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五章：流放鹽源農場

第八節：參觀

正當我們的學習剛進入辯論高潮，1966年3月下旬，農場接到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的通知，要所屬的所有勞改單位按照規定的比例，挑選代表，去成都參觀由公安廳所組織的「形勢教育」專題活動。

參觀的內容包括成都的市容，以及當時正在青羊宮展出的「全國農業學大寨五十五面紅旗全國巡迴展覽」和「全國三新產品成果展覽」。

中共建政以來，曾組織過幾次在押戰犯到社會上參觀，其用意不外乎是向在押人，展示國家在中共領導下取得的「輝煌」成就，以加速對他們的洗腦，並藉此來向國際社會顯示他們「勞改」的人道主義，以改變孤立的國際處境。

不過這一次參觀，是在國家經歷了一次和平時期的空前災難，一場大規模的飢荒剛剛「復甦」之際，想借犯人之口，來「歌頌」被國內外普遍譴責的「三面紅旗」，帶有明顯的打腫臉充胖子這種自欺欺人目的。

按照省勞動廳分配的名額，鹽源牧場派赴本次參觀的總名額共二十二名。場部分給六隊的名額佔了三人。而李培連又從他舉辦的這個改造思想為主的「試驗田」中指派了兩個人，一個朱國驥，一個便是我，朱國驥是選出來的思想改造好的代表人物，我當然是「實驗田」里要進行「攻堅」的人物。

選擇我們倆一起參觀學習，「全面」的反映管教科正、反兼顧，有一種「效果」上對比的考慮，也是加強監督，及時收集反映的一種手段。

（一）劉順森

剩下的一人，李培連選中了劉順森。1963年從重慶監獄調往甘洛途中，我們在雅安監獄搶饅頭事件中相識，但一直分在兩處，彼此還沒有朝夕相處的機會。這一次相聚，我有機會詳細知道了他的出身、家庭等等。

他出身工人家庭，父親和母親都是工人，用共產黨的話說，祖宗三代都是工人階級，本屬於「革命」依靠對象，就因少年時代讀到蘇共第十九大上，赫魯曉夫所作反斯大林秘密報告中，少年敏銳的他，恰對中共產生相反的認識。

後來他又從姐姐在重慶市青年團機關工作的便利，得到了當時從來沒公開的黨內「機密」材料，更深的認識了中共內部的虛假和殘暴。加上1958年他親眼目睹了中共對知識份子無理的摧殘，以及糧食定量的災難性結果，與陳力可謂同一類型的人，成為毛澤東主義的叛逆。

1957年，僅十五歲的他，因為在街上散發反對糧食統購統銷的傳單，涉及當時中共在糧食問題上的「秘密」材料，而被認定散發反革命傳單，被抓進了重慶市少管所。

李培連評價他是：「初生之犢不怕虎，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狂」，這次在兩百人中選中了他參加成都的學習，足見管教科對他的重視！

三月十三日，按照場部的通知，全農場選出來的二十二名代表集中在農一隊，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參觀前學習，我們三個人帶上換洗衣服和毛巾，跟著鍾管教再次來到農一隊。

離開這裏只有兩個月，鍾平波除夕之夜在這片壩子里的精彩表演，彷彿是昨天才發生的，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同他交談，我和劉順森商量后，決定趁此機會同他聚一聚，那次相聚彼此非常坦誠。

自從黃聯關調到西昌，鍾平波一直就在農一隊，這因為他的刑期較短，而我和劉順森刑期都是十五年以上，大家講了一些分別後的見聞，講到對這次參觀的看法，他態度非常冷淡，說農一隊近三百號人僅只有一個名額，而且是一個平時負責出工集合的大組長，用他的話說：「這是做給別人看的，沒什麼意思。」並且說最近從成都來的人，講到內地情況，老百姓依然穿補巴衣，半飢半飽渡日，所以沒有什麼可看的。

參觀集中的當天晚上，偏偏趕上停電，全場一片漆黑。派出去監督大家的幹事一個也沒有到，負責這次帶隊的管教科股長龐玉篤，顯得十分緊張，他擔心摸黑跑了人就負不了那責。所以趕緊吩咐農一隊的余管教，將二十二個人集中在幹部會議室，點起了蠟燭，組織了參觀第一次點名和座談。

龐玉篤拿出點名冊，點過名以後便叫大家坐談對這次參觀學習的體會，參觀還沒有開始，「體會」又從何說起？自己被管教科相中，在農場近萬人之中，中了這難得的頭采，明擺著要大家對場部進行一翻感激零涕的吹拍，對本來就很低下的犯人，受寵若驚，這本就是預料中的事。

坐談會一開始，朱國驥迫不及待的放了頭炮，接著，依次都表了態。說些不辜負之類的奉承話。惟獨只有我和劉順森以及古柏來的代表，始終緘口沉默，因為講違心話，實在有悖于這麼多年的親身體驗，事實的傷痕實在太深了。這恐怕決不是一兩次參觀所能撫平的。本來沉默表示我們的反對已經是很策略，何必在這參觀前夕去掃了這位龐玉篤的興？

可偏偏他指明點姓的要我講講我的感受，既然如此，我也不能不識抬舉，便從容的說道：「首先聲明，對參觀這件事，我本來就沒有太大興趣，所以也不會說感恩戴德的話，只是希望我在參觀中看到的事實，能與報紙上的宣傳相一致就好了。」

