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6日訊】我一直關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導演的「唱紅打黑」一亊，幾年來未置一詞，心裏老是琢磨：他到底要幹什麼、想達到什麼目的？是在推動社會前進的發展呢、還是在走歷史的回頭路？總是一頭霧水。

記得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正是會展經濟勃勃興起的歲月，全國不少省市都各自大搞「節慶」活動，以吸引眼球。1992年瀋陽市舉辦「第二屆國際秧歌節」前夕，為了擴大它的經濟效益，「中華國產精品推展會」顧問、原瀋陽軍區政委劉振華上將，主張把「中華國產精品第二屆消費者評選‘猴羊杯’展銷會」活動落腳瀋陽，與秧歌節同月舉行。這樣，我以承辦方身份在瀋陽呆了近一周時間，同去的有中顧委員郭林祥、王誠漢上將和中國公關系協會主席、副主席，都是副部級以上的幹部。

由於陣營龐大，我在瀋陽自然活躍，陪同的是市長助理馬向東。馬向東年輕有為性格豪爽，是家名牌大學的經濟碩士，很有政治前途。想不到五年後升為常務副市長竟因赴澳門豪睹，一夜輸去數千萬元公款而被處決。但他不沾女人不包二奶，那時社會風氣較正，地方上還未形成「利益集團」，如在今天就算不了什麼。

緊挨著瀋陽的是遼寧省第二大城市大連，此時也在舉辦「中國國際服裝節」。這個服裝節無論從定位、造勢、影響都遠遠大於「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瀋陽。一次，我和瀋陽市長武迪生閒聊說：武市長，瀋陽怎麼不搞一個有經濟效益的活動，在我看來秧歌節出不了大戲，難以帶動城市經濟發展（武是1957年的右派，我們說話比較隨便）。他說：大連地理形勢比瀋陽好，薄熙來雖然只是個代市長，可人家後臺硬，父親是中顧委主任委員，有中央支持，我和你一樣歷史上有硬傷，做起事情有很多難度。

我道：簿熙來這個人真還有兩下子，會想、會幹、會抓問題，可能是個上升人物？武沉思未語，似乎同意我的看法。

也叫一語言中吧？簿熙來確有超人本事，小小大連市在他治理下不到幾年功夫，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大幅度地提高，口碑十分不錯。在離開瀋陽回京前，我專程去大連做了一翻考察，得出的結論五個字：前位於瀋陽。

在短短的8年時間裏，薄熙來竟然從代市長一職躍為市委副書記、市長，遼寧省委常委、大連市委書記、市長，再省委常委、大連市委書記，再在到遼寧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委副書記、省長。2004年上調北京，晉升為商務部部長、黨組副書記、書記。2007年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本應接替女強人吳儀副總理的班，主管全國經濟。可不知為什麼卻遠離帝京，削到偏遠的重慶出任市委委員、常委、書記？內部傳說：吳不喜歡他，斥他張狂，如要裸退不能讓其接班。而此時團派勢如中天，不希望他留在北京礙其手腳。為此薄熙來遠離政治中心，要不在重慶默默度過一生，直到退離；要不大膽一搏，殺回帝都。

