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1日訊】現在把資產階級劃入中產階級是名不副實的。2010年3月中國社科院在一份報告中說，中產階級在中國大陸人口中所占比例爲23%，即13億人口中 大約有3億人屬於中產階級。它所定的標準是月收入超過6000元人民幣的人，主要是白領階層。這個階層應該屬於小資產階級。把民營企業家藏在中產階級的人 群裏，是爲了證明中國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共產黨嘗到了發展資本主義的甜頭，但還沒有從原教旨主義中走出來。現在，中國的 GDP 65%以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創造的，支撐著三分之二的江山，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應該成爲不能見人的“醜媳婦”，應該堂堂正正地站出來，表明自己的經濟 分量和政治分量，成爲一個自爲的階級。
王譽虎先生的經歷很有傳奇色彩。他是一位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湧現出來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一個民營企業家自覺地介入“六四”民主運動，傾家蕩產而不悔，他的自覺地行動，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的覺醒。
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在軍事博物館搞了一個“平暴展覽”，一進門院子裏擺著一輛轎車，媒體都報道了。那輛車就是王譽虎當初借給學生用的。 它是六四期間學生領袖們唯一的一輛“公務專車”。裏面還陳列有王譽虎借給學生用的印表機、影印機、無繩電話和電腦，都寫著“四通公司王譽虎”。學生廣場示 威期間，王譽虎五天送去了八卡車食品。後來全國各大報紙刊載一篇長文《萬潤南搬起石頭要砸誰？》，其中有一段話：“四通下邊有個鷺島公司，該公司又下轄一 個華成托運服務公司。這個公司的頭頭就曾直接從天安門廣場找來一名‘工自聯’常委和幾名鬧事的學生頭頭，當場付給18000元現金、一部無線電話，派給一 輛解放牌卡車，並應允代印傳單等等。條件只有一個：支援黨內‘改革派’，反對黨內‘保守派’。他毫不掩飾地說：‘我就是想用自已的觀點去影響廣大學 生。’”在當時這是王譽虎的罪狀，在歷史的長卷上，這是王譽虎的功勞。
王譽虎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他介入“六四”的心路歷程：
觀 望
1989年4月15日上午7點48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旗手胡耀邦逝世。下午4點多，我在中關村聽到了這一噩耗。陰沉的天空此時稀稀落落地滴下 些許雨點，天人同悲呀！信佛的我確信天人感應。我的心情比天氣還糟，一種失落、沮喪、悲憤、惋惜的複雜情感充斥心胸。我開始抱怨老天不公平，難道還要讓中 華民族承受更多的苦難？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卻早早逝去，按易經象數，這不是好的徵兆！
據學生彙報，北大學生已提出成立各大專院校聯合悼念胡耀邦工作委員會，醞釀罷課遊行，其他院校同樣沸沸揚揚。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周圍自發的悼念活 動，已有些1976年“四五”運動的影子。這些消息動態令我振奮、欣慰，一場偉大的自由民主運動正蓄勢待發，中國的前途大有希望。我當時想，如果這場學生 運動能把握堅持改革、反對倒退的基調，就太好了。但是個別學生顯然已把矛頭對準了鄧小平。儘管在情在理，但在策略上是錯誤的！我爲此深感不安。學生的愛憎 是單純的、自發的。由於沒有新聞自由，他們對中共上層的內幕知之甚少，對中共的本質、對以鄧爲首的老人政治認識不足。他們沒有成熟的組織系統，也就不可能 有統一的深遠謀略。將矛頭對準手握軍權的鄧小平，黨內趙紫陽爲首的改革派便會勢單力孤。一旦爆發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趙紫陽就會凶多吉少，重蹈胡耀邦的覆轍！
1989年4月17日，遊行的學生五六人一排，縱隊前行。他們有的頭纏白布，有的臂戴黑紗，多數學生的胸前戴著白色紙花，似乎都穿旅遊鞋。他們 是要趕在明早8點之前進入天安門廣場追悼胡耀邦。清華、理工、農大、師大、交大、科技大學、民族學院等各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著各自的校旗。北大的學生經過 時，圍觀的群衆向他們揮手鼓掌，有的用手指做出V字形向他們致意。學生們也不停地向圍觀群衆做著V字手勢致謝。學生們高舉著的橫幅上寫著“要民主，要自 由”、“不要專制”、“反對獨裁”、“反腐倡廉”、“打倒官倒”、“政治改革刻不容緩”、“廢除特權”、“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民主、自由、法制、人 權”等等，此外還有衆多痛悼和頌揚胡耀邦的文字。群情激奮的學生不時地呼喊著類似的口號。行進了一個多小時，後面的隊伍仍持續不斷。配戴臂章的學生糾察奔 前跑後維持秩序。