那龐股長早就習慣了我這種不冷不熱的反調，倒是朱國驥卻認為，我應該體會到這是管教科對我的關懷。真沒想到，在農六隊的較勁他還覺得不過癮，現在居然到了這裏還要糾纏我玩。「感恩戴德」顯然被他理解為我對他的挖苦。

不過，事實很快令人信服地證明我的冷淡是對的，按照這二十二個代表估計，管教科會對我們出去參觀學習的人，生活應有所表示，大家猜想在這短短的幾天參觀中，不會再吃每天一斤的定量，其次至少也要在這幾天內讓代表們不受約束，晚上可以住幾天旅館什麼的，以顯示政府對我們的寬容和信任。

到了第二天龐股長便將二十二名代表分成了五個組，每個組都安排了一名管教幹事跟班，出發前首先就向我們宣布本次參觀的紀律，規定參觀期間禁止單獨行動，有事要離開組必須經本組管教幹事同意，否則擅自行動則以逃跑論處。看來我們仍要在槍杆子監督下完成「參觀任務」。

龐股長宣布的出行紀律，反映出對大家的不信任，原先歡天喜地的個別「代表」被潑了當頭一盆冷水，第一天發言原先激動的情緒已經熄滅。

至於生活，龐股長繼續宣佈道：「在隊上定量的基礎上，每人每天增加二兩糧食。」原先打算吃幾天飽飯的人失望的看著他。散會後，看看時間還早，有錢的人都一齊朝場部走去，在小賣部買了許多餅乾，乾糧之類的東西帶上。

三月十六日一大清早，二十二名「代表」便坐上了一輛帶棚的卡車，在另一輛吉普車裡載著五名管教幹事押送下，卡車向成都進發了。車行途中，大家沒有說笑，開始集中那天的新鮮氣氛，被龐股長宣布的「紀律」和森嚴的守備徹底破壞了。就連情緒最亢奮的朱國驥也搭拉著腦袋，在擁擠的車裡一言不發。

當然龐玉篤們根本不在乎這些參觀者們在想什麼，他們向來是奉命辦事，最大的忌諱便是有人從他們的手底下跑掉。

於是，劉順森開始向朱國驥取笑道：「別垂頭喪氣的，你當了上萬犯人的代表夠體面的？」對方報以苦笑！

第一天行程，中午在平川附近的一個小飯店裡停車吃午飯，這是我們到鹽源來第一次進館子。原先已聽說三自一包以後，農業開始有點復甦，進飯店再不象原來那樣，除了交納糧票和配給一瓢連油星都看不見的牛皮菜外，便只有憑糧票才能買到的「高級餅子」。今天這一頓吃的是包穀面與米絆在一起的「乾飯」，三個盤子里裝的雖然都是些青菜蘿蔔之類的東西，但已能品出「油炒」的滋味，每人四兩飯，裝了一個「冒兒頭」，吃下有飽感。

能體面的坐在飯館里，同幹事們異桌同餐，使朱國驥又笑逐顏開起來，吃完飯上車以後，大家還猜今晚西昌會不會住旅館，因為飯館都准「代表」們用食，為了體現「參觀」的特殊需要，住旅館又怎會成一件難事？古柏來的兩個年輕「代表」還大談「自然災害」時期的旅館，是憑戶口和「票證」去住的，這我倒是第一次聽說，下午的旅途顯然活躍了許多。

可是，當我們到達西昌時，敞篷卡車卻徑直的開到了西昌看守所門外，那時大約是下午五點鐘光景，天色尚早，幾個年輕人苦苦要求龐股長允許他們能「集體」去西昌街道上「參觀」。並說了一大堆為更好完成本次學習任務的好話。

可是這位龐股長毫不猶豫地將我們趕進了那監獄的鐵門裡。還向西昌監獄的守門值班幹事交代了總人數，「交差」完畢后，吉普車開走了。

我們這二十二個鹽源來的囚犯，排好了隊，由那接收我們的幹事帶領著鑽進了黑洞洞的鐵門，來到兩間顯然是早已為我們準備好的監房裡，那裡面撲來一股臭味，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桶盛滿尿的罐子敞開放在屋角落裡，地上鋪著草，看樣子是關押犯人騰出來的監舍。

在車上討論得興高采烈的小夥子不開腔了，「旅館」豈是我們住的？等待我們一路的肯定就是沿途這樣的帶臭味的牢房。還好，不一會炊事員給我們挑來了菜稀飯和二十二個碗，大家喝了稀飯便倒在那草鋪上睡去，半夜裡彷彿聽到隔壁監舍里傳來的鐐銬聲，咒詛聲。

第二天的行程，幾乎重複著第一天的樣子，晚上又在石棉的看守所里過了相似的一夜，幾個年輕人做的「旅遊」夢徹底破滅了，如果此時龐玉篤再要組織「代表們」談「參觀前的感想」恐怕就很實在，就不會有人發表「感激」政府的人道主義發言了。

第三天晚上到達雅安時，天色已經很晚，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三元宮，進入雅安城以後，我便從汽車後面開的棚窗口，下意識的張望，想從新的回顧一下三年前搶饅頭的地方，卻沒想到汽車在雅安城裡，拐彎抹角的把我們送到一處高大建築的鐵釺門外停了下來，我們將頭探出車棚張望，只見鐵門旁邊的門燈下面，掛著醒目的招牌「雅安磚瓦廠」。