他選擇了後者

要想重新回到北京政治中心，首先要有新招，不能讓人們忘記自已，須出奇制勝製造輿論，掀起一個政治風暴。薄熙來就是薄熙來！敢想、敢說、敢幹。

2002年胡總全方位主政中國，萬人矚目士氣很旺，提出了「以人為本，和諧社會」治國理念，一時被譽稱為「胡溫新政」。可在實施過程中卻節節後退，竟然去韶山「朝聖」，西柏坡「拜靈」，還提出在政治上輿論上「向古巴、朝鮮」兩個獨裁國家學習。接著掩蓋歷史，封殺言論，打擊敢講真話的知識份子。到了2007年更「百尺竿頭」再上一層樓，壓制打擊受冤受屈多年的右派老人，根本不兌現重新評毛的諾言，拒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相反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籍口，支持放縱地方官吏作惡，抓捕訪民，堵死一切溝通管道。結果造成官貪吏暴，黑惡作亂，矛盾重重，民怨日深，積重難返的局面。又由於沒有獨立的監督機制，地方勢力不斷坐大，權錢交易成了的時代軸心。自此，物欲代替了傳統的社會理念，國家民族出現嚴重的信仰危機。於是，「文革」中的政治野心家和政治掮客，以及一些趁火打劫恨不明天就封王拜相的「豪傑」，紛紛打著極左旗號浮出水面，抓住一些失去利益的老幹部、部份下崗工人、貧苦百姓，大勢宣染毛澤東時代的「偉大」、「公平」、「公正」。作為總書記的胡錦濤同志不但不去扼制，用事實揭穿謊言，還推波助浪，幫助造勢，拼命打擊民主派和講真話的人。

本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先天不足沒有話語權，用謝韜老人的話說，是「打左燈」向「右轉」。在這前進與後退的關鍵時刻，胡書記總是支持左派，打擊壓黨內外民主派，縱容官吏作惡，保護地方利益，支持強拆強迂，嚴控輿論，判處敢言直士。自此中國亂象叢生，惡魔遍舞，群體事件綿綿不斷。中國向何處去？成了時代癥結？

「時勢造英難」

聰明過人的薄熙來，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站在歷史短暫的制高點，推出了「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吸人眼球，很快成為國內外重量級「英雄」人物。

「唱紅」，是重新恢復人們對毛澤東的信仰、熱愛、追求，可以暫時把人們鬆散沉淪的意扭在一起，近似1966年前「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造反有理」。

「打黑」，是借用除暴安良的手段，解民於倒懸的「溫湯」。可以息民憤，撫創傷，給一些利益受到傷害的百姓帶眼前的利，發洩出對貪官不滿的情緒。所以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輿論的吹捧。

為了「送溫湯」、「安民憤」，殺了「公檢法」重臣文強。於是，薄書記成了扭轉中國危局的「希望」大有「試問今日之域中，誰主沉浮？」是毛澤東神靈的再現。於是人心嚮往，一遍頌聲。無怪重慶高樓掛出參天橫標：薄熙來書記您辛苦了！差點沒喊出萬歲！萬歲！萬萬歲！

用我們策劃職業話說：他抓住了時代的亮點，重新燃起了人們失去的希望。僅管這「亮點」、「希望」是虛幻的、渺茫的、短暫的，卻有很大的操作空間。不過它只能用於造勢掄位，而不能治國安邦。誰要再想用「毛澤東思想」治國，天下必然大亂。

為什麼？因為首先反對的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而是那些在位的富可流油的官員和有權有勢的豪強，以及那些有車有房先富起來的富人，甚而包括那些工薪族中的白領。因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打土豪，分田地」和「均貧富」，其手段是「造反有理」的「階級和階級鬥」。

薄書記的父親薄一波老人曾是毛澤東欽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頭目」，被批被鬥關押秦城，其母自殺於火車上，他本人也歷盡艱辛在獄中度過幾年悲慘的歲月，他能去幹嗎？受冤受屈何止他一人一家，凡是今天在位的高幹子弟，誰沒有失落的苦痛？他們絕不會同意回歸到毛的路線！

歷史是事實寫成的，不是權力編造的。毛澤東一生做的傷天害理，爛殺無辜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用一句成語說毫不過：罄南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其流難盡。毛澤東，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事有湊巧，正在大力宣傳「唱紅打黑」的2008年夏天，當年曾被難友周居正救過的那位孩子的媽媽或是友人，給我來資訊說，「那位1964年被毛澤東主政冤殺的紅岩志士周居正，是這次唱紅打黑的宣傳對像」。

我好不驚喜，也沒有做多的思考，立即給薄熙來書記去了一封信，並把我寫過的文黑章「《紅岩》江姐繡紅旗原型周居正，反右中被槍斃」作為附件。真快，不足一周時間重慶政法委一位處長給我打來電話告知：「黃澤榮同志，你寫給薄書記的信他收到了。他十分重視，作了重要批示。現我們政法委已組成專案小組，正在復查此事，希望你幫助我們儘快把事情搞清楚。」