傍晚，街燈已亮，我忽然想起自已應該做點什麽慰勞學生。當時行至缸瓦市。附近沒有找到商店。小商亭的飲料也已售罄，我於是把僅有的七條希爾頓香煙 全買下來，分發給遊行的學生。我和妻子一直隨隊伍經西單走到天安門廣場西側，便停了下來。華燈明亮，人流潮湧。廣場上人山人海，總有一二十萬衆，蔚爲壯 觀。晚8點之後，廣場人群漸少，遊行的學生開始陸續緩緩彙集到人民大會堂附近的廣場靜坐。我估計，靜坐的學生少說也有五六萬人。
看到風塵僕僕的大學生有的气喘吁吁，有的汗流滿面，我便走到南池子路口附近，與兩個攤販商定，把兩輛平板車上的幾百瓶汽水買斷，但有一個附加條 件：攤販負責開瓶並主動向學生分發。一男一女兩個商販爽快答應，而且異常主動熱情地上前爲學生服務。隨後又有幾個中年知識份子模樣的人也參加了進來。其中 那位四十多歲的女攤販征得我同意，用我的板磚大小的摩托羅拉手機聯繫，又運來了20箱汽水。
第二天下午，長春地質學院的學生說，有百萬民衆自發地沿街佇立爲胡耀邦的靈柩送行。十多萬在廣場苦等一宿的學生，派三個代表跪交請願書，卻無人理 睬、倍受冷落。追悼會後，二十多所高校代表發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並決定從24日開始全市無限期罷課。
4月25日，晚間新聞竟提前一天播出了“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給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的大帽子。這篇社論極像文化革命時的大批判，仿佛出自文痞姚文元的手筆。隨後又播出了北京市政府公告，重申不准遊行十條規定。
4月27日晚上，我仔細閱讀了中午那個學生送給我的那份高自聯的傳單《學運問答錄》，內容如下：
問：這次學運的目的是什麽？
答：我們既不是要推翻共產黨領導的政府，也不是打倒某個領導人，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向現政府施加壓力，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從而達到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推進社會進步。這次學運不同於五四運動，推翻政府既不正確，也不現實。我們面臨的情況是，當代中國沒有健全的民主政 體，政府尚不具備自我更新的機制。因此，就需要外力的推動，迫使其進行自上而下的政體改革。目前的學運順應歷史潮流，正好充當了這種力量。
我很欣賞傳單的內容，但又認爲學生過於樂觀，因爲這次抛棄官辦的紅色學生會，以民主的方式成立高自聯，實質上就是向四項基本原則挑戰，就是挑戰共 産党的領導，挑戰一黨專政。而“七條”的核心則是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和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矛頭所指顯然是鄧小平。鄧雖然多次強調政治體制改 革，但卻言行不一。罷黜胡耀邦，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殺氣騰騰的“四二六”社論，件件都說明鄧小平的所謂政改，只不過是行政改革。他 的改革開放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是瘸腿改革！以趙紫陽爲代表的黨內真正改革派還未坐大坐穩，面對緊握軍權的太上皇，如果學運出了策略偏差，則很可能凶多吉 少、前程未蔔。我爲學生擔憂，爲學生祈禱。儘管我同情、支援學生，但仍不想涉足其中。
介 入
5月17日，北京百萬人大遊行，公開提出打倒鄧小平，打倒楊尚昆，擁護趙紫陽。知識界發表了“五一七”聲明，原文已傳真給我。看後我就像泄了氣 的皮球一樣渾身癱軟。完了，覆水難收了！知識界竟愚蠢地把學生運動推向絕境！矛頭對準鄧，並公開支援趙，這無異把趙紫陽送上了政治老人的審判台，把學生推 向了鄧家軍的槍口！中國的知識份子勇氣可佳，但卻玷污了知識份子的名號，成了有勇無謀的匹夫！
趙紫陽淩晨代表中央常委公開出面向學生保證絕不秋後算帳，再次肯定了這場學運是愛國的，並保證聽取學生的意見，反腐倡廉，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呼籲 學生停止絕食。這等於代表黨中央從實質上再次否定了“四二六”社論。但是由於“五一七”聲明火上澆油，失去理智的學生已不可能刹車見好就收了。況且從臺灣 東森電視臺的報道看，這場學運已演變成全民的抗爭了。運動完全失控，只因沒有一個堅強的反對黨，沒有一個深孚重望的領袖。聽天由命吧！
眼看大勢已去，誰能力挽狂瀾？難道任它自生自滅？難道我剛剛躋身爲有産階層就明哲保身隔岸觀火？我責駡北京的知識份子是匹夫，但他們卻是勇敢的鬥 士！我呢？如再不盡其所能便是自私自利的可恥懦夫！也許於事無補，但我應盡力去做！我要有所行動！我應嘗試與四通爲代表的民營企業家溝通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去影響學生，避免最壞的結局。
