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0日訊】【編者的話】1958年在「反封建」大清洗運動中，中共強迫以畜牧為生的青海省和甘肃省的牧民緊急遷離居住地。不但導致大量牧民和牲畜慘死在遷移途中，還導致移民極度貧困化。作家鐵穆爾採訪了許多當事人，通過他們的敘述，组成一幅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讓我們知道在那裡發生過什麼？他们为什么痛苦？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又希望着什么？

【作者按】 在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少數民族的境遇淒慘甚於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被掠黑奴。他們的屍骨換來了中國大陸1962年的原子彈和1964年的氫彈，正如《九評共產黨》（之九）中所說的：「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記憶的歷史，是後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歷史，是億萬百姓生活在對共產黨過去的咒罵、與對共產黨現實的期望這種巨大矛盾之中經歷磨難的歷史。」

我試圖以筆錄的片斷講話、互不聯結的事件、局部現象，也就是一些與1958年「反封建」鬥爭中的擴大化、甘肅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幾次不同原因的大搬遷、「四清」和「文革」等許多事件有關的人的陳述，組成一些不連貫的畫面，同時又是一種相對完整的歷史畫面。試圖從他們的口述中看到當時的人們情感的歷程、心靈的歷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歷程為主。他們為什麼痛苦？他們記住了什麼？他們想的是什麼？他們希望的是什麼？這是一堆“當人們試圖把它們拼在一起就會紮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諉飾，摸索一種方式來敘述民眾的心靈歷史，學習異域文學和歷史中常有的那種真實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實的極致。讓被訪者說出自己的立場，目的不是為了讓人們記住仇恨，而是避免類似的痛苦和災難，讓歷史上的悲劇激起人們善良的感情，並為那些不幸的人們呼籲寬容。讓我們拿出勇氣來，實事求是地對自己的歷史和現實做一次全面的重審，做一次抽筋剝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們能杜絕和根除類似的事件發生嗎？有一點也許人們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銘記自己歷史上的殘酷和恐怖經驗，才會有消除歧視和壓迫的契機。目的就是讓這些受難者的歷史對我們的未來產生一定的指導和警示。

青海湖，蒙古語叫庫庫淖爾，藏語叫措爾孟，漢語叫青海湖或西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位於青海湖東北側草原。以畜牧為主的海宴縣有蒙古、藏、漢和回等民族。 1958年「平叛」、「反封建」鬥爭的擴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時，這年10月上級命令將這一帶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遷到祁連縣、剛察縣、皇源縣等地。那一年，在青海省祁連縣與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劇增，兩省牧民發生了更多的摩擦，這又成為導致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牧民大搬遷的原因之一。 1963年到1967年，「四清」運動工作團又在祁連縣製造了大冤案「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涉及了414人。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祁連縣和海晏縣1958年的「反革命武裝叛亂」案和祁連縣的「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都被徹底平反。

「詮釋過去，理解現在和展望未來的內在聯繫。」（卡爾恩斯特耶斯曼語？）

羅布藏仙巴的回憶

縣上通知我的父親要去開會，去了就被抓起來了。有的是在家裡被抓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點的全被抓法辦了。大伯也被抓走，兩個舅舅也被抓走，說他們造反叛亂。我實實在在說：「誰造反了？誰叛亂了？造反叛亂的人一個也沒有啊！」二十歲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沒剩幾個，只留下一些特別窮的人。我們的牲口和財產沒收得一干二凈，就連衣服、碗、銀碗、冰糖之類的都沒剩下。積極分子們沒收的東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塊打。

到陰曆九月，上面讓我們往祁連縣搬，一家只給三頭氂牛，一點點行李馱上就走，別的啥都不讓拿。狗拴在帳篷前，帳篷就扎在那裡，就那麼都被扔走了。幹部們拿著槍跟在我們後面，像押犯人一樣趕著牲口走，動不動就打，要不就是開會批鬥。翻大坂的時候，有的人被煙瘴打死了。到了則然告圖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讓的娃娃凍死了，伊布拉的媽媽大雪裡生娃娃，第二天就抱著娃娃走。

一九六○年我回來後放羊，羊放得好一點，幹部和積極分子們說，反革命家屬佔了好草場。收掉你的牲口，還要批鬥。好多人都沒有帳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里。又開始吃小鍋飯，可是誰家也沒有鍋碗，場里發個臉盆，每人一個茶缸。缸子沒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紙糊上再用。每個人一月十五斤青稞，生產隊里羊死了必須集中上交到隊里，然後再分，一個人只能分個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夏天我們主要是拾騰格里吃，是沼澤地水裡的一種野菜，沒有餓死是這種野菜救了命啊！

一九六一年我父親釋放回來了，但是人已經被打成殘廢，脊樑打斷了，直不起腰，馬上要死了。我們把他背到廠里搶救，才活下來，但已經是嚴重殘廢。唉！那時候的事說起來就想哭。那麼多的親人抓走后就再也沒有回來，抓到哪裡去了不知道，死到哪裡了我們不知道，我們心裏實在是過不去啊！

