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延安日記（51）

北京時間：2011-10-01 12:00

【新唐人2011年10月2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8月2日

這個城市已經非正式地實行戒嚴。各機關學校已經用柵欄圍起來，並沒有門崗。已婚的人被嚴格禁止與家人見面，否則就有被捕的危險。兩人之間的私人交談也明顯地擔有風險。

很多「罪惡昭彰」的人奉命待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因為監獄裡已人滿之患。

各個組織之間的聯繫，要通過康生情報局的特別通訊員。

到處都有對揭發出來的人「進行改造」，對即將被揭發的人拼命說教。毛澤東承認，他把這次運動看得「特別重要」。

延安黨的領導機關和行政機構的活動，都取決於毛澤東的情緒。只要他覺得累了，任何工作—會議，甚至重要的報告—都被取消。

1943年8月6日

國內是一片歡樂景象—禮炮齊鳴，祝賀我們紅軍的節節勝利。莫斯科在昨天慶祝了奧勒爾和別爾戈羅德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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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正在對中共各領導機構的人事進行調整，這個做法一定是得到毛澤東同意的。

康生局裡的工作人員，有百分之八十承認自己是搞間諜活動的。

入夜，死一樣的寂靜籠罩著延安及其近郊。聽不到一點聲音，沒有笑聲，沒有燈火。

方才我走出窯洞，俯視山谷，只見漆黑一片。沒有聽到太平溝衛兵的腳步聲和口令，但每條道路都有衛兵巡邏。

1943年8月7日

考慮到毛澤東對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敵意，我決定公事公辦，要求毛澤東接見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復我。他邀請我去，但要我單獨去。

他還是在平日那間屋子裡接見我。他讓我坐在為貴賓準備的皮椅上，端給我一杯茶。他笑著開開著玩笑。在互相寒喧以後，他問我是聽了誰的話著手對政治和經濟問題進行研究的。我回答說，我的文章還遠遠談不上是什麼研究，我只是想豐富我的知識，能對中共正在進行或即將實行的經濟改革有比較清楚的了解。然後我說，從1928-1938年這一段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遵義會議的重要性(它的進行情況，代表們的發言，等等)，在黨的文獻和歷史著作中都沒有得到充份的反映。

毛澤東問我，我這樣做是根據莫斯科的指示還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再一次告訴他是我自己想做，因為我對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會意義的事情確有興趣。

毛點了點頭，站起身來，在房間裡來回踱步。然後他說：「好吧，我將親自負責來說清一些主要問題。我想我是惟一能在這方面幫助你的人。好吧，可以。」他提議我們立刻就開始工作。我拿出筆記本，還沒準備好，他就口授起來了。看得出來，毛是習慣於發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記下了工作的計劃以及開始要敘述的問題。

毛懂得如何進行工作。在不出十分鐘的時間裡，他就研究中應該著重談什麼，不應該談什麼問題，扎實地給我上了一課。

我想想提我自己的計劃，但他甚至連聽都不聽。

他的全部論點的實質就是：「我是這些大事的主要參加者，是見證人，我是最好的評判人。」

接著，他規定了一個務必遵守的條件，即我寫完的文章必須經他過目，都要由他簽上名，從而使文章具有真實性，使其意義更為重大，等等。換句話說，我必須在他的嚴格控制下進行寫作，否則他就拒絕幫我闡明一些問題。

這一切看來頗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別無選擇。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黨及其發展情況、黨內思想衝突等問題，都由他親自來談。而我則只能從他那裡了解事實以及對事實所作的解釋。這時，毛明確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討論這些問題。他甚至說，他要就此提醒每個同志，不經他同意，不得跟我進行任何商討。

這完全不是開玩笑。中共領導內部關係的本質已經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須嚴格服從中共中央主席。

當提到關於紅軍的組織和發展問題時，他表示要給我上堂課。他專橫地把其他材料來源說成是「不合適的」和「有毒的」。在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進行討論。

在我們分手時，毛澤東說不得讓任何人知道我們的談話。我得一個人來。他說我用不著譯員阿列耶夫幫忙，因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聽懂所有問題。毛說：「旁人只會打擾我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