恰好那一天又正逢星期六，鐵門緊閉，龐股長一邊打著門，一邊向黑壓壓的大樓里喊了好一陣子，才走出一個老頭，他一面走來，一面在揉著惺忪的睡眼，當龐管教隔著釺子門向他說明了情況，並亮出證件，他才慢騰騰的打開了大門。

汽車開了進去，在一棟大樓前面停了下來，我們下車后，龐股長帶著命令的口氣，要看守人趕快通知值班幹部，守門人回答說：「今天星期六，大家早就回家了，辦公大樓里沒有一個人。」一邊說一邊還埋怨說：「為什麼你們來前不早一點通知？現在上那兒去找人？」

龐股長只好指著我們這二十二個人向老頭說道：「就打開你們的會議室什麼的過一夜，明天還往成都趕路。」商量了好一會，我們被帶進了一個寬大的屋子裡，裏面是一排排的靠背長椅，看來今天我們只好將就在這兒「和衣而眠」了。

住處找到后，肚子早已餓得咕咕直叫，我們又走出大門，叫開了近旁一個小飯館，店夥計為我們從新捅開了已經封好的爐子，在那裡每人吃了一碗面。

當我們回到今晚落住的大房間里，龐股長照例把我們交給了守門人，便離開那裡，開著車另找住處去了。

我們被鎖在辦公大樓里，打開那屋子的窗戶，庭院里將一股股玫瑰的芳香送了進來，我從窗向外望去，依憑著月黑頭，可以分辨出那走廊邊黑壓壓一片的灌木叢，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壓抑感。

第二天，已經八點鐘了，所有的二十二個人已經醒來，將就著在安在走廊角落的自來水龍頭，取出毛巾洗了臉。走出那屋子，其餘房門都上了鎖。便走出這棟大樓的門，沿著石梯走了下去，石梯的兩側是花圃，裏面裁滿了玫瑰和月季，昨夜的芳香就是從這裏傳出的。玫瑰的花藤覆蓋了四周的牆角，整個環境倒十分幽靜，院子里靜悄悄的毫無動靜，也不知道有沒有人。

只是奇怪昨天那開門的老頭卻沒有看見，而昨晚進來的大門上一把大鎖靜靜的吊在那裡，看樣子那老頭還在睡覺，這老傢伙也真貪睡，看看掛在辦公室樓門口的那口大鍾，已經是九點了。

「組長們」沒有一個露臉，倘若此時，有人乘機不告而別，這龐股長的約法三章便只好落空。最令我們感到難受的是，昨晚填進肚裏的那碗小面實在不抵事，胃裡空空的直叫，本無散步興趣，但是，乾巴巴在大門上等，還不如走走。

於是我和劉順森信步沿著那灌木夾著的過道向里走去。兩排平房中一排被變電室佔去，空著的另一排好像是車庫，上了鎖，四周的圍牆很高，上面架著電網，估計這裏原來可能是規劃作犯人監舍的，但不知什麼原因沒有這麼做。從牆頭上望去，大約兩三里遠是磚瓦廠的煙囪，原來真正的磚廠並不在這裏。

耐著性子，我們一直等到十點鐘，依然沒有一個人來，彷彿這二十二名代表被人遺忘了似的。幾個年輕人早以按奈不住，扒在釺子門的鐵條上朝外面大喊「開門」，嘴裏咕嚕著牢騷和怪話，然而這都無濟於事，便相約著合著拍子，一齊合聲大喊！附近樓房裡的老百姓，驚奇的打開家門朝這裏張望。

看看掛在辦公室樓里的時鐘已經十一點鐘了，人們在牆角找到了一些磚頭，不知誰還找來了一根鐵棍，不管三七二十一，怒氣沖沖的劉順森對準那釺子門上的鐵鎖砸去，門被砸得乒乓作響。

一個人影在大門外出現了，幾分鐘后，幾名全副武裝的民警趕到了鐵釺子門外，二十二張嘴開始向民警陳述事情的經過，說我們是到成都參觀的代表，昨晚把我們關在這裏，飯也沒吃，現在快到中午了，還不見帶隊的人來。還說：「如果我們趁大樓里沒人，把所有辦公室偷個精光，你們上那兒去找人？」警察們正在商量怎麼辦，龐股長的吉普車在這個時候開到了。

大門外也圍了一大群人，人們七嘴八舌的議論開了。龐股長下車后，故作驚訝的問道：「昨晚我已經跟他們的隊長在電話上聯繫好了的，怎麼到這個時候還沒人來？」又問道：「昨晚開門的那個老頭呢？」圍觀人群中的一個老太太發話了：「他一清早就走了，我看見的。」

劉順森按不住喊道：「這些國家幹部，吃飽了肚子，平時什麼事都不幹，星期天只顧自己尋歡作樂，連自己的辦公室和正事都不幹了，我們這二十二個人可是餓著肚子被關到這個時候。」那龐管教立刻板起面孔，隔著釺子門呵責道：「你一個犯人罵誰呢？你有什麼資格在這裏吵鬧撬門」？

