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9日訊】2011年的10月10日離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革命，剛剛100年，這是很大的事情。因為這個辛亥革命把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制度推翻了，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亞洲是第一個國家這樣做的，像日本就沒有經過這樣大的改變，把皇帝制度都取消。所以這件事情是兩岸三地、包括國外的學者都很注重的。

但整個大陸討論辛亥革命，又有另外一層意義。因為許多情況都是覺得辛亥革命為什麼會發生革命、而沒有能夠進行君主立憲的改革，這樣可以平穩地過渡到現在，他們關心的是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他們關心的不是辛亥革命本身，只是從他們自己處境講的。他們現在事實上就把中共看成是一個滿洲的專制王朝一樣。怎麼樣能夠把中共的制度不經過很大的暴動、不經過很大的動蕩或者流血，而變成一個合理的社會，這是國內許多史學家關心的問題。

所以討論集中在改革呢，還是革命。照他們說法，事實上是有問題的。就是說清朝末年已經有意識要改革了，慈禧太后有想改革，但是革命爆發了，讓改革沒有成功，所以造成這100年來中國不上軌道。所以換一句話說，這裏多少有點抱怨辛亥革命的意思，就覺得現在要變動的話，最好是採取康、梁所建議的一種緩和的改革、君主立憲，不要推翻它這個王朝，但是從基本上換成現代的一個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系統。

這是現在許多人的想法，所以許多記者也在這個問題上特別關心，我就被訪問過至少兩次，都討論過。但是在國內講這些話是非常含蓄的，不能公開講，不能講得太明白。所以我現在就重新講一講我的看法，我不願意用影射的史學，就是拿辛亥革命做一個表面的文章，而實質上講的是中共。但是在國內那個情況之下，記者寫出來的就變成那樣一個方式，所以我現在專就清朝講清朝。

我覺得辛亥革命是不得已被逼出來的，逼出來的原因就在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掌權掌了50年，這50年之內她都是以太后來作主的，光緒30幾年，都是從小孩長大；長大以後，光緒自己受到甲午戰爭、就是1894年被日本人打敗、割去台灣，這個慘痛打擊，想進行改革，剛好康有為乘虛而入，要提倡改革、中國不要為列強所瓜分，把他心打動了，所以才有決心要進行改革。

這一進行改革，就有權力的問題。這個權力就是慈禧太后在他長大了以後，不能不把權力交給年輕的皇帝，可是還是想在背後牽動，要這個皇帝聽她的話。但是皇帝慢慢已經不肯了，並不是不孝，而是覺得非照康有為的辦法，用君主立憲的方式，採取明治維新的辦法，把中國變為富強、變成一個強國，不被欺負的強國、不被人家瓜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他要戊戌政變。戊戌政變完了以後，皇帝被囚在瀛台，康有為、梁啟超都逃到海外，另外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六個人，殺頭了。所以改革到那個時候就停頓了。在後面的十幾年中間，戊戌政變是1898年，它亡的時候是1911年，相去是13、14年，嚴格地講沒有真正的改革可言，只有行政上的調整是有之，但是沒有改革。

沒有改革的原因就是慈禧太后越來越不相信漢人、越來越怕漢人，曾國藩、李鴻章等。所以像訓練新軍的袁世凱，到了戊戌政變以後她也慢慢地不信任了，把他軍權奪過來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滿人是越來越有勢力。在1906年的時候吧，有一個新的內閣出現。她很寄希望，以為會煥然一新，事實上相反的。結果是讓漢人在13個內閣之內只佔4名，其他9個都是滿人。換句話說，保大清、不保中國，這是她既定的政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戊戌政變以後，她就運用義和團，希望用這個方式來對付外國人，結果造成更大的後果。跑到西安，在西安一呆一、兩年，回來以後就討好外國人，但是另外一方面還是不肯改革，這才逼出辛亥革命來。所以嚴格地講，孫中山也不是一開始就要推翻滿清的，他最早《上李鴻章書》大家都知道，而且是很合理地要改革。滿洲人絕對拒絕改革以後，革命才起來。

所以1905年科舉的消滅，好像是改革，事實上是行政的調整。學校的設立，我們以南方為例，像上海、無錫這一帶，都是當地的商人，事實上是中國社會自己要改進的。所以辛亥革命一方面在政治上沒有很大的變動，換句話說，只在袁世凱出山以後，打了一仗，勝利了，但是南方的革命勢力還是在增長中，各省都宣布獨立，所以清朝沒有辦法，只有委託于袁世凱，袁世凱就乘這個機會，把這個總統搞到自己身上來。

但是社會的變動，社會變動是中國工商界的人，尤其像上海到無錫這一帶，新的學堂非常多而且很有名，那現代化是從社會開始的、是從工商界開始的，而不是從政府。所以我們要了解這一點，有些改革是社會改革、教育改革，但是力量來自社會，不是來自中央，不是來自政府。

所以換句話說，清朝的辛亥革命完全是慈禧太后晚年一手逼出來的，所以辛亥革命確實可以跟現在情況加以比較，不過比較結果我們要分別看，有相似之處，但是不是一回事情。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