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三章：監獄歸宿

第五節：孫家花園監獄

囚車在顛簸的街道上，足足開了一個小時，繞過了好幾條小街后，馳到了一道巨大的鐵門前，那鐵門旁邊沒有懸挂任何的標記，他的右側，一座大約十米高的崗樓上面，隱約可見架著的機關槍和荷槍實彈的哨兵，守門的是兩名全副武裝的警察。他們從押車人員的手裡接過一張紙，驗過以後，便打開鐵門柵，囚車便緩緩的馳了進去。

（一）入監

一進大門，左側是一個很寬的大壩子，大門左側靠馬路的圍牆內，是一個高出大壩一米多高好幾百平米的看台，若遇到開大會時，這兒便是臨時的主席台。

大壩子周圍是用木柱和竹子捆綁起來的臨時工棚，裏面放著許多長條的鉗台桌和鑽床，馬達之類的設備。大門右側是兩排很長的廠房，那裡面機器在轟鳴。

這孫家花園原是一個從毛鐵到零件,全都自行加工的小而齊的機械加工工廠。許多穿著藍色背心、背上隱約有勞字標記的犯人，就是這兒的工人。

囚車一進監門，在左側的空地上停下，車間前方的一排辦公室里走出一個年紀四十歲上下，身著白汗衫的中年人。在雙方交接之際，我下了囚車，雖然天氣很熱，但心卻很冷，一陣莫名的顫抖控制了我，我環顧了一下四周。幾分鐘后，我從車上拎下了那又破又髒的「行李」。

偌大的中國國土上，被這些小監獄密密麻麻的控制著，令人喘不過氣來。在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里，這兒被稱為「下水道」。那監獄的牆壁和車間的牆上全是與大街上相類似的標語，仗著警察和刺刀，監獄對人們的思想和語言牢牢控制，令人沉默。

十分鐘以後，白汗衫領我走進黃色辦公樓。我拎著那兩捆破爛跟著他，到了辦公室門口，叫我站在門外，等他和押送我的人進去辦了交接手續，大約一刻鐘才走出來，白汗衫在腋下夾了一個檔案袋，領著我向那一直通向裏面的水泥路上走去。

這時已近正午，車間里的藍背心們陸續從車間里向外涌，他們看見了我，向我投來了一束詢問的目光，那目光里分明在說：「又來了一個不識時務的。」

從車間出來的藍背心們，擠在車間外一長條洗手水池邊，用木屑和沙子搓著滿手的油污。然後，陸陸續續的又走回車間，拿著自己的「碗」，這些碩大而奇怪的「碗」，是用破洗臉盆和鐵皮製作的餐具。

現在回想起來，不知道有沒有有心人，在當時就留下這些難得的歷史文物，以作為後輩人對這個時期監獄生活的活證物，就像當年在大邑縣地主莊院收租院的展室里，四處搜尋當年劉文彩的長工們的破衣服和破碗一樣。

一個臂上套紅袖章的人，站在旗杆下面使勁吹著口哨，從車間出來的藍背心們，在飯桶面前按車間排成了十幾個隊列。紅袖章挨著隊列從左到右隊清點人數，清點完畢，便小跑到站在隊列左側的，也是穿著白汗衫的人面前報告了人數，只見那人揮了揮手，隊列分成兩排便開始蠕動起來，魚貫的走到兩個大飯桶邊，由站在那兒的炊事員依次發給一盅「罐罐飯」。

接過飯罐的人，將手中碩大的碗迅速伸向菜盆，跟著舀菜的那勺子舞動起來，生怕炊事員打起來的那一勺菜，因碗沒有及時湊上去而灑到菜盆里去了。接過菜的藍背心們便一手端盅、一手端碗，一邊走，一邊還在回頭向菜盆望，好像要看那舀菜的人今天對自己是否公平。