圍觀的老百姓又一陣亂鬨哄的議論，聽得出他們對這個官僚的橫蠻態度頗不以為然。磚瓦廠的隊長終於出現了，他提著一大串鑰匙，從老百姓圍觀的人群中擠了過來，費了好一陣勁才把門打開，看樣子那鎖也不知道被那塊磚頭砸中，鎖心變形了。

鐵門打開了，龐玉篤立即把二十二名「代表「從新叫到昨晚過宿的房子里，關上了門，一迭聲吼著，要劉順森明確自己的身份，並且承認今天帶頭喧鬧砸鎖是一種嚴重犯罪行為，而劉順森據理力爭說，這明明是龐股長一手造成的，大家無憑白故餓著肚子被關了半天，如發生更大的事故，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兩個人唇槍舌戰地在屋子裡干開了。

所有同行的二十二個人都瞪大了眼睛，靜靜地聽他們吵架，他們中也許多數人還沒有看到這備受打罵的犯人，敢同管教幹事們如此頂嘴。

誰不耐煩地吼道：「我們都整整餓了一夜加半天了，到現在還粒米未沾，先把飯給我們吃了好不好？」大家便一哄響應，爭吵才得停止。我們被叫到磚瓦廠的犯人食堂里吃了飯，這一頓與鹽源農場一樣，吃的是罐罐飯。

下午，龐玉篤從整力量，由五個組長壓堂子，正式的召開了對劉順森的批判鬥爭會。會上龐玉篤重申這次參觀的「紀律」，強調大家不要以為出來參觀，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在他眼裡，任何時候只有他們騎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的份，絕對禁止我們的反抗。

不由分說，當場就以「聚眾鬧監」的名義，給劉順森帶上了手銬。還說因為念及劉順森年輕，考慮到參觀期間從輕發落。

這可是當年我們看到戰犯們參觀所絕對看不到的場面，大家親眼看到這件事的始末，內心再次受到了震動，就連朱國驥都一言不發了，我在臨出發前的一翻話，果然的言中了。

我們在磚瓦廠就這樣多滯留了一天，這天晚上那磚瓦廠的隊長總算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派人送來了二十二床被蓋，西昌三月底確實相當冷，前一天晚上可以說是凍了一晚上，先前還在唱讚美歌的同行者，也一齊的罵起娘來。

這天晚上我和劉順森搬了兩張長凳拼在一起，背靠在椅背上，一邊聊著三元宮搶饅頭的那晚故事，大家都圍攏來津津有味的聽著，忽然，劉順森理了理手上的手銬，從長椅上站起來用那手銬敲擊著凳子的靠背，潤潤喉嚨引亢高歌起來，仿葉挺「黑牢詩」自編歌辭唱道：

（二）帶著手銬參觀

「帶銬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男兒從此去，壯士不回頭。長夜盼天明，拂曉待雞鳴。」唱罷，聲音裡帶著哽咽，滿屋子裡的人都鴉雀無聲，也許觸井生情了！。其實這麼多年來，我們何嘗不是帶著沉重的枷鎖，行進在這漫漫流放地的長夜之中？到了這個時候，參觀的人中幾乎沒有一個是開心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上車時，龐玉篤總算給劉順森下了手銬，這原因當然是給他自己留面子，眼看就要到成都了，他總不能押著一個戴手銬的人來參加這堂堂皇皇的參觀學習吧！

下午四點鐘左右，汽車經過新津后沿著平直寬闊的公路賓士起來。同車的人中家在成都的就有五六人，回到自己家鄉，便開始相互指點著窗外，討論這一帶的地名和小吃習俗，氣氛才開始活躍起來。

川西平原的陽春季節，比之鹽源大不相同，春分已過，平坦的農田已點點翠綠，這正是栽秧季節，農夫們在田裡栽插的鏡頭，迅速喚回了六年前我在南桐農村裡所見的印象，潛意識中，渴望看到面前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心底里決不希望那災難歲月的農村繼續演譯下去，即使毛澤東還沒有垮台。因為災難的直接承受者難道不都是普通老百姓么？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

六點多鍾，我們的車終於馳進了寧夏街監獄，與三年前充軍甘洛離開時相比較，陰暗的牢房，碉樓，老天井和狹窄的過道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只是比三年前，現在監獄範圍擴大了，可以來回散步和活動，不像上一次戒備森嚴的整天關在牢房裡不敢出來。

這一次我能獨自出入監房，走出狹窄的過道，走進右前方的操場，還可以從那裡轉過牆角走到很大的廣場中。那兒塔著戲台，是提供文藝演出和開監獄大會的地方，我默默看著那寬大的戲台，心中想，多少人從那上面下來以後，便被送上了殺場，或送去流放。

兩天以後，各地的人員陸續來齊，監舍里已住滿了人，白天天井的小院子里圍著一堆一堆人群，彼此交談互通各勞改隊的情況，氣氛頗為熱鬧。

在過道出口的右前方那一片操場中，聚集滿了到會的參觀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穿著奇異，裝扮特殊的少數民族「代表」，有藏族、苗族、彝族。來到這裏他們都穿得異常鮮艷，還為大家傳講少數民族的語言，例如「吃飯」怎麼講，「你好」「再見」「走路」等等簡單的詞彙，吃飯時拿出他們帶來的特備粘粑奶茶。為大家表演「吃抓飯」，寧夏街一時變成了中華各大民族的監獄。

