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6日訊】佛羅里達州25歲單親母親凱西•安東尼（Casey Anthony）涉嫌在2008年殺死兩歲女兒科麗案，是繼球星辛普森涉嫌殺妻案之後，最吸引全美、乃至國際媒體關注的大案（中國媒體也有很多報導）。此案自三年前就被媒體一路追蹤報導，最近在連續30天開庭審理、91個證人出場後，絕大多數媒體評論員、司法專家、普通民眾都認為是凱西殺害了自己的女兒。判決前一天的各種網路民調顯示，認為凱西“有罪”的在77％到87％之間，可謂輿論一面倒。
簡單概括來說，一級殺人罪是事先蓄謀的故意殺人；二級殺人罪是故意殺人，但沒有事先計劃；三級殺人罪是意外殺人。凱西案被控一級謀殺罪，在佛州可被判死刑。
但5日下午12名陪審員作出裁決：凱西被控的殺人罪全部都不成立！一級、二級、三級殺人罪全部“無罪”。只是被控的其他四項“對警方撒謊”被判有罪。對謀殺案的“有罪”或“無罪”的判決，必須是12個陪審員一致通過，任何一個陪審員不同意，裁決都不成立。
這個判決一出來，美國電視的評論家和法律專家幾乎一面倒地表示震驚，和當年的辛普森案非常類似。他們使用的最多辭彙是“天哪”、“無言以對”。在奧蘭多法庭外聚集的五百多民眾更是吃驚，聽到判決結果後很多人為科麗鳴不平，有人高喊“凱西是殺人犯！”
我對美國的各種司法案件都很有興趣關注，因為司法判案是展示這個國家體制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它最能清晰而直接地體現對“個人權利”的保護。而對謀殺案的跟蹤，除了能瞭解和學習美國司法之外，還因為它們像電視連續劇般地吸引人跟著判斷、推理。
這次凱西案，和辛普森案類似，具有相當的典型意義，非常值得對“無罪推論”“證據優先”“程序正義”這些司法原則相當淡漠的整個華人世界學習、深思。因為這又是一個典型的“寧可錯放三千，也不隨便冤枉一個”的案例，和專制社會那種“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的做法正相反。
雖然絕大多數專家和普通民眾都認為凱西“有罪”，殺害了她的女兒，但與此同時，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表示尊重宣判結果，而且認為，這個判決再次展示了美國陪審團制度的優越——它比“由法官裁決”更能保護被政府的檢方起訴的“被告”，也就是說，更有利於不冤枉無辜。
我陸續跟蹤了過去30天對這個案子的審理，全程觀看了7月3日原告和被告律師的最後申訴總結。基本是兩個感覺：一是從常識和邏輯上，這個兩歲女孩是她母親殺的，或至少孩子的死亡跟她有直接關係；二是從人證物證上，此案缺乏實質性證據。雖然我個人基本斷定孩子是凱西殺的，但以對美國多年司法的觀察和認知，在宣判前我跟朋友打賭：有罪還是無罪（檢方指控的一級謀殺）？朋友說：“有罪”；判無罪的可能是多少？朋友說：“零”。結果我贏了。
為什麼從常識和邏輯上看，孩子是她母親殺的？起訴方的檢察官用編年史方式，從孩子“失蹤”起，逐日向陪審員推理和證明，2歲的科麗是她母親殺害的，主要證據是：
一是孩子“失蹤”31天，凱西才讓外界得知，而且還是因孩子的外婆向警方報案導致她無法繼續回避。之前孩子外婆幾次問外孫女怎樣了，凱西都編各種謊言推諉。檢方起訴後，凱西又說孩子是在自家游泳池意外淹死。按常理和警方百分之百的實例都是：孩子如果意外淹死，家人不可能掩飾，因為那會把一起無辜事件，變成謀殺。
二是在孩子失蹤後這31天裡，這個做母親的不僅毫無悲傷，還去參加聚會，跳舞喝酒，並在胳膊刺上 “美麗人生”的意大利文字。等於告訴世人，沒了孩子，凱西的人生才自由、美麗了。
三是在凱西的車裡發現人肉腐爛的味道。凱西的父親和停車場員工都作證說，那種屍體味道終生難忘。美國實驗室做出的氣味測試也證實，車上氣味來源於人的屍體，而不是凱西說的垃圾。
四是在凱西的車裡查到致人昏迷的三氯甲烷的味道，專家查出凱西的電腦曾搜尋過三氯甲烷。
五是在孩子遺骸的嘴上、鼻子上有膠條（封嘴），在凱西家查出那種膠條。
六是在發現孩子遺骸處有科麗最喜歡的玩具，顯示這是從科麗家裡帶出來的，兇手或扔孩子屍體的人瞭解孩子癖好，是和孩子親近的人。
七是凱西在案發後多次撒謊。甚至指控父親和弟弟都曾“性侵”她，還遭母親虐待等。她父母開始維護她，後來都作出對她不利的證詞。
起訴律師在法庭上展示的這些事實，通過電視直播，激怒了無數美國人，電視評論和輿論幾乎一面倒，不僅認為就是凱西殺死了孩子，還認為她是一個滿口謊言、行為不檢的惡毒女人。
既然有上述這些事實，為什麼又說從人證物證上，缺乏實質性證據呢？因為凱西辯護律師的最後申辯總結，強攻此案缺乏“直接證據”這一點。
在美國法庭，被告律師不需要提供“無罪”證據，他只需攻擊、否定起訴方律師提出的證據，就可能贏得官司。對被告來說，他（她）可以選擇沉默，即不需接受對方律師的交叉盤問。這也是美國司法強調“無罪推論”的內涵之一，即被告不需要開口宣稱“我無罪”，因為在宣判之前，他就是無罪的。
