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上集（12）

北京時間：2011-10-06 08:08

【新唐人2011年10月06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二章：監督勞動的最初歲月

第六節：叢林鐵廠

我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從界牌農村回到叢林煤礦，第二次回到這裏，第一景象是人流如海，熱鬧非凡。在那狹窄的叢林街旁，布滿了臨時搭起的蓬帳，裏面擠住著從重慶、南桐各地調集來的「鍊鋼大軍」。叢林地區政府的大禮堂面前，懸挂著一個碩大的木牌，上書：「叢林鐵廠鍊鋼指揮部」。

大禮堂既是這裏大鍊鋼鐵的指揮中心，又是平時鍊鋼大軍暫時的食堂。這兒的吃飯完全是「共產主義式」的，凡參加鍊鋼戰役的「戰士」，一律供給制。大甑子里的包穀面造米飯可以隨你自取，八個人湊滿以後組成一桌，就可以到伙食團窗口領取一桌飯菜，僅此一點措施，就足以招攬那些城裡吃著定量供應的居民們。

那路邊街旁的帳篷里，擠著一家一家的妻兒老小，每兩個家之間只用一張布單隔開。那裡面，嘻笑哭鬧，夫婦之間、母子之間、兩家之間，糾紛不斷，熱鬧非凡。

我們近一百號勞動力，暫時仍安住在叢林小學的教室里。小學已經完全停課，除了兩個看守的老頭，教職員工全部抽去建設叢林鐵廠的「小高爐」。學校的孩子們當然只好回家，隨父母一道去為「大躍進」獻身了。

我們連下放幹部在內的所有的人員到齊以後，王懷壽才召開了全體人員的大會，他簡短總結了下鄉十一個月來全體人員的改造成績，著重講述了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的偉大意義。

他的講話很平緩，好像是在背誦一篇熟讀了數百遍的經文，使我們這些習慣這八股文的人感到乏味，更因為他所講的除了中共那套謊言並無新鮮東西。

分別了九個月，他的黨棍形象絲毫沒有變，由於疲勞，我看見了周圍的人都在打瞌睡。

「精神集中一點！」王懷壽吼道，那一排排打瞌睡的人被他的吼聲驚醒，重新正起了腰板。

他環看了一下四周，繼續用平淡的聲音背誦下去：「今年是黨中央部署的持續大躍進的第二年，也是決定大躍進總路線成敗的關鍵一年，我們要在去年農業取得極大成績的基礎上完成這個任務，為完成毛主席提出的十五年內超英趕美，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為中國保證在最短的時間內跨入共產主義創造條件。」

他的平聲調，表明下鄉這一年來他之所見所聞，沖淡了去年初來時的那一股衝勁。這可能算是一種進步。

經他這一講，我們便明白了，把我們從新集中到這兒來是幹什麼的，全體人員仍按照原來的編製分成五個組，進行了一下午的討論學習。

第二天，全體人員整隊出發，去叢林鐵廠鍊鋼指揮部的大禮堂，參加「叢林鐵廠籌建大會暨大鍊鋼鐵誓師動員大會。」

我在牆上讀到了一條用綠紙寫的十分耐人尋味的「小標語」，上面寫道：「敞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幹活」。我想寫這幅標語的人講實際的味就很濃了，而且似乎只有這種標語才能鼓動到這兒來的市民們。

按老套式召開的這種大會，本就是過場。會上主持人宣布，七座小高爐，必須在五月底全部完工，六月開始鍊鋼。他講了一大堆可以完成這個最低產量的理由。會場里亂鬨哄的開起了小會，大家七言八語的全是婦道家常。

我們最初的任務是為叢林鐵礦小高爐的建設籌集原材料。這是一些結構古怪的「小高爐」，可以容納十個人踩動的踏板像農村中的水車一樣的「鼓風機」，配套在每個小高爐旁。

當時我們實在沒有興趣關注這些「設備」，我們只顧著吃飯和完成交給的勞動，我們只望著儘早回到學校的一天。

分給我們這一百來號人的具體任務是，將那些從附近農村各地砍伐供「建築」高爐用的「圓木」運抵高爐建設工地。開始時，早出晚歸，沒有固定的地點，只是跟在伐木者的身後，砍下就運走。

叢林地處山區，兩山夾溝，山林茂密，農村裡的宅院里，世代居住的農家，為了自己的環境和水土保持需要，素來有植樹的習慣。種下的樹木，就是缺柴也捨不得砍，祖輩相傳形成了這兒茂密的樹林，畫出美麗村寨，成了農民世代相傳的寶貴財富。

人民公社化以後，這些秀麗的山林雖然都充公社所有，現在為了奉獻給叢林鐵廠的建設和建築高爐，剛剛成立的人民公社首顯「優越性」，在鍊鋼指揮部的安排下，無條件的奉獻了所有可供建爐的樹木。

於是伐木者持著手令，對附近的農村施行了「三光政策」。唯有那些世代居住在這兒的老農，才敢對這種敗壞祖業的行為表現出反感和心痛。每當這些老者請伐木者手下留情，不要對那些幼林下手而同伐木者發生衝突時，又必會招來鍊鋼指揮官們的痛斥，扣上破壞大鍊鋼鐵的帽子。

一片二十畝才長成酒杯那麼粗的幼林，在被砍伐時，被守林人阻攔，他痛斥指揮伐木的人：「這簡直是破壞，簡直是造孽。」他當下便被民兵抓走。農民們看到有例在前，誰敢抗拒？

就這樣，不到三個月，叢林周圍竹木成林、風景如畫的山村便成了光禿禿一片。在田坎上，在山坡上，在平時綠茵蔥蘢的行道邊，留下了一個個樹椿，那些原本就荒蕪的人民公社田野更顯得荒涼。