我異常亢奮，抓緊時間提筆寫了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鄧大人莫作歷史罪人》，內容是肯定鄧和胡、趙對改革開放的偉大貢獻，敦促鄧兌現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與陳雲、王震等保守派切割，正確對待學運，切勿以無冕帝王自居，屠殺手無寸鐵、和平抗爭的學生，從而淪爲千古罪人、遺臭萬年。
我又從香港《爭鳴》、《開放》等雜誌上摘選了一些有關中共高層保守派與改革派鬥爭的文章，摘選了鄧小平力主經濟改革而政治改革卻言行不一，及其如 何平衡兩派之爭的報道和評論。此外，我還摘選了兩篇與官倒相關的報道：一是王震到深圳視察，當有人反映其公子開辦水上飛機俱樂部有官倒之嫌時，王竟破口大 罵：“什麽官倒？是倒官！”二是“彭真之子獲肥差”，內容是中共元老彭真之子傅亮調到鐵道部，專門負責調撥計劃外車皮。據說是前鐵道部長丁關根一個電話直 接安排的。“傅亮揚言，別看趙紫陽跳的歡，老爺子什麽時候發話，他就得靠邊站！”
我精心編寫的這份傳單，其用心就是點撥式地告訴學生中共上層派別鬥爭的內幕，尤其是鄧小平的態度決定著黨內兩派鬥爭的走向和勝負，以此引導學生作出正確決策。
已是17日晚10點，我讓兩位最可靠的員工把我輯錄的這些資料彙總編輯在一起，然後複印在一張A2的紙上。在我妻子的督導下，連夜複印了2000份——等於是大號傳單。
18日上午，我又特意買了一個手提箱，內裝1000份傳單，交給了金召。金大學剛畢業，父母都是知識份子，是廈門京元電子開發公司的專案經理。其 妹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絕食鬥爭。金召自告奮勇，負責把1000份傳單交給絕食的妹妹，再讓妹妹廣爲散發。18日下午3點多，我和金召 攜帶2000份大號傳單，順利到達北京。
我請大家在附近的小飯館用完晚餐，便由向陽開車，和蘭敏共三人到了天安門廣場西側的胡同裏。晚八九點鍾，我坐在車中，派蘭敏和向陽去找北大和清華的學運負責人聯繫，聲稱四通下屬的公司企業準備給學生一些物質援助，並發表對學運今後走向的意見。
不到半小時，蘭敏和向陽就帶來四五個學生。其中一個叫周永軍，中上等個頭，儒雅帥氣。他很警惕地盤問了一番。我沒介意，我知道當局誣衊學生背後有 黑手，學生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我有所準備，掏出了名片遞給學生。學生借助路燈仔細認真地辨認。名片上寫著“京元聯合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譽虎”，下屬 四個公司是北京華成托運服務公司、北京京元科學儀器公司、廈門京元電子開發公司和廈門京元金屬加工聯合公司。
周永軍等幾個學生耳語一番，同意回廣場去商量，然後儘快派各校代表隨我去公司開會協商。晚10點多鍾，周永軍帶來八九個大學生，全是男姓，坐上向陽找來的兩輛計程車，跟在夏利車後面，一直來到華成托運公司院內。
會議室近40平米，學生們面對我坐在折疊靠背椅上。周永軍要求看一眼營業執照。他的要求被滿足。我推測周永軍的經歷非同一般。爾後得知，他是前政法大學學生會主席，是4月22日大會堂前3個下跪請願的青年之一，現任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宣傳部長。其他同來的學生有清華的何亮、李玉奇、白立舜，北大的趙 體國、趙愛學、陳留才，還有2個名字不詳。
我開始了勸導式地講話。我首先對這場學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對指揮和參加學運的學生表達了崇高的敬意，認爲這場學運對民主、自由和憲政的訴求，代表了近百年中華民族的真正覺醒，尤其是“四二七”大遊行將會永遠載入史冊，我由衷地稱讚他們這一代大學生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未來的棟梁，是中華民族的希望。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同樣也是學生運動、也是高自聯的生命！正確的策略應建立在正確的判斷上，正確的判斷又建立在對客觀實際的調查和瞭解上。那麽 什麽是當今的國情？一党專政和聽命於鄧小平的300萬軍隊，這是最大的國情！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黨派，一盤散沙，或難聽點兒說，烏合之衆，怎麽有可 能一蹴而就？！怎麽有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中國的改革和進步必須借重共產黨內主張民主改革的力量。這有兩大好處，一是切合實際、裏應外合、循序漸進、事半功倍；二是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不會重演百日維新的悲慘結局！一個胡耀邦倒下了，不能讓趙紫陽再倒下，要想趙紫陽不倒就別幫倒忙！別製造倒趙的口實！別給黨內那些保守的死硬派製造倒趙的把柄！我還要著重強調，鄧小平是軍委主席，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鄧小平是太上皇！手無寸鐵毫無經驗的學生要求手握生殺大 權的太上皇退位下臺，能有幾分勝算？一分也沒有！鄧主張改革開放，比陳雲、王震進步開明。但鄧小平只側重經濟改革，雖然多次強調也要政治體制改革，可是總 不見行動，幹打雷不下雨……，總是順應保守派高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在此提請同學們高度注意，當今，鄧小平的態度決定著改革的走向，決定著黨內兩派的輸 贏！還有一點我要提醒大家，鄧小平、陳雲爲首的政治老人都已80多歲，而且不在一線。三五年以後，只要趙紫陽爲代表的改革派能坐穩坐大，而不是李鵬之流坐穩坐大，那未中國的前景就一片光明！”
