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日訊】 姚力文人民日報社原農村工作部主任，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秘書。劉建平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夸夸其談取代不了經濟規律和技術規律，正如當年謊報經濟數據雖可逢節獻禮卻必引發日常飢荒一樣，「世界奇迹」的虛名之下也暗伏著大禍。

但慘烈的大規模人命傷亡也是刺激社會道德、喚起良知行動的契機，尤其在當今傳播技術發達的信息化時代——這意味著謊言政治的高風險。

溫州動車事故讓隱憂變成現實

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量建設江河水電、地下鐵道、核電站、城市化、高速鐵路等區域型項目和高技術工程；近年，則有徵地拆遷暴力泛濫，技術安全事故多發。於是，包含強迫命令、謊言浮夸、胡亂折騰造成嚴重浪費和非正常死亡等反諷意義的「大躍進」，在新聞傳播和批評輿論中復活了。

這種指稱受到「奇迹論」者的抵制，似乎不是杞人憂天也有「唱衰中國速度」之類的嫌疑。即使2011年7月京滬高鐵通車后故障頻發，「奇迹論」者仍發明了「磨合期安全停車」的辯解。但是，7月23日一場驚天動地的動車組追尾激撞事故，給出了鮮血淋漓的結論：速度頌歌唱不掉高技術「大躍進」的災難隱患。以至鐵道部不得不宣布，中國高鐵將全面降速。

或許有人以為，此一事故的傷亡規模與當年「大躍進」數以千萬計「非正常死亡」不可相提並論。這是冷血的強詞奪理，因為不久前的日本福島核危機證明了存在著更可怕的高技術風險；慘案所控訴的，不過是許多人早就壓抑於心底的憂慮：無論工業化時代抑或高技術時代，大躍進一定「要命」。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儘可能從根本上避免？

大躍進是民生缺位的偽發展

大躍進式「發展」為什麼會釀成社會災難？根本原因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主義政治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缺乏人本價值、公共理性和責任體制。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大躍進」思想路線佔主導地位，為改變「一窮二白」，唐突推行急速農業集體化和經濟重工業化。在「社會主義高潮」和「大躍進」的高壓下，地方幹部便把謊報經濟數字的政績虛構當作維持地位的手段。結果，集體化嚴重破壞農業生產力，重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事實上剝奪農民的口糧，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政治正確，又不允許民眾流動就食，最終釀成了漫山遍野鐵爐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慘劇。

尤其令人痛心者，儘管彭德懷試圖在廬山會議上糾正大躍進錯誤，儘管劉少奇試圖通過七千人大會對大躍進有所反省，但這些建設責任政治的努力，都被黨內錯誤思想路線摧毀了。

即使到現在，由於種種原因，大躍進及其衍生的廬山會議鬥爭、「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細節，仍然模糊。

歷史悲劇不僅「真相」未明，反而受到「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等等稱頌。歷史學術荒廢造成經驗教訓認知缺失，政治推動經濟形式主義增長的國家結構，是大躍進模式在高技術時代復活的前提。

在京滬高鐵通車前，一位曾位居鐵道部高層的高鐵工程專家對媒體披露：從1980年代末考慮搞高鐵，「經過的不必要的折騰和波折太多了」；這幾年引進之后，「鐵路工業的製造技術水平確實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核心研發能力還沒有」；某部長「什麼都要世界第一」，「他是想買300公里每小時的車，跑35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如此「吃掉安全余量」，「不是中國自己設計的，一旦出現問題，中國自己沒有經驗和技術去解決，后果不堪設想」。

人們看到的是什麼？2007年4月，中國「D字頭」動車組列車進入時速200公里以上的世界高速俱樂部，鐵道部新聞宣傳官動情講述：「我們應該還記得，小平同志在29年前在日本乘坐新幹線動車組時說過一句話，他說當時的車速像風一樣快。現在我們可以告慰小平同志，中國自己生產的和諧號動車組的速度比12級颱風還要快，因為它的速度每秒達到了56米，而12級颱風每秒是32.6米。」