叢林地處山區，從此以後，每到夏季，山上的洪水暴發時，便無阻擋的直瀉而下，肆虐美麗的長江，沖刷著中下流的沿江各大城市。

遺憾的是，當二十八年後，江澤民向抗洪救災中犧牲的民工默哀致敬時，卻不敢去清算毛澤東當年給中華民族欠下的這筆孽債。

附近的山林砍完后，砍伐隊到遠處尋木頭，最遠的是距叢林足有二十里地的白果山區，這些坑木最小的也有20厘米的直徑，每根最輕的也有三十來公斤。抱著一根木頭，還不知怎樣往肩上放。我們運坑木的規定每天必須跑兩趟，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被魯召吹響的哨聲追起，手裡拿了饅頭，手執繩索和助杵，匆匆上路。

這麼大的坑木對於從未用肩來扛的人，真像第一次背十字架，墊肩往往擠到一邊隔不著肉。幾次換肩便把頸項和背部肩上到處擦破，鮮血斑斑，疼痛鑽心，可算是下鄉勞改以來最苦的「活」。我們白天一身污泥，常在路邊溝旁，因重心掌握不好而跌倒，遍體鱗傷。

回到住處，連腳也不洗，忙著給傷處擦一點紅藥水，典酒之類，倒在鋪上便呼呼大睡，即使翻身傷痛而驚醒又馬上睡去。遇到雨天，行走在陡峭路滑的山間小路，踩在碎石路面上，稍一不慎便要滑倒。

有時，一跤摔下，坑木便猛然壓在身上，人和坑木—起往下滾，身上被那鋒利的石塊划傷，血肉模糊。喘喘氣，平息以後還要忍著創痛，踉踉蹌蹌的扛著那帶血的圓木往回趕。唉！幹嗎要我還存著復學的念頭呢？有了這個幻想，拼了性命也不在乎。

（一）草腳碼

有一天，當我剛上山，便起了大霧，山上頓時四處茫茫，陰風四起，這是要下雨了。氣溫突然下降，我卻只穿了件夾衣，肩上除了一個護肩什麼也沒有，冷風吹得我直打哆嗦。心裏突然很慌，嘴唇發紫，心裏明白，這是高山反應，連忙走進了山腰的一戶農家暫避。

白果山區的老百姓，常年不斷地在堂屋地坑裡燃著樹疙瘩，我穿著破夾衣和破膠鞋，那單薄的褲子上還沾著一血跡，自忖一定比乞丐還狼狽。

走進大門，怯生生望著那火紅的地灶。那旁邊正坐著一個老漢和一個老大娘。從他們花白的頭髮和面容判斷，大約都上了七十多歲，平時路過已很面熟。老倆口見我進去，老大爺從旁邊拿了一張長凳，面對著火爐，叫我坐下。

那火爐送過來的一股暖流，使我瑟瑟作抖的身子鎮定下來。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氣，下意識地將雙腳伸向火邊。

老漢注視我褲子上沾著的血跡和腳上的破膠鞋，片刻以後，便叫我把褲腳管捲起來。脫下鞋，雙腳上被石片劃破的傷口在火光映照下，已現出紫色。他回身裡屋，取出些搗碎的草藥，又去灶房取了一瓢泉水，為我輕輕洗去血痂，在傷口上敷上他調製的草藥，用一塊白布替我包好。

我聯想在趙凡家落戶時，那趙老漢也是用自采草藥療傷的，心裏好奇，想問這草藥是什麼草，但沒有開口。

那老奶奶卻從地上揀起我穿的那雙破膠鞋，嘆了口氣，進裡屋去取了一雙草鞋出來，告訴我這是她老伴平時閑下來編織的，叫我穿上后，指著那破膠鞋說：「這哪能穿呢？扔了吧。」

儘管毛澤東天天在摧毀中國禮教的仁慈、寬愛，把人和人變成了除廝殺和仇恨外，什麼也沒有的野獸。但今天，兩個老人用他們的行動證明，植根於人性之上的仁愛，永遠不會被暴虐的政治所泯滅。

我將要離開時，老漢走出門外，揀了一小指稻草，教我挫草繩，然後把挫好的草繩，套在腳跟上撓結打扣，便牢牢的捆在我的腳板上，護定我的腳跟踝骨，踏下腳覺得挺輕快。他告訴我：「這叫腳碼子，山裡人是從不穿鞋的，雨天路滑隨便在那個草樹上，挽上這腳碼，爬山利索又不容易滑倒。

我穿上了老奶奶送給我的那雙草鞋，站起身來，深深向二老鞠了一躬。走出茅舍，回頭用心記下了這兒的位置。從此以後，我每經過都常來這兒歇腳，我真想知道他們何以單獨的住在這荒山野嶺中。

三個月後，當小高爐相繼在叢林小學山背後山樑上「站」立起來的時候，也是全國糧食告急之時。敞開肚皮吃飯的口號，無法再維持下去，所有從城裡來的居民陸續地遣送回各自的城鎮。叢林街道上的蓬帳一天天減少，留在馬路邊的是一些破衣爛裳，竺林溝重新恢復了原來的清靜。

叢林鐵廠的伙食團也已落成，從大禮堂搬到了緊靠馬路的一幢平房中，所有叢林鐵廠的職工重新按照定量吃飯，八人一桌。自取米飯的共產主義生活，僅維持了三個月。

八人一桌取消后，鐵礦的工人按自己的糧食定量和經濟能力，買回所需的飯菜票。對我們這七十名右派，剝奪了購買菜飯票的權力，每個人的菜飯一律按定量發給了我們。這種定量對我們這些運送園木的小夥子勒緊了喉管，超負荷的勞動本已難以承受，再加上腹中飢腸轆轆，怎麼完成規定的任務？

