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9日訊】“中共特科”是上世紀30年代一個嚴格遵守周恩來指示——“不與黨的地方組織發生聯繫，單獨進行情報、兵運、保衛、鋤奸等活動”的中共隱秘機構，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領導，利用各種方式搜索重要情報。陳賡、潘東周、小說《紅岩》里華子良的人物原型韓子棟，都是特科的諜報員。它的成員中有後來的元帥，大將和上將，總參謀長和副總參謀長，以及副總理和部長們。

周恩來殺光叛徒顧順章全家，甚至在場的親友，包括救過他的恩人。中共黨史中盡量掩飾這點，以保留週在神壇的地位。但現在也有國內的作家詳細披露這宗滅門血案，可惜還只能在台灣出版。最近一期的《爭鳴》雜誌專題報導了周恩來在文革期間扮演的角色。

台灣一橋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與上海滅門血案》(以下簡稱《周案》)就是其中一本。

這個滅門血案就是鼎鼎大名的、由周恩來一手策劃和執行的顧順章滅門血案。本書的作者是吳基民，自我介紹是一九八二年春天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後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機關，從事落實政策的工作。我也曾經讀過他在八十年代中期所寫的紀實文學“塔尖上的女性”，寫的是上海一些單身女強人的性煩惱。他在接觸了顧順章案後就下決心要寫有關的紀實作品，並作了十年的努力。

中央特科殺手講述血案經過《周案》一書之所以在台灣出版，相信是因為書中涉及周恩來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情況在國內因為為尊者諱而不能出版，但因此也更有史料價值。在去年出版的《周恩來年譜》中有提及顧順章的叛變和周恩來的應對，但未提及此宗滅門血案，想來當局也不認為那是血染的風采。我雖然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的是中共黨史專業，但很遺憾的是教科書中從來都沒有提到過顧順章此人，在“內部文件”中雖​​看到過顧順章的大名，但不知其來龍去脈，老師在上課時也只是一句帶過他是叛徒。而有關的滅門血案是後來到香港後看一些書才知道有那麼一件事，並同周恩來有關，而在本書中可以看到顧順章的叛變的詳細情節和當時的整個背景，以及事件同顧順章後來的結局。

作者是在處理群眾來信中接觸顧順章滅門血案的。因為寫信的洪揚生是一九二四年入黨的老黨員。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負責中央政治保衛工作的特別委員會，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務主席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負責，特委是決策機構，下設中央特科是行動機構，由顧負責，特科下設四個科，洪揚生則是一科的負責人，負責總務；二科搞情報，負責人陳賡；三科就是著名的“紅隊”，又叫打狗隊、紅色恐怖隊，譚餘保、王竹友先後任科長；四科是後來才成立的，是電訊科，由李強負責。洪揚生親自參加了這場殺光顧順章全家的滅門案。

作者還接觸了二十年代後期、三十年代初期的六屆中共中央委員、女工張金保，當時的中央委員二十三人，候補中委十三人，她後來參加了羅章龍的分裂活動，另立中央，還是重要的骨幹。正是這些噎幾乎被湮沒的“活字典”，提供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補上黨史中的一些被有意掩蓋的部份。這場屠殺由周恩來親自帶隊，康生(趙容)也直接參與，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有記載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曾將周恩來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也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也一樣被殺。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顧順章的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洪揚生親自殺了顧順章的妻子，也安排把顧七歲的女兒送去浦東的“關係戶”，但後來下落不明。在行刑過程中，康生的表現比周更堅決、冷酷。任務完成後，“周恩來冷漠地望了望趙容，像是在跟他說話，但又像是跟自己說話似的，自言自語地講：‘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萬不得已，採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今後歷史將怎樣看待我們呢？’”大概講了這句話後才可以稍微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一九三一年在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挖掘這些屍體時，共挖出三、四十具，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這個“紅隊”“鋤奸”的戰果。當時哄動了整個上海。在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親自召集特科的成員和他們的家屬說：“中央來不及妥善安置每一個，如果有可能離開上海，就離開上海躲避一陣子，如果實在躲避不了，顧順章來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許你們自首脫黨，但決不能出賣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我會替你們作證—-”洪揚生作為一科科長，後來轉移到中央蘇區，在“長征”時被俘，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特務，大概沒有立功表現，後來長期失業，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後，​​洪興沖衝去找在一九三一年被調去領導中央特科、洪揚生同他共過事的潘漢年，因為他可能知道周恩來作過的上述指示。但潘漢年敷衍了他幾句就將他推出門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時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廠勞動，五八年再被捕，陸續關到七四年，但都未正式判過刑。洪是道地的無產階級紅五類，為保衛革命領導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後當然怕他嘴巴不嚴亂講話而要對他“專政”，但沒有把他滅口，也是中共的“進步”。

