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30日訊】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是戰敗國之一，無論直接或間接受到日本侵略的亞洲各國都得到日本或多或小的戰爭賠償，甚至於越南這麼一個小國也領到戰爭賠款，唯獨被害最大、人民犧牲最多的戰勝國中國卻沒有對日本索取戰爭賠償。
1972年，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大陸，為了急於與日本締結邦交，毛澤東放棄戰勝國的權利，拒絕接受日本的戰爭賠款。毛澤東與日本代表團會談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日本侵略中國一事向毛澤東道歉，「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澤東卻說「不是對不起啊，是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他感謝田中角榮。「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
毛澤東不要賠償，但並不等於日本就此心安理得，於是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日本就開始了對中國大陸的「補償」。報載，日本自1979年開始至2009為止，30年來總共從ODA中向中國大陸提供了低息貸款3兆3千6百60億日元，合404億美元，無償援助1千5百40日元，無償技術協力資金1千740億日元。這些龐大的資金幫助中國大陸在全國興建起數之不盡的社會基礎設施，如道路、海港、發電站、醫院、培育管理人材等等，使中國大陸日後在經濟起飛中得到無可估計的助力。日本對中國大陸政權的這種無私的援助，中國大陸一直沒有向人民公開，13億大陸人民也不知道原來中國大陸接受日本如此巨額的援助資金。援助中國大陸的還有被中國大陸罵作資本帝國主義的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等，而日本是佔中國大陸接受外國低息貸款及無償援助的最大國，其款額多達40%。這些，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公報出來，或許連海外華人也被蒙在鼓裡不知道。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日益發展，今年已正式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經濟GDP的第二大國。而日本的ODA是用來支援世界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大陸既然已經站在「發達國家」國家行列，尤其每年的軍事開支以兩位數字增加，所以日本國民反對援助中國大陸的聲音日益高漲，質疑外交部ODA的有償無償貸款是否適當。而事實上，在日本自民黨當政的末期已經中斷了對中國大陸的日元貸款援助，民主黨奪得政權後，為了拉攏中國大陸，在2009度又再撥出46億日元無償援助中國大陸在環保、節能減排、人材育成等各方面所需要的資金。
回顧日本對中國大陸政權的支援，早就由來已久。全面抗戰打響，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正處在對日寇的奮勇抗擊之中，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和上海「8.19」淞滬抗戰正打得難分難解、血肉橫飛，於是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裡興高彩烈地喝著紅葡糖，大笑著」說道：「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到日本人那裡去了！（見《張國燾回憶錄》）」，蔣介石國民黨不能奈何他了；這就是毛澤東說日本皇軍「有功」，感謝田中角榮的公開的淵源。但人們少知道的是，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東北的幾萬日本皇軍還被解放軍收編。只是，這段歷史沉寂了幾十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毛澤東即決定各「解放區部隊」全面出擊，迅速擴大「解放區」。冀東軍區李運昌部隊和山東軍區萬毅部隊奉命進軍東北。9月5日，冀東第16分區曾克林部率先進入瀋陽，開始擴充部隊，搜集武器。短短几天便收編了萬餘人，獲得了大批日軍遺留下來的武器彈藥。據據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二野戰病院連級會計師、日本籍軍官中村義光回憶，1945年8月15日，中村正在中國偽滿洲國的吉林省朝陽川警備隊駐地服役。司令官將駐屯地的70名軍官集合起來，說正午有重要廣播。到了正午，廣播裡傳出了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由於日本當局當時對民眾和士兵封鎖戰爭的真正消息，「日本一定勝利」的觀念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們對戰敗這個事實不能理解，就和有同樣想法的一些同伴向朝鮮方面突圍。但蘇聯軍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入了東北，使他們去朝鮮的想法破滅。這以後，他們就混在開拓團逃難的人群之中，東奔西跑，十分艱難。這時蘇聯軍隊漸漸撤回了蘇聯國內，八路軍漸漸逼進，中村他們一伙人經過商量，最後決定由盛准尉和高柳班長去吉林省敦化與東北民主聯軍警備二旅第五團團長、政委見面，民主聯軍方面表示歡迎他們參加八路軍。中村等80餘人留在部隊，其中有10餘名有特種技能的留在二旅后勤醫院工作，其他編到戰鬥部隊或地方部隊，中村分到二旅野戰醫院醫務室。參加八路軍以后，他們想因為是外國人，也許會受到歧視。但令他們吃驚的是，他們雖然是日本人，但是作為同志，有特殊技能的人，如醫師、飛行員、炮兵等，還可以享受特殊的士官待遇。后來八路軍佔領東北以後，部隊改編，中村所屬的部隊被改編成解放軍第47軍。當時在47軍中有3百名日本人，而在整個第四野戰軍中，大約有4千名日本籍官兵。
《大地》(2001年第二十期)記載，東北光復後，在東北的日本僑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國，但還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東北。據當時東北9省14個市的調查統計，確實知道的日本人數有12016人，加上遺漏的估計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衛生部、軍工部、軍需部內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較多，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技術隊伍。具體分佈在各部門的日本人數是：軍區衛生部7200人，軍區軍工部2000人，軍區軍需部900人，軍區其他系統1500人。據遼寧省檔案館館藏的有關資料記載，到1949年，東北軍工部留用的技術人員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過50%。曾任日中和平友好會會長的林彌一郎在回憶錄《我和中國》中說：他原是日本飛行部隊的飛行員和教官，具有一定的飛機操縱和作戰技術。8.15東北光復的時候，他所在的部隊被蘇軍解除武裝，全體人員被送進了俘虜收容所。共產黨認為他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從而把日本戰俘當作朋友對待，優待他們，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爭取他們幫助訓練共軍的飛行人員。從此以後，一直到大陸政權成立，林彌一郎總共培養、訓練了百數十名的中國飛行。在日方人員的幫助下，東北航空學校於1946年成立。