記得以往早上，我出發時都要揣四個饅頭上路。現在按定量，只能拿兩個，還沒來得及在白果山頭打轉身，肚子里的兩個饅頭便下了肚家壩。開頭幾天還忍著，不幾天，飢餓便成了我們最大的困擾，我們腦子裡成天都在打吃的主意。

開始，我們還用乞討的辦法，每次晚上等打飯的人都走以後，等到結尾時，走到取菜的窗前乞求炊事員，把剩下的菜多給我刮一點。但碰上菜全打完時，便只好餓一頓。

有一天，伙食團長嚷道，發現有人把飯票的數額私自竄改了。我明白，這多半是我們這幾十個苦孩子乾的事，便想也學著干。

晚上天色已黑，燈光昏暗，上夜班和下班的人正多，瞅准炊事員正忙碌的機會，便把事先一張一斤的票額改成十斤的飯票，塞進了窗口，心裏撲通撲通的直跳。

只見那炊事員正要找補，卻不料那伙食團長走了過來，抓起剛才塞進來的飯票逐一辯認，恰好，我就碰在了釘子上了，當場被抓了一個現場。自尊心對我們巳經很淡，當場的難堪還算不了什麼，倒是偷雞不著倒蝕了一把米，那一斤飯票被沒收了。

晚上魯召又召集了小組會，雷堯黑著臉數落我平時對食不裹腹的牢騷話，提上抗拒改造的綱上。這下子辛辛苦苦一年累下來返校求學的希望，被這件事影響了，心中著實懊悔了一夜。最後打定主意，勒緊褲帶，苦熬下去，等到過年以後，看看能否重新返校吧。

然而飢餓毫不留情地折磨著我們，尤其是大肚皮江遠，他竟在半個月內吃掉了發給他一個月的飯菜票，剩下半個月只有吊粉腸了。王懷壽看到他一派無奈，對他採取了特殊「照顧」，每天只發給他當天的飯菜票。

我們把目光集中到運送木料經過途中，滿山遍坡的包穀紅苕地里。那時，包穀已掛了黑須，紅苕也結出疙瘩。然而這些誘人的莊稼，卻又偏偏集中在沿途都有農家的山溝底下。

天晴時日，一目可窮數里，白日行竊，極易被社員捉獲。夜間打扒又無法趕回住地，便瞄準陰雨晦暗的時候，看準了農家稀少的地帶，無人時，便連忙把包穀、紅苕連泥塞進預先準備好的口袋裡，慌慌張張趕到半山上的伙食團，趁人不備，便將這些獵物埋在那裡的爐膛下面。

等到撈坑木一趟打得轉身，又偷偷地去那裡取出燒得香噴噴的「加班糧」。但這樣作案，所遇風險極大，不是被民兵截獲，就是埋在灶膛下的東西被他人扒走，一無所獲。

漸漸的，大家也將發給我們每月兩元錢的零用錢，湊集起來，去向那伙食團長「分」出些胡豆、包穀之類的東西，就地添了從地里所得的新鮮貨，可以勉強吃飽一頓。

然而，無論復學的誘惑力有多大，「右派」們所承受的壓迫有多沉，飢餓和內心的冤曲，加上下鄉以來對共產黨政策之所見所聞，都會產生巨大的反抗力，這種在我們心中增長的反抗，便陸續暴發出來。

面對這種不堪忍受的役使和飢餓，想逃亡的豈止一人？成天同右派們生活在一起的下放幹部，對這些蛛絲馬跡有了查覺，這正是這些幹部起作用的時候了。他們專門開了會，對這七十個人作了進一步的防範，去上山伐木的小組，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下放幹部跟著，來去要求集體行動。

（二）叛國投敵集團

有一天，天下著大雨，白果山已無法上去，王懷壽決定扎雨班，同時派了四個人把郵件和報紙從南坪取回來。上午十點鐘左右，值班人發現臨時保管室的門關著，聽見派去南坪的四個人正小聲說話，側耳聽到說話的人楊治邦。是機械系四年級學生，此時他正低聲說道：「從這裏到綦江再到貴陽，由貴陽再到昆明通公路，可以搭乘汽車出國境到河口或西雙版納……」

據下放幹部查他的檔案，他在解放前，在昆明當過國民黨憲兵。

四個人關起門來討論去邊境方向的路，這引起了神經敏感的王懷壽懷疑：四人討論附近的交通，一定是想從邊境逃往國外。既然如此，便要撓開他們的嘴，讓他們招供出來。

他施展出反右派時整右派材料的貫伎，先對其中最薄弱的人下手。四個人中，除楊治邦外，其餘三人都是剛剛進大學，年齡比我還小的毛娃子，而其中陳國喜出身富農家庭，最為無知，也最自私，是我們中意志最軟弱的一個。

午飯之後，王懷壽將陳國喜喊進了下放幹部辦公室，經過一下午的審訊，陳國喜被單獨隔離反省，其餘三人都派專人跟蹤，禁止他們相互交談以防訂立攻守同盟。接連兩天，在威逼利誘下，陳國喜終於按王懷壽的意圖，交待出第一起投敵叛國集團。據陳國喜招供，這個集團以楊治邦為首。

