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4日訊】2010年12月5日，著名歷史學家、《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辛灝年先生接受悉尼《看中國》報邀請與數百讀者見面。即席回答了四個小時的問題。其中有聽眾對他提問他與法輪功的關係。辛灝年表示，很多人問過他這個問題，他都沒有機會回答。他這次則針對提問回答詳細，以下是問答內容。
問：請問你如何看待法輪功？你和法輪功團體的關係是怎樣的？
辛：真是你怕什麼他就提什麼啊。其實我不怕，因為對一個坦誠的人來說，有什麼可怕的呢？說錯了還可以批評嘛，對吧？好，多少年來，真的有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都沒有機會回答，但今天是做客《看中國》，又有這麼多的朋友在場，我願意回答。
我和法輪功有什麼關係呢？我首先想說的，是「沒有關係」。為什麼？因為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煉過法輪功，還沒有信過他們的「法輪大法」，我還是一個「大常人」。就像法輪功那些姐妹和朋友笑話我的時候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就是一個平凡的人嘛！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跟法輪功當然是「沒有關係」。
但是，辛灝年是一個堅持說真話的人。所以，我也要說是我與法輪功的普通學員們，還是「有些關係」。有什麼關係呢？且聽我慢慢道來。因為我覺得還是事實最能說明問題。因為說事實，就是要「不掩飾、不張揚、不誇大、不縮小」。
大約是1999年的秋季，美國之音找我採訪，問我說：「我們想請你談一談對法輪功的看法」。我反問道：「法輪功是什麼呀？」我不知道啊。因為我94年應邀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95年被哥大請到美國，然後就在紐約專心寫作《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對外面的事情所知甚少。所以我就明確地告訴他，你問我的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我就不能接受你這個採訪。我就這樣拒絕了他們的採訪。因為一個人對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是不能也不要亂講的，你講也講不對、講不準嘛。這就是我第一次聽到「法輪功」。
第二次聽到法輪功，是我的這本書出版半年之後。有一天，一個陌生人打電話給我，說他是我的讀者，想跟你談一談這本書的問題。我說「可以啊，你只要有批評，我都會認真思考，對的我都接受」。當晚，就在我們家旁邊的一家愛爾蘭小酒館，我便與這個「素昧平生」的彪形大漢坐在一起，各人手中拿著一杯愛爾蘭啤酒，邊喝邊聊。當時還有民運的兩個朋友，也都是彪形大漢，他們是不放心我，就坐在遠遠的角落裏，看著我們，聽我談。我心裏自然很感激。
可是，你們知道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嗎？就是：「法輪功是邪教」。我當然一愣。但是我馬上就將美國之音曾採訪我的這件事情告訴了他，藉以說明我並不瞭解法輪功是什麼，然後我便單刀直入地反問他說：「今天你跟我一見面，就說法輪功是邪教，那麼我就想問你一句話，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比共產黨更邪呢？」沒想到，我單憑這句話就把他的嘴巴給堵住了。
於是，他只好換了別的話題，因與法輪功無關，這裏我就不多說了。這是有人第二次跟我提到法輪功，我明白了，「共產黨痛恨法輪功」。因為當時我已經知道，法輪功學員不就是在中南海大門前面圍著坐了一天嗎？那不是人民的權利嗎？憑什麼你就這麼恨他，就要殘酷鎮壓他們？我當時的思想就這麼簡單，並沒有更高的思想，而我對法輪功學員也沒有更多的瞭解。
第三次，有一天，我應邀到美國南方去講演，去機場接我的，不是那個地方的僑領和教授，而是兩個年輕人。他們對我說，他們是幫邀請方來接機的，並說先要帶我到一個地方看一看。當時我也很奇怪，因為冒名來接我飛機的事情曾經發生過，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對這兩個年輕人一見面就挺信任的，於是我就上了他們的車，讓他們帶著我走了。我當時對他們的感覺，就是「文質彬彬，很有修養」，看那樣子，不是讀博士的，就是讀碩士的。
