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8日訊】五七小右派李文書口述個人史

一九五七

話劇《同甘共苦》，說的是革命老區老幹部進城后拋棄老區的妻子孩子建立新家，遭到老母親老上級的指責，但老區妻子孩子理解原諒也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兩個新家在老區相見，不是相互指責而是尊重，尤其農村妻子孩子顯得非常大氣，無怨無悔。我伴演的就是農村妻子生的孩子。這個戲於一九五七年元月在人民劇場上演，演出期間，周恩來、賀龍在李井泉、任白戈陪同下來觀看了演出。劇終周賀李任上台與演職員見面並留影。這時發生了一件與我有關的事：周恩來扶著演我同父異母妹妹的小演員在身前，賀龍就向我招手要我到他跟前去留影，我不去。這時我身邊的同事就推叫著：「賀老總叫你啦！快去！」我還是不去。因賀老總甚至周恩來還在向我招手叫我過去，劇院領導就上前來拉我過去，我仍然一動不動，就是不過去，硬要同扮演生母和奶奶的演員站在一起，最終沒過去。當時周賀並不在意，沒拿這當回事兒。然而劇院的上上下下很當回事，特別是那些馬屁精們有的說我傻，我的說我不懂事，說我這種表現是對中央首長沒有感情沒有愛。到了反右批我時，更是上綱上線，大做文章，說我這是對中央領導有深仇大恨，是反對共產黨的具體表現。其實我只不過不是那種愛跳鑽、愛巴結上司的人，尤其不愛出這種政治風頭，更不愛在大官面前獻媚賣乖。說實話，在當時我幼小心靈思想無知，對共黨高層領導人還是很熱愛的，甚至當成了給普天下百姓帶來福音的神。雖然愛得不深，但這次留影的照片還是保留至今，仍然認為是我人生旅程可回憶的一件事兒。

春節過後，話劇團就分兩個演出隊，一隊帶著《同甘共苦》和《康布爾草原》兩齣戲，計劃去成都、雅安、自貢、宜賓、瀘州等地巡迥演出，二隊帶著《雷雨》和《家》赴達縣、南充、成都等地巡迥演出。我在一隊，除了成都其他演出地我都沒去過，加之巡演不排新戲，白天基本屬於自己，我就帶著輕便畫具打算沿途進行色彩寫生。第一站成都，當然要去川音看望錚錚同學，並給了她戲票來看我們演出。成都演完已是三月，我們就赴雅安出演。在雅安有三件事兒記憶猶新：雅安是進藏的門戶，大街上藏民很多，我感覺很新鮮。第一次見那麼多成群結隊的男女藏民能不新鮮嘛！加上演出的《康布爾草原》是藏民戲，看見台上自己的生活更是放聲大笑前仰後合，使我們全體演員都笑場了，台上台下一個樣兒。第二，街上賣的牛肉湯鍋、紅燒牛肉很好吃，在一位大演員帶領下幾乎每天下午四點就去吃上一頓牛肉大餅飯，然後去劇場化妝演出。為什麼是下午吃呢，紅燒牛肉是早上就在館子門口設置的一口大鍋里燒著一直到晚上不熄火，這時最爛入味兒當然最好吃啰。第三件是雅安風光好，綠水青山很入畫，我畫了不少水彩風景寫生，尤其在雅河邊畫得高興了還赤身裸體跳入水中游上幾把，初夏雅河水清亮透涼真是舒服極啦。還有雅河的魚，水中好看、桌上好吃，不能不提一提。五月到自貢，鹽都水咸風光平談，一條小溪水不綠還發暗，唯一值得一看的是「檀木林」。據說是過去的鹽老闆留下的唯一林地可供百姓休閑，現在卻被李井泉霸佔，成了他吃喝玩樂的行宮，百姓進不去。就在自貢的平淡灰暗中，一場暴風雨在我們演出一隊發生了。《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揭露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醜惡現象的文章，所謂醜惡就是上海文藝界存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以及肅反運動對文藝工作者的傷害。文章作者是上海人藝的名演員喬奇丹尼夫婦。一時間，把文章揭露的事情與劇院一對照，大同小異，沒有本質區別，就自發地議論開來。每天除了晚上演出那幾個小時，其餘時間都在議論，發泄、漫罵、矛頭直指山西邦劉蓮池、付仁慧等。還有被肅反運動整過的老演員們，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控訴那場運動的誣陷和暴力。真是群情激憤、怒罵聲聲。就在這時，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詭計號召大鳴大放，更加激起了人們幫助黨整風的信心，強烈要求停止巡演，回重慶劇院去開展整風運動。群眾的要求實現了，一隊和二隊都停止巡演，先後回到重慶，劇院的大鳴大放展開了。

