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8日訊】海外網站日前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及一位西方學者分析中國大陸人是怎樣被洗腦的。除了列舉了中國大陸官媒洗腦類型和手段，這位學者還指出是否能意識到自己在被洗腦才是重點，而想要消滅被別人控制的意圖，就多看其它的消息源，而不只是官方提供的。

這篇題為「我們怎樣被洗腦？」的文章說，在19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中，聯合國部隊驚異的發現，有些被中國大陸官方俘虜的士兵，居然信仰了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竟紛紛詆毀自己的祖國。一個中國大陸人私下說，這是因為黨的「思想改造」給戰俘洗腦了。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理。」這正是洗腦一個重要方式。擁有話語權的個人或團體掩蓋和扭曲歷史事實，人為灌輸的意識形態便悄然深埋進人體的潛意識，隨之改變價值判斷。這種典型的洗腦，往往最先從語言灌輸起步

1961年，美國精神病學家羅伯特•立富頓專程來到香港，採訪被中國大陸釋放的戰俘和傳教士，並在書中用實例詳細分析了洗腦的方式、意義和影響。文章引述牛津大學研究員凱瑟琳•泰勒博士在一次接受專訪時提到，立富頓研究的思想改造，當時發生在青年營、學校這類地方。思想改造是強制高壓的，特別是對待監獄囚犯。在中國大陸，象集體自我批評、剝奪睡眠、肉體虐待等等手段應用到了極致，說是教育，其實更象是心理折磨。

這種戰時對俘虜的突擊洗腦，如今在中國大陸社會仍然存在，有些核心的方法反覆被使用，來說服他人並改變他人的思想，例如強烈情緒、控制感官輸入和行為輸出、不確定性、重複，以及對受害者生理和社會隔絕。一套說服手段在利用這些方法，從最溫和的談話到極端高壓的洗腦折磨。這些手段仍然存在，儘管名稱可能不同。

在《洗腦：思想控制的科學》一書中，泰勒博士提出了兩種主要的洗腦類型：強迫型的，通過外在暴力的洗腦，和欺騙型洗腦。所以，是否能意識到你在被洗腦才是重點。想要消滅別人控制你感官輸入的意圖，就多看看其它的消息源，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想要減少對意識形態無可挑戰的神聖感，你就嘲笑他們。最重要的是，開發出很好很強大的、清晰的替代信仰，隨時準備做腦力勞動來捍衛它，而且不要一個人試著去做；志同道合的風險承擔者和社會支持最重要。

不過，泰勒博士也特別指出，歷史證明，擁有健全的個人信仰的人抗拒洗腦。在思想改造中，洗腦者試圖去改變教條。長時間的集體自我批評，討論，辯論和說教，重點全都是要摧毀對方意識形態的可信度。但是，當任何一個信仰系統成為某個個人、團體和國家的神聖核心，對該信仰系統的批評往往都會失敗。

如今的中國大陸官媒洗腦術，已從「赤裸裸」走向「精緻化」。官媒幾十年來練就了欺騙人民的謊言本領，謊言從過去的口號式宣傳變得更加「循序漸進」、「細緻入微」，特別是在信息封鎖下，用基於某些片面「事實」的謊言來誤導民眾，其危害比大躍進時期「放衛星」更具迷惑性。比如中國大陸官媒在台灣大選上，就是用這種「循序漸進」、「諄諄誘導」的方式暗示人民，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總統將會導致：自殺率上升，股市崩盤，「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天下大亂，政治鬧劇，等等……；一天一天地給大陸民眾灌輸這些亂象消息，讓人民用自己的思維自覺地得出：「這一切都是選舉惹的禍」，「我們千萬別搞民主選舉」。

在對待人權的問題上，中國大陸官媒的抹黑手法更是創新演藝水平。一切都演得那麼逼真，一個接著一個地出台，從人權是人權就是生存權到西方的人權觀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略，再到抹黑美國人權現況，不由得許多老百姓不信。中國大陸官媒騙人的手法，做到了讓被騙者心甘情願主動相信謊話，被騙者還以為自己真理在握。