未想，他們帶我來到了一片空曠的土地上，一眼望去綠草茵茵，還有大約有兩千來個人坐在那裏煉功。那個時候，我已經知道什麼叫煉法輪功了。然後他們就請我講幾句話。我說你們叫我講什麼？你們到底是誰？他們跟我講，他們是法輪功，在這裏開法會，他們的法輪功學員正在煉功，大家都希望你能給學員說幾句，所以我們徵得同意後，就去機場接你了。我就笑了，說，那好，那你們就讓臺灣來的教授先講。他講完了我再講。因為他們告訴我，臺灣來了一個法輪功學員教授，也要講話的。
於是，臺灣那個教授先講完了，我就上去講了大概頂多五分鐘的話。其中，有這麼兩句話，就是：「我只想說，我和你們同命運。為什麼？因為你們在大陸沒有信仰的自由，我在大陸沒有思想的自由；你們在大陸沒有煉功的自由，我在大陸沒有寫作的自由。」我還說了：「世界上還有比同命運更重要的嗎？」我因為對法輪功的其他情形也不太瞭解，所以，我就嘎然而止了。沒想到，盤腿坐在地上的大約兩千多法輪功學員，竟然給了我一陣又一陣海浪般的掌聲，我心裏又高興又慚愧，還有點說不清的感覺，真的，我說不清。這就是我第三次觸及法輪功，也是第一次和法輪功學員接觸。當然，我很感慨。這以後我就開始認識了一些法輪功學員，在美國，在加拿大，在歐洲各國，甚至於包括澳大利亞。
我這個人，生性跟權力和地位沒有關係，所以，直到現在我跟法輪功裏面的上層人士和著名人士（這是一個「常人」的說法），不僅認識不多，而且從無任何交往，但是，我跟海內外許多「最普通的法輪功學員」，卻結下了很深的友誼，說感情也行。為什麼？因為在這些年裏，他們為了在國內宣傳我寫的那本書，傳播我的講演，有些法輪功學員一個一個地，甚至一家一家地被抓了。石家莊法輪功學員王博一家三口，在石家莊河北省高級法院法庭上被審判的時候，檢察院拿出的罪證，就是他們收藏、刻印和傳播我的講演，並且當場播映了這一「罪證」。我不是聽法輪功學員講的，而是國內的朋友告訴我的，因為他在場。而且我在海外還不能為他們說話，我一說話，他們可能就不止被判五年了！現在已經時過境遷，我才敢公開講出來。你說，我能對這樣的法輪功朋友沒有感情嗎？
今年10月底，我赴英國講演，有一位剛從國內出來的法輪功女學員曾主動去倫敦唐人街散發我講演的廣告，因「有人點水」，第二天竟然被員警當場逮捕，還被帶到警察局脫光檢查，受盡侮辱，你說我能不被他感動、不為她感到委屈嗎？
前年，我去紐約法拉盛一家診所做例行檢查，在地鐵裏車廂裏，前後竟然有五個人把我認出來了，有人還在我面前把我的講演成段地背給我聽，我都傻了。我問他們從哪裡來的，他們說是剛從國內逃出來的。這五個人當中就有三個是法輪功學員。我當然很感動。為此，我還想辦法把他們找到，請他們吃了頓飯，為什麼？友誼嘛！
這幾年，我都在埋頭寫書，因為年紀也大了，很累，講演的邀請我都拒絕了，也不應邀參加任何社會活動。我一生最引以為安慰的，就是能夠做到「自甘寂寞」。因為，人不能自甘寂寞是做不成事情的。所以在將近四年的時間裏，我根本就沒有出過面。可是，因為確實找我的人挺多，各地都有，所以，我就說我生病，身體不好，藉以推託。我想，托爾斯泰為了寫作，就說自己生病不見人；巴爾紮克為了寫作，甚至對外說他已經死了。那我也是為了寫作，不得已也可以倣傚一下嘛。可我沒有想到，關於我生病的消息，居然就有人在國內蓄意傳播，說我得了重病、得了大病、就快不行了……。
但我更沒有想到的是，國內竟有很多法輪功學員給我寫信，說聽到我生病的消息，而且病的很重，他們好難過，還流眼淚，所以要我一定要保護自己的健康，保護自己的安全，有人甚至說恨不得飛到美國來照顧我，並且說，「辛先生，你一定要煉功啊！」雖然我至今也沒有練過任何氣功，但是，他們的話卻是充滿了友誼和感情的。你說，如果我真是一個病人的話，這些信說不定能讓我好了三四分了是不是？或者至少也會讓一個病人感到安慰和愉快是不是？因為有那麼多人在關心著你嘛！
我在海外待了這麼多年了，法輪功在海外活動大概也有十年、十一年了吧，在我的印象中，法輪功的媒體也辦了很多年了。我和澳大利亞法輪功的Shirley等朋友，和「新唐人」的林丹、阿彪等朋友，和芝加哥那個長得活脫像魯智深的小林等朋友，和英國的李桂華、夏澤等許多法輪功朋友，大家不僅都處得很好，而且我都能夠跟他們說真話，說直話，說跟他們不同的話。因為我有一個為人的原則，就是我可以不說話，但說話就要講真話。比如說在座的法輪功學員Grace大姐，和我認識很多年了，這一次她是專程從墨爾本飛來參加這個會的。可見我們的友誼了。但多年前，她第一次到紐約來看我的時候，在飯桌上，我就跟Grace大姐講，你們決定做媒體這是太了不起了，但是要警惕，「要成於媒體而不能毀於媒體」。
