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真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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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7月16日訊】在中國大陸,只要是初中生,都應該知道“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不過,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並不全面。比如,教科書告訴我們:“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假設你現在拿槍去軍警機關遊行示威,你會怎麼樣?

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各種史料,來盡量還原“四一二”前前後後的歷史全貌。

從蔡元培的反共談起

蔡元培以前雖然也參與過推翻清王朝的暗殺團,當北大校長的時候,還把炸彈擱在辦公室裡,但史學界都認為他個性忠厚,為人友善,處事接物恬淡從容,平時很少輕易動怒。

他的學生柳亞子就曾這樣說過:“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些火氣,參加清黨運動。一紙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受到影響。”

柳亞子所說的“影響”,其實很委婉,如果說直白一點,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謀清黨之時,將柳亞子也列入了黑名單。

關于蔡元培的“動火氣”,歷史上還有記載。

1927年3月6日,吳稚暉詢問陳獨秀:“在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需要多少年?”

陳獨秀回答:“二十年。吳稚暉轉而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氣衝衝地轉述了陳獨秀的話,結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憤憤不平。”

可想而知,能夠讓這樣一位好好先生“也很憤憤不平”地卷進反共的大合唱,不僅成為主持人,幫老蔣決策清黨大計,而且還要對自己的學生進行跨省追捕,這火氣還不是一般的大。

從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劃清黨,這一系列密會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歷稍淺以外,其餘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制止,反而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分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叫囂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3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幹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週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此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師出有名,才能理直氣壯。4月9日,蔡元培又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嚴詞指責武漢政府的非法性,歷數其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從而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行文至此,有人會問:那蔡元培為什麼會一改往日的溫柔,如此積極地反共呢?吳稚暉要“清黨”,他就要開除中共分子;吳稚暉要“查辦”,他就拿出中共搞破壞的證據。是因為他個人有私仇?還是上了老蔣的當?

其實都不是。

首先,蔡元培和中共之間不僅沒有絲毫恩怨,而且關系還不錯,陳獨秀、李大釗這兩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長期間親自聘請的優秀人才。就在清黨開始之時,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處死,他還帶頭募捐,幫烈士的長子李葆華去日本留學。和陳獨秀的關系,更不用說了,兩人以前就在一起做過炸彈,陳獨秀後來兩次被捕,他都出手相救,以至于當他去世以後,陳獨秀十分悲傷,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

其次,蔡元培也沒有被別人灌迷魂湯。

君子和而不同。

盡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對各種理論都可以兼容,但絕不是一個毫無主見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肯妥協,不肯附和。那麼,何謂 “是”、何謂“非”?立場不同,衡量的標準自然不一樣。從維護國民黨的大局出發,當然要反對與自己水火不相容的共產主義;從民主自由價值觀出發,當然不贊成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以侵犯人權為特征的階級鬥爭,這就是蔡元培為什麼要積極“清黨“的根本原因,這也就是他為什麼要批評一部分同志,在“西山會議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後,仍“迷信總理容共政策.未能堅決拒共”的主要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從蔡元培開始說起,是想說明那個被稱為“好得很”的農民運動實在是糟得很,否則為何連他這樣的好好先生也要“清黨”呢?這不是什麼一時糊塗,也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系到黨國的生死存亡,沒有回旋的餘地,後退一步就是當順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須“叛變革命”。

蔣介石被逼上梁山

1927年的那個春天,又把蔣介石推到是戰是降的歷史關口。

去年的這個時候,他就幹了一下。

本來,他是想交出軍權、遠走莫斯科的,船票、護照、行李都準備好了,人也上了車。

那時候,右派認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認為他是“新軍閥”,都要打倒他,各種攻擊他的言論滿天飛,就連一個小小的李之龍都可以限定老蔣在3個月之內把廣東所有的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要以“叛變革命罪”槍斃他。沒辦法,為了忍辱負重,他只得夾起尾巴做人,時不時地罵幾句“西山會議派”,再高呼幾聲“中俄同志團結萬歲”、“為共產主義而死”,以免讓人抓到小辮子。