由於人們對「放衛星」式謊言有了些抵抗力，於是大陸官媒的謊言宣傳走向了「精緻化」「專業化」的道路，而且更加「微觀」，但官媒謊言欺騙的本質不變。

中國大陸大陸22位學者、律師曾聯名發表題為《抵制央視，拒絕洗腦》的公開信，公開抵制官媒謊言欺騙。公開信發起人之一的北京律師唐吉田表示，CCTV就是當權者的宣傳喉舌、誤導民眾、宣傳洗腦的工具。幾十年來生硬殭化的政治模式，令人深惡痛絕。而對於央視典型的愚民「春晚」，幾位學者都表示厭惡。北京作家、資深媒體人凌滄洲說，春晚就是小丑版的「新聞聯播」，「愚民節」的狂歡。認為春晚這種工具化方式，塗脂抹粉編造「大好形勢」，盡顯一言堂式的虛假和欺騙，扭曲了人性和溫情，扭曲了中國新年的原意和祖上傳統，褻瀆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明。而實際上，為了「維穩」，大陸官方不僅是媒體，還動用無盡的公權，耗費納稅人錢財舉辦各種各樣的「學習班」；對「學習」者長時間監禁在洗腦班，甚至用剝奪睡眠、恐嚇、折磨等手段，加之強制性的長時間謊言灌輸甚至輔以強噪音、破壞神經藥物、暴力虐待等。這種「學習」打著「法制教育」「法治學習班」的幌子，乾著綁架、關押、謊言洗腦、暴力威脅、酷刑折磨、敲詐勒索等勾當；辦班過程未經任何法律程序，沒有任何法律條文確認其性質，卻隨意拘禁；「洗腦班」工作人員沒有執法者的身份卻有超出執法者的權力，甚至致人死亡而不負法律責任。

放眼當今中國大陸，天災暫且不說，更加讓人們避無可避的，其實是道德敗壞和崩潰所造成的種種人禍：動車事故及事后迅速掩埋草菅人命；層出不窮的礦難、砍童案、針刺事件；看守所中發生的河南魯山縣王亞輝「喝開水死」、福建福清市陳某「睡姿不對死」、雲南晉寧縣李喬明「躲貓貓死」、廣東廣州周凌光「呼吸死」等荒唐的草菅人命事件；毒奶粉、地溝油、死豬肉、毒疫苗、豆腐渣工程……。

從中國大陸的憲法到各項法律，都被這種「洗腦」破壞得無以復加。權貴集團在血腥迫害異議人士的同時，也豢養出一大批衝破了道德底線的流氓打手。很多執法人員為了升官發財，出賣自己的良知，對「法治學習班」學員施以各種殘忍的酷刑，淪為了打人兇手、殺人犯。可他們往往得到的不是懲罰而是獎勵，越是手段狠毒、沒有人性就越是得到提拔和獎勵。在這種法律成為一紙空文，打人、酷刑、殺人種種暴行都不會受到法律制裁的大背景下，所有的執法者會如何對待其它民眾就可想而知，也就難怪有各種「XX死」怪事不斷地發生了。

其實，這種踐踏人權、毀棄良知、摧毀法制、糞土法治的形態，在中國大陸有著不短的歷史。中國大陸以前就不斷放映這一幕幕：江西蘇區時期打AB團，延安整風時抓特務，奪權建政初期「三反」、「五反」，「大躍進」、「浮夸風」時小麥畝產過萬斤，鋼產量超過8千萬噸，15年超英趕美的鬼話；文化大革命中，國家主席一夜之間變成「叛徒、內奸、工賊」，……。雖然在歷次運動中給受害者強加的罪名一次次被證明是無恥的謊言，結果是AB團翻案了；反革命平反了；文化大革命被「全盤否定」了；但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從任何一件「平反」中得到教訓和反思。相反的是謊言的不斷「與時俱進」。

當今物慾橫流的社會，人的道德底線已經很低了，道德的敗壞也使人們深受其害。敗壞道德的其中居功至偉者，就是中國大陸官媒謊言。當然，也有不少人仍然堅定地遵守道德，對得起良心。這是真正的一股清流，慈悲的心使他們站出來告訴人們真相，即使面對再大的壓力和迫害。

希望看到的是，面對慘烈的迫害，雖然這些人的和平與隱忍而沒有在社會上引起什麼震蕩，但人們會依舊關心著他們關心的事情，煩惱著他們煩惱的問題；慢慢的，慢慢的，這群平凡的中國大陸人永不妥協的精神，永不改變的信念，以及穿越歲月與心靈的真誠與善良，在有良知的國人的眼中，心中，一點一滴的沉澱著，更多的人能識破大陸官媒的謊言，得到人的道德底線的提升。

更希望的是，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犬儒病得到好得醫治，康復起來，骨頭不再軟。2004年10月號的《當代》雜誌上，曾刊登的一篇仲維光的文章《人性，責任和才華的凝結》。仲維光在介紹海外學人王友琴對於中國大陸的「文革」受難者的研究之后，把他跟卡瑪拍攝的有關文革中紅衛兵的表現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做了對比。然后，同他特別針對知識分子的價值倫理進行了闡述。令人感慨的是這句話：「罪惡就是罪惡，不管以什麼名義犯下。之所以感慨，是因為現在有太多的所謂學者，知識分子，總是喜歡標榜自己的立場是很學術的，因而是「客觀」，「中立」和「公正」的，而所謂「客觀」，「中立」和「公正」，往往表現為對於事物的判斷，迴避主觀的判斷，盡量維持評判的平衡度，面對是非雙方力爭各打五十大板，「希望從罪惡的背后發現非罪惡的東西。」

