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7日訊】今年這個年份有點特殊，大陸稱之為「辛亥革命—百週年」。而且低調得很，比之它自己那個「九十大壽」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我估計到時候也就是把什麼「民革」呀，「政協」呀，那些百發翁媼喊到一般人民都進不去的「人民大會堂」來，座談，座談，招待，招待，便完事大吉了。實則人家的潛台詞就是爾等草民最好忘了這檔事，記住我的「七一」、「 十一」就行了。而在海峽的那—邊，則肯定是另— 番情景。人家不但要大慶、特慶，很可能還要遊行、閱兵。而且那大慶的主題也不是「辛亥革命—百週年」，而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週年」。
其實「辛亥革命」與「建立民國」是一件事情因果相聯的兩個方面。沒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建立民國，今天的中國男人說不定還在腦後拖著一根豬尾巴行跪拜大禮，女人還以三寸金蓮為自豪。所以辛亥革命確實是催生出了—個新中國，而不是像1949年那樣只是個政權易主，改朝換代。因而筆者在撰寫此文時，在時間的感知上，不僅有公元2011年這個概念，也同時並存民國百年的概念。這決不是什麼「懷舊」的情結。何況「餘生也晚」，民國誕生二十多年後，本人才來到這世上，無「舊」可「懷」。使我忘不了這民國百年，是因為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它不僅是第一次結束了千年的皇權帝制（雖然後來老毛又在中國大陸恢復了不稱為皇帝的皇權），而且這個民國不但存活了下來，更在有二千三百萬中國人的土地上，讓其與民主普世價值觀和憲政民主接軌，產生了名符其實的由民眾一人一票普選授權的政府。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享受到的神聖的權利，是中華民族史上輝煌的一頁—-因而她不僅是我中華民族的第—共和國，而且時至今日也還沒有「第二共和國」出現。這個偉大的歷史意義，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一樣的與世長存。
除了上面這個偉大的歷史意義，筆者認為，辛亥革命還有另一個偉大的意義那就是它是一次光榮革命。所謂「光榮革命」就是沒有大規模的流血衝實，沒有血腥暴力大屠殺的不流血的革命。 1688年英國新興的工商階層領導和發動了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統治。成功地防止了天主教權復辟干政。因其整個過程是非暴力的政變，沒有流血，因此歷史學家將其稱之為「光榮革命」。而世界上的君主立憲制政體也就起源於這次光榮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說它是光榮革命，不僅是在武昌首義之後，當時的革命黨和清朝皇室都表現出了相當的理性與克制。換言之，即雙方都沒有要想把對方來個斬盡殺絕，拼個魚死網破，搞諸如什麼「三大戰役」、「宜將剩勇追窮寇」、百萬「熊屍」過大江這類極端血腥暴力的舉動。而是通過政治力量和政治談判手段，在妥協中達成共識。最終以非暴力方式完成政權交接，結束帝制，實現民族和解與平等。清帝遜位，革命黨承諾優待皇室，這樣雙方都可接受的局面。從而避免了生靈塗炭，伏尸千里，血流成河的恐怖局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廷政府交出權力後，革命當局沒有搞「秋後算賬」，報復式的大仇殺。從而展示出優質的政治文明與人性的光輝。讓人看到所謂「革命」，只是要革除腐朽的、家族世襲的皇權專制制度，而不是要「革」掉多少條人「命」，讓千百萬人頭落地。這在中國歷史上無疑是一次極大的進步。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什麼「手持鋼刀，殺盡胡兒」，「 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這些看似「 豪情萬丈」實則野蠻透頂的思潮，沒有能在中國大地上泛起，這是中華民族之大幸，也使偉大的辛亥革命能以光榮革命的英姿永遠彪炳於史冊。
可是某些專吃「革命飯」的「職業革命家」，卻對這些偉大的歷史意義似不屑一顧。不僅將辛亥革命定義為「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更說它體現出的是「資產階級的軟弱」和「 不徹底」性。在這些專吃「革命飯」的「職業革命家」看來，革命就得要血腥野蠻，就得大開殺戒。所以人家不僅在「革命進行時」要殺個昏天黑地。而且到了「 革命成功」後「 秋後算賬」日，仍「殺」性不減，不但殺「政敵」，更濫殺無辜。甚至要按當地人口總數制定出殺百分之幾的「計劃指標」。這就不僅是要「革」除「人」命，而是根本不把他所謂的「 敵人」看成是人，而是當成屠宰場邊存欄的牲畜一樣。因而這樣的「革命」當然不「軟弱」，當然很「徹底」，但實際上是顛覆了人性，充分展示其獸性的「 堅定」和「徹底」。
