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5日訊】【編者的話】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邊「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倖存者還不到一半。作者楊顯惠歷時五年，採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終於完成了《夾邊溝記事》，使塵封四十多年的歷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夾邊溝記事》連載 走進夾邊溝（四）
我的一席話說得鏗鏘有力。領導還沒遇到過這樣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沒見過這樣的右派，一時間他們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貿然上前抓我，體委的幹部們也都寂靜無聲啞然失色。大概靜了一兩分鐘，領導才說了一句：會就先開到這裏吧，叫李祥年先冷靜冷靜，回去考慮一下，明天再說。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計散會之後他們就要請示上級，如果上級回答對不服從組織處理的右派強行扭送夾邊溝，明天可就晚了!散會之後我就去了火車站，買了車票。傍晚等到機關下班之後回到宿舍，把被褥捲起來，叫個三輪送到火車站，當夜就上了44次列車，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裡，我不敢說實話，就說是回家探親來的。為什麼不敢說呢?就因為我媽思想積極——她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幹部，就是人們常說的街道老大媽。她因為工作積極還戴過大紅花呢。我父親雖說賦閑在家，但膽子小得很。舊職員嘛，唯恐有什麼禍事臨頭。五七年我被定為右派之後，我曾寫過一封信給父親，說反右鬥爭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親回信中就說過這樣的話：只要不定為右派，挨批判沒關係。我在家裡待著，心情不好，又沒事幹，就每天跟著父親出去，會他的那些票友，唱戲，消磨時間。在家裡待了一個月，蘭州市體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設計院黨委了。領導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輔仁大學畢業的，家庭出身官僚資本家，這時在設計院當總工程師，膽子也小得很。領導對他說，林總，你思想挺積極的，政治上要求進步，家裡怎麼養了個不勞而獲的右派分子，還是勞教分子。我姐夫說我不知道這事呀。領導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勞動教養去。姐夫一回到家裡就說了這事，當時全家大驚失色啞口無言，我父親連晚飯都沒吃。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母親和我姐姐跟我談話，說，你還是要回蘭州去，我們給你拿錢買車票。我當時沒說不回去，因為我知道，我住在家裡對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牽連，他們保護階級敵人嘛。可是我心裏的確不想回蘭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兩三天，姐姐和母親沒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來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覺，母親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驚醒了，嚇得驚叫起來，像是魘住了一樣呻吟不止。我母親當時安慰我：祥年，你怎麼啦，怎麼嚇成這個樣子啦?別害怕別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談話，說，你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逃跑呀!我說黨的政策允許自謀生計，我是開除公職了，回家來了，這怎麼叫逃跑呀?警察說，勞動教養是經政法機關審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強制執行的，你還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後母親跟我談，祥年呀，你還得回去呀，政府的決定是不能違抗的。轉天，母親給了我些錢，送我到管庄的汽車站。在車站等車，我跟母親說，娘，我真不想回去。勞教農場吃不飽，每天喝稀糊糊，勞動比勞改隊還要重。母親說哪能呢。共產黨是講人道主義的，是講思想改造的，哪能餓肚子呢。我說蘭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夾邊溝了，親人們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飽，不能去呀。母親說，你不去怎麼辦呀，不能離開組織呀。我說已經開除了，還有什麼組織呀。母親說，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組織會在你改造好之後安排你的出路的。
車來了，離著還有二百米遠，我跟母親說，壯士一去不復還。母親是讀過大學的，她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她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哭了，抱著我的腿說，兒子呀，你要聽黨的話呀……
復還是復還了，但卻是二十年後。蘇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貴在西涼招為駙馬也是十八年，楊四郎失落番邦……我離開家后二十年又四個月以後才得以重返，那時候我母親已經作古了……
我和母親告別的一幕永遠地刻在我的記憶里了。親媽。獨子，我的親媽把她的獨子攆出家去，叫獨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當然沒聽我母親的話。我不能在家裡待了，但我決不回夾邊溝去。我拿母親給我的錢買車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親戚但我沒找。我想，我的母親和姐姐都不留我，親戚們能留我嗎?我找同學去了。我有個同學張金鑄當時在一個中學當老師，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紹我到新華造紙廠干臨時工，一天掙一元八角錢。我幹了近兩個月臨時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親伯父，就是李鶴年的父親。他問我怎麼在天津上班?我說了瞎話，說工作調回天津來了。伯父問住在哪兒，我說暫時住同學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沒去，伯父便寄信給我父親，說在街上見到我了，為什麼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學家?我姐姐看了這封信，彙報了設計院黨委，黨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紙廠找到我，說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來，關到了看守所。過了幾天，蘭州市體委的辦公室主任和射擊教練來了，把我接回了蘭州。在火車上看得嚴，沒機會跑。到了蘭州，回到五泉山市體委的機關大院，藉著解手的機會我翻牆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結果射擊隊的小夥子們提著小口徑步槍追我，子彈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煙，我嚇得腿都軟了，被他們抓回去了。轉天就把我送到了夾邊溝。
……由於有過一次回家的經歷了，這天走到了家門口，我就猶猶豫豫不敢敲門了。我怕過不了姐姐和姐夫這一關呀。上次我媽媽給了我車票錢，我沒聽人家的話跑到天津去了；這次回來沒有任何手續，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來的，還能留我在家嗎?