在那個年代，只要有思想，就算有了犯罪的根據，何況成員有了交談。中共發明的這種罪名名字叫思想罪。

十天以後，重大的一百號人在升旗台前集合。五個全副武裝的警察，站在升旗台旁，那形勢夠緊張的，一個姓陳的南桐礦區派出所民警，站在升旗台上宣讀了南桐礦區公安局的拘捕令，並以「組織反革命投敵叛國集團」罪，逮捕楊治邦、毛貫益和李天德。同時對陳國喜則以悔改立功，免於起訴。

接著，三個人就在五名警察的喝斥聲中戴上了手銬，押上了停在叢林小學門口的吉普警車。

從此以後我們格外小心的管著自己的嘴巴，同時也防範著周圍的人。處在相同命運之中的這些夥伴並不齊心，有些人可出賣他人。

正好在這個時候，小高爐煉出來的鐵，送到鍊鋼廠去被統統地被打了回來，化驗結果證明，它所含的雜質和有害的成份，超過合格鑄鐵的數倍，是一種無法冶鍊，也無法使用的廢鐵鉈。

指揮部傻了眼，連忙分析，當然首先怪那座古怪的土高爐爐溫不足，排渣困難，風力不足，燃燒不完全，羅織了一大堆原因。但那「土高爐」是上級指定這麼乾的，再錯也不能直言。

就像種的試驗田，乃「元首」處方，誰敢不照辦？荒了莊稼，誤了農時，誰負得起卜二一這大責？然而，鐵還得繼續煉下去，高爐也不可能馬上丟掉，今年的十萬噸鋼材還要如期完成。最後商量的結果，就是如何提高進爐原材料的質量，那鐵礦本就在叢林背山的山頂上，採樣化驗證明，那絕對是富鐵礦。

就只有焦碳是就地從叢林煤礦挖出的煤，經煉焦爐煉出來的，含硫，磷較多，所以唯一能採取的措施就是提高焦碳的質量，建立一條洗煤的設備。指揮部把這個設計並建設洗鍊場的任務交給了我們。

王懷壽這些天正在擔心，楊治邦案雖稀里糊途以叛國投敵罪宣判了，但，事情本身卻在向他提出警告。等待時機逃亡的人說不準有多少？他心中非常明白，在這些年輕的學生中，僅靠「復學」這一點吸引力，正在被高強度的勞動和短缺的口糧抵消。

如果在這時萬一發生集體的逃逸，他王懷壽也很難擔待這個責任。去白果山扛坑木一直是令他最耽心的事，那無異於給想腳板擦油的人創造了便利溜走的機會，所以趁洗鍊煤廠即將興建，便抓住這個機會，將自己所管的重大全體人員，集中到洗鍊場當泥水匠。

叢林鐵廠新修的庫房，暫作了我們七十多人集中的宿舍。

當鐵廠職工恢復口糧定量的同時，農村中也恢復了每人每天黃谷四兩的舊制。那時，在我們剛剛搬去的住地，每天可以看到一個提著瓦罐，從集體食堂進出的老人，聽說，這是一位叢林公社的「五保戶」。

有一天，出於好奇，我攔住了老人，請他讓我看看他們每頓吃的什麼？他將他手中提著的瓦罐。戰戰兢兢地遞給了我。我打開蓋子向里一看，那裡面是一罐照得清人影的黑湯湯。便用他手裡的筷子去一攪，便看到攪起來的，是一些牛皮菜和從紅苕滕上勒下來的紅苕葉子。

此時那老人眯縫著水腫的眼皮，喃喃地問我：「這年頭，三晴兩雨的好天時啊，地里的莊稼，本該好收成啊，咋個弄得來連飯都沒得吃了？」

我們同叢林公社的農民，又一次為糧食、鋼鐵「大豐收」，交融到一起，沒日沒夜地打疲勞戰。所不同的是農民們除了白天為秋收秋種忙碌一天，晚上還要打著松明子挑著蘿兜為鐵廠運礦，婦女、孩子們在公社指定地方，去砸碎那些堆在馬路上的礦石，另一些勞動力還要在晚上下田收割未收回的谷稻。而我們白天當泥水匠，晚上則同他們一起蹲到水田裡割穀子，或者在收打包穀的曬場上捶打已經晒乾的包穀。

唯一能刺激我們日夜加班的，就是晚上超過十二點以後，農民可以在集體食堂里領到三兩糧的罐罐加班飯，而我們則可以在鐵廠的伙食團吃到三兩糧的饅頭或三兩麵條。我們實際上已同當地的農民，成了共渡難關的難友了。

農民們吃過夜班飯「歇稍」，重新回到工地上或水田裡，但除非有書記親臨坐陣，下半夜以後，無論在挑礦石的工地，還是在曬場上都是靜悄悄的。

倘如有人去收割的稻田裡看一下，那兒一片漆黑，側耳聽去便在一片蛙鳴聲中夾雜著人的鼾聲。如果撥開稻桿，去尋隱藏在深處的撻斗里，就會看到那些疲憊不堪的社員，橫七豎八的睡在裏面。

第二天公社的廣播喇叭里，照例播放前一天晚上，社員們如何響應大躍進號召，不分白日黑夜加班搶運搶收的「動人」事迹，以及誰也不會相信的關於高產衛星之類的豐收「喜訊」。

（三）運鐵礦的玩命活

洗鍊場僅用了不到一個月就完工了。我們這支勞動突擊隊接受了運送鐵礦石的任務，轉戰在通往煉鐵廠的馬路上。沿著叢林西北面的山崖，一條四米寬的公路蜿延著向上，那上面是著名的海孔農場，山頂的右方，隔著一道萬丈深壑的陡峭絕壁上，一個天然的巨大的山洞，隱藏在山巒奇峰之下。山洞的後面有一片巨大的開闊地，據說這便是抗戰時期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依憑著這個天塹，靠它上面的奇峰掩蔽駐守的地方。