如此一連串的動作完成後，蘭背心們便端著自己的「飯」、「菜」，回到自己那個組已圍成的圈子裡，席地而坐，並把盅子里的蠶豆倒進碩大的碗里去，一邊數著那豆的粒數，幾乎無一例外。

我至今還記得，領到手的如果是蠶豆，每一兩大約五十粒左右，如果是豌豆，每一兩大約是八十粒左右，如果是黃豆，大約每兩也是八十余粒。

中午的定量依工種不同有三兩、四兩和五兩三種份額。翻砂和運輸工種最高，電工最低，按兩數數豆粒可算一種求放心的遊戲，倘若吃到的粒數與額定粒數多了出來，便津津樂道向同伴們誇耀稱自已運氣好。倘若，顆粒數不足，便嘟噥著說自己運氣不好，這一頓「輸」了。

我跟著白汗衫走過了那足有百米長的水泥過道，再緩緩的順著石階梯，一步一步登上那中心地帶上的小山頭。這兒是一幢很寬的兩層樓房，四周圍著整齊的花圃，花圃與樓房之間環繞著一條一米多寬的三合土通道，周圍打掃得倒也乾淨。

石梯坎正中是一扇可以滑移的收折鐵門。從鐵門進入黃樓是一條寬約兩米的木地板鋪成的通道，通道兩邊便是一些很大的監房。我們進去時巷道里正在開飯，一些頭剃得精光，面容蒼白，穿著清一色藍色囚服的犯人正排著隊，在一個飯桶邊領取飯菜，與下面壩子里所不同的，只是那盅子比那些參加勞動的人小很多。而且他們大多數並沒有用鐵皮敲成的大碗盛菜。

白汗衫將一名正在發飯大約五十多歲的老犯人叫到門口，高聲向他吩咐道：「方伯非，這是剛來的新犯，你看現在哪一個組還有空位，安排一下。」說著便獨自離去。

那姓方的一隻左眼是斜的，大家都管他叫偏花，頭髮已經花白，他向發飯的炊事員交待了一聲，便領著我順著巷道往裡走。

在巷道盡頭，他打開了一個小屋的鎖，一股霉氣向我襲來，我把我的破爛寫上我的名字，放在貨架上。他又打開了隔壁的房間，從那裡取出了一套同其它人一樣的被蓋和藍色的衣褲，交給我。

接著又領著我返回巷道，把我帶到了門上寫著4的房間。那房間足有六十平米寬，地上是木板的，四面是二十多個地鋪，每一個鋪上放著藍色的棉墊、藍色的被子和枕頭。那鋪位上已坐著十幾個人，此時他們都在津津有味的數著自己罐里的胡豆。監舍組長的鋪位是靠門右側的第一個位置，我便由他安置在左邊第六個鋪位上。

我將所領的衣被放在我鋪位上以後，第一個動作便是去領我的中飯。自入獄八個月來我還沒有走過那麼遠的路，早上起得太早，此時感到十分的睏乏。當我領過那最小一號的飯盅，顧不上去細看飯面浮渣，也沒有去數那盅子里的豆顆數，狼吞虎咽吃下入監的第一餐飯，吃完便倒頭睡在剛指定的鋪位上。

整個黃樓分為兩層，過道盡頭便是到二層樓的樓梯，樓上八間監舍中住的全是在車間里從事機械加工的犯人們。住在底樓的六個監房中是等待轉到其它地方的新犯人，靠里還有兩間特別小的單人禁閉室，底樓六個監舍中一共有一百多名新犯人，包括正在上訴、「案情待定」的上訴者，和從車間因「抗拒」改造，交到這裏來進行批判鬥爭的「反改造分子」。

新犯的主要任務是學習監規，靜坐反省和交待「餘罪」，所謂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是指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和思想，這些年攻擊三面紅旗、反對人民公社，或因無法忍耐饑寒交迫而奮起反抗的人。