上文提到的向忠發，也是過去中共所極力想在黨史中抹掉的人，因為他被國民黨捉到後立刻下跪求饒，有損中共英明偉大的形像，問題他還是道道地地的產業工人紅五類，沒法說他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而撇清同中共的關係，還在於他擔任主席後和妓女同居。這個妓女名叫楊秀貞。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回憶說此人很漂亮，向忠發給過楊八千大洋，大概也是“革命經費”裡開支吧？不過楊同向同居一年多不知道向是共產黨員。這恐怕也說明他是個“昏君”，無所事事，實權抓在周恩來手裡。當時向住在善鐘路(常熟路)一間成衣舖的二樓，亭子間住的是中共另一領導人任弼時的妻子陳琮英，周恩來也上來拜訪過向楊，可見向忠發的嫖妓行為中共高層不但知道，也是支持。因此以後周支持毛和江青結婚，“解放”後為毛亂搞男女關係創造條件，自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還要提到的一句是，據其他史料所載，當顧順章叛變，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面臨被一網打盡而要緊急疏散時，向忠發因為同楊秀貞“兒女情長”捨不得分手，結果楊被國民黨特務跟踪而捉到了向忠發。

從本書也可以看到當時的一個側面。但就是歷經風險，最後得以成為中共建政元勳的周恩來，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也甩不開顧順章的陰影，這倒不是說他良心上有甚麼譴責，而是在當年國共激烈鬥爭，不少中共領導人自首叛變，而且真假難以分清的情況下，也出現過伍豪(周恩來的化名)等脫離共黨啟事，刊登在上海的主要報紙上。這本來是當時國民黨“造謠誣衊”的心理戰，沒想到四十多年後發揮巨大作用，成為文革後期毛澤東和江青抓周的小辮子。

本書詳細介紹了周臨死前對此如何耿耿於懷，留下種種證據和辯解的錄音，在病危時簽下他的大名來表明他的“清白”，並且存入中央檔案館。可見他對死後被“鞭屍”的恐懼。他把骨灰撒到大海顯然與此有關。除了鄧穎超外，周恩來在逝世前要求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是他的親信，擔任過特工和國務院副秘書長的羅青長，本書的最後兩段說：“據未經證實的消息講：周恩來提到了瞿秋白。他說：我不是叛徒，瞿秋白也不是叛徒，他的‘多餘的話’，不是紅衛兵發覺的，我早就看到過。我對不起他。《人民報》

“中共特科”歷史

1926年9月，陳賡秘密離開黃埔軍校，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報到。陳獨秀派遣他和顧順章一起前往蘇聯“契卡”受訓。陳賡秘密離開廣州到了上海，找到中共黨中央機關。在那裡。他見到了中共黨的總書記陳獨秀。陳獨秀告訴陳賡，黨交給他的新任務，就是到蘇聯去學習政治保衛工作。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為自己培訓專門的政治保衛幹部。第一批前往蘇聯受訓的一共三個人，除了陳賡，另外兩個人是顧順章和陸留。見過總書記的第三天，陳賡一行三人分別來到上海楊樹浦碼頭。在這裡，李強用一隻小舢板把陳賡他們送到一艘蘇聯貨輪上。兩年之後，李強和陳賡成了同在中共中央特科的戰友。幾天之後，船到了蘇聯的海參崴。陳賡等人在岸上稍作逗留，即乘火車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辦妥了一切手續後，隨即又乘車回到蘇聯的遠東地區。在遠東，陳賡等人被安排到蘇聯紅軍的一個特種部隊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和武裝暴動經驗。他們先在伯力學習偵探、審訊；又到海參崴學習暴動、劫獄以及爆破、射擊、秘密通訊等各種專門技術。當然，這一切都是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三個月後，中共的第一批政治保衛幹部以優異的成績在“老大哥”那裡拿到了“畢業證書”。