我在家門口走過來走過去蹓躂，思想里劇烈地鬥爭著進不進家。我的確想進家去呀，想看看親人；我的身心都疲憊了，真想在家裡睡一覺，休息休息，吃一頓飽飯。我卻又不敢進門。我逃出夾邊溝很不容易。可以說冒了很大的風險吃盡了苦，我可不願意叫我的親人們打個電話就把警察叫來，把我逮起來送回夾邊溝去。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說不定要「升級」的。
我在姐姐家門口走過來走過去，整整一夜也沒敢敲門。到六七點鐘天亮了，第一趟從通縣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車開過來了，我上了車。什麼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結束啦。
汽車到了市裡，下了車，我開始琢磨下一步怎麼辦。我從夾邊溝出來的時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錢，雖然整個路途幾乎沒買車票，但我身上的錢已經花光了。在石家莊買了兩隻高價雞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錢住旅社吃高價飯用了。我想找個臨時工干，北京卻沒熟人，而北京的戶籍管理是很嚴格的，市民們對外來人警惕性極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頭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躂，在商店裡站一會兒，暖和暖和身體，夜裡就去蹲火車站的候車室。正是春節運輸的高峰期，流動人口多，我在候車室坐著睡覺並未引起警察的懷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兩三元錢了，我的內心很恐慌：怎麼辦，花完這兩三元錢后挨餓嗎?我想來想去，決定去偷了。我也看見了少數人伸著手向人乞討。這是不犯法的，我卻嫌丟人，張不開口向人乞討，再說，警察看見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還真怕被收容和審查。
我用身上的最後一點錢買了個電筒，又買了一把鉗子，鉗子插在衣裳裡邊的皮帶上。這天夜裡我闖進了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白天偵察好的，進修學院放寒假了，門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門房的門鎖著，沒有人。
我是夜間十二點鐘走進進修學院的，門大敞著，一個人影也看不見。進了院子我就東看看西走走，看能從哪兒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問我幹什麼的，我就說找人。我穿著藍棉布的大衣，長毛絨的領子，裡邊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裝，不像個擰門撬鎖的。
我走來走去到了一棟平房跟前，看見一間房的門口掛了個牌子：教師進修學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這種目標。門上掛著個半大的鐵鎖，我用鉗子鉗緊了，用力一擰，鎖就開了。我推開門進去，又關上門，從裡邊上了鎖。——這樣，就是來人推門，也以為裡邊有人，就不會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張桌子，其中的一張是寫字檯，掛著一個小鎖。我沒用力就把小鎖擰開了。拉開第一個抽屜，裡邊有七八十斤北京糧票，一百多元錢。這正是我需要的。拉開第二個抽屜一摸，有個公章。我用電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邊人看見電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圓形：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中間一個五角星，下邊橫著一排字：伙食科。這東西對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紹信呀。正好抽屜里還有一本教師進修學院便箋，我撕了點紙把伙食科三個字擋住，鐺鐺鐺蓋了五張，撕下來裝進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東西我沒用，說不定還會招惹麻煩。然後我拉開門大大方方走了出來。
有了錢有了糧票，轉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頓館子，又買了二斤點心提著，隨時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飽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連煙都不想吸了。我買了一盒紅錫包香煙，三天才吸完。只是長期挨餓的肚子享受不了豐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兩天肚子。
雖然有了教師進修學院的介紹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為內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紹信上蓋的公章是假的：上邊有弧形的一行字，下邊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積太大了。但我的生活總歸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車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暫地睡上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作者簡介】 楊顯惠，1946年出生於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 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 1975年在甘肅省家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定西孤兒院紀事》等書。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