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9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3年1月29日

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中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全都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

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柴陵，還在後方的步兵第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

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貨物都是由淪陷區倉庫直接供應的。

在第120師師部裡，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麼做買賣和賺錢。

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嚴令八路軍和新四軍各部隊不得對日本人採取任何有力的作戰活動。一句話，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擊就往後撤，有可能就休戰。

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銳部隊。它們要撤離華北地區。新駐地是特區。這些部隊大體上已在朝西安方向集結。

我確切知道，中央政府的軍隊屯駐在老地方，在特區南部邊界一帶扎營。

1943年2月4日

斯大林格勒地區的納粹軍隊已被全殲。許多德國師被打垮了。俘虜數量很大。他們之中有24個將軍，包括陸軍元帥弗里德里希·馮·保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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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下的結論沒有錯。康生對主席情緒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實際問題漠不關心。他腦子裡塞滿了康生關於我國的不實之詞。在這方面，這是他惟一的情報來源。至於康生，他是個極端的反蘇狂，惟恐不能誹謗我們。他辱罵布爾什維克黨，並不遺餘力地使中國共產黨不能從思想上得到鞏固。康生不僅是蘇聯的敵人，而且也是他自己的黨的敵人，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妨礙了黨在組織上的統一。毛主席只是口頭上反對陳獨秀和李立三的機會主義錯誤和左傾錯誤。實際上，他受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理論的影響。康生完全了解這一點，因而拼命去助長主席的這種危險的思想傾向。

康生只能被稱做“刑官”【中國古代文獻中的一個把死亡帶給人們的大臣的形象】。

中國革命的客觀要求被蓄意歪曲了。但是還把這打扮成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當然，這是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

從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攻擊中，可以感覺到刑官的險惡用心。

共產國際的政策是根據共產主義的學說和綱領制定的，而不是像康生說的那樣，是根據莫斯科的意志制定的。

在共產國際大會閉會期間，國際工人運動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領導，執委會委員有季米特洛夫、陶里亞蒂(埃爾科勒)、哥特瓦爾德、曼努伊里斯基、皮克、王明、多利士、柯普勒尼希。因此，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政策，是由國際工人運動的代表們制定的。

1943年2月5日

為了慶祝斯大林格勒的勝利，我們小組宴請了中共領導人。應邀前來的有毛澤東、刑官、江青、王稼祥、任弼時等。

宴會在我們屋舉行。擺了幾桌，每桌四人。我拿出那瓶密封的酒來。奇怪，竟只剩下半瓶了。

刑官由阿列耶夫作陪，喝了很多酒，他想使阿列耶夫透露我們匯報的內容。他為我們對他和他那個局的態度而深感煩惱。

安德烈·雅科夫列維奇是酒的“揮發”事件的罪魁禍首。他跟大伙兒說，他是用醫生的注射器把酒抽出來的，然後用手指把針迹抹掉。這一晚上，我成了他的笑料。（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