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2日訊】內鬥的原因很複雜，有植根於人性深處的支配慾和不安全感，有認識水準、思維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與世界上諸種宗教內部分宗列派、鬥得不可開交類似。但是，內鬥的實質是爭奪資源，爭奪對有限資源的支配權。

官場又一輪內鬥加劇

中國新世紀官場內鬥，是有特定涵義的。搞政治，就要處理各種利益集團的衝突、各種政治勢力的矛盾，反映到政黨和政權內部，必然會有各種路線意見的交鋒，各 種權位人事的競爭，廣義地說，都可以說是“內鬥”，這種廣義的“內鬥”，不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有這種“內鬥”並導入正常軌道、合理範圍，才有權力的 制衡，才有政黨的活力，才有制度的完善和社會的進步。

但《中國官場新內鬥》講的“內鬥”，不是這種程式化、制度化甚至公開化的良性交鋒，而是拉大旗當虎皮，在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下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的拼殺。

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內鬥之始

“內鬥”這個詞，對於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來講，是一個十分常見、甚至說濫了的詞。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內鬥之始，中共的內鬥，慘烈的程度，在世界上，在中共的難兄難弟中，除了蘇共、柬共、朝共(朝鮮勞動黨)等個別幾家，無出其右。

楊尚昆曾有言：共産黨殺共産黨，比國民黨殺共産黨還厲害。什麼“延安整風”“反右傾”“文革”這些賬都不去翻了。單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共産黨大殺共 産黨，駭人聽聞!毛澤東主管的中央蘇區，在“富田事變”後肅清所謂“AB團”中，殺害了多達76000名共産黨員和紅軍官兵(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 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鄂豫皖蘇區在張國燾主持下也大開殺戒，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中說，在三個月左右的肅反鬥爭中， “就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分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湘鄂西蘇區在夏曦一 個人主導下，連續進行四次肅反，肅出三萬多所謂“改組派”分子，其中兩萬多人被殺害;原有兩萬多將士的紅三軍，肅得只剩下三四千人(《湘鄂西中央分局報 告》，1934年9月15日)!

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就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與天奮鬥、與地奮鬥都是陪襯，關鍵是與人奮鬥。後來，他又 振振有詞地說：共産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到了晚年，毛澤東不怎麼想別的，別的都可以交給周恩來、李先念、鄧小平，自己將注意力主要放在與人鬥，尤其是 與黨內同事的內鬥上。幾十年下來，弄得人們一提起共産黨，最津津樂道的那些故事，主題就只剩下一個：內鬥。

不過，畢竟這都是翻過了的史頁了，時代畢竟緩慢地在進步。“文革”落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的“內鬥”雖然並沒有止歇，但是，慘烈的程度畢竟與 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六四”時，鄧小平等元老雖然大開殺戒，但是，對中共高層的政敵，不論是華國鋒、胡耀邦還是趙紫陽，總算還算客氣，沒有肉體消滅，也沒 有施用十八般刑具。

內鬥的實質是爭奪資源

爲什麼中共黨內會有慘烈的內鬥?既然“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爲人民服務》)，大家不僅信奉同一個或者同 幾個偶像，拜讀同一批經文，而且還有著在同一個戰壕摸爬滾打、一起掖著腦袋求解放的生死同袍情誼，爲什麼會翻臉成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內鬥原因很複雜，有植根於人性深處的支配慾和不安全感，有認識水準、思維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與世界上諸種宗教內部分宗列派、鬥得不可開交類似。但是，內鬥的實質是爭奪資源，爭奪對有限資源的支配權。

中共前期的內鬥，爭奪的是共産國際的授權—-這意味著共産國際給予政治信任與經濟資助，所以，爭相將黨內政敵打成“內奸”、“錯誤路線”;而中共後期 的內鬥，爭奪的是最高領袖的垂青。權力既然是從上而下的，資源的終極來源就是党的最高領袖。資源與內鬥就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了：最高領袖的權力是要獨佔 的，誰要分權(或者被他推測要分權、可能分權)，就意味著覬覦他獨佔的資源，最高領袖就得整垮誰;而大小官員，既然權力來源於最高領袖，如果不跟著去整垮 他指定的對手，就有可能失去他的信任，而跟著他指定的對手一起垮臺，失去一切資源。

毛澤東死後，內鬥的慘烈之所以緩和，原因之一在於繼任者看到了毛澤東時代內鬥控禦不住的惡果，中共執政集團威信掃地，所有派別和所有成員遍體鱗傷、幾乎同歸於盡;另一個原因，則是社會空間增大，社會資源也擴大，於是政壇上有了“東方不亮西方亮”的迴旋餘地。

舉例來說，上海的陳良宇與龔學平，為誰能接掌上海，明爭暗鬥多年，競相巴結總有一天要交班的前任。十六大前，陳良宇被選中為市委書記之後，龔學平擔任人大 主任，爭奪反而緩解了，爲何“一山能容二虎”?這是因爲陳良宇仕途雖然更順，進了政治局，堵住了龔學平的青雲路，但龔學平可以將自己的勢力伸展遍及上海經 濟、文化、傳媒……除了名頭沒有陳良宇那麼響亮，別的都不遜色，他們的內鬥就不致於發展到更尖銳、更激烈的程度，弄得兩敗俱傷了。從後來揭出來的內幕看， 他們的不少手下還互相照應。