現在想起來就像做夢一樣。在公社開群眾大會，工作隊的人和幹部坐在高台上，前面站著挨批鬥的人，中間是群眾，最後一排是戴帽子的四類分子，民兵們端著槍把守在門口。工作隊的王團長一個一個地喊著那些挨批鬥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個一個地在前排站了。王團長拍著桌子喊：「今天，我要給你們放一個臭臭的屁，叫你們聞一聞，看你們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眾都默默地聽著，那些白頭髮老人，拄著木棍的老人，都低著頭靜靜地聽。王團長在那裡又喊又拍桌子，民兵們上來給那些挨批鬥的人脖子上用鐵絲吊上石頭。

後來，海晏移民每戶只給一百元的安置費。本來可以分三百元的，上面扣去了，說是要建設七五免疫工程，結果這個花費十五萬元建的工程成了廢工程，一天也沒有用。沒收掉的財產牲口一點也沒有退還。唉！我們海晏人被虧待了。

聶步騰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時我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事後群眾對平叛事件很有意見，說錯抓錯捕的太多。公安廳派我們一個工作組去調查海晏叛亂，當時抓人判刑都是縣委常委會定的，我們就去了解當初常委們判案子的情況。他們是怎麼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歲數來判刑的！主管領導問：「這個多少歲？」一個回答：「二十五歲嘛是三十五歲。」主管領導說：「好，判二十年。」又問：「這個多少歲？」回答：「這個七十歲了。」主管領導就說：「判十八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為名叛亂」，「以修水庫為名叛亂」，等等，全是這樣的罪名。

有個叫六六（音）的副書記，我問他們說：「打狼是縣上組織的，修水庫也是縣上組織的，怎麼都成了叛亂了？你們怎麼把十幾個人、幾十個人一起定罪？」這個副書記說：「噫！你帶的什麼思想？小聶，你不對呀？」這個副書記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學習，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個姓王的山西人勸我開會的時候不要再多說話，說人家已經開始注意我了。

一九六一年開始部分複查一九五八年抓捕的叛亂分子，我去找副州長高中（音），解放后他在三角城羊場當過場長，民族感情比較深，人也很老練。我對他說：「一九五八年的這個事情……」我一句話沒說完，他就急忙說：「你是民族幹部，說這個幹啥？你要小心一點。」我說：「現在平反著哩。我的兩個親戚沒有參加叛亂，你能不能給海晏法院說一下？」他答應了。後來他給我說，他給法院院長說了，院長說：「噫！他又要想叛亂？」當時就這樣，你一不小心就給你扣個叛亂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區一九五八年的那個叛亂呀，全是省公安廳無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區根本沒有發生過叛亂。為啥要把抓剩下的婦孺老人遷那麼遠（六百公裡外）呢？就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家屬。其實完全可以就近安置，剛察縣讓一點（土地），祁連縣讓一點，農業區的湟源縣讓一點，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營盤上的情況怎樣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帳房和財產呢？一座座帳房、蒙古包還在原來的地方，裏面的東西還像原來一樣堆著。有的帳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還放著鍋，鍋里煮著肉，火也沒有完全滅掉，他們連肉都來不及吃就被趕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們上來了，還有一部分海晏沒有搬遷的老百姓和幹部們，他們在搬遷走的人留下的營盤上搶劫，哄搶那些帳房、蒙古包里的東西。那時候海晏全縣有一萬九千人，「平叛、反封建」抓了八百人，搬遷走一萬多人，最後剩下七千多人。

搬遷的群眾是一九六一年西北民族工作會議后才有好轉的。當時西北局得到消息，說海晏搬遷到托萊的群眾相當苦。他們派了兩個幹部，一個是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康豐（譯音），一個是統戰部辦公室主任鄧雲（譯音），從甘肅的鏡鐵山到了托萊牧場。一個回民老阿奶抱著他們的腿嚎啕大哭，哭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倆到了祁連縣，縣委縣政府都不知道。當時我是副縣長，晚上我在看書，進來兩個人，拿的是西北局統戰部的介紹信。我還不敢相信，他們把工作證也拿出來了，說是來了解情況。我當時不敢談。第二天是個星期天，他們住在大眾旅舍，沒住縣政府招待所。我去談了情況，他們做了筆錄。讓我簽名，我沒敢簽。這個材料後來到了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

後來我們去托萊調查，進了一座帳房，一個婦女突然看見我們，嚇得睜大眼睛，渾身顫抖，喘著粗氣，嘴裏呵呵叫。我們問這是咋了？牧民們說她是在一九五八年的運動和大搬遷時被幹部們驚嚇成病了，平常只要聽見幹部來了，就會飛跑到山上躲起來，今天她不知道你們要來。這叫后驚病，不能見幹部，看見下鄉幹部來就犯病。

【檔案摘錄】海晏移民工作，是從1958年10月20日開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結束，……遷往外縣的移民共計1,279戶、6,700人(另一資料稱：共有1,700多戶、近9,000名牧民，270,000頭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戶、949人，祁連安置461戶、2,183人(包括托勒138戶、635人)，剛察安置474戶、2,469人，(包括青海湖25戶、101人)，三角城種羊場安置188戶、1,099人(包括機械廠37戶、 244人)，海晏縣各公社安置436戶、1,983人。

–祁連縣檔案館《關於海晏縣1958年移民遺留問題處理意見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