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0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3年1月8日

為了消滅希特勒分子，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區正在進行戰鬥。

紅軍有了一種表示軍銜的新徽章— 肩章。

美國開庭審判了33名法西斯煽動者。

在湖北和安徽，日本人正向前推進。

延安給重慶發電，要求派一名有經驗的醫生到延安來。發電之前發生了幾件事。

中央醫院的醫生起草了一份電報稿，談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蘇聯去治療。

電報是在王明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之後起草的。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現在生命垂危。肝和腎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說他頭痛欲裂，而且渾身無力。

一次，主治醫生開會時，提出需要電告蔣介石派飛機來接病人的問題。中共中央主席勾掉醫生們擬的電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慶派一名有經驗的醫生來延安會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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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對自己嚴格要求，一定只寫真實的情況。我一定不要欺騙自己，或者尋求妥協。我的報導是否會發表，以及莫斯科會怎樣處理這些報導，我一定不要受這些事情的影響。我的責任是寫真實。為了千千萬萬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死去的人們，我必須這樣做。

1943年1月14日

毛澤東一伙還在王明身上搞陰謀。儘管醫生們堅持要把病人立即送出去，毛澤東再次拒絕給蔣介石拍電報。

因為王明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的成員，所以王稼祥和任弼時勸毛澤東要防止事態擴大，不要等季米特洛夫來干涉。

王明被康生嚇怕了，惟恐我們去看他，他通過奧爾洛夫轉告我，要我幫助他赴蘇治病，但又要把事情安排妥貼，以免毛澤東進行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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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暴露出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但是他怎麼會成為共產黨的領袖，而且還在鞏固這一地位的呢，我自己常常感到很不理解。是的，他背信棄義、殘酷無情，可是還有什麼呢？

當然，這一切並不那麼簡單。他有他的高明之處—確實比他的對手高明得多。當然，不是所有的對手。

他知道中國革命會發展，因而正在鞏固他個人的地位。他不能始終掩蓋他的行動的反黨和機會主義的本質。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倒從未認為這樣的行動是有意反對共產主義的，而只看成是“錯誤”或“偏差”，但總還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內部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毛澤東”暴露”得沒有這麼明顯，他比現在慎重得多。事實上，他敵視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種種做法，被當成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忠於革命事業的共產黨人所犯的錯誤，或所作出的或大或小的錯誤估計。不管是在共產國際內還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大家都認為這些錯誤是判斷上的錯誤，隨著現在還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成熟起來，獲得經驗，它們就會被革命邏輯本身逐漸克服。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一直都處於極其複雜的環境之中。

然而，就我所知，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行動”的這種看法，已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

既然如此，我該怎麼來對待我要執行的任務，心裡也就有數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