我本想同他們交流，看看在這些表象背後隱藏著多少殘暴的血腥壓迫，中共統治以來少數民族地區也沒有安寧過，要他們馴服的接受毛澤東那一套「社會主義改造」，必會遭遇反抗。這幾個「代表」興許就經歷過被稱作「平定叛亂」事變，會向我們提供真實的內幕，了解毛澤東在民族問題上的「霸道」。可惜，一來語言不通，二來到處都是當局的耳目，還別說交談，便是同他們接觸久了都會受到干預。

搬著指頭入監已過去七個年頭了，在這七年中，我們吞下了災難的最壞苦果，經歷了那麼多饑寒交迫和慘無人道的折磨，已遠不是七年前的學生時代，可以被假象所矇騙。我會帶著七年煉獄中已成熟的見解和敏銳的洞察力，進行有效的「參觀」，我會躲避不應發生的麻煩，我會抓住給我的，這種實地觀察和體驗社會的機會，得到真實可靠的東西。

第三天，全體參加本次活動的上千名代表，在廣場上集合，本次參觀的組織者宣布，參觀學習的布置和日程安排，整個參觀活動預計在一周內完成，整個參觀人員劃分為兩個大組，分頭進行。

我們這個大組，第一天重點參觀春熙路的商場和菜市，及人民南路的市容建築；第二天參觀新建起來的文化宮，以及騾馬市的市場和商場；第三天便是去青羊宮參觀正在那裡展出的「全國農業學大寨」五十五面紅旗巡迴展覽；第四天便是去人民公園，參觀那裡展出的「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的工業成果展覽；第五、第六天便是分組討論和學習，總結各人參觀心得和體會。

龐玉篤歡迎大家投稿寫文章，同時宣布參觀期間七天內，每晚都會在廣場放映電影或成都監獄演出隊排練的文藝節目匯演。

整個參觀都讓我們坐著公共汽車到達安排的目的地后，便下車排著隊列有次序進行，允許在市面上自由行動的時間幾乎等於零，我們同市民最多也只能打打招呼，不可能同他們交談，四天的參觀無非是讓我們看看，自從：「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貫徹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

可惜，事物總是存在兩面的，用之過濫的「思想改造工作」便成了「假、大、空」，至於農業學大寨，則是一竅不通農業生產的毛澤東，堅持他的根本行不通的「社會主義改造」又一精品！他想以此來掩蓋推行三面紅旗的慘敗，為三年的飢荒和災難辯解，也是奪回那「三自一包」佔領的「農村失地」。至於三新展覽恐怕只能作「形勢大好的陪襯。」

我們就這樣坐著公共汽車，從位於成都市中心西北方的寧夏街出發了。同六年前我到孫家花園從囚車裡掠視災荒的那種蕭條相比，我們今天看到的成都市容、市場確有些起色：商店裡有了貨物；肉店裡也掛著豬肉；菜市的攤位上擺著各種蔬菜和副食；食店門口不再有長長隊列排著焦急的市民，倒是店小二吆喝招攬著客人們用餐。

不過，要講「繁榮」卻絕對不夠格，堂堂四川省府，連整齊的街道和高聳的樓房都拿不出來。就以肉店裡掛著的大大小小肉塊來說吧，老百姓只能憑著每月半斤的肉票，才能用平價買到。若要吃「計劃」外的肉，可不是一般貧窮的市民所能買得起的，當代中國人勒緊褲帶，節衣縮食，是在無產階級暴政壓迫下養成的。靠老百姓節衣縮食換來的市場「繁榮」，不是太可悲了么？

同時「繁榮」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比如說相對三面紅旗時代，可以說今天比那時「繁榮」，但是能將時間的長河縱向延伸而比較么？『舊社會』有這麼窮嗎？如果同「黑暗無比」的舊社會都不敢比，能說「繁榮」么？再比方說，同國外比得么？被中共稱為「水深火熱」的台灣，就無法作比了，那裡除了時時傳來炮聲，老百姓可是什麼也不知道啊。

在參觀的過程中，我充其量只能像饞貓似的，嗅嗅那副食框溢出來的誘人香味。或者在掛滿西服的商店玻櫥中，對身上那一套臨行時，場部統一發放的新的勞改服自感猥瑣，如此「繁榮」倒是湊合了幾個年輕的「代表」，他們用家裡寄來的錢，買了許多的「蛋黃酥」和「鮮花餅」，塞進早已準備好的包里，準備拿回去美美欣賞幾天。

我忽然想到，面前這「盛世」分明是三自一包這種對農民松梆換來的，是牢牢控制著統治大權的老魔頭，頗不以為然的，因為這盛世帶走了他經營多年的社會主義「大好形勢」，有朝一日老魔頭元氣恢復以後，會不會像一陣風一樣，捲走面前的不甚富足的繁榮，從新回到過去？

使我感到「濃厚」興趣的，是「農業學大寨」展覽。我是學生，生來就有一種尊重事實的習慣，毛澤東真拿出一套嶄新的政策，以公有製為基礎，開拓出一條比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更為發達的農業之路，那麼，我們又何妨不尊重事實，同全國人民一道山呼「毛澤東萬歲」呢？

然而在這麼大的全國災難面前，這位自稱的「革命導師」，為什麼不能為老百姓糾正自己的錯誤呢？

我們參觀農業展覽的那天，天氣特別好，又逢春暖花開的季節，據說，每年在這裏都舉辦花會，惟獨大躍進那幾年卻停辦了。我想當年除了大家一窩峰的去煉鐵，練綱，放衛星而無力舉辦外，恐怕因為農業受到重創，花木也無源了？

