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1日訊】一．陳寅恪與三綱五常
陳寅恪對自由的追求與堅持可謂是當代中國的一座高山。他竟然為了學術研究的原則和精神思想的自由，敢於明確提出政治上的條件，拒絕北上進京任職。這在共產黨社會可謂獨一無二。然而，足以讓那些所謂自由主義者們汗顏的是，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集中地體現的文字，卻是在他為世人所以為的「封建遺老」王國維所寫的碑文中：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似乎是令人奇怪的，而更令人奇怪的卻是：那些幾乎終生追隨共產黨極權專制，不過是到八十年代後有些許覺悟，卻自以為是自由主義分子的知識精英，居然始終把陳寅恪當作不齒的封建文人；陳寅恪與暴政的對抗，對思想自由的推崇居然沒有引起他們的重新思索、徹底反省！
陳寅恪的思想是深刻的。在中國思想界，他幾乎是無人能夠望其項背的一座高山，中國文化所化之人。司馬遷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正為此，他提出的每一個看法，都讓我反覆思索，尤其是那些從表面看來非常難以接受的看法。在這些看法中有兩個問題非常有代表性，一個是陳寅恪終生不用白話文，另一個是他推崇白虎通義的「三綱五常」。
陳寅恪推崇「三綱五常」！對於這個問題，最為詭異的是生前陳寅恪先生因為這個觀點遭到毫不猶豫的唾棄，死後今天這個觀點卻被那些殘酷迫害蹂躪過陳寅恪的專制的鷹犬們匆忙接受了。那位被獨裁者們尊為國師的季羡林不知何時忽然成了陳寅恪的第一大弟子，陳寅恪推崇的三綱五常，在他那裡居然變成「愛國」並由此愛黨的思想。
這真的是在鞭撻蹂躪陳寅恪的靈魂。真的陳寅恪的弟子，汪箋、周一良都因為曲學阿世而被逐出師門，其後周一良知恥至死不敢再自稱是陳寅恪的學生，如今季羡林如是、並如此詮釋陳寅恪推崇的三綱五常，真可謂是不折不扣的無恥！
陳寅恪推崇「三綱五常」！由於文化基礎、思想方法的不同，這在我這個飽受五四后全盤西化影響，推崇個人的後生，儘管早已唾棄馬克思主義，接受自由主義，可還是百思不得其解。若說是「輾轉反側、寤寐求之」，也不為過！然而，在我尋求極權主義的文化根源的時候，卻突然幡然醒悟。
二．西方文化及思想的演進
一九九零年，我在徹底完成了認識論方法論的變化之後，在中文世界引入了兩個概念來描述分析大陸的共產黨社會及其黨文化，一個是完全意識形態化，一個是極權主義。此後二十年我一方面使用這兩個西方學界二十年代后就已經提出的概念分析中國大陸的情況，另一方面跟蹤研究了這兩個概念的變化發展，為此，對於這兩個概念在中文世界的接受和傳播，探索和扭曲感觸良深。
我們中國人飽受極權主義六十年的害，如果說從五四後，那麼就可以說是近百年之害。它使得中國每況愈下，如今道德崩潰，環境毀滅，社會失序，文化幾乎可以說已經徹底墮落，然而探究極權主義的文化根源的努力，除了從信仰出發的三去車侖工力學員做出了努力外，在知識界中卻始終只有很少的人在進行。相反，尋求極權主義文化根源的是西方學者，是三十年代以來的歐美學人，主流學界。他們為此做了大量的，翔實的研究和努力。
研究極權主義文化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希特勒的納粹極權主義也罷，共產黨的極權主義也罷，它淵源於西方文化，是一種西方文化的結果。
那麼為什麼它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而非中國文化傳統的結果？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究竟有沒有根本的區別，如果有，它又是在什麼地方呢？對此既可以從西方思想學術的角度用當代社會學、政治學等方法研究，也可以從中國傳統思想的角度予以論述，筆者在此從西方思想方法的角度談點想法。
東西方「文化」的區別，從對於「文化」一詞的使用內涵的不同就顯示出巨大的區別。
中國的「文化」一詞是向內的，化人的，也就是一種人的教化。西方的「文化」一詞，Culture，卻是向外的，對自然界的。雖然如此，我以為把Culture翻譯成「文化」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為「文化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是演變的。而它之所以有這種韌性的，變化的可能是因為文化實際上可以更為廣義地看是人在生命中，生存中對人生的探索，人自身，人與外界關係的探索。這種探索向內、還是向外可能隨很多偶然的事件，偶然人物的誕生和探索而變化的。
文化思想中的探索和演變是變化萬千的，絕非只有一種變化。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演變。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礎是二元的，人和自然，人和神，精神和物質的二分對立。二元對立、二分具有極大的可能性導致為一個最孤立僵硬的框架。而歷史的經驗事實上也證實了這點。由於人和神，和上帝的截然分立，上帝主宰人，在上帝面前，人只有服從,沒有任何變通的可能。上帝給你規定好了一切，並且會為你承擔。因此，一旦天上的未知的上帝，被人間的教會、教士所代表，這個二元甚至就變成了一元。所以在西方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中世紀前，個人幾乎完全沒有權利與自由，而被教會牢牢地固定在社會等級制度的位置上。這跟儒家思想所帶來的中國古代的多元化社會大相徑庭！
任何讀過哪怕最基本的教科書的人都會知道，中世紀前，西方社會的等級制度是個極其僵硬的框架，上帝、教會、教士、國王、貴族、平民是不能夠流動的，生來是什麼，就是什麼。這就是我說的，和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性比較，西方中世紀前其實是最沒有自由與人權的。
然而，西方文化的演變卻反映出人在對於未知世界探索時修正自己的能力，以及創造性，變通性，人對於自由、美好生活追求的可能性。西方文化通過對最僵硬框架的反彈、揚棄，經過了漫長的中世紀黑暗，居然走出了黑夜。先是國王要求和教會一樣在上帝面前具有平等的地位，繼而是每個個人要求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與自由，從而誕生出一種強迫教會退出在上帝和人之間的中介地位、代表地位，要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自己的權利和自由的新的價值。在上帝面前，為上帝工作的教士們，社會的各種權力機構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樣只享有相同的權利。
人權自由思想為什麼會在最近三百年在西方產生？因為那裡最沒有人權和自由。這個道理本來對於相信對立統一，甚至可以廣義說使用二分法思想的人很容易理解。然而，盲目的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卻使得人們很難認識到這個問題。道理非常簡單，在需要它的地方，就會有產生它的可能。在不需要或者說沒有迫切需要的地方就會被放到第二位。
五四后中國為何從人權問題走向民主和科學，或者說忽視人權走向科學民主，而時下中國為何更多地讓人們感到人權自由問題的迫切，也是這個道理。五四前後是傳統中國社會，時下是極權的共產黨社會；五四，那個時候沒有嚴重的人權問題，時下，這個時候中國的人權問題卻和中世紀的西方一樣嚴酷。
2011-5-17 埃森一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