盡管他手握重兵,可他的嫡系第一軍都快被中共黨員架空了,沒有黨代表的簽名,軍事首長的命令竟不能生效,黨代表甚至有權先斬後奏、有權監督同級主官。而且,控制中央黨部和軍事委員會的是蘇俄顧問季山嘉和汪精衛,他在中央的地位,就跟毛委員一樣,是蔣委員,後面還沒帶“長”。他要北伐,他們就說好啊、行啊,你就率軍渡海,從塘沽登陸吧。差點弄出一項創世紀的搶灘登陸戰,沒把他氣暈,就算有運輸能力和後勤保障,可那大沽口砲台是吃素的嗎?不僅如此,這兩位還專門給他罩上“以黨治政、以政治軍”的緊箍咒,只要一紙決議,就可以讓他下崗。

打國民黨的地盤,讓共產黨做主,還被兩面夾攻,左右受氣,擱誰受得了?“近來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異佛入地獄耶。”1926年3月17日的這段日記,再清楚不過了地表明了他內心的無奈和煎熬。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老蔣想一走了之。

他的秘書陳立夫後來回憶說:

在快到長堤碼頭的時候,我就問蔣先生:“校長,為什麼我們一定得走?軍事權在校長掌握之中,為什麼我們不幹一下?”那是我年輕氣盛,並不清楚局勢的復雜,所以就順口問他,蔣先生也未責怪,他聽後就吩咐司機開回寓所,但在未到寓所之前,他又吩咐司機再把車開往碼頭。這時,我又問蔣先生:“如果我們走了,總理所交給校長的任務將由誰來擔負呢?”蔣先生想了又想,最後毅然決然對司機說:“開回東山寓所。”

于是,隨後就有了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

中共認為這是蔣介石蓄意制造的一起重大政治陰謀,先指使他人,擅自調動中山艦,制造共產黨要造反的假象,然後以此為借口來打擊共產黨。

而老蔣的說法卻是: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共黨員李之龍矯令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埔裝足煤,以備臨時遠航,開回廣州也不熄火,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于此。乃于二十日清晨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在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中,歷史學家楊天石“各打五十大板”,即:雙方都沒有陰謀調動中山艦,而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下的假命令,目的在于挑撥國共關系,使蔣介石誤信了右派的謠言。

挑撥之說,以前就有不少。

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22師黨代表)在回憶錄中寫道:三月二十日事變,完全是王柏齡,陳肇英、陳策、歐陽格、徐桴、吳鐵城等陰謀制造出來的。他們一面說:“共產黨準備暴動。”一面偽造命令,要中山艦開到黃埔聽候調遣,蔣介石在由黃埔回廣州的途中,看到中山艦向黃埔開動,就信以為真。

就連當事人汪精衛也這麼說:“第一,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第二,蔣同志以為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于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權旁落。以上兩點,是蔣同志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為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于中山艦之一方面的報告,便有觸即發。後來雖然知道這一方面的報告,是不實的,但借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為非策,所以就這樣的幹下去了。”

然而,在關于當時到底有沒有“倒蔣”計劃的核心問題上,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包惠僧回憶錄雖涉及這一問題,但遺憾的是不夠明確。他說:“在大革命失敗以後,我在上海會著譚平山(筆者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武漢政府農民部部長),我們談到三月二十日事變,譚平山說:在蘇俄從關系方面得著一個消息(或是看見一個文件)說計劃調蔣介石到海參葳訓練兩師軍隊,如果這一說法有點事實根據的話,那就是汪精衛和季山嘉真有這個計劃,所以對這個問題在我的思想上始終是一個‘謎’。”

因此,中山艦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挖掘。

憑心而論,事件之後,盡管蔣委員在同志們的擁戴下當選為黨主席、軍委主席,但他當時除了整理黨務、收繳工人槍支、命令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以外,並沒有更多的小動作,被捕的李之龍等人不久都被釋放。