我們穿過布滿花卉的走廊，夾在市民行列中進到展覽大廳，正廳里掛著新聞圖片，擺著的是「改造大自然」的「宏偉」模型，其中當然有大寨大隊虎頭溝的改造遠景，另一個大廳里則存放著一些良種種子和禾苗的標本，以及農業器械，農藥之類，據說也來自大寨展覽的五十五個典型。

舉辦展覽的說明人，聲嘶力竭為毛澤東改造自然的「偉大氣魄」唱讚歌，那音調和音色都絕對與當年大練鋼鐵的開始曲一模一樣，慘痛的經歷倒使我擔憂這些抽象的圖片和模型，除了為慘敗的三面紅旗招魂外，幾乎沒看到一點解救飢貧的中國農民，所迫切希望得到的東西。我只好用「假、大、空」三個字來概括這些圖片和模型。

（三）稍加統計的「大寨精神」

那一天，我專門帶去了筆記本，趁解說人員說教的時間，快速簡單地抄下了五十五面紅旗的全部「業績」，一股靈感油然而升，揭穿假、大、空的最好辦法，就是對具體的事例，進行一翻實實在在的核算，這是毛澤東三面紅旗時期沒有人去做的事，例如誰也沒有去算算一個土法上馬的小高爐，投入了多少勞動力和原材料，砍了多少樹木，而最後練了幾噸鐵？誰也說不出一塊實驗田裡投了多少工？費了多少種子和人力，耽誤了多少農時？而第二年又收穫了幾許？這種簡單的經濟核算本屬國家的基本依據，卻被毛澤東黑著臉給禁止了。

因此，誰也說不清楚，那些年，人們在「緊跟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口號下幹了多少蠢事？是因為沒有人想建沒需要核算，還是人們不敢算這些賬？揭毛澤東的底？所以在這場大災難中，竟無人拿出一份有數據，有說服力的調查材料勸阻蠻幹，速速懸崖勒馬。

是因為大家頭腦發熱，被毛澤東的氣壯如牛「氣魄」弄糊塗而沒有想到，還是有人想到卻不敢為之？尤其在廬山上，那些從朦朧中醒來的開國元老們，早知終沒有逃脫囚死獄中的悲慘命運，倒不如在廬山會議上，拋出足有說服力的報告，用數據和事實揭底，就是犧牲了也會名垂千古。

於是，我從五十五面大寨紅旗的典型中，選擇了一個用簡單數字加減法就得出結論的例子——河南安陽縣宅北小屯公社，南滾龍溝大隊的「事迹」，圖片介紹這個大隊在黨支部「帶領下」，選擇二庄生產隊一條田坎，費了兩個冬天時間，投入八千個勞動力，動用兩千土石方，築起一條長90米高差9米的石坎，將一快平時只能種些豆子的坡地，改造成一塊面積二分八厘的平地。

我們不妨把當時最廉價的農村勞力，每個工零點五元計算；並以一元錢一土石方，最廉價的投入來算，為了這二分八厘地，這個生產隊便投入了六千元成本，然後假設改造后每年按畝產千斤的最理想收益，按當時糧價每斤0.06元折算，二分八厘地一年收250斤糧食，除去當年人口、肥料、種子的投入，每年從這二分八厘地里取回的最理想收入不會超過八元。

這就是說假設這快田經改造后，風調雨順，年年獲最好的收成，每年所得的8元要補償耗掉的6千元，得花上整整七百五十年時間。

而七百五十年以後會是怎樣呢？不妨讓我們回顧七百五十年前，那不正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大元帝國的年代嗎？環看華夏，從那個時代流傳至今的這種簡單的壘石結構，有幾個保存著？像這種民間的壘石結構能耐住一百年不被風化和風雨沖刷，便已是「古績」了，這同毛澤東當年一轟而上的士高爐群有什麼兩樣？而大躍進中轟轟烈烈上馬的社會主義業績，到今天沒過八年，所剩幾何？

三年災難，數千萬同胞餓死這慘痛的教訓還不夠么？毛澤東在指揮他的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時，真是沒有把為之打江山而犧牲的農民兄弟的死活，當成一回事，硬要把他們引向那個不可能有任何「美好前景」，和任何收穫的，無止境的勞役之災中，讓他們備受飢餓死亡的痛苦？看來，眼前這點靠「三自一包」剛剛復甦的國民經濟，使民不聊生局面暫趨緩和的局面，竟反而成為他積蓄力量陰謀組織一場，打倒敢於同他的「革命路線」，唱對台戲的「黨內走資派」的本錢！

獨裁欲正醞釀著，一場比「反右派」更大的政治陰謀，使經濟上暫時的復甦，面臨著銷聲匿跡的結局，農業學大寨明顯的同三自一包相對陣，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台，中國將發生的社會危機，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的。

於是我便寫下了「從南灣龍溝這個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這是我留在鹽源農場管教科，在文革開始前的一篇有深刻說服力的文章。這一篇當年曾攪動西昌地區的「反動文章」，就是我對這次參觀學習最精彩的總結。