我猛抽了兩口煙，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所以，我們要改變策略。當然，你們己坐失了幾次大好良機，如今亡羊補牢吧！應立即停止對鄧小平、楊尚昆的 攻擊。順便說一句，楊尚昆是比鄧小平還開明的改革派，他和趙紫陽的關係密切。因而這次運動的宗旨應規範爲支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堅持改革反對倒退、政 治改革應與經濟改革同步、反腐敗反官倒等等，千萬不要再去糾纏“四二六”社論與鄧頂著幹。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有一條，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要避實就 虛，這就是策略。”
我繼續說道：“還有一個策略，就是見好就收！保存和積蓄有生力量！趕快撤離廣場！撤離廣場不要講條件，越快越好！”
5月19日早8點，我在華成托運公司召集全體員工開會，宣佈公司要抽出大部分人力物力支援學生運動。然後我讓會計和出納分頭帶領幾個人開車或蹬平板車去大量採購食品、飲料和水果。下午3點鍾，華成托運公司的兩輛解放牌10噸加長半挂卡車裝得滿滿當當，用苫布蓋上，用繩索勒緊，在波羅乃滋轎車的引領下開往天安門廣場慰勞學生。此後5天，我們公司共運去8大卡車食品。在我的授意下，卡車的牌子被摘去。我確信，當局絕沒有閑著，一切都在他們監控之中。
5月20日上午10點，李鵬簽署了戒嚴令。隨後，我佈置一部解放卡車，拉著食品飲料和水果，去豐台慰問戒嚴部隊官兵，同時選派蘭敏和另外兩個能說 會道的小夥子去向解放軍宣講事實真相，散發由廈門帶來的傳單，爭取官兵對學生、市民的理解和同情，讓官兵拒絕或消極執行戒嚴令。
晚上9點左右，10多位學生如約陸續來到公司會議室。在我的主持下，學生們開始彙報動員工作的進展。他們幾乎一致反映，沒有遇到什麽阻力，但有部 分學生反對無條件撤離廣場。何亮說：“知識界很多人也同意儘快撤離。萬潤南後天下午4點將在四通公司招集學生領袖開會，商討撤離廣場事宜。如果一切順利， 發表一個《凱旋在子夜》的文告，舉行一個大遊行，然後直接返校複課。”
23日晚上的電視新聞如實地播放了下午的百萬人大遊行。
“王總，有電話！”我接過電話，聽筒裏傳來何延生的聲音：“老王，我告訴你一個大好消息！”老何的聲音很大很激動：“今（24日）早四通收到香港傳來的消息，《東方日報》、《大公報》和《文匯報》披露，根據可靠來源，昨晚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解除了李鵬、楊尚昆的職務，由萬里、李先念接任，趙紫陽只是請了三天病假，現已複出，仍是總書記，地位穩固！鄧小平仍留任軍委主席，而且戒嚴部隊己後撤，衛星轉播己恢復，香港可以從電視裏看昨天百萬人大 遊行，一系列現象可以印證學生運動勝利了！”
我幾乎不相信自已的耳朵，立即追問一句：“真的？！消息可靠嗎？”
“我今早親自在四通總部聽到的，四通內部已炸開鍋了！這事我哪敢瞎編呀！”
5月25日晚間電視新聞報道，李鵬當天下午在中南海會見三國新任駐華大使；已有26個省市自治區致電中央擁護戒嚴令；萬里今晨因身體不適飛抵上海治療。
此時我心中對海外媒體報道的真實性己大打問號，但衛星轉播再次中斷應該屬實。我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場精心籌劃的騙局和陰謀：23日戒嚴部隊後撤，新聞可以自由地實況轉播，海外衛星電視傳送恢復，精心編造李鵬下臺和趙紫陽複出，這些都是在誘騙萬里回國！因爲萬里在加拿大曾表態：學生是愛國的，戒嚴令違憲！萬里與趙紫陽關係密切，二人都是中外皆知的改革派。政治老人擔心萬里若滯留國外，將會成爲反對派和持不同政見者的一面旗幟，因而造此假像，騙萬里回 國。萬里一下飛機即被控制。這個隱患解除了，鄧小平就可以明目張膽爲所欲爲了。等到全國黨政軍意見統一之時，便是鄧小平動手大開殺戒之日！
26日上午10點左右，我正在辦公室處理業務，何亮領來幾名大學生。何亮只介紹了其中一位：“這位是北大學生自治會的領導，姓王。他想與你溝通一下，交換一下意見。”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這位學生領袖，一米七多一點，瘦削、清秀，典型的大學生裝束，氣質優雅但略顯稚嫩（爾後在通緝令上發現是王丹）。幾個學生簇擁著王丹，有些風風火火，似乎另有急事，沒有落座。
王丹說：“何亮他們已多次把您的觀點和您對我們的支援告訴過我，我也同意您的意見。但是我的意見不被採納，因爲廣場指揮部和高自聯根據民主程序，少數服從多數。我們各高校代表通宵開會決定，依照毛主席的教導，依照五四青年運動的方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派學生分頭到工礦企業和農村去做宣傳，發動 群衆……”