所謂“整理黨務案”,即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的提議,規定共產黨員不得批評三民主義,不能擔任中央各部部長,任高級黨部執行委員的人數不應超過三分之一,加入本黨的中共黨員名冊須交國民黨中央保管,中共對這些黨員的指示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另一方面,凡國民黨員未經許可,脫黨之前不得入其他黨籍,不得有另外的政治組織行動,不能以黨的名義召集黨務會議等等。這就好比一家合資公司為了加強管理,對各股東的權益和相互之間的關系作出某些調整和限制。

依“西山會議派”的觀點來看,這些措施,還讓人“萬分失望”,違背了總理精神,將容共的本意變為“兩黨合作”,是出賣國民黨。鄒魯指責蔣介石,說“整理黨務案”的大部分內容以前就提過而未見成效的老方法,至于不讓共產黨出任中央部長的條款,雖然“可以減少共產黨之操縱,但此辦法,行之兩年前甚有效,今則彼之黨羽,早已分妥各處,即不為部長庸何傷?”因此,這位廣東大學的校長把黃埔軍校的校長諷刺了一句,說你們“5月15日之鄭重大會,其效等于零。”

如果換位思考的話,現在再來一次國共合作,以胡哥的股份之大,還不知道小馬能不能得到比這更優惠的待遇呢。假設讓他們在中共各級黨組織的委員人數可以超過三分之一,可以擔任中央各部部長,潛伏在內部的地下黨及其工作方針也都可以保密,估計用不了多久,天安門就被和平演變了。

見老蔣那邊沒有把事情鬧大,蘇俄顧問也暫且妥協,召回季山嘉,“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將軍。”中共方面則採取明退暗頂的辦法,省港工人糾察隊的槍交了,部長的職務辭了,但其他幾條不僅不執行,反而更注重隱蔽自己,更注重基層工作,以國民黨的名義去廣泛發動群眾鬧革命。再說,換上來的部長,也不都是右派,也有親共的左派分子,如替代毛澤東的宣傳部長顧孟餘、替代澎湃的農民部長甘乃光。

對此,蔣介石在明知整理黨務案“其效等于零”的情況下既沒有追查到底,也沒有進一步採取措施嚴防中共地下黨的滲透,以為明人不做暗事,結果吃了大虧,自己在前方拼命,打到哪裡,哪裡就被人家摘了桃子,到處都是轟轟烈烈的暴力革命,農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應就把土豪劣紳遊街示眾,直到槍斃,形成讓有產者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

扶持農工,本是三民主義的重要內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去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不能以暴力來剝奪他人的生命財產,但《湖南民報》卻公開宣稱:土豪劣紳的地位,從農協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這首對聯何等精當!革命不能講客氣,恐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呵!

說這話的人,名叫易禮容,表面上他是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長,真實身份卻是中共中央委員;這報紙號稱國民黨的省委黨報,主編卻是中共五老之一的謝覺哉。

既然紅色恐怖是意中事,那白色恐怖自然也是意中事,于是,你殺我、我殺你,衝突愈演愈烈,造成工廠停工、商店關門、田地撂荒,社會秩序一片混亂。

鬥地主不但鬥到北伐軍官兵的家裡,抓反革命甚至抓到自己人頭上。鄒魯曾在回憶錄中無比痛心地寫道:北伐軍打到湖北來,委任的地方官員中,共產黨員不計其數,反倒把為北伐出了大力的祝韻湘、郭聘伯等本黨同志關進班房。

鳩佔鵲巢,鵲去坐牢,最後發展到還要逮捕蔣介石。

季山嘉回國以後,鮑羅廷又來了。

在這位洋大人的操縱下,1926年12月13日,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代表齊聚江城,先斬後奏,乘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因遷都而停止辦公之機,組織了所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以徐謙為主席。