1966年4月初，正當報紙上起勁的批判鄧拓吳晗等人的三家村札記，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已將北京城裡，中共內部的「思想交鋒」極為濃烈的火藥味，從報紙上灑向了全國。

可惜被長期愚民政策弄瞎了眼睛大多數中華蒼生，還蒙在鼓裡一無所知。

就在這時，結束了九天的『參觀學習，』我們從成都回到了鹽源農場。

從成都回歸鹽源的路上，暖烘烘的春天忽然變臉，料峭的春寒使我們因少帶了衣服而得了感冒。回到鹽源農場，農場管教科再次組織了參加本次參觀的二十二人，重新集中農一隊，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參觀觀后」的總結學習。

龐玉篤要求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將成都看到的「大好形勢」寫成「發言稿」，交他審核修改後，輪迴地在農場所屬的古柏，北鳥和二道溝三個分場進行分隊傳達，藉以教育一直對形勢抱懷疑態度的一萬名農場流放者。

劉順森因為路途上挨了刑具，本來早被龐玉篤劃在宣講人之外，我推口感冒不適，提前離開參觀小組，回到了六隊。

六隊的「學習組」全體成員，以空前熱情圍著我們，詢問成都之行的前前後後。一言難盡的我只能平淡的講述了一路的經過，當說到劉順森還為被鐵門砸鎖而挨了手銬的事以後，老頭子們都沉默了。

陳力把我拉到一邊問我怎麼朱國驥還沒有回來，我們就先回來了？我向他講了詳細的經過，特別向他說：「我寫了〈從南滾龍溝這個典型看大寨精神〉一文後，他問我留下了原稿了嗎？我說留下也沒有用，經常都要大搜查的還不是要搜去，反正我的原稿已經記在腦子裡了，隨時都可以寫出來的。

第二天，下午在院壩里碰上了李培連，他的態度十分冷淡，想來龐玉篤已經向他講了我在參觀中的表現，只問了我一句「回來了？」通知我吃完飯到他的辦公室去一下。

第九節：楊修的故事

晚上，他正在辦公室看書，見我進去以後，並不馬上說話。我盯著他那張陰沉的臉想猜出此刻他準備向我說些什麼？憑我的直覺已經感覺到我這次參觀有違他的初衷。一個「學習班」推薦出去的人，寫出與當局完全相反的東西，等於給他的工作「抹黑」了。但是，我想倘若他正處於一個彷徨的時期，他應當認真的讀一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也許他就會明白是非曲直不決定於口舌之辯。

我想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地為虎作倀，不盲目崇信而自甘愚昧的人，都不會違背人的認識普遍規律，李培連也肯定一樣。

如此靜默了幾分鐘，他慢慢地抬起眼來，似乎文不對題地問道：「三國志想來你是看過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曹阿瞞兵退斜谷』這一章不？」我一時的被他這個出其不意的問話感到不解，竭力回憶起我在初中讀過的三國志，只記得曹操失了漢中退守陽平關，在斜谷界口被蜀軍圍困，其細節已經記不起來了，便搖了搖頭。於是他不緊不慢的把這段故事細細的講來：

曹操與劉備率軍戰于陽平關斜谷界口，由於糧草被張飛所劫，遇馬超而累累失利，欲退兵恐蜀軍恥笑，正在進退兩難猶豫不決之際，是夜，皰官給他送來了一碗雞湯，曹操看到碗中的雞肋，心中有感。正逢夏侯惇請示今夜軍號，曹操隨口回答「雞肋。」惇出帳傳令全軍，今晚以雞肋為口令。

行軍主薄楊修見傳此令，便教隨軍將士打點行裝，準備回程。惇不解而詢問楊修，楊修說：「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可惜，今承相進退不得，正思考在此無益，不如早歸，故出此軍令，所以還是早打點行裝，以免臨行倉促。」

夏侯惇聞言置信，正在令軍士收拾行裝，正好碰到曹操因心煩巡視軍營，見夏侯惇軍內如此行動便召惇問原由，惇答：「這是主薄楊修解破今夜軍令，知道主公已無心戀戰，不日就會撤退，不如早作準備啊！」

曹操想起揚修恃才放曠，累次在朝臣和自己的兒子面前，點破他的內心機密，早懷忌恨素有殺他的心思，這一次終於找到了借口，便以擾亂軍心的罪名令刀斧手將楊修推出斬首。

第二天，曹操率兵出斜谷界口被馬超魏延大敗，中了一箭幾乎喪了命，這才想起揚修的話，悔不該為了自己的面子而殺了道出真話的楊修，才有如此敗局。遂下令收楊修屍體，厚葬，並傳令班師，帶著箭傷回到了洛陽。

楊修因屢次識破奸詐的曹操肚子里的花花腸子，因而遭到曹操的忌恨，最後召來殺身之禍的故事，本來就是了解三國志的人所共知的，羅貫中是否懷有警示後世的文人，不可恃才的意思姑且不論，但出在今天社會上，人人自危的時代，在層層封鎖，隔牆有耳的監獄這種險惡之極的環境中，李培連幾乎是坦言了他的觀點，用歷史的典故來告戒一個備受監獄獄吏注目的「反革命要犯」。

在他的心目里，是否把我看作楊修式聰明外露的人物並不重要，但這種坦露內心，作為一個獄吏確實難能可貴。他這不等於在告訴我，在對毛澤東的看法上，我們原本是一樣的。向我講楊修的故事，僅僅表明他對我「赤膊上陣」的擔憂。

