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7日訊】廣東增城6•11事件經過四天終告平息，但它蘊含的信息卻遠比其它事件豐富。無論是中共當局還是研究者，都應該分析這一事件展現的豐富信息。

增城事件值得關注有幾點：

一、這是一起典型的以地緣為聚合因素的泄憤型群體性事件，參与者基本上與當事人無親屬或利益關係。

事件的直接起因是6月10日四川籍孕婦王聯梅在增城市新塘鎮大敦村農家福超市門口經營擺攤，遭保安驅趕。這類城管、保安借整頓市容為名欺負弱者，在中國本屬天天發生的常見事件，比這惡劣不知多少倍的事件也未曾引起大的騷亂。但此次卻有個特殊誘因，在6•11事件發生之前，在廣東潮州市古港鎮務工的川籍民工熊漢江因向老闆蘇某討要欠薪未果，反而被老闆唆使打手挑斷其四肢經脈。

這一惡性事件在當地的川籍民工中引起眾怒，連日都有川籍民工前往潮州市政府外聚集抗議，6日晚更傳出有萬人示威抗議，並與防暴警察發生嚴重衝突。王聯梅事件就是在熊漢江事件還未平息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情況下，各種虛虛實實的傳言很容易導致川籍民工的生存危機感，6•11增城事件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中國群體性事件的組織要素一般有如下特徵：血緣型（以宗族親戚關係為聚合力）、地緣型（同居一地，有共同的利害關係）、血緣＋地緣型、族群型（如新疆、西藏）。以2008年貴州甕安事件為界，此前的群體性事件多有明確利益訴求，如反征地、反污染等。但貴州甕安事件卻呈現一個特徵：參与者大多與受害者無相關利益關係，參與鬧事純屬泄憤。隨著社會仇恨日益加深，這類泄憤型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

二、成為導火線的孕婦王聯梅以及被砍斷四肢經脈的民工熊漢江本人的情況及補償。

在事件發生過程中反而淡出，四川民工長期以來因待遇不公而蓄積的各種不滿成為他們參与事件的主要情感因素。因此，地方當局雖然都在事件發生后將肇事者迅速拘捕併發布告示，增城市委書記徐志彪到醫院看望王聯梅，市政府還特別邀請王的丈夫唐學才到現場，對記者表示其妻和腹中胎兒都安然無恙，但還是無法阻止繼續從各地趕往增城新塘鎮示威的四川民工。這倒並非由於川籍民工完全不相信政府發布的消息，而是他們長期以來飽受歧視蘊積了各種怨恨，趁機發泄。這種泄憤型群體性事件的增多，說明民怨糾結，已經成為一點就炸的火藥桶。

三、騷亂產生的外部效應，已不是引起事發地居民的同情，而是恐懼。

所謂「人民」在這裏按利益分裂成兩大塊。廣東等經濟發展地區的本地居民與外來勞工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本地居民認為治安惡化、生存環境過度擁擠、家庭不和（比如「北妹」成了二奶之類）等都是外來勞工帶來的。而外來勞工則認為本地人因為地利，完全成了不勞而獲的食利者。

在衝突發生后，當地人在秩序受到極大衝擊之時，首先要應付的是「暴民」可能帶來的傷害，所以自發組織了防衛隊伍，比如潮州古港社區組織了「紅巾軍」，增城新塘十多個村也紛紛以「保衛家園」為名糾眾武裝顯聲勢，防衛「有不法企圖」的外地人。這種狀態已與明末、清末地方士紳組織民團自保相類。

最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居民與外來民工都表示，其實平常大家都相處得很好，是政府處理得不好，才引發本地居民與外地人的矛盾。這種抱怨，政府最好不要當作耳邊風，應該思考政府管得過寬的弊端。

四、地方當局在處理整個事件中還算是比較克制，但也可能已達到極限。

因為現在中央政府實行「維穩」的一票否決制，如果某地發生由拖欠工資、征地等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一把手官帽不保。因此，增城事件發生后，地方當局雖然擁有較強的鎮壓能力，但也不敢高調使用武力鎮壓。不過，這種衝突其實是一個雙方不斷探底的過程，下次再有類似事件，很難保證不會發生大規模流血。

今年北京已經不象去年那麼自信，中東北非國家履行「麵包契約」比中國好得多，但一旦人民起來，政權終難逃垮台命運，獨裁者家族多年搜刮來的財富也被外國政府宣布凍結。從5月下旬以來接連發生的這麼多集體爆炸事件，尤其是增城事件，官民之間勢同水火這一事實已經不容迴避。簡言之，還權於民還是繼續一黨專制，已經成了北京必須要做的選項。

中國的社會形勢雖然有如燃眉之急，但北京卻正逢權力交接關口。此時距離明年十八大權力交接還有一年多時間，第四代領導人的地位有如看守內閣，最大願望是糊弄到權力交接時刻平安下車，而第五代則因還未正式上位，自然也不可能有所動作。中國的局勢可能就在這段時期內變得更加惡化。

──轉自《美國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