黨要開會,竟然可以不通過黨的主席。

別看老蔣坐了龍庭,手握虎符,其實比“屁民”強不了多少,除了譴責非法以外,也就是打電報戰,你一個電文過去,我一個電文過來,勸他們將聯席會議改為政治分會。

在是否“遷都武漢“的問題上,雙方也是爭執不下。最開始。這是老蔣提議的,但後來看到整個兩湖變成一片紅海洋,那裡又是張發奎第四軍和唐生智第八軍的勢力範圍,就改變主意,要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時設在南昌,和他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在一起,理由是便于就近指揮東南方向的軍事行動,結果鮑羅廷又不同意,非要按原方案來,不來就讓宋子文扣軍餉,老蔣只好低頭就範。

黨的主席,竟然定不了遷都問題。

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以“提高黨權”的名義,決定實行集體領導,以中央常務委員會行使最高權力,順理成章地免去了老蔣的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等職務,好歹沒有一擼到底,給他留了個空頭總司令的面子。

從選舉結果看,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領袖重新掌控了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因中山艦事件而負氣出國的汪精衛又得到重用,任排名第一的組織部長和黨中央常委,其餘8 名常委中,除搖擺不定的譚延以外,左派人士和中共黨員佔絕對優勢地位,他們是孫科、徐謙、顧孟餘、陳公博、譚平山和吳玉章,結果老蔣就成了孤家寡人;在政府方面,他連名分都沒有,孫科、徐謙、汪精衛、譚延、宋子文是常委,並由中共黨員譚平山、蘇兆征擔任農政部長和勞工部長;此外,汪精衛尚在國外,其組織部長一職還由中共元老吳玉章代理。如此同時,由于取消了黨主席,地下黨的名單自然也不需要上交,這就徹底推翻了二屆二中全會所作《整理黨務案》的決議,使中共方面得以合法地在國民黨內部行使自己的權力、發展自己的組織、推行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

隨著三中全會的勝利閉幕,鮑羅廷一伙開始搶點布局:

3月21日,在上海守敵願意投誠、無意再戰的情況下,為搶桃子,命令週恩來發動第三次起義,于次日佔領了除租界以外的整個上海市區,並成立一支擁有 2700人的工人武裝;

3月24日,任命程潛為江蘇省主席,委員15名中,不計左派,僅共產黨員就佔三分之二;

3月25日,任命李宗仁為安徽省主席,委員8人中,左派和中共的席位加起來也佔了三分之二;

3月26日,改組江西省黨部,以方志敏取代AB團團長段錫朋,接著又在4月1日改組省政府,趕走反共的李烈鈞,任命態度曖昧的朱培德為主席,共產黨員佔了 10名省府委員的半數。

國民黨的末日就要來臨了。

危機四起之中,南京事件忽然爆發。3月24日,一部分北伐軍士兵在南京搶劫英美日等國的領事館、住宅、教堂、商店,殺死6名外國人,導致停泊在江面上的英美軍艦向城內開砲洩憤,又造成無辜市民重大傷亡。這一慘案,在全國激起強烈的反帝浪潮,“打倒列強”的口號直衝雲霄,而各列強為保護租界,也大舉增兵上海,形勢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就會引起一場混戰。

這時候,盡管蘇俄關于在中國應“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來挑起各國幹涉的絕密文件,還沒有被張作霖從蘇聯大使館裡搜出來,但老蔣心裡清楚得很,南京事件顯然是有人做手腳,企圖讓列強與國民黨打起來,以坐收漁利。

一波未平,武漢政府又密令第六軍軍長程潛伺機逮捕蔣介石。這份密令,系譚延親筆寫在綢布上,由中共元老林伯渠縫在衣服內,于3月27日啟程從漢口去南京送給程潛,可惜遲了一步,老蔣已于昨天離開南京,去了上海,怎麼辦?武漢方面心生一計,布下陷阱:于4月2日幹脆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也廢了,將他降格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然後命令他“克日離淞赴寧,專任籌劃軍事”。