我真的好激動，眼淚差點奪眶而出。在這之前我為「反右鬥爭」一事，我先後給胡錦濤總書記寫了大約十封信，不但沒到丁點回音，反成為重點監控對象，限制出境，住家社區大門長年有人守候。兩相對比，我自然稱誦薄熙來書記是「人民的好書記」！立即把這一消息轉告給周居正難友遺孀曾昭英和他的兒女，還告訴了成渝兩地同在415勞教築路支隊的難友。周居正是價真價實的《紅岩志士》為共和國的誕生險些付出年輕的生命。結果萬惡專橫的國民黨沒有殺害他，殺害他的竟是他堅貞不渝、畢生所追尋的毛澤東共產黨。我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記載：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大學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生於1930年。1945年在武勝縣就讀師專時即參加中共地下組織，當時還不足十六歲，後失去組織關係，孤軍奮戰于重慶。1948參予和領導「反饑餓，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蔣獨裁運動和「組織民變武裝」被捕，關押在重慶白公館監獄，與《紅岩》作者羅廣斌、共產黨員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慶市委機關離休幹部）等同囚一室。1949年9月他們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的消息時，立即撕下被面歡欣鼓舞地同羅廣斌等人一起，在獄中繡制五星紅旗（此一事蹟後來卻移植到電影《烈火中永生》江竹筠「江姐」的身上）；在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前夕，他們又對監獄看守人員做策反工作。［對於這段歷史，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委編寫的《歌樂忠魂》和白公館脫險革命志士付伯雍等人所著《獄中鬥爭紀實》、《浩氣長存》等，均有記述。］在這槍林彈雨，命懸一絲的越獄脫險中，他不顧自已身體瘦弱，冒著生命危險，仍幫助難友郭德賢背出一個4歲男孩（此孩現已是總工程師在天津工作），表現非常英勇，品德十分高尚。

當年白公館脫險志士，原重慶廣播電臺播出部主任、離休幹部、共產黨員郭德賢的回憶文章中有這樣的記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機關工作時，不幸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在重慶歌樂山白公館監獄。常看到一個學生模樣比較活躍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白公館未遭殺害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帶著兩個孩子仍被關押在樓上。平時受獄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員楊飲典和李育生，經羅廣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正義一邊。他打開牢房叫大家趕快衝出去，並告訴羅廣斌樓上還有郭德賢和兩個孩子。羅廣斌便派李蔭楓和周居正到樓上幫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周居正背著闖出封鎖線的……」

我想誰看了這段歷史記述，不能不為周居正舍已忘生的行為所感動？就是這麼一個為中國共產黨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赤膽忠心為人民的革命者，1964年春，竟被「她的母親」共產黨以「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罪」，殺害於四川永川縣新勝勞改茶場。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0年重慶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紅岩忠魂》，在倖存者人員的名單中，仍稱「周居正志士」，仍有上面那一段越獄脫臉的精彩記載，歷史啊，你叫我們怎麼訴說是與非，善與惡，美與醜，黑與白？

可是自此再無信音，周居正冤案還是周居正寃案，不過重慶的「唱紅打黑」卻越來越熱鬧走俏。殺文強，判李莊，換市樹，揚赤志……發展到今年已成為全國「模式」。近日「紅歌」晉京亮相，四處聯演，大有不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決不鳴鑼收兵。我也漸次明白，既是「樹碑立傳」歌頌「偉人」的「唱紅」，薄書記怎麼會為毛澤東冤殺的「紅岩志士」周居正「平反」昭雪呢？。

特別值得一說是「右二代」譚松的事。譚松，何許人也？他是原重慶共青團市委宣傳部長譚顯殷之子，譚顯殷是川東地下党黨員，1957年劃為「右派份子」送重慶市長壽湖「監督勞動改造」。長壽湖是四川的「夾邊溝」，也是一座別有洞天的「水上監獄」，是當年專門用來關押「改造」重慶市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犯有「反黨言行」的「右派分子」。據不完全統計約千餘人，近半數是川東地下党的黨員。應該說皆是薄書記「唱紅」活動中應唱的對像，不信可以翻查他們的「紅色」歷史。

