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2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7月20日

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產生了意想不到的但卻是合乎邏輯的結果。政治局已授予毛澤東無限的權力。從現在起，中共中央主席在中央書記處享有決定權。這就是說，一切事情都要毛澤東說了算。只要他一決定，事情就照辦。實際上，黨的各個機構現在只要他身邊執行一些純屬技性任務的機構。

反國民黨的運動在延安勝利結束。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共中央主席達到了目的。首先，他把八路軍的大批隊伍調到特區來了。它們從黃河東岸悄悄調入，在邊界線附近佈了防。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危險已經過去了，中央政府不會冒風險對反國民黨的宣傳運動進行報復了。於是，又掀起了一次歇斯底里的反蔣浪潮。毛澤東是想充份利用現有局勢，他相信，必要時莫斯科會從中調停的。

正在對重慶政府大肆謾罵，把整個蔣政權稱作法西斯政權。

毛澤東公然從最近同國民黨鬧摩擦中撈資本。他說，對蔣介石，早就應該採取堅定立場了。

他堅稱，要是老早採取了堅定立場，新四軍可能不致潰敗。還可能帶來某些其他的政治和物質利益。因此，反對國民黨的政策已被宣佈為正確的和必要的。而且毛的一切活動都被說成是具有遠見的，無異於偉大的預言。

毛澤東說，在這種形勢下，共產國際的策略是目光短淺的，不現實的，脫離了中國的具體條件。

這些說法的用意，是使中共的國際主義派丟臉，而且實際上矛頭也是針對他們的。在黨看來，洛甫、博古、王明和支持共產國際原則的其他人，都是失敗主義者。

毛澤東和我在私下談話時，把所有這些情況都告訴了我。他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者」，他們對國民黨採取投降政策，幹了這麼多危害黨的事。他管他們叫做目光短淺的理論家，蔣介石的應聲蟲。

在另一次同我談話時，中共中央主席(這次他和康生，還有他的一個秘書在一起)又一次責難博古和王明寬容了蔣介石，譴責他們所持的種種荒謬的「教條主義」觀點。毛澤東越說越來勁兒，幾乎失掉了自制力。他踱著步，講話的聲音比平常高得多，臉氣得發紫，而他的嘲笑也越來越刻薄了，火氣越來越大。

康生一言不發地瞪著我。忽然，毛的訓斥達到了最尖刻的程度，康生就用一個富於表現力的粗魯手勢，把秘書支出去了。

毛澤東在解釋他的觀點時，想給我造成一個印象，還希望我會把這印象傳給莫斯科。他想說服我同意他的觀點，讓我受他的影響，用他的觀點來看待一切事物。

他要使莫斯科相信，他的活動只不過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具體的現實中去，因此希望莫斯科信任他、支持他。他的坦率是為了要取得我同樣坦率的反應。他想摸摸莫斯科對他的政治”路線”的看法，以及他對中共黨內國際主義派的鎮壓還能走多遠而不致引起懷疑。

我對這些事情細加推敲之後，又得出另一結論：中共中央主席正在推行一項長期政策，設法在七大前造成一種適合他意圖的氣氛，而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毛的一切活動，都是朝這個方面去做。舉例說，他把洛甫、博古、周恩來、王明、王稼祥、陳云和康生都調離政治局書記處。毛是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這個決議拿到手的。這樣一來，這位中共中央主席在書記處弄掉的就不僅是他的對手，而且也還有他的支持者。這一著棋有助於毛掩蓋他公開拆散他的政敵的做法。因為就在那次會議上，在毛的壓力下，組成了一個新的三人書記處，他們是：任弼時、劉少奇和毛主席自己。現在毛永遠可以指望得到這個班子的支持和諒解了。

閃爍的燭光，鋼筆在紙上發出的沙沙聲，我的用舊了的筆記本……，我不習慣這種燭光，在那黯淡、晃動的光線下，很難看書和寫字。還是說，也許因為我累了的緣故？(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