也就在這一天,南昌又發生大規模群體事件,工人糾察隊和學生持械衝進省黨部和省政府,當場打死國民黨人週佐堯,拘捕程天放、關麟征等一批黨政軍負責同志。

于是,當春風又綠江南岸之時,歷史的抉擇,再一次擺在了老蔣面前,是戰還是降?南昌出事之前,噎是風雨飄搖,江西省教育廳長程天放曾趕來安慶求見,懇請立即與共黨分家,不可再容許他們潛伏黨內、陰謀顛覆,他當時的心情異常沉重,只說了一句:時機沒有成熟,請大家暫時忍耐。

現在,他還能忍多久?

清黨中的兩大關鍵問題

梅雨季節的江南,總是陰雲低沉。3月26日,蔣介石乘兵艦從南京順江而下,直發上海,向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面示了清黨決心。

隨後趕來的第七軍軍長李宗仁,一出車站就發現上海的形勢極為嚴峻,因為一點小事,工會就聚眾上萬人,要找白崇禧討說法,“滿街全是工人,途為之塞”,只得下車步行,自人叢中蛇行擠至總指揮部。”此時,這位桂系首領,和他的親密戰友白崇禧一起,都堅定地站在了心力憔悴、聲音嘶啞的蔣總司令一邊,主動把自己的子弟兵調到滬寧線上,以震懾那些軍心不穩的部隊。

與中共決裂,涉及到兩大問題:

第一,是不是合法?名正才能言順,不能胡來。在這關鍵性的前提問題上,幸虧有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老一輩資產階級革命家挺身而出,毅然動用監察權,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查辦中國共產黨,並將武漢政府及其一切措施的非法性公告于天下,這就是前面提到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

“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系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提交追認。乃不唯不經此項手續,且于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為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復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之身分,而置中央機關之命令于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威信于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決議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

第二,代價大不大?兵不血刃地解決問題,當然更好。4月2日,汪精衛回國抵滬,眾人力勸他反共,以他的影響力解決紛爭,結果白費了幾天的口舌。這小白臉一會兒虛應故事,說可以請武漢來人,開會解決;一會兒耍無賴,說你監察委員會的咨文,黨中央不執行又怎麼樣?吳稚暉甚至下跪相求,他也不為所動,最後便不辭而別,去了漢口。

既然和平的路走不通,就只有動武。

要動武,首先得擺平中共手裡那一支近3千人的武裝民兵。這批民兵號稱“工人糾察隊”,顧順章任總指揮,黃埔一期生侯鏡如任軍事教官,根據“在本黨未組織黨的憲兵維持革命秩序時,承認糾察隊為維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的中央決議,儼然成為“黨衛軍”,不受軍事當局的任何節制,“稍不如意,便聚眾要挾,動輒數萬人,情勢洶洶,不可終日。”那麼,能不能以最小的代價把它幹掉呢?而且,動用正規軍,去對付群眾團體,名聲上也不好聽。老蔣這個人就是這樣,為了愛面子,往往下不了毒手。

于是,黑道和白道聯袂登場,上演一部精彩大片

所謂“黑道”,即上海灘上有名的三大幫主: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門徒遍及三教九流;所謂“白道”,當然是指白崇禧,代表人民軍隊的光輝形象。有白崇禧的坐鎮指揮,又有黑社會的出面幫忙,我白道黑道都有人,還怕你鮑羅廷不成?切!蔣總司令便于4月8日放心大膽地帶著他的第一軍浩浩蕩蕩離開了上海,要去南京收程潛。

老蔣走後,經過一番精心策劃,4月11日夜,先調虎離山,誘捕汪壽華,扣留週恩來;4月12日凌晨,再演苦肉計,當幫會的弟兄們正大肆圍攻上海市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等主要據點之時,駐軍聞訊趕來,以制止械鬥為借口,下了雙方的槍,然後一擁而上,乘機佔領了這幾處黨衛軍的大本營,變臉之快,讓對方猝不及防,全都傻眼了。(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凱迪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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