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4日讯】最近有关俄国的一条新闻提醒世人：苏联八人帮政变被粉碎、大苏联解体迄今整整20周年了。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随后东欧共产国家全部垮台，标志共产主义在全球走向崩溃。
但过去二十年，俄罗斯的民主之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前克格勃官员普京掌权之后，俄国的民主有所倒退，最近甚至连地方州长选举都被取消了，而挖掘政府丑闻的记者被谋杀，政府控制主要电视，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且还要垄断经济，把大企业国有化。但面对如此局面，普京的声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继续上升。最近普京还要再次出来选总统，分析家认为，他当选的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这样一个克格勃背景的前共产政府官员，在俄国仍受欢迎？俄国人怎么了？
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从哈佛退休的理查．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最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对此作出独特的解释。
俄国的“奴隶精神状态”
出生于波兰、二战时（16岁）随父母逃到美国的派普斯是研究俄国历史的著名权威，尤其是研究共产苏联的顶尖学者。他曾在雷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会议担任东欧和苏联事务部主任，参与制定对苏战略。今年88岁高龄的派普斯著述甚丰，几年前还出版了《共产主义实录》一书，对整个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崩溃，作了鸟瞰式的分析（去年该书有了中译本）。
派普斯认为，像普京这种人之所以受到俄国人欢迎，主要来自俄国的“农奴”（serf）历史。“农民哪里都有，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农民。主要问题不是农民，而是农奴。俄国的农奴跟奴隶有不同，但比较接近。他们没有人权，没有公民权利，没有财产权，没有法律权利。他们只是‘动产’。他们从没有发展出归属于社会的任何感觉。”
长期的农奴制度，使俄国产生一种“奴隶精神状态”（slave mentality）：崇拜强人、服从主人。而现在俄国人崇拜普京，就是这种“奴隶精神状态”的延续。俄国人崇拜强大的君王，有长久的历史。派普斯说，无论是对残暴的伊凡，还是对被称为“伟大”的彼得大帝，还是斯大林，都是如此。俄国人喜欢强势领导人，甚至独裁者，而瞧不起弱势领导人。而所谓弱势领导人，是指那些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的领导人。派普斯说，例如对1917年俄国革命前夕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Kerensky），俄国人就是瞧不起的，因为他是民主领导人。
共产主义为何在俄国兴起
但派普斯的这种分析和认定，遭到很多苏联知识份子的反对，甚至敌视。他们指责这是“俄国恐惧症”（Russophobic）。由此派普斯有了很多“敌人”，其中还包括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
虽然两个人都认为苏联的共产制度是血腥的、反人道的，导致无数人丧生。但对它的根源，他们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思想，是从西方进口到俄国的。意思是俄国的共产革命，来自西方，跟俄国的自身历史和文化无关。而派普斯认为，共产革命在俄国历史文化中有深深的根。
七十年代中期，派普斯把他当时的新书《俄国的旧政权》（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寄给了索尔仁尼琴，但一直没有回音。两年后，听到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他的攻击，指责他是“伪学者”（pseudo scholar）。
如何看待派普斯和索尔仁尼琴的这场分歧，不仅对如何看待俄罗斯历史、俄国知识份子和当今俄国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探讨更深远的问题：人类应选择何种价值？人类应走什么方向？
事实上，派普斯和索尔仁尼琴争论的根源是：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哪一个是真正促使人类走向自由的根本价值。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在西方产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在俄国扎根发展？而不是在西方的某个国家？这才是索尔仁尼琴们需要回答的。以简单的逻辑来推，一定是因为俄国的历史文化土壤，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存活和生长。
俄国知识份子开错“药方”
那么俄国历史文化中有什么东西，跟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一播种就成长？最根本的土壤，是俄国历史中强大的群体主义——这是从农奴、到沙皇、到知识份子等一面倒的信奉和选择。农奴对什么主义没感觉，他们只是听从主人使唤，只有群体主义思维。沙皇则是靠群体主义价值统治，因为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会摧毁集权的底座。俄国的知识份子，则无论是当时的所谓传统派还是亲西方派，殊途同归，全都拜倒在群体主义价值之下。
俄国的农奴成为群体主义中的一分子完全可以想像，因为农奴制是最极端体现群体主义的制度，他们自然是这种价值的体现者（更是受害者）。沙皇喜欢群体主义更可理解，因在本质上，群体主义是专制者泯灭个性、控制个人的最有效统治手段。古往今来，所有的君王和独裁者，都是靠群体主义价值来一统江山的。但为什么俄国的知识份子们，也会一窝蜂地崇拜、迷醉群体主义呢？
在十九世纪中末期，在俄国要转型的历史关键时刻，俄国知识份子提出的“药方”几乎都是群体主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们，强调东正教是正宗，俄罗斯至上，有强烈的大斯拉夫主义情怀。他们更有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心态，认为西方在没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跟一百年后索尔仁尼琴的思维一样，都是强调西方堕落，要靠东正教、俄罗斯、国土三位一体，拯救世界。虽然陀思妥耶斯基在《罪与罚》中谴责为了所谓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体的恶魔理论，但他推崇的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本质是清晰的群体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都恐惧和痛恨“革命恶魔”，但他们推崇的东正教的均贫富、反富、绝对平等，为后来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的兴起，就是靠平等、均贫富等口号而横扫人心。
当时俄国的亲西方派，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等无神论者，虽然不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的帐，但在群体主义的根本价值上找到交叉点。因为他们的亲西方，亲的是反资本主义、反工业化、反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西方左派。而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自然为列宁斯大林的红色革命铺设了理论道路。
索尔仁尼琴是邪门的恶魔
所以，共产主义在俄国兴起，绝非偶然，是俄国各派知识份子信奉并传播群体主义价值为它浇灌了化肥，甚至起到助产士的作用。而从俄国兴起并传向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造成全球一亿五千万人丧生，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同样出生俄国、21岁抵美、最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她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痛斥说，“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群体主义者，是个人主义和理性的最大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邪门的那种公开魔鬼”。
同样在俄国出生、后居英国、对俄罗斯知识份子有深入研究的历史学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更以轻蔑的口气说，俄国知识份子没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但柏林对他的同胞还是客气了，没有提到事实上俄国知识份子祸害了世界。而英国学者艾琳.凯利（Aileen Kelly）就不那么客气了，她在《俄国思想家》导论中尖锐地指出：“如果说俄国对世界做了什么有益的贡献，那就是提供了一个告诫：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不计代价地避免俄国的道路。”
今天，世界又到了一次“避免俄国道路”的时刻，那就是避免普京式的威权统治，避免“奴隶精神状态”（群体主义的最糟表现形式）。只有在一个缺乏个体精神、个人心灵不强大的国家，才会崇拜政治强人，把装模作样的政客视为“伟大”。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伪人”捧为“伟人”。
所以，即使连理查．派普斯这样的大家也承认，当初看到苏联八人帮政变被粉碎，共产苏联解体，他对俄罗斯前途“相当乐观”，认为“俄国人自由了，所有捆绑他们的锁链被砸碎了。”可后来的发展显示“这没有发生”。派普斯认为，这跟“农奴精神状态”的惯性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一个真正健康而强大的社会，关键是要有强大心灵的个人，只有个体主义成为多数人的生活准则和哲学，才会有一个拒绝“奴隶精神状态”的社会，共产主义也无法卷土重来。
文章来源：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9月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