馬路左側相距兩里距離，在那山洞略低的地方，便是今天正在採掘供叢林鐵廠的小鐵礦。礦工們住在臨時搭起的一排工棚里，他們是來自四面八方帶職的工人，也有才開始學的農民，他們用鎬頭挖掘，再推著礦車，將礦石運到鐵軌盡頭一個露天礦石場上堆放著，我們的任務是把這些堆放著的礦石，運回叢林鐵廠的高爐旁。

我們將人分成兩組，一組將礦石從採礦場挑到馬路邊，另一組從馬路邊將礦石一車一車的運達小高爐邊，配置給我們的工具是籮筐，扁擔和三人一部的人力木板車。交給我們的任務是卡死的，必須保證小高爐生產所需的鐵礦石供應。

為了確保任務的完成，還增派了重慶市財稅系統的二十多個人，加入我們之中。經過分解和計算，每一個人挑礦石的重量，和人力木板車每車的重量都有定額規定，完不成任務是不準收工的。

我被分配在人力車大組。我們這架人力木板車上還有江遠和袁如。袁如身材微胖，是一個口才利索，性格開朗，處世大胆而又精明過人的女孩。飢餓的折磨對她並不是一件難以克服的事，她的心中在想些什麼無人得知。

拉車運礦，重車上坡是最吃力的，重車下陡坡又是最危險的。為了完成每天所必須完成的任務，每一車都必須滿裝滿載，從車胎壓下的彈性變形估計每一車都不會少於一千斤，好在去海孔鐵礦上坡的路是空車。運回礦石基本上一路下坡，只有在抵達小高爐才有一段大約五十米的緩上坡路。

三個人駕車，上坡時駕轅的中杠必須掌好車把，肩上勒緊套繩，拉長頸項，埋頭用力的跨著碎步，呼著號子，以便讓兩邊的「飛蛾」按號子的節拍，保持三個人步調和用力一致，將板板車一點一點向那山頭上拉，到了裝礦石的地方。連汗水都沒有擦凈，便趕緊裝上滿滿一車礦石馬上離開。

重車下坡，中杠又必須死死的用兩臂抬著車杠，以保證車尾下部的剎車著地剎著下行，兩邊的飛蛾要死死的拽著僵繩，控制著車速，以免沖剎失控發生慘禍。就這樣晴天頂著驕陽，下雨迎著狂風，起早貪黑，完成交給的任務。

我們三人中因為江遠的個頭最大，他擔負的中杠次數也最多。因為有袁如在一起，說笑的時候，常常沖淡著勞累和苦悶。

有一次江遠對袁如說道：「我們這個車啊，天天在演駱駝祥子。」「怎麼講」？我問。「我演祥子，袁如就扮演虎妞，怎麼樣？」江遠挑釁道。

袁如毫不示弱回敬道：「那我就不拉車了，你養得活我吧？」停頓片刻她接著說：「老實告訴你，虎妞喝的燕窩人蔘湯，穿的綢緞綾羅，祥子喝的五加皮，吃的涮羊肉，你江遠怕是看都沒看過，想都不敢想呢。」這話里尖酸刻薄，帶著刺，誰叫江遠得意忘形。

我想倘如老舍見到我們這樣子，那麼他必會搖頭嘆息：「怎麼了？中國的大學生，就是這般的苦力么？待我有機會也寫上一本『叢林溝』來。」

他今天若在這裏目睹沒命飛奔的人力車，恐怕會嘆息，小說中描寫的舊北京底層人物，竟讓今日的大學生們羡慕不已，因此要停止駱駝祥子的出版了。可惜文革中他跳了昆明湖，這就是歷史對現實的嘲弄。

然而，江遠用手捂著嘴巴，意思說打住，說話出格，會惹禍的。

「嘿唷！嘿唷！」山谷里回蕩著沉重的號子聲，汗水順著腳彎灑在烈日烤得燙腳的馬路上。

有一天，上午十點鐘，我們拉著空車跑第二趟的時候，剛剛拉進一個山彎的僻靜處，江遠把車停下來，對我說道：你們在這裏等我一下，我到山邊方便方便，說著便朝路邊草叢裡走去。我和袁如把車停隱在那裡等他，等了好久，後面的車都過去了幾趟，還不見江遠露面，袁如著急起來，咕嚕著「今天我們的任務完不成該怎麼辦？」

那草叢還不到十米遠，我順著那個方向找去，走到崖邊向下看，下面是一個只有寬兩米的土坎，種著紅苕，只見江遠正用隨車帶的一個鐵鏟，緊張在挖，邊挖邊用手抹去還沒長成熟的紅苕帶的泥巴，狼吞虎咽地大嚼起來。

一切我都明白了，江遠是挖紅苕的老手，從白果運坑木開始，全仗著公社地里的紅苕解了他不少困難。

此時相對審視，下鄉一年多，我們己面帶菜色，毫無年輕人的朝氣了。

運送礦石的那一段日子，經常晚上做夢，夢到我們所駕板板車正從那山上騰空飛下。馬路邊寫的「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的標語牌，一剎那變成了一些巨大的石碑，突然一聲巨響，那石碑群從上到下，一個接一個緊跟著我們的板車向我們倒下來。

我們無論如何的飛奔也無法躲避，最後那些標語像咒語般的懸在空中，發出一片魔鬼般的怪叫，在一片天昏地暗后，我們的板板車被這塌下來的巨碑壓在底下！。

奇怪的是，那板板車像一塊鋼鐵一樣硬撐著這堆石碑，使我們能存生於它墊起來的逢隙之下，免了一場「肉餅」之災。當我們從那夾縫中戰戰兢兢鑽出來，卻看見那王懷壽不知什麼時候，叉著腰虎視眈眈地站在我們面前，吼道：「算你們的命大！」

