稅重，已經成為國際共識。在各方面指標上，都不如對岸台灣。甚至連印度、智利和阿拉伯國家都不如！何去何從？！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