大姐你還記得我這一句話嗎？我還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新唐人的林女士，澳洲的Shirley，英國的李博士，美國的、加拿大的、德國的和法國的法輪功學員朋友們，見面就講真話，而且一再地、甚至是多次地說：「要記好我一句話，就是絕不要說過頭話、做過頭事，不要讓共產黨用這種辦法來毀你們。」這就是我辛灝年背後和很多法輪功學員說過的的話，有時候我甚至會說得很生氣。可是我覺得他們大多數人都很有修養，不和我吵架，不和我爭論，只是默默地聽著；有的時候也會對我說，「你可能不太瞭解我們」，我說「那也是」；有的時候他們還會說，「辛老師，我們覺得你的話是對的，我們就會聽」。我對他們說過的直話實在是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地去說了。今天在座的，大多數都不是法輪功學員，我想你們對我的話會有同感。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就這樣，我這個跟法輪功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人，就和海內海外的很多法輪功學員成了朋友，有了交情。當然，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也開始認識我自己，認識自己對法輪功的看法，到底哪些是對的，那些並不對。後來，我曾對自己和對許多非法輪功的朋友說過，我們在看待法輪功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想到，「這就是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要理解他們是在維護自己的信仰和結社的權利。他們因為中共的打壓和迫害，而走向了與我們中國大陸人民一起共同爭取信仰自由，爭取結社自由的道路，難道這錯了嗎？這沒有錯。做得好或不好，做得有多高，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而從根本上來說，追求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恰恰是一個「生活方式」的問題。我在這裏想套用孫先生的一句話，「民主不只是一個概念，不只是一句口號，民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那麼，就要我說，「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自由的生活方式，一種應該自由選擇的生活方式。是那些想擁有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的人所願意選擇的一種那個生活方式。十九世紀俄國著名的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曾說：「什麼是美？美就是生活，是你所願意過的那樣一種生活。」法輪功學員願意擁有自己的信仰，願意去擁有自己的社團，因為這是他們所「願意去過的那樣一種生活」。難道錯了嗎？這可是自由民主社會每個人都擁有的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和追求，我們有什麼權力去否定它？
我這人生性有個毛病，就是對那些自以為是的人，自以為自己地位很高、權力很大、名氣很響的人，不大買賬。我跟國內的一些朋友通電話——我這些朋友呢，都是知識份子，但都是最普通的一些知識份子，諸如教師、醫生、職員等等。我常常能從他們身上得到許多思想和智慧的啟發；可是我也從和他們的交往之中發現，我和他們一樣都有很多知識份子的傳統偏見，包括對法輪功學員和法輪功這個群體。比如說，有一個同學跟我通電話時就很反感的口氣對我說，「唉，爾品，聽說海外法輪功的媒體上經常有你的東西？這是怎麼回事呢？」他還說是聽從美國回去的一個老同學說的。據說也是我的一個老校友，現在還是一個大學教數學，還搞過民運。
我一聽就笑了，我說他不看法輪功的媒體，怎麼知道法輪功的媒體上有我呢？他如果也拒絕看法輪功的媒體，那他怎麼知道法輪功媒體上的辛灝年就是高爾品呢？我的原名叫高爾品。這說明他講的不是真話，此其一。其二，他跟我說，「你啊，怎麼就不明白呢？法輪功不就是太平天國嗎？」我就笑著回答他說：「要是早幾年呢，我可能完全贊同，我現在恐怕有點不大贊同了。你問為什麼，我說太平天國是在洋教的基礎上，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新宗教（聽眾插話：邪教）。不，也不能說是邪教，而是一個反清的革命宗教團體，但是它以宗教為基礎，只是這個宗教不是中國的，不是中華的，是西方的，它比共產黨好在於它不隸屬於一個國際教廷，共產黨是要服從他的「國際共產主義教廷」的。