真的，我們真的把自己的性命緊緊地攛在自己手心裏，攛得緊緊的。

真的，從回到叢林的第一天開始，我們便開始了新的災難。

王懷壽心裏十分明白，他所管的幾十個人中，已經漸漸覺悟到自己的處境，他們已對學校復學的誘惑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諾言產生了懷疑。楊治邦案已經給了他第一次信號，現在，難免不會引起連鎖反應。

雖然他每天牢牢控制著像雷堯、王山這一類迷信極強的學生，試圖把握著每一個人。他明白，現在要憑學校反右那一套辦法，恐怕難以控制這些被生活一步一步逼向反抗的年輕人了。

（四）迷魂的「摘帽」

第二天，王懷壽一臉嚴肅向大家宣布了一椿令所有人振奮的特大好消息：國慶節前由金校長親自率領的工作組,將來叢林檢查一年半以來對右派的思想改造工作。學校將根據在座的人所表現的好壞,考慮給接受改造的人摘掉帽子。所以，從現在開始，每一個人都必須認真填寫右派份子勞動考查期間鑒定表。說著便將手中的一疊表格發給了大家。

這個消息對在場的人確是一劑強力的興奮劑。人們交頭接耳開起了小會。然而大家的擔憂遠遠多於樂觀。

王懷壽宣布完這個消息后，是自由發言，雷堯滔滔不絕地敘述自下鄉以來的一年半中，學校黨委根據共產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我們這七十多人「給政策，給出路」的偉大改造方針，王書記如何長期耐心的對我們進行挽救和教育。

聽他的吹捧，大家心中雖十分反感，但出自雷堯口中已練成一經，不會產生任何的肉麻和語塞。

國慶節前，叢林煤礦的周圍被打掃得乾乾淨淨。叢林溝非常認真來慶祝這個「偉大」的時刻，區委辦公大樓已經張燈結綵，兩邊巨幅的標語像鎮懾小鬼的鬼符貼了滿街。

為了迎接重慶大學的「下放幹部慰問團」即將來到叢林檢查一年多以來的「改造」工作，王懷壽親自督陣，將我們的住宿打掃得乾乾淨淨，還在會議室，布置了「改造專刊」，久違的節日氣氛又隱隱的來到我們之中。他還親自檢查了每個人的衣著，督促大家拿出了最體面的衣服換上。

王懷壽一大早就到叢林溝的進口處，恭候下放幹部慰問團的專車，一直到中午才將慰問團接到我們的駐地。當顯得蒼老的金付校長站在升旗台上發表了簡短的「慰問」講話時，我們才注意到了，經過這一年半以後，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因為什麼原因，原來的二十幾名下放幹部，只剩下幾個人了。

在場的主體幾乎就是我們這幾十個「極右」份子了，那場面和氣氛似乎是專門為我們而安排的。作為實際上的主體，我們第一次感覺到母校向我們伸過來的手。我看到楊家銘同學眼眶裡包著一片淚花，感到一股被拋棄的棄兒又被撿起的那種悲涼。

晚上，和第二天整天，我們便分組的在鐵廠的那一間會議室里舉行了「改造一年半以來的心得座談會。」我們這些棄兒暫時忘卻了這一年多以來所受到的痛苦和目睹的種種荒唐事。大家浸沉在復學的迷夢之中。

第二天晚上隨慰問團同來叢林的學校文藝組，在叢林小學的升旗台上演出了他們帶來的文藝節目，這些節目被三面紅旗的框框束縛，成了乾巴巴毫無藝術味的說教，慰問團的每一個人並不知道我們這一年多來經歷著多少痛楚和磨難。

第三天一早，慰問團返校，他們帶走了那一大卷這兒的棄兒們精心琢磨寫出來的「右派勞動考查調查鑒定表。」

（五）奪命練焦場

國慶節過後，不知道是出於王懷壽進一步收縮監視圈，以加強管理，還是出自叢林煤礦的某一管理人員的建議，我們全體「右派」集中到煉焦場從事專門的出焦勞動。

叢林煤礦出煤洞口的前方，一大片開闊地上排布著一群狀如鐵鍋似的「土煉焦爐」，這是幾百年來所沿用的最古老，最落後的手工煉焦法。

在像鍋底般的爐膛上面，架鋪好一層層的木材后，再從洗鍊場運來的洗凈的原煤，一層層地鋪墊在它的上面，每一層之間用一排碗口大小的園木造好「通氣孔」，煤層堆好以後，像一個倒置的窩頭狀土丘，周圍再糊上一層稀泥覆蓋嚴實后，從爐底生火。經過十來天的焙燒，這玩意便成了一爐用來煉鐵的焦碳，再將底部的爐膛封閉，斷絕空氣，爐膛上便「燜成」一爐焦炭，等到熄火后，再用冷水從爐頂灌下，使火紅的焦碳冷卻，剝開最外層的「球殼」，將出爐的焦碳搗碎取出。

這是小煤礦中最臟、最累、也最危險的工種之一，所以，煤礦工人寧可甘冒瓦斯爆炸的殺生之險，也不願從井下抽上地面來干這種活。然而對於我們這些無條件服從調派的監督勞動力，是不會考慮我們沒有經過培訓，沒有防毒用品，也沒有經驗的一群苦孩子的生命和安全的。