這種表面上的公正其實是最大的不公正，它迴避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過去的某些歷史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在沒有糾正歷史的不公正之前，所謂「公正」說到底也還是不公正的狀態。對於強大的國家機器，當它開動起來進行殘暴統治的時候，有些知識分子總會試圖為政權尋找一些「為難」之處，或者「不得不為」的理由。在對於當權者壓倒性的批判聲浪中，總會有人跳出來呼籲另類思考，其實這就是中國大陸某些「公正」的知識分子最迷人犬儒。例如對於毛澤東的評價就是如此，儘管文革的發動已經被定性為民族的災難，但仍然有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學者專家站出來，要求看到毛澤東內心所謂「浪漫主義」，「道德理想」的一面。把暴君的殘暴統治一定要罩上一層理想的光芒。

知識分子，應當有良知。而良知這種東西，其實本身就不是絕對客觀中立的，就是天然帶有一定程度的個人的主觀判斷和堅持。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是實事求是，即使提出的判斷或許會被認為具有意識形態性，但是只要是符合事實的，就應當堅持，而不是鄉愿地堅持一個「中立」的立場。畢竟，「罪惡就是罪惡」。

政治暴力並不僅僅是極權制度的手段，更是它的本質。政治暴力的運用的目的不僅僅在於鞏固政權，更在於行使政權。已往人們都認為國家暴力只是維持統治的手段，但對於中國大陸這個通過暴力建立的政權，並從列寧，斯大林那裡得到很多指導的政黨來說，暴力本身就是他們執政的一種方式，暴力也是「革命」的一種形式。共產國家把鎮壓當成制度，並在某些陣發的階段將恐怖上升為一種統治方式。恐怖成了「繼續革命」的內容，有了意識形態性。猶有甚者，中國大陸官方通過暴力調動國家機器中非人性的部分，使得人性的惡的部分可以與惡性的制度相互配合，這成為了中國大陸的統治秘訣。

日前在紐約學者舉辦了一場「中國大陸憲政轉型與制度設計」學術研討會。這次會上，很多人從台灣經驗出發，談到了中國大陸的轉型正義問題。關於此問題正確結論是，過去60年的教訓，如果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毛澤東和四人幫，是不正確的。以劉少奇為例，因為被迫害而慘死，得到黨內外，國內民眾的廣大同情，但是如果實事求是地追究黨內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風氣，劉少奇正是主要的推動者。他不僅是「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的倡議者，也是個人崇拜的積極鼓吹者。一直到了1958年的廬山會議，在面對彭德懷，張聞天等終歸元老被毛澤東無情打擊的現實，劉少奇仍然堅決支持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批鬥彭德懷的大會上，他就公開講，說他就是搞個人崇拜的，還提出不但要繼續搞毛主席的個人崇拜，還要搞林彪同志的、鄧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並說，連印度都在搞尼赫魯的個人崇拜，我們這麼大的國家不搞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怎麼行呢？！

儘管最后他本人最后成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最大的犧牲者，但是這並不應當抹殺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他本人就是這種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如果沒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的鼎力支持，毛澤東一個人不可能把中國大陸帶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如果只反思毛澤東的責任，而忽略其他人的責任，這樣的歷史就不是真實的歷史，這樣的虛假的歷史也不可能提供任何有益的經驗教訓。

對於這樣的反思，著名學者何清漣曾提出一個概念「中國大陸官媒政治的『替罪羊』機制」進行分析。她指出在中國大陸政權歷史上：「每一次政治鬥爭過后，新接任的領導人為了賦予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總是習慣性地將造成以往錯誤的責任推到某一個或幾個失勢的政治人物頭上。」她梳理了類似的歷史：「著名的中共十次『錯誤路線』，每一次都是一個中共的高層領導下台，包括創始人陳獨秀在內；1958年『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懲罰批判；『文化大革命』當中，原國家主席劉少奇更是被毛當作『17年錯誤路線』的代表和『叛徒，內奸，工賊』，悲慘地庾死獄中；『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共當局為了不動搖統治的合法性，讓所謂『四人幫』承擔罪責，而『文化大革命』的元兇首惡毛澤東卻仍然被視為『偉大領袖』；1983年到1986年，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拋出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做『替罪羊』，使胡鬱鬱而終；……」何清漣總結說道，可以說，「替罪羊」機製成了中國大陸官方清洗自己的污水桶，每一次將罪錯推到「替罪羊」頭上后，官方又照樣「光榮偉大正確」下去。這種習慣性的宣傳讓中國大陸人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所有的國家罪錯只是政治領袖個人造成，而專制政治體制卻永遠被讚揚歌頌。」

何清漣的評論點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國家罪錯」。國家暴力之后，國家卻不用承擔責任，這是國家暴力得到庇護的主要原因。如果人們要談到中國大陸的轉型正義，就一定要追究「國家罪錯」的問題，否則不會有正義可言。

所以，人們應用自己的頭腦，多方面獲取信息，再慎重下結論，注意是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判斷，不是靠那個曾經報導小麥畝產萬斤、一切為政治服務的報紙電視所替大陸人民進行的「思考和判斷」。每一個有勇氣在輿論的壓力和殘酷的迫害面前，去堅定自己信仰的人，一定都是經過了自己深思熟慮后才選擇的路。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