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4日訊】提示：擁護黨中央建設和諧社會口號，防止文革重來。

最近幾年，有關暴力反抗的事件不斷增多。個人事件，有上海的揚佳，貴州的何勝凱，北京的崔英傑，湖北的鄧玉嬌，瀋陽的夏俊峰……群體性事件就更多了……這些事情要放在萬惡的舊社會，便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光輝典範，要讓新社會的御用文人寫成「白毛女」之類來控訴的。而放在大國崛起的和諧社會，那必須是「破壞安定團結」。

當今中國高稅收、高房價、貧富分化導致社會各階級衝突加劇是明擺著的事情。社會各階層對立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如何緩和這些矛盾，是官家和民間人士都需要思考的。思考的目的，是要防止全社會墮落到「逼良為娼」「逼上糧山」的地步，防止出現暴民。黨中央把「維穩」作為頭等大事。什麼叫維穩，就是說不要出現暴民嘛。

余秋雨先生的一個觀點很有意思，他說：中國的問題不是暴政的問題，而是暴民的問題。他這話好象是一年前說的，因為大家最近爭論暴政與暴民問題而被翻了出來。

要說這余秋雨，真是一刻也不肯閑著。余傑揭發他是文革餘孽 ——「當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學習與批判》雜誌，由張春橋、姚文元等控制的『上海寫作組』直接管理。」「他（余秋雨）成為『石一哥』中最年輕的、『立場堅定』、『有一定理論水平、鬥爭經驗、分析能力和寫作技巧的、有培養前途的革命青年』。據若干余秋雨當年的同事透露說，他在寫作組中的態度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因為他的出色表現和突出成績，他深受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青睞。如果不是『文革』結束，余秋雨也許會走上一條類似於姚文元的飛黃騰達之路。」——對此，余秋雨一口否認。當年文革的協作風氣是「集體署名」，這一集體主義舉措挽救了很多人。到文革結束時，幾乎全體知識分子都說自己是受害者。那些施害者如空氣般消失。

不過，確實沒有十分確鑿的證據證明余秋雨是「石一哥」主力，本著疑罪從無，此事應該放他一馬。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大肆玩弄虛假的溫情，正好滿足了當時的市場需求。所以，也只能說他善於經營，不是什麼罪過。

2008年四川地震以後， 余秋雨的醜陋嘴臉就無法掩飾了，一篇《含淚勸告》讓他聲名狼籍，那是活該。

「含淚」之舉，暴露了5毛嘴臉之後，余秋雨乾脆直接裸奔了，「暴政與暴民」論讓人瞠目結舌。在大作《我等不到了》台灣上市之際接受台媒採訪時，發表了這樣的意見「文革不是政治運動，是暴民運動」。據說，余先生是經過了停筆六年的反思后，發現這一驚人規律的：中國的問題不是暴政的問題，而是暴民的問題。是暴民們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是暴民們正在毀滅這個國家。余先生尖銳的指出–老百姓在個人尊嚴和利益遭到踐踏時，應該耐心地、溫柔地去等待結果，絕對不能使用自己無權使用的暴力反抗方式，如果你暴力抗法，就不能埋怨政府的高壓手段了。也就是說，暴政所以存在，就是為了維護秩序和公平正義，暴政是為了消滅暴民，如果沒有暴政，恐怕暴民就更加猖狂了！

很想寫文章批判余大師上述話語，又怕這是有人編造了陷害余大師的。余大師一貫精明，「含淚」屬於馬失前蹄，一個小失誤。他怎麼可能說出「沒有暴政，恐怕暴民就更加猖狂」這種白痴話語？查閱資料后發現，那些話還真是余大師的本意。那我只能得出結論：余大師已經瘋了。

關於暴政，我曾經有個定義。【暴政3要素】只要符合其中一條就可判定為暴政。1，徵稅未與公民訂立契約。2，國無選舉，民無自治。3，限制言論自由。

文革是否屬於暴政，是很清晰的。連我黨的御用歷史教材，都稱文革為「動亂」。並且，我黨也承認文革是「自上而下」的，那自然是暴政了。

文革中有沒有暴民呢？當然有。幾乎舉國皆暴民。暴政與暴民，孰先孰后？當然是先有暴政，後有暴民。「自上而下」嘛，偉大領袖親自發動的嘛。在任何一個社會，幾乎都是先有暴政，然後有暴民。永遠要記著這個順序。

余秋雨故意顛倒了暴政與暴民的順序，甚至得出「沒有暴政，恐怕暴民就更加猖狂」的結論，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聯繫到這些年的種種跡象：不斷有人出來為獨裁者薩達姆、卡扎菲辯解；某些人試圖修改刑事訴訟法，讓「秘密抓人」合法化；西南某城市消耗納稅人大量稅款去唱紅，然後準備投資幾百億來安裝攝像頭監控百姓；各個城市競相消耗納稅人的巨額稅款去興辦各種國際盛會，讓人想起文革期間我們要向全世界展示風采；公民通過微博發泄憤怒，官員則對微博恨得咬呀切齒，欲除之而後快……千萬不要以為文革不會重來。暴政的陰影正在遊盪，暴民的土壤日益肥沃。

或許，到時候，你如果不乖乖接受迫害，那就扣你一頂「暴民」的帽子。難怪梁曉聲說「如果10年後中國還這樣，那我要麼自殺，要麼移民」。我覺得還是移民好，因為，即便你自殺了，也要扣你一個「以自殺來對抗組織」的罪名。

（余秋雨這廝早已不值得我們批判，但是，以他為道具，說話才方便。雖然繞了圈子。呵呵。）

文章來源：《 新浪網》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