但是很不幸，在他們用生命扛起「地獄閘門」，迎來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後，毛澤東新的「十六字」方針下達：「就地安置，限制使用，逐步淘汰，不斷改造」。為此多被批判鬥爭和「零落成泥」。「文化大革命」中毛夫人江青更有新指示：「川東地下黨沒有好人」，逼使《紅岩》作者羅廣斌跳樓自殺。

由於長期勞累饑餓，未到1978年「改正」，長壽湖改造中的右派，近百余人自行提前「摘帽」西去。所幸譚顯殷不僅得到「改正」，「改正」後還升為中共重慶市宣傳部副部長、文委主任、市人大常委，後光榮「離休」。其子譚顯殷很有歷史責任感，從2002年起自費去長湖壽採訪那些當年在「水上監獄」呆過的苦難老右，為他們照像，為他們寫文章，忙得不可開交。不知為什麼觸動了重慶國安局的神經，視他為「顛複國家政權」的「謀反犯」，竟逮捕下獄，至今仍是「取保候審」的嫌疑人。不知薄書記知否？

從以上這些事實不難看出，簿熙來到底唱的什麼「紅」？又打的什麼「黑」？我為周居正難友寄希望於「唱紅」雪寃，正應了民間俗話：「端著豬頭找錯了廟門」。也許還有希望呢？

看來薄書記「唱紅」是假，造勢是真；「打黑」是戲，「認祖」是根。不然毛派分子何以把重慶稱為「紅色延安」、「革命井崗」？不然「烏有之鄉」網站何以派出40多人的「代表團」去重慶「朝聖」慰問？且受到重慶警方盛情接待。

由於薄書記攻於心計，兼有長袖善舞的本領，躍升中共十八大常委已成定局，按其紅色家庭背境和自身的超群才幹，或許是常委中的「龍頭老大」，值得可喜可賀！喜，再不是平庸無能之輩執掌乾坤；賀，中國又有了新希望。

如果薄書記能正視歷史，吸取教訓，棄宗（毛宗）從民（民主），不忘父仇母恨，毅然掘屍去像，變一黨專制為多黨執政。其後再嚴法紀，懲墨吏，抑豪強，化解社會各種矛盾，走民主憲政之路，真乃中華民族之幸啊！若步紅唱紅，一味「尊毛去鄧」走下去，中國將會再次發生紅色血腥。神州再次爭鬥砍殺，血腥迭現，赤地千里，巢禽無樹，啼饑號寒，哀鴻遍野，人相食，犬相吞。唉，國家就毀了。

哲人說：人世間萬事萬物都皆有度，做事做人皆不能超越度。現在重慶的「唱紅」己超限了度，正向毛澤東「階級和階級鬥爭」老路走去，正脫化變調為全面復甦「紅色恐怖」。

近月毛派「鳥有之鄉」網站牽頭發起在全組成28個「公訴團」，「公訴漢奸賣國」茅于軾、辛子陵，就是一例證據。他們殺氣騰騰，語言血腥，簡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再版。我深知此事絕沒有得到薄書記的支持或默許，但卻是過度「唱紅打黑」的副作用在發酵。前不久我去江西廬山旅遊，所經縣市好些地方大放特放《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毛》。

當然，薄書記一定要回歸毛澤東的老路，還可以放手大幹下去，只不過中國人民再受二岔罪而己。80老叟的我，有何懼之？大不了葬身紅潮，化著一股青煙。

我相信薄書記定會念及天下蒼生，不會「認賊作父」，再演紅色鬧劇。政治，就是給人幸福，給人溫暖，給人歡笑，給人和平。政治家重在厚道真誠，良知與良心。反之就是強盜、殺人犯、野獸。

──轉自《參與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