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2日訊】中共的土改運動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鎮反運動鎮壓了一切可能通過武力反抗共產黨的人；後來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剝奪了企業主的財產控制權。那麼下一步該干什麼呢？中共把注意力轉向了知識分子。這就是1957年在全國展開的“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說穿了就是統一思想戰線的一場運動。根據中共當局的統計，當時有五十五萬人被打成右派。但許多學者認為，實際受害者的人數遠不如此，因為當時除了右派分子，還有其他種類如中右份子、內控右派、漏網右派、壞分子、反動份子等，加起來至少有一百多萬人受到了迫害。

黨史：維持鄧小平定論

1980年五月，中共結束了平反右派的工作。當年被劃為右派的五十五萬人幾乎全部平反，總計不到一百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

按理說，一個不到百人的右派案，卻擴大化到一百多萬人，這場運動是應該被否定的。但是至今中共仍然維持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為反右定下的調子，也就是反右是必要和正確的，只是有擴大化的問題。難怪有人諷刺說，過去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共產黨的反右卻擴大化了將近六千倍，而且還堅持說是正確的，這真是對鄧小平推崇的“實事求是”的莫大諷刺。

“中共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闡述反右的必要性時指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國要不要共產黨領導和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解決。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傾向……以至發生極少數人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對反社會主義的傾向進行反擊和鬥爭，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對於反右的嚴重擴大化，黨史第二卷也作了辯護：“在黨內，包括黨的領袖，在短短的七年裡完全改變戰爭年代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是相當困難的。由於這種情況，黨在反右鬥爭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也是難於避免的。”

為什麼鄧小平願意徹底否認文化大革命，卻不願意否認反右運動呢？一些專家認為，那是因為鄧小平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而在反右中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是運動的具體主持者和推動者。在“中共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就有好幾處提到鄧小平推動反右的講話和指示。但是鄧小平出於不願否定自己這段政治經歷的私念，拒絕承認這場運動的錯誤。而鄧小平欽點的接班人江澤民和胡錦濤，自然也就沿用鄧小平的調子，不敢否認反右運動了。

毛澤東兩手策略“引蛇出洞”

許多專家認為，反右是充分體現毛澤東人格和道德缺陷的一場運動，因為他在反右運動中，不顧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譽，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倆，先讓人們大膽“鳴放”，然後將他們一網打盡。

中共的反右運動一開始就用了兩手策略。一方面是提出黨內整風，特別是希望黨外人士幫助中共整風，而且態度非常誠懇。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說，要放手讓大家講意見，放手批評。

接著，毛澤東開始南巡，到處鼓動“鳴放”、提意見。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開始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4月30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談話，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評，使共產黨的作風真正得到改進。

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在黨內佈署了鼓勵鳴放，引蛇出動的圈套。

5月14日，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報紙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

5月15日，毛澤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印發黨內高級幹部。他在文中指出：社會上的右派，大約佔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他還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

從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連發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中央當時強調，要讓右派進一步暴露，越囂張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也督促下邊抓緊時間蒐集右派反黨的證據。

就在中共高層張開大網的同時，從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統戰部一共組織了13次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與此同時，統戰部和國務院一共組織了25次工商界座談會。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麵對中國共產黨的“誠意”，紛紛開口“鳴放”。結果，他們的言論馬上成為中共大加討伐的藉口。

當年的右派蔣鼎在回憶自己的經歷時說：“你叫我提意見，你當初寬了我們的心，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當時的宣傳啊。沒有發言的還不行。你對幫助黨整風這個運動，你抱什麼態度？黨叫你提意見，你提錯了也沒有關係嘛。你為什麼不提呢？逼得你非提不可。一定要提。結果呢，你就提了吧，暢所欲言了吧。”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說：“所謂的最嚴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就是章伯鈞的所謂“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所謂成立平反委員會，龍雲的所謂“反蘇”言論，都是5月二十幾號在鳴放座談會上發表出來的。因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反复邀請他們說話，他們最後就提了一些意見。”

1957年6月8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時，中國《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指責“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這一社論和指示，標誌著反右運動的正式開始。

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澤東起草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在社論中指出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這篇社論將反右定為敵我矛盾，使反右鬥爭進一步升級。

毛澤東“引蛇出洞”以後，得意洋洋地說：“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右派都是些什麼人？

當時的中國大約有500萬所謂的“知識分子”。中共公開承認的右派人數為55萬，佔知識分子總數的百分之十一。但是實際上當時被打成右派的遠不止55萬人。在反右運動後期，中共決定在小學教師和鄉鎮幹部中不划右派。已經劃為右派的改劃為地主或者壞分子。這些人的數量大約就有50萬人。根據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統計，各類右派有110萬人，再加上“反社會主義分子”等等，反右運動一共使180萬人成了“人民的敵人”。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說：“作為右派的主體，我認為主要是這樣幾部分人：一個是以’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第二是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的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分子；第三類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第四呢，是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鐘惦蜚、蕭軍為代表的文藝界的領導和著名文藝家；第五類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學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國當時和未來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了中國。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正所謂的，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鬚拍馬的。作為知識分子的群體，徒有學歷的標籤，但是他們喪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會的功能。所以呢，等於一直到文革，這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斷代的。”

還有一類右派沒有被包括在高瑜總結的五類右派裡。這些人就是中共的官員。這批右派多數是不同意中共極端和非理性的整人手段，甚至是由於工作意見分歧和個人恩怨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一些鄧小平曾經親自出馬打倒的中共省部級官員，如青海省省長孫作賓。鄧小平當時曾經說：“對黨內右派，不管他的資格有多老，一律開除黨籍。因為黨內右派反黨的政治資本就是他的黨齡，我們要徹底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當時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廣東省委書記古大存；新疆自治區書記塞甫拉也夫；安徽省委書記李世農；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等。

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致命打擊

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致命一擊，使得幾十年後這兩個群體基本上處於“集體失聲”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和中國後來發生的一系列災難，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在下一集的“中共功罪評說”系列中，我們將介紹學者專家對反右歷史意義的評價。

──轉自《美國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