這一時期的另一特點是凡是不認罪守法，打上訴喊冤枉的，一律都是「反改造言行」。那政策是中共規定的，具有最高權威性，反對黨的政策便是反黨已是無疑，因反對錯誤政策而划為反革命的，也一律只好自認倒霉，於是「申訴」不斷。申訴再次觸及中共的逆行倒施。

申冤越多，當局施加的壓力也越大。

解決這個無法調解的矛盾，便是大大小小的批判鬥爭會。這樓下的「新犯組」，經常開鬥爭會，吊水桶、捆蘇秦背劍、以「端正態度」為名的拳打腳踢，是每天都要發生的事。那時間常因公開喊吃不飽，或因飢餓逼迫「企圖越獄」而送來批鬥的人特別多。

以「吃不飽」為內容的鬥爭會，往往開起來變成了對現實的控訴會，紅毛犯人常借人之口，發泄對現實的不滿，成了對當局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所以這兒的白天十分熱鬧，罵架聲、打人聲、充斥著這裏。

清晨五點鐘，東方還沒有顯出魚肚的白光，監舍外花圃里歡叫的蟋蟀還沒有停息它們的鳴叫，整個監獄還浸沉在黑夜的迷濛中，那令人心驚的高音喇叭，便用它的尖叫聲刺破了監獄上空的寧靜。

「東方紅」開始曲后，便是那單音調的吶喊：「社會主義好。」這調門沒有改變，歌辭卻作了修改，然而無論是對帝國主義的咒罵，還是對右派份子的咒罵，一清早剛睜眼，就被它弄得神經兮兮的。

大監各監舍的組長立即從鋪位上跳起來，用腳踢醒那些入睡還不到兩小時，此時還沉睡在夢鄉里，睏乏不堪的「勞動力」們！他們中大部分人大約在凌晨三點鐘，連腳都沒洗，和衣而眠躺下的。

一分鐘以後，那雜沓沉重的腳步，逐漸向樓梯口移去，一陣下樓的咚咚響聲以後，腳步又經過我們舍房門外的過道。

木地板上的敲擊聲和四壁的迴響，使我們睡在樓下的的人再也無法安睡。剛剛熄去不過一個小時的路燈和崗樓上的強光探照燈都一齊打開，在強光的護送之下，一群藍灰色的影子忽長忽短的由廣播樂曲伴送著進了車間。

接著便是隆隆的機器聲，把整個的工廠淹沒在「躍進」之中，大躍進的又一天就這麼開始，隆隆的轟響一直在監獄上空盤旋，直到第二天凌晨三點鐘。

新犯組規定住在這裏的犯人，早上六點鐘起床，按照監規的規定，起床的哨聲一響，全體人員都必須爬起來背靠著牆靜坐反省。等到七點鐘，值班的管理人員打開監舍的門鎖，大家才走出鐵門，在大樓右側的洗臉池中取水洗臉漱口。

七點半鍾，炊事員送早飯上來，八點以後，吃飯完畢便開始監規學習，或繼續前一天晚上沒有開完的鬥爭會。鬥爭會是新犯組的主要內容，晚上依然是這種堂會式鬥爭會，有時一直開到十點鐘還沒有結束。

與看守所完全一樣，這兒被押者的一言一行都會被及時發現，鬥爭會是不斷發生的，只是平時生活比起看守所有較大的活動空間，飯後的休息時間被允許在黃樓周圍散步，可以圍坐在花圃周圍捉虱子。

我們監舍三十多名新「犯人」，幾乎人人都有輕重不同的水腫病，即使很年輕的人行動也很吃力。平時無論是開鬥爭會或在花圃邊納涼，談論的主體必是「吃」。

晚上開飯，全監人員不分工種一律二兩，開飯中，端著碩大的洗臉盆改制的碗，再次重演「大碗」跟著炊事員手中的勺子上下飛舞的戲，當所有的人按次序打完兩瓢以後，桶中的飯一般都有剩餘，於是便挨著次序每人再添一瓢直到分完為止，如此的分配叫「分尾子」。