在歐洲，被告必須開口，他們的邏輯是：如果他是無辜的，為什麼不為自己辯護？但美國的法治精神是：正由於他是無辜的，所以不需證明自己無罪；而是由原告方證明他有罪。所以人們在電視直播的法庭審理上，被告凱西從始至終一言不發，什麼話都不需要說；全部都由她的律師去說，去反駁原告律師提出的證據：
第一、此案沒有人證，即無人證實見到凱西殺人。沒有人證這一條，指控就少了一半份量；
第二、物證不充分。檢方沒有拿到DNA、血跡、手印等直接證據；
第三、無論凱西在孩子失蹤後有多少不符合常人的舉動，都不能直接證實孩子是她殺的。
起訴律師只是“推理”，但推理不等於是證據。尤其是作為檢方證人的加拿大專家說凱西電腦顯示有84次在谷歌查看三氯甲烷（美國專家查出只有一次），但這個“證據”更遭被告律師反駁，認為違反“程序正義”，因加拿大人不受美國“偽證罪”懲罰。另外發現孩子屍體的“犯罪現場”曾被人動過，按美國法律，在“不是原狀”（也就是被動過）的現場得到的“證據”無效。
美國司法很注重三個原則：無罪推論、程序正義、直接證據。著名的“一隻臭蟲”理論，即指如發現程序不正義，整個案子就得撤銷，就像一碗面裡發現一隻臭蟲，這整碗面就得倒掉一樣。當年辛普森被判無罪，也是因為被告一方猛攻檢方有違“程序正義”一點：犯罪現場實物（帶血的手套）被挪動，或有偽造證據之嫌；另外該帶血手套太小，不是辛普森的型號等。這次被告律師在最後總結辯論時，又再次提到“一隻臭蟲”理論，強調此案有違反程序正義處。當然更主要的，是沒有直接、實質性證據，所以有“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的空間。
最近由於寫關於桑蘭赴美打巨額索賠一案，在網上查詢了一些被告律師莫虎的資料（莫虎本人也被桑蘭起訴），看到他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談的一個案子。那是莫虎擔任紐約警察局審判廳長（即警局的法院院長，專審內部警察的案子，如同軍隊的軍事法庭庭長）時，一次警方在突查紐約黑社會頭目家時，查獲警察局文件，顯示警局有內賊。文件上的指紋是警局一個偵探。於是那個偵探被起訴，但莫虎最後判他無罪，理由是，這個偵探說，他曾到局長那裡查過文件，指紋是這樣留下的；而當時沒有查到其他證據，證明是他把文件交給黑社會的。莫虎從警局退休多年後，這個偵探又被抓獲，被查出他不僅跟黑社會勾結，並做他們的槍手殺過人，後被判終身監禁。有人問莫虎，當年那個案是否判錯了，放走了罪犯。但莫虎仍堅持原判，強調判案必須靠證據，僅靠推理不能成立。
莫虎的這個宣判，主要是遵循了無罪推論、證據第一的法治原則，仍是“寧可錯放三千，也不可隨便冤枉一個”的理論。在美國影視作品中，也有很多這樣的案例。例如我曾看過多遍的一部影片叫《難以攻破》（The Untouchables），描寫警方如何擊敗芝加哥黑社會。對那個黑社會頭子（真人真事）人們都知道他殺人犯罪，但就是拿不到實質性證據。最後是通過查他漏稅，把他定罪，送進監獄，由此才打掉了芝加哥黑社會的氣焰。該片十分體現美國司法那種“絕對看重證據”，而不是情感、情緒、甚至邏輯推理。
所以，無論是當年的辛普森案，還是今天的凱西案，雖然根據那些披露的案情顯示，辛普森和凱西有相當大的可能是殺人犯，而且具體細節既刺激人們的感性（孩子的天真可愛，母親的冷酷和撒謊成性），也促人們理性推理。但在判案時，那些情感、情緒，包括推理、邏輯等等，都應該讓位給“證據”，讓位給“無罪推論、程序正義、證據第一”這些法治原則。哪怕明明知道是放走了“罪犯”，也不可在程序正義上有瑕疵。
辛普森和凱西兩案，讓公眾法庭（public opinion）早已裁判的“殺人犯”逃脫，不僅不是美國司法的缺陷，恰恰是美國司法制度的一個偉大之處，尤其是其陪審員制度。此案的12名陪審員和5個候補，都是非常普通的人，而且他們被選中，必須經過被告律師審核、面試、通過。這就無數倍地加大了“判罪”的難度，使代表政府的檢方起訴“個人”時，無法依賴對陪審員的選擇而影響裁決傾向。在這個得到媒體和大眾關注的案件的30天審理過程中，陪審員被隔離在旅館，不許看報紙電視，不許上網，更不許和家人談案情，為的是不受任何外界影響，只是根據法庭上的證據來獨立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說，陪審團的裁決，是更值得尊重的。
正如福克斯電視一位評論員所說，他聽到無罪判決，完全驚呆了！這跟他原來的認知和判斷大相徑庭。但他說，這就是美國的偉大之處，這種制度是美國的驕傲，他接受這個裁決，他尊重陪審員制度。雖然這個案子引起很多美國人的不平，甚至憤怒，但他們接受這個結果，因為這“12個人”的制度是美國法治的象徵之一！（caochangqing.com）
2011年7月5日於美國
2011-07-06
文章來源：曹長青網站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