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9日讯】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几年来，四处追着看建筑爆破现场，他想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辽宁科技馆之死”只是近年来，全国“短命建筑死亡名单”里墨迹未干的最新一行。
“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4月28日，赵永明亲眼目睹了18层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着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景只用了6秒钟，年仅23岁的科技馆就与人世“永别”了。
2007年2月，赵永明目睹了投资2.5亿元兴建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夭折”在18岁。2008年，他赶着告别23层的天涯宾馆。2009年2月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只有15岁的沈阳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2006年10月“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的山东青岛市著名地标建筑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20年。2007年1月浙江杭州西湖边的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10年2月，江西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3月落成不满10年、耗资3000多万元的海南海口“千年塔”沦为了“短命塔”；7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凯莱大酒店停业拆除，而一年多前，该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进行重新装饰和布置。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这个16层的庞然大物“死亡”时，不足一岁，还是“婴儿”。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柏乃感慨：“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
同时，另一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
在从事爆破工作、戴着安全帽的毕国成眼里，相比那些“楼脆脆”、“楼歪歪”， 1982年开工、1988年建成、拿过鲁班奖的辽宁科技馆，实在是个“楼坚强”。它的钢筋含量是普通建筑的150%，剪力墙和钢筋密度之高远远超出预料。对一个造价几亿元的楼政府说拆就拆？
学者通常把国内建筑短命现象的原因，归纳为“四说”： “质量说”、“规划说”、“政绩说”、“暴利说”。范柏乃认为“政绩说”更值得关注。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导董黎明承认，有时候，我们的规划本身缺乏远见，更大的问题出在“政府想法太多上”。一届政府一个想法，所以有人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全靠领导一句话。”人们把“规划跟着领导变”形容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定；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
“美国，换个总统，还是美国，我们的城市，换个领导，就要变个样。”范柏乃说。
在他看来，为了给大拆大建找“好听、动人”的理由，政府越来越学会了包装，造概念，什么“标志城”、“月光城”、 CBD、CLD，反正，“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这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著名的“挖坑理论”，当国家经济萧条时，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一挖一填间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可社会财富并没增加。
在这些政绩工程里，一些建筑不得不“被死亡”。比如武汉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10年，便被拆除，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武汉耗资200亿元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而“献身”。
一些建筑完全可以“不死”，比如，原来的大学搬走后，可协商转让给中小学使用；有些空置的办公楼可改为商务楼或廉租房。“可政府就是不干这些‘傻事’，而是炸楼把地卖给开发商。”
很多时候，一个个画着圆圈打着叉的“拆”字背后，还隐着另一个字：利。多数“短命建筑”的背后，都有房地产开发的身影。一些“短命建筑”身上有腐败基因。比如，著名的“楼脆脆”事件中有“官员股东”，而且检察机关发现房企的董事长侵吞4000多万元国资。再如，某市的“世纪巨蛋”因结构性重大安全隐患被拆除，人们叫它 “腐败巨蛋”。
专家感慨，现在城市大拆大建，政府只算经济账“小账”，就没算全国的“大账”。如果全国能提高建筑40％的使用年限，以2006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为例，每年可为国家节约资金约234.14亿元，使用年限增长20年共节约资金约4682.86亿元。
范柏乃说，“短命建筑”是老话题了，这几年两会年年提，批评声一片，可地方政府还是 “比谁拆得快”，刹不住车！
唐子在《谁是中国真正的恶霸地主？》文章中说，据程映红先生说，2010年建设部官员在媒体上发布消息：“中国1995年以前盖的房子质量不好，全部要拆”。1996年以后到今年这15年左右，强拆就逐渐发生了并愈演愈烈。地方政府成了当今强拆的主要力量。
地方政府卖地和强拆的收入是腐败之源
地方政府所以有强拆这种“土地财政”，是中央政府则纵容的结果。土地财政使地方官员的轿车、公费吃喝、各种收入、豪宅、公费出国旅游，都能够报销，给公务员盖各种豪宅、各种不能在明账上开支的钱（地方政府接待中央大员到地方来视察的各种不能报销的开支等，以及地方官员出国公费旅游或去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博的钱与胡吃海喝，公费嫖娼等），成了腐败机制。
据程映红介绍，地方政府的做法主要是“和房地产公司合谋”，或者以建设开发区、修建公共设施为名直接发包，一般是选择一些他们需要开发的有房屋的地，然后用房地产公司雇用的人去强拆，如果搞不掂，就动警察、法院去强制拆迁。看报导，暴力强拆表面上是开放商所为，撑腰的却是当地政府官员和警察。程映红给了我们两个事例：2010年9月10号江西宜黄发生“9．10”强拆自焚事件，执法人员曾经威胁户主说“你们今天不拆，明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目前，暴力强拆每次都发生在每一个具体城市或者乡村的一部分人的家庭。背后的房地产业的每个环节中都存在着暴利与腐败，监督者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绝望者要么如四川唐福珍那样自焚，要么如江西钱明奇那样搞爆破。由于政府的腐败机制操作司法拆迁，堵死了民众的上访，各地钱明奇似地暴力抗争将剧增。
目前中共各级地方政府由于强拆的巨大好处上了瘾，正拚命维护高房价支撑的强拆权力。
全世界都少有政府做房地产生意，以搜刮被拆迁户的房产及其土地价值，利用行政权力强抢被拆迁户损失的钱，苏联、东欧、朝鲜、古巴共产党都没这样做。但中共地方政府就样做了，使警察忙拆迁而涉及刑事犯罪，自己成了超级大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