大監不同於小監，那裝著稀飯的大黃木桶雖然已被刮盡舀完，但那附在桶壁上所剩餘的殘羹，是無法用瓢清理乾淨的，所以每次分尾子到最後一人，炊事員便會將桶交給那個人，任他用手指細細地在桶邊抹凈，有時遇到稀飯較稠的時候，那從桶上抹下的足足有兩瓢。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大壩子里抹桶的事，讓新犯的一個名叫王三的小夥子盯上了。

有一天晚上，他趁炊事員在壩子里分稀飯，沒空光顧小監送飯的機會，混在上班人的隊伍中到了大壩子里。等到尾子添完了，他便馬上端著預先準備好的「洗臉盆」，接過那最後一名犯人用瓢已刮凈的飯桶，正用手細細的抹刮那大木桶里的殘羹時，新犯組正四處尋找他，方伯非氣急敗壞的報告值班幹事。

當兩個套紅袖套把王三在壩子里捉到，像拎小雞一樣送到方伯非面前時，仔細看王三，那光頭上還沾著在刮桶時糊滿的稀飯漿，一面還喃喃的叨念那臉盆里已經收集了足有一瓢的「稀飯」。

王三成了我們監舍當晚鬥爭的「對象」，這王三說來聰明，他發現了任何人都沒有發現的意外食物，為了王三這種「浪漫」，黃樓小監里的一百多號人被管緊了幾天，不准我們走下那石梯階。

雖然大家同是被中共殘害，但人心不蠱，想從這地獄里象狗一樣爬出去的人到處都是。禍從口出的意外是經常發生的，無所謂告密，更無所謂可恥。為了給自己已經很苦的日子，少添煩惱，所以我對緊鄰的前後鋪，有一種特別的謹慎，前面鋪位上那位，因扶乩而入監的一貫道首，從不與他交談。

（二）張臘元和王大炳

我寧可同不善言談、口鈍舌訥的張臘元、王大炳交朋友，他倆都是長壽地區的農民，憑我的直覺，感到他們質地純樸，雖文化層次極底，但與他們相交起碼少了提防之苦。

黃樓右側，一條被人踩出來的坡道下面，是鑄工車間傾倒化鐵爐排出的爐渣和廢鐵芯的地方，每天從監房清掃出來的垃圾也倒在那裡，所以有些破布、用廢的圍腰、手套等物。我很快注意到，他們倆人常來這裏撿些破布，洗凈後用來修補自己的舊棉衣。日長之後，我也跟著他們在這裏撿破爛。

有一天，我見張臘元獨自坐在這裏發獃，從他那瘦削的肩頭側面望去，只見那清瘦的臉上厚厚的嘴唇微微擅抖，好像哭泣過，可是眼裡並不見淚水。王大炳說他這樣對著臭氣，可以蹬上一個上午，發獃以後，長嘆一聲慢慢離去。

從他記事時就沒有了自己的家，父母何時相繼亡故已說不清楚。十幾歲開始，跟著哥哥嫂嫂生活。農村中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就實行統購統銷，農民開始了缺吃少穿過日子，從十二歲開始，他跟著哥嫂每天在生產隊的土地里掙工分糧。

後來小侄子出生以後，晚上帶孩子的事就交給了他，白天幹活已很勞累，十幾歲的孩子不會像保姆那樣對孩子按時施尿，尿床是經常發生的，而他哥哥便經常遷怒弟弟身上。老實巴交的張臘元，身上到處是他哥嫂用柴塊給他留下的傷痕。

一九五八年，只有十七歲的張臘元，由於天生的呆笨，哥嫂不僅剋扣他的口糧，把分到的很少的穀米，留給自己的孩子。並把剩下的雜糧糠菜分成二盆，一盆主要是糠拌紅苕滕是專給張臘元準備的，另一盆加上包穀面是留給自己的，吃飯時先端出弟弟的一盆，等弟弟吃完了再端出他們自己的。