引蛇出洞

四川人藝有話劇、歌劇、歌舞三個演出團，歌舞住成都西大街，話劇歌劇及院部住重慶保安路（現八一路）。大鳴大放主要由話劇團掀起的。話劇團又是由趙定環、范國瑞、紐家齊、謝明德等幾個台柱子領頭的。他們都是劇院共青團組織的骨幹，都是尖子演員，都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先進青年。人們稱趙、范、謝為趙大、范大、謝大，因為他們三人個子高大，稱紐為小紐子，前面還有一個小小紐子，不是他個小年紀小，是因他在話劇《龍鬚溝》中扮演了小紐子。這個小集團就是由「三大一小」組成了。他們在群眾中威信高，很有號召力，可以說一呼百應。正是他們的正直善良、年輕幼稚，被毛偉人當蛇引出洞來，打成反黨右派小集團，上了重慶日報。趙、紐划為極右開除公職送勞教，范、謝划為一般右派送農村監督勞改。劇院的大嗚大放主要鳴放出來的有以下幾大問題：

第一，「山西邦子」（人們借用戲曲山西梆子的名稱把梆改為邦用來嘲諷拉幫結派）這個戲稱是指當時李泉井統治四川在政治組織上拉幫結派，重用翻秦嶺解放四川的山西人，排擠打擊由三峽入川和四川本土的地下黨人。在宣傳文化藝術部門杜心源緊跟李井泉的用人方略，所以人們戲稱他們為山西邦子。四川人藝的劉蓮池院長和副院長兼黨書記馮潤庭都是山西幫，當然在三個演出團的要職上都用山西幫是自然而然的。加上山西幫的領導人員在人品業務素質上多數都比較次，比如說話劇團的秘書付仁慧（所謂秘書就相當於黨組書記）就相當次，次中次，引起話劇團演員極大的不滿，可以說根本就看不起他，把他當小丑兒。話劇團的演員主要來自由三峽入川的西南文工團和陪都留下的重慶演藝界老演員，統稱南下幫。山西幫自稱老革命，認為是老區來的了不得，其實除劉蓮池進過延安魯藝參与了《白毛女》的創作外，絕大部份是陝西解放后參加文工團的，也就是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參加革命，也算江澤民搞的那個離休幹部工資高出同輩人的一兩倍。這部分人文化藝術修養都不算高，有的根本不是搞文化藝術的料兒，用當時劇院流行的話說他們「吃錯了葯」。比如說馮潤庭，堂堂藝術劇院副院長在革命老區僅是位小學教師，不過打籃球時常常喊出幾句「波孬」來顯示一下自己能說英語。人品呢還過得去，但他進城后還是把老區農村的小腳老婆拋棄了，敵不過大城市花姑娘的誘惑。這幫人的多數自命不凡，吹牛拍馬習以為常。南下幫一部份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夕在北京上海招收的有藝術天份的青年，隨軍南下到重慶，這部分也是「離休」，另一部分是在重慶解放后招收的青年，還有一部分就是陪都老藝人。自然這部分人見多識廣，知道藝術天地有多高多廣多深，不滿足現狀，多數愛學習愛讀書，在藝術上很有進取心。比如說現任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的田聯滔，他是重慶的大學生考入西南文工團任作曲和樂隊指揮，已是業務骨幹，但他仍不滿足，一定要上中央音樂學院。於是成立劇院后的一九五五年，他夫妻雙雙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專攻民族音樂學。然而兩年後又夫妻雙雙被打成右派。或許因他們學業突出，學院主修老師有愛才之心，短暫勞改后又收回學院繼續攻讀，結業后又夫妻雙雙留校任教。今年的CCTV青歌賽原生態組決賽的第二現場，已經八十歲的田老還被邀請作嘉賓，聽了他的言簡意賅的點評確實不一般，如果把那位跳鑽的嚴老爺子拿來與他相比簡直是兩碼事兒，根本就沒法兒比。西南文工團考出去的還有幾位都相繼在全國有名。所以，當年的這幫子人對山西幫可以說沒放在眼裡。幫派間有磨擦，幫派間有歧視，有我走紅他走白、我先進他落後的心裏暗示，一遇政治上的風吹草動就動真格兒。比如說肅反運動，山西幫就揪出了南下幫里的許多反革命。到了大嗚大放，南下幫就直指山西幫的頭兒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加作風腐敗。兩派努力在鳴放反右中展開了大較量。