當然，他也談安全，說：「鐵路方面確實把安全擺在了最核心、最關鍵、最根本的位置上……我在這裏再次向網友們表示，提速列車運行安全是有可靠的保證的，如果沒有100%的把握，我們都不會開行這種時速的列車。」

到建黨90周年開通京滬高鐵之際，這位官員更通過新華網對全國人民說：「中國高鐵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造的人間奇迹，是我們國家實力的象徵，每個中國人都為之感到驕傲和自豪。」

如此的「人間奇迹」、「世界水平」論和頌歌自贊、祭告獻禮法，正是經典的大躍進話語模式和政治經濟學特徵。

但夸夸其談取代不了經濟規律和技術規律，正如當年謊報經濟數據雖可逢節獻禮卻必引發日常飢荒一樣，「世界奇迹」的虛名之下也暗伏著大禍。

事實證明，中國經濟重複著民生缺位的錯誤：在工業化大躍進時代，主要表現為消費短缺即餓死，在高技術大躍進時代則主要表現為安全短缺即消費死。

當然，還由於忽視管理制度建設和安全文化培育，導致生產過程中的安全事故頻發；即使到今天，人類工業史上最古老、安全經驗最豐富、規章制度最易懂的採礦業，在中國仍是世界上最「要命」的。

礦難頻發，本就表明掌握初期工業化技術和管理的失敗。這種低公共性、低制度化、低專業精神、低知識水平、權力濫用而權威無效的社會，還缺乏應有的能力控制產業化的高技術。

基於強國信念或政績目標的政治化高技術引進，雖能帶來一時的GDP統計增長，但安全短缺對社會系統協調發育、創造能力健全成長的真發展構成致命打擊。GDP冒進而文明價值缺失的經濟增長，只能是一種偽發展。

真發展以責任政治為前提

怎樣才會有真發展？沒有責任政治的前提，人本價值不得確立，公共理性無以生成，經濟增長必帶來浪費與貪污，「發展」的結果不是兩極分化就是規模性非正常死亡。

1951年，劉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就公開提出：「沒有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因此，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裏，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

因此，作為中國問題的具體討論，並不能把現實的大躍進式「發展」災難籠統歸咎於制度問題，淹沒于宏大歷史敘事；鍥而不捨地追究每個災難的真相細節和所有涉案個人的法律責任，才能積累民主化、法治化的量變，加速實現責任政治質變的進程。

除了責任政治的國家制度前提，后進國家要實現真發展，還須研究世界發展史，為探索避開「依附陷阱」的發展道路尋求知識武裝。

對中國來說，戰后日本發展的經驗教訓特別值得重視：以新幹線高速鐵路為代表的民族技術培育是成功的真發展，而以核電站為代表的高技術引進是失敗的偽發展。

福島核電站事故造成的國土破壞、經濟損失、國民健康傷害和國際核污染擴散，證明了所謂核電是最清潔、最經濟能源的謊言性質。即使有核電產業利益集團一意孤行的壓力和美國繼續發展核電立場的影響，菅直人首相還是顧及到國民多數越來越強烈的反核意願，終於在福島核事故四個月之后，舉起了「脫核電依存」的旗幟，表現出承認失敗、改弦更張的勇氣。

為什麼有這種勇氣？可以從戰后日本的核電發展史和恥辱的日美關係史來理解。

日本學者和新聞工作者在福島核電站事故前后，已從美國的國家檔案中譯介了日美核技術關係的資料。佔領時期美國禁止日本的原子能研究，但日本仍有政治家渴望通過原子能實現強國夢。隨著蘇聯的核武器研發跟進美國水平帶來了核技術擴散的趨勢，美國開始主張原子能「和平利用」來保持道義話語的主導權和技術輸出的主動權。

尤其在1954年3月太平洋氫彈爆炸試驗造成日本漁民受害之后，美國政府擔心日本的反戰、反核、反美運動導致日本脫離西方陣營，認為核技術合作是對日本的「最好治療法」，遂加速推進了相關的知識、技術輸出。