可悲的是，他們的這種「堅定」和「徹底」在當年是許多人都意想不到的。筆者家在四川成都，是一個古老而幽靜美麗的城市。也是—個滿、漢共居的城市。城中有個地方名曰「少城」。所謂少城即城中之小城是也。滿清王朝時少城內全住的是滿族人。這些人的情況，據我前輩講他們是很有些自以為優越、甚而驕橫之態。而且他們每個人只要—出生，就可得到一份朝廷供給的錢糧，具體數目不詳但肯定比今天的「低保」高得多，足以保證其衣食無憂。稱為「吃皇糧」。今日中共幹部所謂「吃皇糧」即源出於此。所以當時的那些滿人大有今天的「老紅軍」、老「離休」這樣的身價。辛亥革命後，這些人只是「 皇糧」沒有了，但他們的一切財產諸如房地產、現金、財物未受到任何侵犯。人身安全與人格也未受到侵犯，沒有人去分他們的「浮財」，更沒人去批鬥、打砸。他們自辦的小學「少城小學」（在黃瓦街）仍由滿人管理。政府根本不過問，好像也不怕他們會在校內進行「反革命宣傳」。滿、漢真的是和平共處。並不像今天的西藏、新疆鬧得那麼緊張。所以當1949年春末，中國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之際，當時有些所謂的地主、官僚、富商便想到逃離大陸。但另有不少人（包括我父親的一些朋友）卻以為大可不必。他們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拿辛亥革命作「參照數」。說滿人是對漢人進行異族統治，但滿清被推翻後，革命黨也沒殺一般的滿人，也沒有侵犯他們的財產。共產黨最多也就是個革命黨，它革命的死敵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我們一般的人算個什麼？只要我們不反抗，願意歸順，大家都是中國人，都是漢人，又非異族，它不會拿我們怎麼樣的。
我父親曾在國民黨軍、政界任職。抗戰開始後，他就退出了軍政界，從事經商。但他過去有個軍界老同事，叫楊洛生。 1949年已擔任國軍憲兵二團團長，他們關係一直很「鐵」。憲兵在國軍中有特殊的地位，在執行任務時，有所謂「 見官高一級」的說法。被中共定為「 武裝特務」。當時全國祇有十來個憲兵團，團長可授少將軍銜。記得1949年春的一天，楊洛生少將特來我家。他對我父親說「時局嚴重，大陸很可能淪陷。我們團也將去台灣。你若要走，我可以幫忙」。並說「 到了那邊（指台灣）後，給你謀個職務絕無問題，你我都是黨國的老同志嘛」！可是我父親就不信。我們家並非富豪，用今天的話來說可算個「小康」。我父親就是上面說的那種觀念，以為他不是共產黨的敵人，不會拿他怎麼樣。於是婉拒了楊洛生的這番美意。我當時看到楊叔叔十分失望。當我父親與他握手道別時，父親說「老兄多保重，此一別真所謂’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了」。這時我那楊叔叔十分激動的一把將我拉到他身邊（他平日很愛我，誇獎我「聰明」），對我父親說「老共來了，這娃娃都要遭殃的，你再好好想想吧，我等你五天」。我當時聽了似懂非懂，只是心裡很害怕。沒想到卻被我的楊叔叔不幸言中了。
當時我們要走，完全可以從從容容地走。但到上海、廣東及沿海諸港相繼失守以後，只剩下「空飛」一途，當時的航班少得可憐，想走也難於上青天了。中共的地下黨在成都以民間辦報的形式辦了幾家親共的報紙。那時的國民政府基本沒有新聞審查，任由他們去「煽動」。 1949年12月一份親共的報上便有地下黨人士寫出打油詩來諷刺。當時我已高小畢業，那時小學很重視國文（中共稱「語文」）課，加之我較用功，因此一般詩詞都看得懂了。其中—首便寫道「富翁何事欲思逃？買下黃金數十條。逃港逃台難得計，須知處處有波濤」。無異於明目張膽地宣稱，你們跑不掉了，認命吧！我拿著報紙問我父親，事情真有這麼嚴重嗎？這時我父親還在心存幻想，他說「我們算個什麼富翁？共產黨要清算也不會清算到我頭上。再說我未與共產黨打過一仗，沒殺過一個共產黨，無冤無仇，他們決不會如此不講理吧」。結果當「土改」、「鎮反」等運動到來時，父親過去的那些朋友，殺的殺，關的關，家被人亡。我們家也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父親受盡凌辱。這時他才明白了老朋友楊洛生的忠告，但一切都晚了，世上哪有賣「後悔藥」的？ ！
歷史如鏡，往事如煙。辛亥革命之所以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除了廢除千年帝制，建立民國共和這個偉大的歷史功勳外。她更是一場不流血的光榮革命，給中華和全世界都展示出了一個光輝的典範。而無數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光榮革命，不是軟弱，是理性的勝利與人性光輝的體現。不搞血腥暴力但卻從根本上廢除了帝制，建立共和體制，因而是成功的。而反觀從李自成、張獻忠，直到「痞子王」之流所謂的起義、革命都是大砍濫殺，血雨腥風，但舊制依舊，甚至反而大倒退。皇權帝制廢止幾十年後，在中國大地上竟冒出了「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之類的無恥嚎叫。而且誰不叫誰就是「反革命」殺無赦！這是對「革命」何等辛辣的諷刺。
在辛亥革命百週年來臨之際，應該理直氣壯地宣揚，革命並非就意味著暴力血腥，革命完全可以運用政治智慧加以理性的實現光榮革命，完全可以對血腥暴力說「不」！
2011年8月14日完稿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