第二，山西幫子在劇院的頭子就是劉蓮池院長，鳴放出他的最大問題：一是搞宗派，任人唯親；二是玩乾女兒，誘姦年輕漂亮盲目崇拜他的女演員，突出的有兩位，其中一位把肚子搞大了打了胎，嫁禍於人。這人為了往上爬、為了載上紅帽子，就先撿一頂綠帽子戴上，頂替了院長的罪。此人反右後確實如願以償。另一位女演員本來與心上人正處熱戀中，而且是男才女貌十分般配，劇院公認的一對美滿戀人，再向前邁半步就到洞房花燭夜。卻被劉蓮池一鎚子砸爛，割斷了美好姻緣，致使他們一輩子沒有美滿家庭，直到去逝。人們稱劉蓮池為大流氓。話劇團的秘書付二慧也是山西幫子，劉蓮池的親信，他雖在男女作風上還沒達到劉蓮池的惡劣程度，但不學無術這頂帽子戴在他頭上是再恰當不過了。不是他不想搞女人，是他太不具備吸引女人的魅力。長相丑，泡巴臉，兩顆大黃門牙，抽煙喝酒，搞小動作，不僅女人就是男人也沒幾個跟他交朋友，當然少數臭味相投的還是有。年近三十著急了，他就利用職權之便，採取挖牆腳的可惡手段，弄了一位傻女子。人們在大字報上，稱他抽煙喝酒啃豬蹄、勤勞勇敢挖女人。劉蓮池、付仁慧就是山西幫子壞的典型。

第三，肅反運動可以說是劇院山西幫打擊報復幫外人的運動。當時話劇團正在成都演出，劉、付立即響應毛中央號令，停止演出就地肅反，幾乎把陪都來的老演員、青年軍都隔離反省又批又斗，更可惡的是動手打人搞逼供，一時間昏天黑地。運動過後卻沒弄出一個反革命，但他們痛快高興，那口窩囊氣終於出了。但山西幫從此威望掃地，他們要與人為敵，人們也不會把他們當朋友。所以，鳴放一開始人們控訴劉、付山西幫的罪惡聲鋪天蓋地。結果又給了山西幫一次大反攻的機會。這就是政治。肅反運動也是在夏天，一九五五年我們演訓班還沒結業，但仍然要搞肅反。就把我們集中在保安路院本部，而且一個月不許出門上街，關起門來，天天開批鬥會。我們演訓班揪出兩位同學，不為別的就因為他們倆都參加了青年軍。青年軍本是抗日後期熱血青年愛我中華的偉大行動，但就因為是國民黨組織的，所以共產黨不容，不管你愛國不愛國統統打成反革命。我當時人小，根本不懂什麼，就叫我看守這兩位同學，任務是防止他們跳樓自殺。這下把我搞得很緊張，晚上同他倆睡在一間房都不敢閉眼睛。我們演訓班的批鬥會不許打人，這也許是董秘書的仁慈起了作用。運動結束這兩位同學仍然沒事兒，繼續學習，畢業后都分配劇院工作。但是那場肅反運動至今沒個說法，所謂的反革命胡風分子恐怕都死了，還不見賠禮道歉的丁點聲音，這到底叫冷處理呢還是叫政府拿人不當人，拖死你完事兒。

四川人藝在大鳴大放中群眾揭發出的絕大多數問題，尤其是重大問題，應該說我是無知的，因為我剛到劇院話劇團才一年，人小，又一心撲在一九五八上，不關心政治，可以說與我無關。但聽了人們鳴放的聲音卻又令我感動，內心憤憤不平。也許是老老鼠遺傳給小老鼠的良心使我不能不感動，不能不站出來打抱不平。又加上在劇院團組織主辦的《大字報》主編的邀請下為《大字報》增添色彩，把那些可嘲笑諷刺的東西用漫畫形勢來加重嘲諷一番，使人心由怒罵轉為嘲笑，使小人兒更為渺小丑陋。我接受了邀請，以刺瑰的筆名創作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