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是1927年5月周恩來在武漢領導中共中央軍事部後成立的“特務工作處”，也叫特務科，科長顧順章。在顧順章領導下，紅隊的行動能力很強，行動科即由他組建。 1928年春，25歲的陳賡帶著腿傷，奉周恩來之命化名“王庸”進入特科任情報科科長，同時也是顧順章的副手。由顧順章領導的“打狗隊”當時在上海噎有了名氣，它的前身是五卅時期的“上海工人糾察隊”。美國記者羅伯特·帕克曾寫道：“紅隊由一批熟練的槍手組成，為上海全黨的高級幹部提供警衛，並負責各類會議的安全；緊盯反共的國民黨特務；但最主要目標是實施懲罰，處置那些叛變投敵的共產黨員——這為它爭得了’打狗隊’的名稱。”在顧順章領導下，紅隊的行動能力很強。散發傳單之類的活動，幾乎可以半公開化。

陳賡一進入特科就開辦訓練班，隔年又為紅隊專開訓練班，熟悉上海各街道裡弄的名稱、路線和居民住宅情況，熟悉警察、憲兵、特務機關和流氓幫會的情況，學習化裝術、監視，學習猜破敵人密碼，用隱顯墨水寫密函，被捕後打開自己的鐐銬等。特務科下設4個股，保衛股負責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機關安全；情報股專搞情報；特務股鎮壓脫離中共的人為主；匪運股負責收編江湖武裝。汪精衛事件後，特務股由武漢遷往上海，成為中央特科的班底。

1927年11月，在周恩來的籌劃領導下，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在11月14日的中共中央常委會上，規定特科由組織局（周恩來任代理主任）直接領導。為加強對特科工作的領導，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會又專門成立了由周恩來直接主持的決策機關——中共中央特務委員會。在特科組建、發展、完善的全過程中，周恩來傾注了大量心血。對周恩來所創建和領導的特科的性質和特點，曾有過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說特科採用了“接近中國幾世紀來秘密團體慣用的形式”；也有的說特科是“仿造”俄國地下黨的組織。周恩來對派出的擔負特殊任務的人，大都親自談話、做具體指導。

中共中央特科下設四個科：總務科負責後勤與善後；情報科負責刺探與反諜；行動科又稱紅隊，即紅色恐怖隊，負責清除脫離中共的人；電訊科負責各種聯絡和培訓無線電專業人員。情報科有陳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潘漢年等。 1928年11月14日，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以加強對中央特科的領導。 1931年顧順章投蔣後，中共中央特科大改組，原來人馬撤往中共根據地。陳賡是特科的情報科長，又和顧順章一起在蘇聯“契卡”(前蘇聯秘密警察組織，即“肅反委員會”，後來發展為前蘇聯秘密間諜組織“克格勃”)受過訓。為防不測，周恩來命他立即設法轉移至天津，到北方去。

新特科由陳雲、康生和潘漢年負責，其中陳雲負總責，兼總務科長。康生為副手，兼行動科長。潘漢年為情報科長。中央特科成立不到兩年，就在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南京各國駐華使館，以及通訊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國民黨政軍機關安插了紅色特工或眼線，其中比較出名的是成功策反了中統的要員楊登瀛。楊登瀛早年在日本跟中共人士多有聯繫。 1928年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調查科(“中統”前身)，楊登瀛得到蔣介石手諭，成為“中央駐滬特派員”，獨立於軍警和偵察機關。他對共產黨很有好感，陳賡決定和楊登瀛單線聯繫。楊登瀛要求汽車、保鏢和活動經費，陳賡請示周恩來盡力滿足他，要求他和上海黨部、市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建立關係。 1929年10月，陳賡為楊登瀛在北四川路成立了一個辦事處，掛牌“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駐滬辦事處”。陳賡派中共女黨員安娥去做秘書，楊登瀛一帶回情報，安娥就及時抄送陳賡。隨後楊登瀛得到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陳賡通過楊登瀛獲取了大量情報。

在國共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共中央社會部（中共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黨在國統區的工作；中共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

轉自《中共特科組織形式：周恩來的魔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