被打傻了的他，明知這是哥嫂對他的虐待，但卻不敢說。飢餓的張臘元很快得了水腫，他只有拚命在山上尋找野果野菜充饑。日子久了弟弟忍不下去了，有一天吃飯時，他第一次去哥嫂的飯盆里去搶飯，嫂嫂被他突然的反常驚呆了，拿起飯瓢往弟弟頭上猛砸，哥哥聞聲從裡屋走出，兩個人給張臘元一頓好打。滿頭血跡的張臘元看到了灶旁砍柴的斧頭，猛然輪起了斧頭……

血案釀成，張臘元投案，本來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脫下衣服，顯示哥嫂給他留下的無數傷痕，然而，善良而可憐的張臘元，口口聲聲說他殺人該抵命。

法院根據鄰居的介紹和他的年齡免去他的一死，判決了他的無期徒刑，在孫家花園關押了幾個月，便轉到了南充監獄去了。

我們短短相處兩個月，他那厚厚的嘴唇，深陷的眼睛，卻永遠的刻在了我的腦海里。無期徒刑對於張臘元公平嗎？他的罪孽又是誰造成的？每每我在回憶到他的時候，我該怎麼回答這些問題。

張臘元被押送南充后，新犯組的室友中，我唯一能訴衷腸的人便是王大炳。

根據大炳的自述，他早年喪父，母親在艱難的歲月里為了撫養他和弟弟兩人成人，按當地農村中的普遍情況，找一個能維持生計的勞動力嫁人，於是在生活逼迫下嫁給了當地一個李姓的小光棍。後來，年僅十六歲的王大炳，在親戚的介紹下，進了重慶一家工廠當臨時工。沒有多久，合作社成立聯社時，姓李的拋棄了人老珠黃的王母。

家庭的不幸和變遷，重創了他的母親，母親吵不過那個姓李的，恰恰在這個時候，有一天他們的房子晚上失火，蠻不講理的繼父，一口咬定是王母故意想燒死他，理由是火災的現場發現了一雙燒成半截的女人花鞋，而有人看到失火的當天晚上，母親曾提著那雙剛洗過的鞋進了廚房，母親被領著民兵的李姓隊長痛打一頓，搶去住房。

聞聽自己的家被姓李的強佔，母親受傷，露宿街頭，心急如焚的王大炳匆匆赴回長壽，但他低估了李姓的流氓，更低估了農村裡中共黨員的橫霸，母子三人抱頭痛哭以後，王大炳和幾個同伴將這個事寫成控訴材料在工廠散發，並被工廠保衛科以煽動反革命傳單立案起訴。

苦難使我倆結下了不解之緣！

（三）勞改工廠

我在新犯組只呆了三個月，便被分配到金工車間鉗工組，正式成為這支監獄創造財富的無償勞動力，並在大躍進的尾聲中度過了最後兩個月的通宵夜戰。

最開始，我被分配到製作電機轉子用硅鋼片的沖模鉗工一組。裏面放著十來張寬大的鉗桌。每張鉗台上安裝著六至八台數量不同、尺寸不同的虎鉗，可以容納八個人在上面同時幹活。

我剛到車間，鉗桌上鉗工工具和馬達的另件混堆著。從馬達機殼，轉子繞組、硅鋼片和螺絲螺帽銼刀宰子等等無序的堆放狀況便知道，這是一個管理極差，章法極差，工序不明的手工作坊。

類似中世紀的工奴，沒有習慣，也沒有時間來清理這些工具和零件，四周的鐵貨架上雜亂的堆放著零件，弄不清正在組裝的，還是報廢的。

把我引來的「紅袖套」向我介紹，其中一位大約五十來歲，右手纏著厚厚的紗布，繃帶吊在肩上的人名叫孫經海，是整個鉗工車間的技術負責人。後來聽大家說它是一位八級鉗工，當時，整個重慶市像他這種級別的鉗工屈指可數，能憑手工製作零級塊規。是這模具組的掌火人。