當時的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則企圖利用發展原子能實現「首相夢」，不惜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在日本操縱輿論，向國民灌輸「核能神奇」、「核能技術安全」的空氣；他作為日本原子能委員會的委員長，不顧學術界關於加強基礎研究、推進符合國情的自主開發等意見，急速引進核電站、擴張核產業。這種核技術「大躍進」造成了日本對美國從政策到生產的全面依附，美國則通過這種依附推進其在東亞的帝國化戰略。

而且，美國不僅從日本的依附中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和國際政治權力，其技術輸出還隱藏著驚人的欺騙。福島第一核電站使用的是美國通用電氣公司1960年代開發的反應堆，而設計該型反應堆的一位技術專家在事故后向媒體透露：他1975年就認識到有設計缺陷，議論過停止運轉；豈料遭到上司制止，理由是「如果不讓其繼續運轉，公司的反應堆就賣不出去了」。

1976年，他辭職后曾就這種反應堆的結構缺陷及其危險性在國會作證，美國核管理委員會也指出同樣的問題，通用公司才採取補救措施。這位專家認為：從福島核電站現在的情況看，「即使採取補救措施，但基本設計沒變，仍不具備承受氫爆炸壓力的強度」。

可見，無論是由於美國技術開發過程中的商業投機，還是由於日本迷信引進導致依附，更兼政治家、企業家的權力、利益慾望壓倒安全責任的鬼使神差，核電站變成「另類原子彈」在所難免。

最近，日本內閣官房參与田坂廣志（原子能專業學者）在回答記者關於菅直人首相的「脫核電依存」發言問題時說：「我曾經認為日本的原子能安全技術是世界最高水平。不過，世界多數核事故緣於人的、組織的和制度性原因，而並非技術性原因。」他明確反對追求經濟目的而忽視安全信賴的核電及其技術輸出，主張發展天然能源。

總之，必須追問高技術引進：設備可複製，但培育了高技術的人、組織、制度等文化條件怎麼複製？操作易學會，但能否掌握原理、系統的解析和控制？

因此，高技術引進具有體制上的高依附性和安全上的高風險性特徵。核技術引進被證明是一種致命的偽發展，日本承認失敗了。試想，如果繼續唱「核電不可脫離」的老調，再發生一次事故，還有什麼面目以對國民？

健康的糾錯力量壓縮謊言空間

反觀中國，即使在京滬高鐵通車后故障頻發引起廣泛憂慮后，有評論竟然要求「對京滬高鐵多點寬容少點質疑」；即使在甬溫線特大事故發生后，鐵道部的新聞宣傳官仍然堅稱「先進」、「合格」和「有信心」。

什麼是事實？如何面對事實？誰對事實負責？如此初級的問題能否達成共識尚有懸念，更遑論「科學發展」。

社會的價值共識和政治認同是形成民族國家的條件，也是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入口。沒有責任政治，任何發展的努力都會加劇社會分化、對立、衝突的風險，安全事故不過是社會分化、對立、衝突的一種表徵而已。

但慘烈的大規模人命傷亡也是刺激社會道德、喚起良知行動的契機，尤其在當今傳播技術發達的信息化時代——這意味著謊言政治的高風險。

試想，工業化「大躍進」時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千萬計非正常死亡，如果通過媒體呈現在大眾面前，彭德懷、劉少奇等黨內健康力量糾正錯誤的努力，可能會得到廣大基層幹部和民眾數量優勢的支持，從而促成中國的改革。

現在，高技術大躍進的慘禍無可挽回地發生了，那種摹仿「三年自然災害」的「暴雨雷擊」解釋，立刻遭到輿論反駁和普遍拒絕，政府的責任承諾不得不被強化到國家政治信用的高度。

基於被激發的道德共鳴形成價值共識，在追究真相和責任的過程中凝聚政治認同，為杜絕新的人禍而積累公共理性、健全責任體制——這些努力逐步壓縮謊言再生產的權力空間，中國才有真改革、真發展。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