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中共的統治基礎資源擴展，內鬥的情況更見緩和—-官員們的首選出路是升官，但是，金字塔越往上越擁擠，那些升遷無望的，就轉 頭憑藉自己手上擁有的權力和資源，如江澤民所說的“悶聲發大財”。君不見，一個小科長也能貪腐數千萬，一對員警夫婦也是億萬富豪?雖然被揭出來、被繩之以 法者時見諸報端，但是可以肯定，曝光者只是滄海一粟。

魚有魚路，蝦有蝦路

這樣，資源擴展，官場反而一度顯得和諧了—-魚有魚路，蝦有蝦路，中國之大，民衆之多，供其盤剝，足可互不干涉地“海闊凴魚躍”。

我們聽到了太多官官相護的故事，聽到了太多沆瀣一氣、狼狽爲奸的故事，聽到了太多一榮俱榮、一枯俱枯的故事。在許多憤怒的民衆眼中，“天下烏鴉一般黑”， 官僚階層，就是鐵板一塊，互相勾結起來欺壓、剝奪民衆……這難道不是為改革開放30年來的史實所驗證，是民衆在多年的實踐中得出的結論嗎?

但我們覺得有必要重提內鬥。這不僅在於，只要中共沒有對自己進行脫胎換骨的根本改造，建立起不同利益群體、不同意見代表之間正常博弈的平臺，不擇手段的內 鬥就不可能停止，切不可讓勾結的傾向掩蓋住另一種內鬥的傾向;更在於，中共內鬥緩和期似進入尾聲，新一輪內鬥激烈期揭開了帷幕。

新世紀的內鬥，更少意識形態油彩和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更撇開義、理，而專注於利，從根本上說，仍然是那個老問題—-資源。雖然如前所述，隨著改革開放、社會活躍、經濟發展，官員的資源極大擴展，但是，在一定時間段之內，資源畢竟還是有限的，而官員被激發出來的貪婪野心卻是無限的，即使是攫取了十年、 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十億財富，他也還會吃著碗裡看著鍋裡，向十億之外的又一個一百萬伸手。這樣，“撈過界”、伸到別的官員的碗裡，是遲早會發生的事。

從另一方面說，官員們合謀侵奪人民、國家的公産，雖然遵循一定的潛規則，否則遊戲玩不下去。但是，潛規則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其權威性是不穩定的，對於攫 取者的“公平性”也是相對的，官員們在這種潛規則下，心態不可能平衡。一旦潛規則被突破，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內鬥白熱化，有關各方同歸於盡。

“一把手”對權力更有壟斷性

內鬥加劇，還有江澤民的原因。

江澤民雖未去世，清點他作爲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留下的遺産卻已經開始。造成中共內鬥加劇的遺産之一，就是他身體力行並且大力擴大了“一把手”的權力。有分析人士說，江澤民與西方有所接觸，他也很有學習西方的熱情，但是又不肯學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權力制衡的結構，只是覺得西方公司的效率很高，於是，將中國各省、 直轄市、自治區到市、縣、鄉鎮，中央和政府各部委辦，都看成一個個公司，對其“一把手”都賦予類似CEO的權力。“一把手”的權力惡性膨脹，導致“一手” 遮天，壟斷權力，“二把手”、“三把手”乃至班子全體成員，都只能一方面唯命是從，一方面竭力逢迎，以期“多年的媳婦熬成婆”，有朝一日也爬上 “一把手”的位置。

衆所周知，在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一度推行黨政分開，權力分散。但是，“六四”之後，形勢丕變，黨政分開的趨勢大逆轉。江澤民時代，除了京、滬、津、渝 四個直轄市，還普遍推行了省委書記兼任省人大主任，更使“一把手”除了擁有“上意”，還挾持了“民意”。過去，人大還有些從黨政退居二線的老人，憑藉其老 資格，還能夠對當任領導形成一定的制約。現在，省委“一把手”就兼任了人大的“一把手”，這種制約也消弭於無形。

中央自然也採取了一定舉措來防止班子成員互鬥，尤其是在海南省委書記鄧鴻勳與省長劉劍鋒的惡鬥，嚴重衝擊了該省的穩定和發展之後，吸取了教訓，他們想出來 的一招，就是如果省長(該省的“二把手”)能夠安於其位，尊重省委書記“一把手”，那麼，當“一把手”升遷、調職或者退休之後，“二把手”就順序遞補，升 爲“一把手”。

“一把手”權力膨脹、集體領導形同虛設，進一步壓縮了官員們的資源來源，加強了官員們對“一把手”的人身依附程度。

中共十七大之後，李源潮進入政治局和書記處、主管中組部，情況有了一點變化。他用各省“一把手”輪調、中央部門首長與地方諸侯對調等等方式，稀釋了“二把 手”遞補為“一把手”的比例。但是，“一把手”權力過大的問題，並沒有解決，而且，因爲“二把手”遞補升遷之路受到攔阻，可能致使班子內鬥更爲加劇。

中共各級班子的內鬥，曾經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時代不同了，現在中共的內鬥雖有加劇跡象，卻不可能再次將整個國家和民衆都推入社會動盪，不可能再次造成 社會生産力的極大破壞和民族的分裂。雖然每場內鬥佔上風的未必是正義的一方，內鬥也可能使一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舉措受阻，但是，總的來看，內鬥比勾結要 好。不論內鬥包含一定的路線、價值理念、發展方向之爭，還是純屬利益爭奪的“狗咬狗”，都會將現行制度的缺陷暴露得更充分，會使權力者憑藉職務便利尋租的 野心受到揭露和遏止，會使民衆擦亮眼睛，增強將權力者關在籠子裡的信念，甚至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中國的政治體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轉自《外參》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