中共黨內派斗已演化為公開爭奪權力的生死鬥爭，在激烈的「路線鬥爭」中，那一個派別的成員都會嚴守心扉中禁忌的一頁，否則隨時會被自己的「同志」抓住小辨子，引來殺身之禍。到這個時候我明白，他組織我們這個特殊學習班真費了一翻苦心。他確認，只要還沒有失去人性和良知，處在不同社會層次上的人，都會用不同的方法向惡勢力作鬥爭。

「我看了你這次去成都參觀所寫的東西，」李培連挑明了今天把我找來的用意。「不過，我提醒你不要以為你才最能洞察現實，若大的中國不乏智者和能人，比你見識廣的人恐怕並不少，他們今天都在沉默和靜觀，沒有像你那樣鋒芒畢露，這些人可並不是你能用愚昧無知，麻木不仁所概括得了的。」

也許在這種光明與黑暗，民主與獨裁的博斗之中，一味靠勇氣和犧牲是不夠的，但是何以證明這種「大智若愚」的沉默，不是為內心虛弱所進行的辯護？觀潮和弄潮，所不同的前者是胸無大志，無所作為的旁觀者；而後者是不講時機一味蠻幹的莽夫，隨時可能成為「鐵拳」下的齋粉！

但是，我聽得出來，我們對毛澤東其人，以及他今天「革命路線」的認識還有相當的差距！對這位比一般的獄吏思想深厚的人，我何不借這個機會講出我對將發生變化的看法：

「毛澤東當然不會只是普通玩弄路線鬥爭的政治人物。他集中了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封建君王之道，在開國之時為了穩固自己今後君臨天下作準備，你大概不會忘記他早期所作的『沁園春《雪》』吧！那時候他就產生了一個古代君王無人能同他相比的宿願。」

「他想把中國拉回到一個獨裁的帝王時代。他的「社會主義」既是他認定的王命，違背這王命等於讓他從皇帝的地位退下來，這是帝王根本不能做到的。

「一個渺視唐宗宋祖，秦皇漢武的人豈能不採用開國元勛所使用的技倆，他們哪一個不在開國后對開國元勛們大開殺戒啊？劉邦殺異性諸王，李世民玄武門殺自己的兄弟，朱元璋在得到天下以後，競會認為他的大臣們一個都不可信。

就連忠心不二，通達陰陽的劉伯溫都只能回青田隱居，對胡丞相以「叛國謀反」罪開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你想一想，劉少奇像不像胡帷庸啊」！

「難道毛澤東所有發動的運動，不都是在革命的外衣下，為自己黃袍加身作準備么？但是時代必竟不同了，他所奉行的公有制的信條，遇到了嚴酷現實的否定。他必須從這個死胡同里慢慢的撥出腿來，卻遭逢了國內，國際那麼多的譴責和壓力？」

「要他退出歷史舞台的聲浪，迫使他為保住獨裁政權從新組織人馬，這就是為什麼他這麼憎恨民主，憎恨代表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的緣固了，這也就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今天不是你所想象的理性和革命的時代。更何況他所主張的革命和階級鬥爭，已經把中國帶到了貧窮和野蠻境地，他已經孤注一擲，走上了消滅一切反對派的絕路上了！」

「所以，只有反抗才是生路，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不就因為統治階級過份的殘暴，才逼出了農民造反，「皇天當變」來的么？當然，這可能是漸進的過程，共產黨或者放棄它們獨裁主張。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促使它民主化的，在我看來就是老百姓的不斷反抗和鬥爭，如果都是些「大智若愚」的觀潮派，由誰來改變這種苦痛的現狀？」

「現在最需要的是能振臂一呼，讓人民不再沉默的義士，即使這些義士有些人會犧牲自己，但他們能換來民眾的醒悟不是很值得么？」

對於我這翻議論他默默地聽完后，沒有反駁也沒有贊同，我們的爭論似乎並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

但我清楚，對於像他這種開始從新認識中共的人，是不會輕易的表示對我見解的認同的。但是我想總有一天，生活的實踐會修正他原來的那一套「信仰」，而今我必須同他保持最大限度的思想交流，獲得他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我的一種勝利。

可惜，這一次便是我們之間在獄中的最後一次思想交流。

其實，我個人也是在不斷的實踐和思考中，才漸漸認識了中共的，與李培連不同的是，我是從對自己所遭遇的無辜迫害，和一家人家破人亡的切膚之痛開始的，而李培連卻是從中共內部分化出來的異類。當年反右派運動，我是被無端受整的學生，而他當年卻是雅安農學院對右派學生進行殘害的打手。在三面紅旗的振憾下，我也未曾想到過毛澤東真是一個千古暴君，他的解放全人類的外衣，以及惡毒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太令人迷惑了。

敞若我這一晚上給他講的這一翻道理，拿到1958年去向他講，說不定，我不但不能點撥他的盲區，還可能為他「邀功」請賞提供材料。今天我這樣講，會不會對他的心靈起著啟迪作用，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會的。

直到今天，毛的遺毒還在被他的繼承人死抱著不願清算，給人深深的擔憂。我是因為我有一種從切身的痛苦中，產生出剷除他遺毒的深切願望，來寫自己的回憶錄的。我把這當成我義不容辭的天職。

（上集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