不等王丹說完，我便急切地說：“你們發動工農民衆的思路是正確的，但爲時已晚！昨晚新聞李鵬亮相，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當局很快就要鎮壓你們了！你們的當務之急是撤離廣場，頭頭們趕快逃走躲起來，趕快跑吧！”我邊說邊從上衣內側兜裏掏出一遝錢，數了數，然後交給王丹：“我沒準備，這1800塊你們拿去，趕快跑吧！我明天也離開北京。”
覺 醒
王譽虎在“六四”中的所思所言，所作所爲，雖然當時未免牢獄之災，但今天看來，都是正確的，他代表了民營企業家，即中國資產階級的覺醒。在執政黨 內部發生重大分歧的時候，他不是超然化外，等待局勢明朗支援勝利者，撈取經濟利益，而是不惜傾家蕩產，不計個人安危，支援改革派，支援民主運動。譽虎先生 大事不糊塗，大節不含糊，這是他一生閃光的亮點。
在中共內部，與世界民主潮流接軌，向民主憲政轉型，或是政治上堅持冷戰思維，向毛時代倒退，這樣一場改革或保守的鬥爭，從1989年到今天，是一 種拔河的狀態，鬥爭一天也沒有止息，且有部分當權的權貴資產階級與毛派結合，企圖扭轉改革開放的車輪，在政治、文化乃至經濟上全面復辟倒退。當前國家處在 比1989年更嚴峻的復辟倒退的危險中。
新時代的中國資產階級是改革開放的産物，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設“五老火鍋宴”親自把資產階級請回來的。
在中國，由消滅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到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經歷了漫長的、曲折的探索過程。
“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國人民宣示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爲了防備毛派攻擊，宣傳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雖然聲勢很大，但根 本沒敢點破主題。要繼續用思想解放推動改革開放，讓改革開放再上新臺階，就必須點破這個主題，讓私有制和資產階級不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論上、在輿論 上合理，成爲光榮體面的事業，成爲富民強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三個代表”的新意是：中國現階段的先進生産力是民營經濟，“代表先進生産 力的發展要求”就是代表他們的發展要求，這是對《共產黨宣言》正確方面的繼承（正是《共產黨宣言》肯定了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産力的代表）和對其錯誤方面的超 越，是從根本上、從源頭上對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隱含著對代表先進生産力的資產階級的包容、保護和重新定位。
科學發展觀超越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姓馬姓修的宗派狹隘眼界。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出現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相容的。這是科學發展觀題中 應有之義。胡錦濤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爲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開闢了無限廣闊的發展前途。經過反復和對比，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團結資產階級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給工人農民和整個社會帶來了比消滅 資產階級大得多的物質利益。2006年中國民營經濟在GDP的比重爲65%。如果沒有民營企業對國家財政的貢獻，取消農業稅是不可能的。有了這樣的經濟實 力，胡錦濤才能很有底氣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 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