沒有人指導我們該怎麼干，發給我們的是每人一根鋼釺，一條竹桿鐵爪子和兩隻口罩。規定我們每爐六個人，一天必須將一爐煉好的焦碳全部出凈。我們一早杠著鋼釺，鐵爪上到煉焦爐前。當我們打開已燒成黃白色的泥層「球殼」時，已感到灼熱逼人。

用了好大的勁從四個方向鑿開那「焦球」，爐心中暗紅的火焰，便從鑿開的縫中輻射出灼人的氣浪，直撲我們而來。那氣浪中，夾雜著燃燒的硫化物所釋放的黃褐色有毒煤氣，立即使我們感到窒息和昏弦。

我們被這股股毒氣，逼到爐沿無法再往後退的地方，只好背過身來，臉朝著外面直喘氣。

有人想到了水，便跳下爐沿的土坎，找到一個鐵桶，提來滿滿一桶水，朝著爐心中最紅的地方潑去。然而這才叫杯水車薪，從潑進水的地方，回捲起一股夾著煤氣的白色氣浪，猛烈反射回來，差一點沒把他擊倒，而那爐心處只稍稍地暗了一下。

此時六個人已經臉紅耳赤，身上的汗水早已被那不斷襲來的熱浪蒸發得乾乾的。只感到皮膚被灼傷的疼痛和呼吸的困難。六個人只好從爐上暫時退卻下來，相顧對視彼此的口罩，早已被那熱浪捲起的黑灰糊上了一層厚厚的「殼」。臉上除了看到眼珠還在轉動外，其它的地方也已成了灰紅一片。喉里便覺得被堵上了什麼，乾咳著吐出來的便是黑色的痰。

劉漢光直搖著頭，喃喃地嘀咕道：「沒想到，這工作竟這麼惱火，這樣干怕要作犧牲的準備了。」可是，休息還不到二十分鐘，大氣還沒有喘過來，那雷堯卻在附近的煉焦爐上向這邊喊道：「今天要出完啊，不出完是不準回去的啊。」劉漢光做了一個不肖的鬼臉，罵道：「假積極，催命鬼。」

我們只好重新站回到爐邊，灼熱的氣浪似乎退了一點，便揮動手中的鐵釺，向著那焦碳猛砸，將它們搗碎成水桶那麼大的碎塊，然後，執著長鐵鉤，冒著不停地向我們撲來的熱浪和令人窒息的煤氣，一塊一塊地把它們勾上岸來。

倘如碰到那大塊的焦碳，一個人往往無可奈何，便兩人協力去鉤，倘如不留神其中的一個鐵爪子滑脫，那麼那人便可能向後抑跌，跌下高高的爐坎，輕則傷及皮肉，重則跌斷手腳。而沒有滑脫鐵爪的那個人，如果不趕快甩掉手中的鐵爪，便會被那沉重的焦塊連人帶鉤拖下爐去，那後果會不堪設想，掉進那火爐中猶如葬身火海，難保性命。

突然間聽見有人發出驚叫聲，他是我們中個頭最小體重最輕，因而也是體質最弱的一個，我們連忙側頭去看他發生了什麼？只見他正在那裡很吃力地伸著腰，腳上穿穿跌跌，手也不停地在空上亂舞，好像在反抗一股看不見的，正將他向爐中吸進去的力量。

我們便丟下手中的工具連忙將他抓住，並將他拖到距離爐邊十米遠的潮濕的地下躺下。只見他雙目緊閉，口裡不斷地吐著白泡沫，原先紅灰色的臉變成了青色，不停地喊道：「水、水、我要水。」

這一天，當黃昏降臨，我們這一爐焦碳才出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是更深的下層。加上天已黑了，就是加班今天是無論如何都完不成任務了。看焦場之外叢林場口，昏黃的燈光，已爬上了路燈的燈架，抬頭望著銀灰色的天空，上弦月已在空中露臉，星星點點的星光也同我們一樣搖搖晃晃。

我們心裏發慌，又累又渴，滿身的毛細孔已被焦碳的灰塵粉末堵死，除了眼睛還能吃力的眨動，一身像被捆住一般，也罷，休息一下再作計議。

唯獨鄰近雷堯的爐子上，傳來了「捷報」，他們正在最後的打掃爐底，第一個勝利的完成任務了。

我們爐上的五個人在夜色中暗自吃驚，實在佩服那雷堯的亡命幹勁，看來不完成任務還真的要受到嚴厲的呵責了。那理由是難以辯解的：「為什麼雷堯那一組能完成，你們這一組只完成一半？」

但是，我們已顧不上那麼多，且回去吃了飯，休息一下再作計議。早上同來的六個人此時只剩下五個。拖著沉重的腳往回走，走出煉焦場的出口一百米以外，我猛然回頭向焦場望去，煉焦場在夜色中呈現火紅一片，各個煉焦爐都爭著從那些烽窩狀的出氣孔中，將數尺長的火舌噴向夜空，交織成了一片火海。

這是白天所看不清楚的，難怪身臨焦爐之上便感到灼熱燒身，煞似西遊記里的唐僧過火焰山，可惜肉眼凡胎的我們，卻要從那火燙的爐中取出焦碳來，這不是在火中取栗一般么？

到了食堂，第一個動作便是取過臉盆去盥洗間洗臉，先讓自己從煤灰的捆梆下解脫出來，用力擤鼻涕，擤出來的全是黑糊的炭粉。耳朵里也塞滿這些東西，兩盆水洗下來，水己是黑色的，解下來的口罩還不敢洗，晚上加班還要用。用力的將灰拍掉，留下口腔處一圈黑黑的印圈，來不及去想，吸進肺里，吞下肚裏究竟有多少污物？干這種活真像被奪命一般。

