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8日訊】今年鮑彤表示：「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否定。中國資深記者高瑜認為「這是今年最有份量的一句話，是一句最真實的話。什麼是改革，中國還有沒有改革，都可以用這句話衡量。」

鄧小平搞《決議》的核心是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1979年，鄧小平決定要像40年代的毛澤東一樣，搞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建國以來的歷史事件，做一個總結。他的目的有兩個：一，統一全黨對毛澤東的評價，從而用黨的決議，確立他是毛澤東接班人不可動搖的黨內地位。二，要打倒華國鋒。

1980年2月，胡喬木擔任組長的起草組寫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稿》.，鄧小平看後，不滿意。3月19日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談話，提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稿子改了好多次，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後來鄧力群整理成十一次，編進《鄧小平文選》的有九次。（《鄧小平文選》二卷291—310頁）。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中旬，中央辦公廳組織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實際參加的人數有5600多人，其中有1548名中央黨校學員。

四、五千名高級幹部不同意《草案》觀點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理論務虛會議被稱為中共黨內第一次次思想大解放，這兩個會議清算了「文化大革命」，提出給彭德懷、劉少奇、六十一個叛徒集團平反，清算了毛澤東發動歷屆政治運動的錯誤和個人迷信。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議上做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這四條，是鄧小平甩開5人起草小組，親自口授的。導致中共黨史上為期二個半月的大規模的理論工作會議於次日結束。鄧小平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文革「整人惡俗」的「康生現象」，以後也由「鄧小平現象」以及「胡喬木、鄧力群現象」代替。

四千人大會，對《草案》評議的焦點有三：

一，認為《草案》回避了建國17年出現的路線錯誤，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個結論，完全違背客觀實際。

二，很多人反對「毛澤東思想只包括正確思想，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已形成科學的體系」的提法，認為在邏輯上是不通的，而且《草案》把毛澤東的錯誤寫成是「黨的錯誤」，參加會議的，幾乎都是文革的倖存者，歷次政治運動的倖存者，當然不能接受。

三，關於毛澤東各個歷史時期功過評價，更成為大會熱點。

四、五千名高級幹部實際是和鄧小平的指示發生激烈的爭論。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再指示：歷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1981年2月上旬，準備提交給六中全會討論的決議稿子搞出來了，胡耀邦看後認為這種思路不行，報告鄧小平，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組織一個班子來起草一個決議稿子，鄧小平說：「好嘛，兩個攤子，各搞各的嘛。」3月初，胡耀邦拿出一份鉛印的《口頭彙報提綱(草稿)》，決議的題目改為《關於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被鄧小平當場否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據說不僅幾千名高級幹部，就連也不贊成胡耀邦修改方案的《決議》起草小組組長胡喬木，也不同意鄧小平對毛做三七開的評價。

胡喬木、鄧小平發生毛澤東之爭

從延安時代就長期擔任毛澤東的秘書，為毛澤東起草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眾多中央文件的胡喬木，認為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十七年毛領導我們幹的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民粹主義。毛領導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犯了「左」的錯誤。他主張應該把毛在「文革」中迫害老同志作為教訓寫入決議。鄧小平堅持只能說毛功大於過。「過」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寫錯誤，要宜粗不宜細，只能這樣。他十五、六次發表指示，召見起草小組（包括單獨找胡喬木、鄧力群），越說越嚴厲，最後發脾氣：「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決議》寧可不做！」

胡喬木親筆寫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節之後，稱「病」了。比他更左的鄧力群接任了起草小組組長。4000人討論草案，據說只有胡喬木起草那一節沒怎麼改動，其他各節進行了反復修改。但是無論怎麼改，《決議》的核心都是評毛，只能遵照鄧小平的三七開。就連「徹底否定的文革」，也只是荒唐地定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毛的彌天罪惡仍舊被掩蓋。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這樣成為了阻礙全黨思想解放最大的「凡是」，作用與《四項基本原則》旗鼓相當。

1989年1月，胡喬木訪美之前請鮑彤到他家，徵求鮑對他書面準備的回答美國記者提問的意見，談話中，胡喬木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一定要從憲法裏刪去。」鮑彤沒有回答，因為此前鮑彤就聽趙紫陽講過胡喬木有這種看法。胡喬木送鮑彤上車後，又敲敲車窗，囑咐：「我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話，不要對其他人講。」

80年代，胡喬木跟著鄧小平「清汙」、批周揚，反「人道主義」和「異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胡耀邦，不遺餘力，一生有「左王」之稱，但他仍舊留下了可圈可點之處，成為這位中共理論家道德文章的一大亮點。

在今年8月27日胡德平召集的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提出：「當年決議幾千人討論，現在行不行？越南全黨討論，我們討論成洩密。」中共至今將《決議》奉為圭臬，三十年來不要說黨內民主大步倒退，各級政權迅速法西斯化，這是比毛左鼓動文革危險得多的政治傾向。

作者簡介：

高瑜，現為北京自由記者，原在中新社工作，後擔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1989年及1993年，高瑜分別被控「六四黑手」及「洩露國家機密」先後被捕入獄。高瑜曾多次獲得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內的新聞獎項，是目前中國獲國際獎項最多的女記者之一。

文章來源：《DW》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