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民營企業家，憲法中不稱之爲“資本家”或“資產階級”，而稱之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就是要把民營企業家當作管理層使 用，並吸收他們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根本改變，對他們的社會屬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和第四代領導人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失敗的經 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由科學社會主義轉向民主社會主義的標誌。從那以後，中囯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兩面政策。一方面“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另一方面“保障職工合法權益”。 講團結時不忘調節分配，爲工人農民和整個社會謀利益；講鬥爭時不忘保護私有制，以促進先進生産力的發展。這樣中共在新時期處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關係、 企業家與整個社會的關係問題上就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立足點，一切過“左”過右的政策均不能達到既發展生産又實現社會公正、既繁榮經濟又改善人民生活這樣兩項目的。
2001年11月28日，中國民營經濟論壇曾發表《民營企業家宣言》：
大力發民營經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之路。民營經濟已經成爲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民營經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戰略舉措；以 股份制爲主要企業組織形式、以現代企業制度爲主要經營方式的民營企業，是實現公有制經濟爲主體的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企業 社會化、資本社會化、經營社會化、人才社會化、資源社會化、福利社會化的重要途徑，民營經濟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沿陣地；民營經濟是實現國企改革的重要 依託，是安排勞動就業，吸納消化改革中出現消極因素的主要管道；民營經濟是實現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重要社會基礎；民營企業是實現與國際經濟接軌的最好橋 梁和窗口；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的重要途徑；發展民營經濟是增加稅源、擴大稅收、增加國民收入的重要辦法；發展民營經濟是新經 濟時代的呼喚，發展民營經濟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有利於祖國和人民。讓我們勇敢地迎接民營經濟的大發展，迎接改革開放的新階段，迎接一個繁榮昌盛的偉大中國。
這是民營企業家作爲一個社會群體，作爲一個新興的階級，第一次發出自己的聲音。
1989年後出現一種理論，說只要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GDP上升到一定數位，中國形成了一個比較強大的中產階級，那時中共就會自動放棄一 黨專政，民主政治就會從天而降，水到渠成。在這些人看來，1989年因爲經濟還未發展到一定程度，中產階級還未形成，根本就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所以學生 的示威、遊行等民主訴求與行動，都是“超前”的，不合時宜的，被鎮壓是難免的，他們隔岸觀火的立場是正確的。這個理論的偏頗是：中產階級儘管形成了，強大了，如果他不發出自己的聲音，不成爲一個自爲的階級，甚至與權貴資產階級勾結，“悶頭髮大財”，民主政治是不會到來的。
希望民營企業家以王譽虎爲榜樣，與執政黨的改革派，同呼吸，共命運，繼續堅定地支援改革開放的既定國策，特別要支援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不要成爲權貴資產階級的附庸。
“六四”21年後的今天，中國的資產階級，即民營企業家，人數已達600萬人以上，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他們的貢獻占三分之二以上。在財稅、就業兩大社會經 濟領域，是國家的頂梁柱。財稅的貢獻他們占60-70%，就業的貢獻他們占80%以上。沒有他們，政府不能運轉，社會就要癱瘓。據最新統計資料，2009年，按實際控股權統計，非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已達83.1%。 中國的資產階級要善於把自己的經濟實力轉化爲政治實力。在決定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問題上，他們作爲先進生産力的代表，應該起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發言權， 成爲反倒退、反復辟的中流砥柱。
──轉自《博訊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