藉著取飯菜的機會，打聽昏倒在焦爐上那位的情況，說他在醫務室，暫時沒有生命的危險。肚子里雖然很餓，卻更感到口渴。狠狠地灌下一大盅開水，胃液便被沖得淡淡的，面對著飯菜卻不想吞，我獃獃的坐在那裡發愣，大家也獃獃地坐在那裡，平時的話匣子今天關閉了。

上陣第一天，彼此都對這火中取栗的活感到害怕。想到雷堯那個組已經完成任務，那王書記說什麼也要逼我們去加班。又聽見劉漢光在那裡的咒罵聲，吃過晚飯五個人蹣跚著重新回到工地。

「大躍進」以來，白天黑夜，連續的守著工地已成了習慣，不管其效果如何。官話曰：「晝夜加油干，一天等於二十年。」就是病倒了，死也要死在工地哇。好在爐溫暖和，雖已十一月的冬天，穿著件夾衣蒙頭大睡也不覺得冷。就這樣，我們五個人在那一夜裡守著這爐要命的焦碳，磨蹭了整整一夜。

白天出完了焦碳，晚上還必須全體加班，去空出的焦爐上運煤炭「造爐」。任務雖調整，出焦的勞動仍是一個難以勝任的工作。即便是爐子完全熄火，打開以後，那一股帶著濃烈煤氣的灼熱氣流，令人窒息。

為了完成任務，白天幾乎不敢休息，付出大量汗水以後，胃口極差；下班后，煤灰依然塞滿了我們每個人的七竅，堵死全身的毛細孔。尤其是，白天累了一天，晚上還要完成那心驚膽戰的造爐任務。

從洗鍊廠運到煉焦場的煤炭，像一座長長的小山脈，堆放在煉焦場出口處的前方。從那裡到小焦爐群，最近的大約三十米，最遠的足有一百五十米。每一煉焦爐的爐面都高出地面兩米左右，用長跳板搭在上面，以溝通地面和爐子之間的高差。

兩個人從堆放煤炭的地方滿滿裝上一筐煤，然後抬著這上百斤的重量繞過高低不平的場壩，最後還要踩著那跳板搖搖晃晃地登上爐頂，將煤炭倒進爐膛才算完成了一趟。對於容量五噸的小煤焦爐，足足要抬足一百籮才夠一爐。

兩個已在白天出焦時耗盡了體力的年青人，抬著滿筐煤炭，在昏暗不明的練焦場高一腳低一腳踉踉蹌蹌前進，稍不留神，兩人中只要有一人被路上的一塊石頭絆倒，那麼兩個人就會連帶那滿筐煤炭，跌倒在路上，最輕也要擦破表皮，跌傷韌帶。

腳上已經因疲勞缺乏穩力，加上光線暗淡，跳板搖晃從高的跳板上跌下來可就不好玩了。如果人跌傷后，隨之墜下的那一籮煤正好又壓在受傷人的身上，那麼其後果就更慘了，那是有性命之虞的事。

偏偏為了增加「大躍進」的氣氛，每到晚上，煤窯出口處的高音喇叭便不停的發出鼓雜訊。

進行曲剛剛停，便是一陣陣催命似的喊叫：「五號爐已快裝完了，其餘各爐加油！」「八號爐怎麼掉這麼遠，趕快跟上」之類的吼叫喊個沒完。

我同劉漢光對抬，他在扛繩的位置上耍小心眼兒，雖然我們爭執著，但也不停地提醒對方，大家都已十分睏乏，加上漆黑的路又被耀眼的爐火晃花了眼睛，跌倒是常有的事。每次跌倒，他都要朝著喇叭的方向詛咒道：「夜班飯吃了不消化是不是？有本事你來試試。」

晚上過了十二點以後，整個的腦子便會不由自主的停頓了指揮，腳上往往不聽招呼的直打「醉拳」。抬著沉甸甸的煤，有時兩個人會突然的停下步來，我有幾次在後面聽到抬著杠，他清晰可辨的鼾聲，便索性叫醒他，兩人乾脆就倒在爐旁呼呼大睡，直到被人從夢中踢醒。

這就是狂噪的「持續第二年大躍進」的最後時刻，我們就是擔負著這種有毒的，高強度，高度體力消耗，也是高度危險的勞役渡過了1959年最後的兩個月。

幸好，托老天保佑，這種帶著生命危險的勞動也僅僅只有兩個月，就在這兩個月中，幾乎人人身上都掛了彩，明顯呈現中毒的人數佔了一半。萬幸的是，還沒有發生手足致殘，中毒喪命的事。如果時間再長一點，我們這六十餘人難保不會有捐軀叢林的悲劇發生。

第二年即1960年春天，留在叢林的六十余名同學和兩位老師，集中到廣元壩農場，在廣元壩農場，學校分別為三十幾名同學摘了帽，並回到重大，算圓了他們復學夢。

不過，這兩年的監督勞動倒真使他們成熟不少，原先對共產黨的迷信，終於在所見所聞中矯正過來。只是迫於壓力和自己前途命運的考慮，而把這些所見所聞暫時的隱瞞在心底里。

他們雖然復學了，卻永遠留著「磨難的烙印」。在以後不斷地揪動階級鬥爭和漫長的文化大革命的歲月里，依然是「運動員」。

挨批鬥，入學習班，遊街，從來沒有斷過。其中因承受不了這種侮辱而自殺的就有好幾位。

例如1959年第一個被活活踢死的顏亨楷，那時我們剛下農村，分散在農家，大家又互不通氣，直到後來才知道，其經過的情節至今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