留在東北的日本青年還報名參軍參戰。僅41軍中就有88名日本人，有的是機關槍手，有的是抬擔架的隊員。其中還有1名日籍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早在中共建黨不久，就依附蘇聯，處處聽從其指示。在後來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上，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背叛，在其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抗戰期間，中共再次與日軍暗地裡勾結，協助日軍攻打國民黨軍隊，甚至還進行秘密談判。根據現有資料，中共與日軍的秘密談判始於1941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後，延安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並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著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卻遭到了汪的拒絕。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里所賣的葯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裡，就把飢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裡。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與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接觸。經多次談判后，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政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歷史，首先把高崗以及與其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國大陸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后長期監禁。
共產國際駐延安的特派員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毛澤東與日軍秘密談判的行徑。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澤東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則抗戰後期，中國大陸背著國民政府和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裡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該書披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6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複，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8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發現的秘密。」
毛澤東一面是人，一面是鬼的嘴臉再次暴露暴露無遺。難怪那位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道：「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像的概念。」毛澤東所領導的大陸官方在其後統治歲月中，又何嘗忘記「人民也只不過是其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為一己私利，就毫不奇怪毛澤東要感謝「日本皇軍的入侵」了。
關於日本皇軍對中國大陸建政的貢獻，現在有不少媒體都不時披露，比如據《鳳凰周刊》刊文，四野戰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戰友，則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在第三章第五節「加強軍隊后勤建設」的138頁—141頁上，記載了四野初進東北時后勤系統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職員、日籍醫生、護士的情況，含註解總計876字。他們當中最多的是醫療行業人員，東北1946年初就發生內戰，急需醫護人員，於是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開始大規模留用日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記載說，當時衛生部門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勛顯著者，無疑是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這支關東軍的王牌集體加入東北民主聯軍時，計有飛行員20名、機械師24名、機械員72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200人。以這些日籍官兵為骨幹組成的東北老航校成為中國空軍的搖籃。這裏共培養出飛行員160人，其中23人參加過中國大陸建政大典的閱兵。當年的空軍司令員王海、空軍副司令員林虎、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劉玉堤，以及曾經擊落美軍王牌飛行員戴維斯的張積慧等人，都是從這裏走出的。
事實上，毛澤東進入東北後，被吸收進來的日本僑民並非全部從軍追隨四野一路征戰，還有一部分技術人員因解放區建設急需被分散到中國各地，規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鐵路技術人員及其家屬被送抵甘肅天水，負責修建蘭州到天水的鐵路。1951年春，天蘭線正式開始建設，1952年10月1日，在中國大陸建政三周年時，天蘭線提前八個月通車。抵達天水的這批日籍鐵路技術人員，除了修建天蘭線外，還有部分人員被抽調修建蘭新鐵路和山西鐵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鐵路技術人員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是四野29後方醫院的日籍炊事員吉岡寬，吉岡以前是技術高超的火車司機，解放戰爭結束後，吉岡轉業至地方，在衡陽鐵路局當火車司機。1953年毛澤東南巡，吉岡被上級交代一項意外的重大任務，為毛澤東返回北京時，擔任長沙至岳陽段的專列司機。……
上述歷史事實，已經過去了，此時提及似乎已經意義不大。但遺憾的是，目前每次國內出現問題，官方喉舌就會跳出來挑中日矛盾與歷史仇恨來轉移國民的注意力。但這樣做，又有什麼意義？挑出中日矛盾與歷史仇恨，若果大陸民眾知道了日本對中國大陸官方的貢獻有多大時，恐怕只會適得其反。
最後摘錄一位四川汶川大地震的親歷者的網文，作為結語：
在日本3.12大海嘯大地震中，中國大陸官方喉舌不斷有人跳將出來幸災樂禍，「作為汶川地震的親歷者，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外國救援隊作出的奉獻！其中也包括日本救援隊！我想接受過日本救援隊援助的人，也不會忘記！不管歷史問題也好，領土爭端也罷，在災難面前，仁愛是應該放在第一位的。5.12地震的時候，如果別人也這樣熱烈的祝賀，憤青們作何感想？所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要被挑撥起來的民族仇恨蒙蔽了雙眼！我們都是人，不是禽獸，在別人蒙難時，沒有必要幸災樂禍！上帝保佑那些受苦受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