先於孫經海以前的鉗工組技術負責人，因製作模具衝出的硅鋼片用來裝機后，發生溫度超過技術標準而報廢了一大批馬達，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加刑，併流放外地。

那百噸沖床還是不知從哪裡弄來的漢陽造，屬前清張之洞時代的遺產，早已報廢，加上測量手段幾乎只有一個百分表，在配製時沒有磨床。孫經海口中不說，心中卻犯著愁。以為這簡陋的設備和加工條件搭上一隻手不說，弄得不好，重蹈前任之覆轍就是喊冤也沒用！

從此以後，直到從孫家花園調出，我便與銑刨組編在一起學習。

劃線平台的後面並列著兩台沖床，靠廣場的一台便是奪去了孫師傅右手的100噸沖床，是一台大約服役了幾十年的老掉牙的設備，稍不留意便會造成硅鋼片批量報廢，或打爛沖模。橫過車間中過道的左邊安放著四台銑床和三台立式鑽床，四台銑床中最大的一台舊式銑床，是當年中共新華社印刷傳單的大型印刷機改造而成的。

在那台銑床上操作的是一老一少，老者五十開外，但精神挺好，穿著的那件補丁的中山裝洗得乾乾淨淨，顯出它與常人不同的身份。經過介紹，我知道他叫潘朝元，在內戰時期任過浙江金華縣的「縣太爺」，在國民黨部隊中供職湯恩伯部下，任少將軍銜。那段日子他終日沉默寡言，給人一種城府很深的印象。

與他同機床共事的是一個年齡與我差不多的年青人，名字叫陳旦，外表看去很老實，甚至有點招人憐憫。

這台卧式銑床的後面擺著兩台立式銑床。一台較新銑床上的操作者姓沈，看上去面色蒼白而浮腫。另一台銑床上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中年人，平時陰陽怪氣的，永遠是打不濕扭不幹的那種。

我剛調進車間時，陳旦在中午休息的片刻，來我的划淺平台找我聊天，說他從前是××中學的學生，因家貧，讀不成書流浪街頭，他表示挺羡慕我，希望我能教他看圖。後來每次吃飯他都把他的罐罐端到我的位置上來。

有一天晚上陳旦從沈師傅的工具櫃里偷了一塊肥皂。我覺得這麼一點小事，便為難別人，頗有些為陳旦不平，便注意地聽起來。只聽見那姓潘的憤憤地喊到：「你真沒出息，年紀青青就知道偷，進到這兒來還要偷。」

我翻了那老潘一眼，打心眼裡厭惡把相同遭遇的人住腳下踩的作風。雖然我知道，那時間肥皂非常稀缺，市面上的市民憑票供應，每人每季僅1/4聯，車間里發給大家用來洗油污的，是每月一小撮鹼和鋸木面。

只見那年青人好像很可憐的樣子，結結巴巴地解釋道：「對不起，下班晚了一點，鹼盆不知放那兒去了，我看沈師傅的工具櫃開著，順手拿來用一下，就忘了還回去。」他不停地眨著眼好像要哭。

那位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吼道：「不，你這娃兒不老實，上個月還偷了我一塊毛巾，國慶大檢查才查出來，你是慣偷。」「真不要臉。」潘老漢繼續在升溫。我感到過份，他還不是因為太窮才偷，在今天這種物質條件下，誰也犯不著為這麼一小點肥皂而遭人辱罵。我一邊聽著銑床組傳過來的七言八語，心裏很為陳旦不平，也對那潘老頭產生了反感。

沒想到過了才一個星期，負責洗刨組的張管教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大大地訓斥了我一頓，他把我向陳旦講的很一般的話，例如說：「形勢大好什麼都買不到」、「大躍進吃不飽」、「活有你干，飯不讓你吃飽」全都抖了出來。

他嚴厲地警告我說：「政府看見你年輕，又是機械製造專業的，才相信你，允許你單獨行動，你還反動本性不改，在監獄里大肆的向犯人「放毒」。最後，要我立即寫出反省，否則就要召開車間批鬥會。