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會是獨立的，雖然是由一個中國人在中國創建的一個支派。它跟法輪功不一樣，是因為法輪功是在我中華大地上土生土長的呀。我們只有權力去幫助他，維護他，讓他健康的成長和發展；我們沒有權力憑空地去破壞他和反對他。因為我們理應信奉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而不應該反對他們所願意過的那種生活。我剛才已經講過了。在他們沒有去干擾、破壞我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們沒有權力去干涉和破壞他。
我在多倫多新唐人的楊先生採訪我時說過：「法輪功如果做的事都是危害社會的，第一，他自己發展不了；第二，人民和社會也很難容忍他；第三，他沒有這樣做啊，你幹嘛要鎮壓他，非把他逼反了不可？是你共產黨太愚蠢，太黑暗，你要把一個在人心道德被攪亂破壞到無以復加地步的社會裏，將一個要宣傳『真、善、忍』做人觀念的團體徹底地鎮壓下去，甚至消滅掉，硬要把他逼成一股反共的社會力量，難道你還是對的嗎？你不對啊！所以我就跟我這個同學講：我想告訴你，不要輕易地下結論。因為，未來還遙遠得很。
基督教今天確實已經是個成熟的宗教，但是他三百年才具有規模，以後的一千年幹夠了壞事，直到十五世紀以後，才越來越成為一個正面的宗教團體。今天他已經不會胡作非為了，他已經成了民主社會的一個健康的信仰力量。是這樣吧？所以，我們有什麼權力對在我們自己祖國本土上剛剛誕生的一個信仰團體，或曰宗教團體，一開始就橫著批評，豎著謾罵，自己都沒有搞清楚人家是怎麼回事，然後就拿自己傳統的知識份子的偏見，傳統的儒家思想的偏見，先給人家把帽子戴上。因為，你要看一看，在他發展和成長的過程當中，他究竟是怎麼做的，他做的哪些事是正確的，對民族是有好處的；哪些事是做得不對、做得不好的。然後再決定支援或是反對。比如說，講真相就是對的，因為共產黨講假話；共產黨絕不給我們中國人民信仰自由，他們拚命地追求信仰自由，當然也是對的。
朋友們，我也在逐步地認識著他們，瞭解著他們，我也希望我的很多朋友們，和我一起去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他們，不要簡單地像我國內一些朋友所說的那樣，輕易地就把人家給否定了。我這樣說，當然就有人說我跟法輪功「劃不清界限」，那我倒想問一問，我怎樣做，才叫做「劃清界限」，如果你說不清，又不能教導我如何劃清界限，那麼我現在就想反問你一句話：「你有沒有首先跟共產黨劃清界限啊？為什麼你跟共產黨都劃不清界限，卻要我來跟法輪功劃清界限，這不是笑話嗎？因為，共產黨比法輪功總要「壞多了」吧！（一笑）我對法輪功的態度，就是「做得好，就支持，就一道去奮鬥；做的不好就批評，就幫助，就反對。」一切從中華民族的利益和中國大陸人民的利益出發，從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出發。
我剛才講了這麼多，最根本的東西，還是我不管你說什麼，你們的功法也罷，你們的大法也罷，還有你們怎麼解釋，我都沒有權利去管和問，因為你有創法的權力，你有「釋法」的權力，你有選擇你所願意過的那樣一種生活的權力，不容他人置喙。至於我自己，不知道我將來會不會信法輪功，或者是去擁有另外一種信仰。因為我的信仰的自由權利自幼就被共產黨破壞了，因為我自年輕時候起，就從被神化的毛澤東身上看到了我們民族的悲劇，就對共產黨的「造神運動」充滿了嫌惡，所以我才會說，是共產黨破壞了我與生俱來的、對於信仰自由的那種追求和興致，所以我今天還沒有信仰，這不是我之過，是共產黨之罪。
但是我也還說一句話，我們追求的信仰自由，和精神自由，他們的重心就在「自由」兩個字，我有信仰，這是我的自由；我不信仰或無信仰，這也是我的自由。所以，有信仰者千萬不要對不信仰或無信仰的人說，你不信仰，你就是共產黨的「無神論」，你就一定是如何如何如何的，我們就應該反對你，千萬不要這樣，因為這同樣是不允許別人擁有「信與不信」的自由。對此，希望有信仰的朋友們切記切記。因為，我們追求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旗幟下，我們才能夠選擇自己的信仰，或選擇不信仰，無信仰。所以我跟國內的朋友們說，你信不信法輪功，我不管；我信不信，你也管不著。我們今天只做一件事，為了信仰自由，為了結社自由，能夠在我們祖國的大陸真正實現，那麼我們至少就應該在那個「講真相」的層面上，與法輪功的廣大學員們，做同道，做戰友，是不是？
聽眾集體答：「是！」
（註：辛灝年答問會對象絕大多數不是法輪功學員）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