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8日訊】最近茅于軾因為一篇關於毛澤東的文章，受到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毛左派的猛烈攻擊，據稱全國已經成立了多個公訴團，準備對茅老提出公訴。

我想用魯迅先生的一段話來表達我對茅于軾老先生的敬意：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茅老于軾，當之無愧可以列入上述，是中國的脊樑。

對於茅于軾的理論和觀點，有過一些瞭解，諸如“10億 畝土地紅線”、“經濟適用房不建廁所”的說法都曾掀起悍然大波。這些論點，乍聽來，好像確實有些離譜，有些違背常識，離經叛道。其實，這是一個對中國國情 和人情世故有著深入瞭解的老人，著眼于解決種種現實問題而提出來的，絕非那些坐在書齋裡，照搬書本理論教條的人能說出來的。

例如，關於經濟適用房，茅于軾提出“經濟適用房不建廁所”。有些人一聽這話，立刻勃然大怒。你茅於軾也太不把窮人當人看了，難道窮人就不應該住有廁所的房子嗎？

難道這真是茅于軾的本意嗎？

其實不然。茅于軾的本意是，在中國目前沒有對公權力實施有效的監督的情況下，經濟適用房已經成為權力階層獲取不當利益的又一各工具，開著賓士、寶馬住經濟適用房的現象不絕如縷。既然無法從制度上控制經濟適用房落入富人之手，便考慮從技術上防止富人掄購經適房。

茅于軾還說過這樣一句話：“現在為富人說話的少，辦事的多；為窮人說話的多，辦事的少。所以我選擇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

這話有點意思。

富人、窮人、說話、辦事，四個詞語，不同的排列組合，勾勒出當今中國的社會形態和生存空間。

富人，在時下的中國名聲不太好（封建時代雖然也不太 好，但比現在要強多了），千百年來的文化傳統、歷史觀念，“為富不仁”的帽子早就擱在那了；建國後幾十年的妖魔化，黃世仁、劉文彩、周扒皮，已經把富人的 形象在國人心目中定型了。改革開放初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萬元戶”很是光彩了一陣。但隨著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暴露，社會差距的加大，富人又一次被推到社會審判席上（雖然富人們使出渾身解數，這裡捐款，那裡捐物，但好像沒多大作用）。現在，大部分社會民眾，包括部分學者，認為改革難以縱深下去的阻力，就 是官商勾結，既得利益集團。看看現在反腐倡廉的小說、影視，基本情節必定是企業家（百分之九十九還是民營企業家）和腐敗官員勾結一起，大肆鯨吞國家和社會 財富。經過這樣反復渲染，奸商的嘴臉就愈發凸現了。

在這樣的語境下，能站出來為富人說話，辯解，是需要很 大的勇氣的，一不小心，就要落得個全民公敵的下場，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所以，我們能理解為什麼替富人說話的人少了。只用那些站在民族利益立場上，希望中 國富強，希望改革開放深入下去，以理性和務實精神看待社會的人，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為富人代言。

由於體制改革的不均衡和政府機構改革的不完善，整體大 環境存在問題，有些富人，為了把企業發展下去，自覺不自覺地為官員、學者提供好處，希望可以得到一個較為寬鬆的發展空間（當然，也有的是企業家主動行賄， 為自己不法活動尋找保護傘）。而許多官員、學者，表面上對財富不屑一顧，清高的很，但暗地裡為富人忙，跑前跑後，不過是為了在盛宴上分得一杯羹罷了。

反過來，替窮人說話，無論在什麼時代、什麼社會、何門 何派，都會得到喝彩。在古代，這叫為民請命，是要上史書的，像海瑞、周順昌那樣。在現代，這叫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烏紗、光環都會接踵而來。在 過去，為窮人講話可能還會有點麻煩，現在是講的越多，博得的喝彩聲越大，烏紗帽也就越大，光環也就越大。所以，當今為窮人講話的特別多，甚至殺富濟貧、吃 大戶的腔調都出來了。當然我們不是反對為窮人說話，我們反對的是僅僅說話而沒有實際行動，口惠而實不至。像茅于軾老先生那樣，辦學校，設立小額貸款，出力 費時又不會產生轟動效應，所以許多嘴上高喊公平、正義的人是不會去做的，從這裡人們也能看出這些人的嘴臉。

只有站在理性的立場上為富人說話，才能鼓勵富人繼續創業，鼓勵更多的人成為富人，最終增加社會財富總額；只有站在公平的立場上為窮人辦事，才能逐漸縮小社會差距，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使更多的窮人成為富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善哉！壯哉！茅于軾，中國的脊樑。

──轉自網易《逆行齋主》博客

（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