我著實地小看了這可憐巴巴的陳旦，沒料到，與我做出偽善友誼的他，竟會用我的話來表現自己。

從此以後，我對刑事犯罪的人特別提高了警惕，由此，我也更加體會到，為什麼在生活如此之苦，工作如此之勞累的監獄中，人們緘口不言的原因。

外也開始理解潘老何以如此對待他的學徒，平時又為什麼冷冰冰的對待周圍所有的人，我們開始接近和交談。不過，看得出他在告訴我有關他的身世時，始終保持著一種審慎，並不作評論，也不講他的感情，在那種環境里，人心隔肚皮，一切都只能點到為止。

從他的介紹中，知道他率部在淮海戰場上與中共打過很慘烈的仗。解放初，他曾「混入」深圳，準備潛入香港被中共發覺抓獲。當時沒弄清他的身份，在廣州復了兩年刑，刑滿后回到重慶，正逢大鎮反，他便在棗子嵐埡被捕，以歷史反革命罪判處他二十年刑期。

他流露出來的傷悲告訴我，他內心一直牽挂著他的兩個女兒和他的愛人。也許就因為這種身份，把我們倆聯繫起來了。從此以後，他成了我監獄中的摯友和老師，相扶相助直到三十五年後，他含著未能伸張的怨恨離開人間。

（四）邂逅蒲世光

由於我的特殊工種，我被允許在所有車間單獨的走動，被允許單獨上廁所。當時的廁所在翻砂車間旁也只有一個。有一天，我正解完大便，忽然看見鄰位置上冒出了一個很熟悉的面孔。「蒲世光」，我幾乎驚叫了起來，這位當年青年團治金系團委書記，曾以人很難理解的心情，刷出署名「非團員呼聲編輯」的大字報，並因此而定罪為組織反革命集團。

我在學校並不認識他，後來，他被捕時，我也只在治金系大門口見過，他被捕后，我們七十六個同學被押往南桐，從此與他斷了音信。當時，只覺他怎麼會為家庭有問題的「階級異已」者鳴不平，並因此而蒙冤，所以，雖然只有一面之緣，印象卻很深。

兩年後，經過南桐的煅練，對他深刻的印象中滲入了一種敬佩。在這裏，他突然的出現並被我認出，不能不說是一種緣份了。然而，他卻並不認識我，他見我招呼他，反而非常詫異，轉過頭去看了看與他一同上廁所的另一個人。我只問了一句：「你在哪個車間？」他用手指了指外面，回答我：「翻砂車間」，便帶著一種疑惑匆匆離去。

由於連續的日夜鏖戰，幾乎沒有時間洗衣服。冬天到來的時候，有時連續一個月沒換過內衣，也從沒洗過澡，加上轉運站來往人員複雜，衣服和被蓋上染上虱子習以為常了。坐在過道里，脫光衣服，用指甲掐虱子是空余時間的一種消磨法。人在那種環境下，同乞丐已沒有什麼區別。

只是虱子令人煩惱，所以每當化鐵爐開爐化鐵的時候，便會有人通知各車間去那裡燙虱子。那方法極為簡單，只消拎著鐵桶裝半桶水，將化鐵爐內排出來大塊的帶著火花的爐渣，用鐵鉗夾進盛水的桶里，在一陣爆炸聲中，水桶中的水立即就會沸騰，然後再將長了虱子的衣物按進沸水中……換下來又臭又汗內衣，沒有肥皂去污，就只有用這種方法兼去油汗。

借燙虱子的機會，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同他交談的機會。彼此作了自我介紹后，他便詢問了我們去南桐的同學情況。我告訴他。去年楊治邦，李天德他們被抓進監獄了。問他碰見過沒有？他搖搖頭說：他不認識楊治邦們，也不曾聽過此事。

接著便介紹了他自己的經歷，自從五八年夏天，他從學校被捕后就關進了石板坡看守所。重慶檢察院以組織反革命集團首犯對他起訴，這使他憤怒不已，在預審中，他要提審他的人，拿出「集團」綱領和組織成員的證據來。法院明知給他定的罪是強加的，於是回答他，非團員呼聲編輯部，既是一個編輯部，那一定是一批人，還要他交待其它成員，只經過一次預審，便一錘定音了。

蒲世光就這樣在石板坡看守所泡了兩年，「最後以趁中共整風之際，書寫反革命標語，大字報、策劃反革命組織，猖狂進行反革命煽動的大罪極惡，處以廿年徒刑。這可是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當時，真要處以極刑，那又怎樣呢？當法庭向他宣判時，蒲世光毫不猶疑地向法庭申明：「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判處后，蒲世光便被送到這裏，殊途同歸，我們終於從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的遭遇走到一起來了。相同的歸宿告訴我們，我們是同一個政治目的犧牲品。

他告訴我這裏共三個車間：鑄造車間、金工車間和電工車間，並說出它們的負責人，看來他對這兒的情況很了解。

剛來的第一天，新犯組的李隊長問他，判了多久的刑？「他爽快地回答說」：「一天！」「什麼？」「一天。」他重複地回答著。李隊長被這種明顯的輕蔑和作弄惹惱了，立即厲聲訓斥道：「你給我放規矩點，這不像你在重大可以胡說亂言，老子對你的狂妄可以銬你，鬥爭你。」

然而蒲世光卻笑了笑不緊不慢的回答道：「這刑期可是你們給我定的，這話也是你們講的，怎麼就不認？」「你敢頂嘴：你敢囂張，你以為打不掉你的氣焰是不是？」那姓李的毛小子狂怒了，當下安排了晚上開鬥爭會。

晚上鬥爭會開始了，姓李的問道：「你說，為什麼用這種態度向政府說話？」他對著到場的陌生面孔，不緊不慢答道：「一天等於二十年，可是你們這麼說的，對不對？我判的就是二十年這也是你們法庭判的。我用你們自己說的話回答你，你怎麼就聽不懂？向我一個小犯人發火？」鬥爭者哄堂大笑，連那李姓的幹事也忍不住把臉扭了過去。

用輕蔑的態度，譏諷鞭打橫蠻的人實在是一種上智，何必為自己的不幸而傷心？笑對著暴政，笑對著今天，這種高尚的德行，可不是輕而易舉可以修成的，「推古驗今，所以不惑」。看來這位同學入門了。

我們本約定，下次開爐時，再在這裏約見。可沒有料到，五天以後他便被調走了，後來他到那裡，再也沒有他的消息，直到平反后，同患難生還的同學們，都說沒有見到過他，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在人間？他的這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笑談，卻至今還流傳在我們之間，與他的音容笑貌一起！

與蒲世光相見前後的日子里，我又在金工車間，邂逅南桐看守所認識的「319」。那是為解決一個車頭箱的主軸孔加工余量不足該如何捕救時，我到了車工組那架老八尺車床上，當時他是這台設備的主機手。我最先認出了他，自從南桐看守所鬥爭以後，他被很快調走，就沒聽說過他的下落。至於當時在看守所，他如何會嚴重到像死囚犯那樣截著全刑具入獄，我就不得而知了。

冬天漸漸來臨，1961年最後的歲月充滿了寒氣。早上起來天還沒亮就在黃色的燈下觸摸這些冰涼的鐵塊，全身都會發抖，人們說肚子里沒有貨，身上當然是冷的。但除此之外，我常常被一種內心寒冷所控制，廢品一天天的增多，那位主管金工車間的分隊長，成天紅眉毛綠眼睛的盯著致廢的工件咆哮，雖然有時參加鬥爭會的人，聽著聽著竟閉上了眼睛打起瞌睡來，他們顯然是太疲勞了。疲勞得連這位分隊長操起鐵棍向他們刺來，他們只是白白眼。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