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0日訊】本文開始前，首先我要向一些訪民同胞和網友表示深深的歉意——近年來，我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一些訪民和網友的求助信涵。在現實中國語境和國情下，作為一位稍有名氣的博客作者，能力十分有限。所以，未能很好地幫助他們。對此，我深表歉意。然而，我還想說的是：我對這些同胞的呼籲和苦難並非視而不見，而是一直試圖從另一種方式——通過改變現行政治體制尋求治本之道。
一、現行政治體制下無法化解的「信訪死結」
訪民，是特色中國獨存的政治現象。近二十年來，龐大的訪民群體，累積如山的訪民冤案，一直是現實中國一個十分尖銳和突出的政治問題——據於建嶸先生《抗爭性政治》一文提供的資料，從1992年開始，全國信訪總量連續十一年上升。並在2003年開達到一個高峰——當年全國黨政信訪部門共受理1272•3萬人（件）公民來信上訪。之後，隨著城市拆遷力度的逐年加大，訪民的數量亦逐年增加。
訪民問題，也一直是一個令當局無法化解的棘手政治難題——據於建嶸統計，如此規模龐大的上訪大軍，實際上通過上訪渠道最終解決了問題的只佔2‰。
問題的嚴重性可想而知！
在權大於法，司法依附於權力的現行法律體制下，2‰的結果是注定的：訪民所告的對象，大多就是當地政府或官員。或者是與權力結盟的強勢集團。至少是背靠權力的人。當地法院往往是「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甚至乾脆不受理。普通信訪幹部則根本無力處理這些案件。於是，上京「告御狀」，便成了無數訪民的唯一選擇。
在弊端重重的現行體制下，中國訪民的悲劇性命運是注定的：中央政府信訪部門受理了訪民的案件之後，只能作一些作用極為有限的協調。最終仍然要打回原籍有關單位處理。這樣一來，結果便可想而知了。於是，萬般無奈、悲憤交加的訪民只能重新踏上進京的列車……
《南風窗》雜誌曾經對聚集在北京的訪民作過調查。結果顯示：接受問卷調查的560人，平均來京上訪14.63次，最近一次平均在京292.07天，平均共跑了3.65個部門和機關。有些人進京上訪已數十年，他們在北京的生活狀況十分差，有些在路邊街頭露天居住，靠拾垃圾或乞討為生……
在「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嚴酷現實之下，多少年來，絕望之下的訪民自傷、自殘、自焚、自殺事件頻頻發生——只不過他們未能像5•26撫/州/大/爆/炸/事件的主角那樣被更多人所知而已。
「信訪」，事實上已成為一個現行制度下無法化解的體制死結。對中國信訪制度的嚴重積弊，不但訪民怨氣衝天。縱然是信訪部門的工作人員也怨聲載道：因為他們其實成了體制的替罪羊——成了訪民怨恨和社會輿論批評的對像。而事實上他們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5•26撫/州/大/爆/炸/事件更明白無誤地告訴中國執政當局：絕望籠罩下的龐大訪民群體，已成為中國社會安定的嚴重禍患。從根源上查找原因，以尋求全新的問題解決之道，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大事。
二、於建嶸的台灣故事
如何化解「信訪死結」，尋求全新的問題解決之道？中國首屈一指的社會問題研究專家於建嶸先生在《抗爭性政治》一書中提出一許多非常有價值的見解。然而，所有這些見解，最終不及他《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一文中講的一個故事——
「我問見到的台灣老百姓同樣一個問題，地方官員不經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台灣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麼敢拆我們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說假如拆了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告訴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會重判這個不經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員，假如經過我同意賠十萬，不經我同意他可能要賠一百萬。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麼敢不立案啊。（笑）因為我這個問題很簡單，我有房產證，他沒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錯了，他必須賠，不可能。
我說假如發生這個問題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告訴我，我找我的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來調查，我的議員調查完之後，就會開新聞發佈會，就會在議會上提出來，這個官員和這個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著問，假如這個議員不管你這個事，不來調查怎麼辦？我一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台灣老百姓都討厭我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麼這麼多假如呢？這種假如怎麼可能發生呢？（笑，掌聲）這不是我想讓議員做的事，這是議員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議員天天做夢都希望發生這個事（笑，掌聲），他怎麼會不來呢？不可能的！』」
我說有可能，他說不可能。他們台灣老百姓有聯繫議員的那個電話卡，那就打電話試吧！我說不可能，他說有可能。一打電話，那個議員只要在附近，接到電話很興奮就趕過來了（笑）。問：『什麼事？什麼事？』特別興奮！因為議員只要調查到這個事情，他不單當了縣議員，他可能當國會議員，還可能當『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還要問，我說假如他就是不來怎麼辦？人家告訴我：那很簡單啊，他不來，下一次他選舉的時候，他要到我家來拜票啊，他拜票的時候我會把他用髒水潑出去，這個議員還能當議員嗎？當不了！所以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從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這麼個結論。我今天講台灣這個故事，實際上這個問題我問了許多國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國、法國，包括美國，我到過很多國家，我問了他們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結論邏輯是一樣的。為什麼我講台灣？因為台灣和我們有同樣的文化，我們經常說西方的制度不適合我們中國，沒關係，你現在不是說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嘛，既然台灣也是中國，為什麼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們不要看中央電視台今天說台灣打架了，明天說台灣罵馬英九了，沒關係，台灣的基層社會十分地和諧穩定。」
在於建嶸的上述故事面前，包括於建嶸在內的任何中國社會問題專家的理論都顯得蒼白，多餘！
三、推動民主，人人有責——新余工人的榜樣示範
於建嶸先生的台灣故事，不但對化解「信訪死結」，從根本上消除訪民現象，具有非凡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對如何化解底層民眾的絕望，解決中國諸多長期累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同樣具有積極的參巧意義。
更直截了當地說：只要現行政治體制不改變，一切都是空談！
這時或許有人會說：講台灣故事容易，要將台灣故事化為中國政治現實卻難於上青天。
情況確實不容樂觀！——現實中國存在著一個這樣令人痛心的現象：在西方社會歷來是社會進步主要推動力的富人精英階層，在特色中國卻成了民主的消極派。他們當中不少人也深深意識到了不民主體制下的種種弊端和危機。然而，狹隘的小我意識和極端利已主義人生觀使他們選擇了明哲保身。養尊處優的他們，甚至認為爭民主權利是中產階級和底層的義務和責任，起碼應當由中產階級底層民眾盡更多的責任和義務。所以，面對「絕不」、「五不搞」的現實和現實中國的種種危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最後選擇了移民——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出現了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更大規模的移民潮，其中尤以專業精英及富裕階層人士所佔比例逐年增大，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正成為他們投資移民的目標國家。
而中產階級呢？他們則這樣認為：舉凡一個民族、國家的重大社會變革，是上層社會精英和富人們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面對上層社會精英和富人們明哲保身的態度，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同樣採取了消極觀望態度。
這時，「窮則思變」，「越窮越革命」的歷史現實便重新在中國大地上上演了——只要認真觀察和分析你會發現：長期以來，體制改革的最強烈呼聲，總是來自邊緣、底層知識分子中（這裡所謂「知識分子」，是約定俗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目前在現實中不得意的年輕知識群體之間——這一現象在各大論壇和QQ群中最為明顯。他們最關心政治，最關心社會時事，推動民主的熱情和積極性也最高漲。
上述現實既是中國的不幸，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苦難沉重的龐大訪民群體整體覺悟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他們不少人開始認識到：沒有民主，他們的苦難便沒有盡頭；沒有民主，他們的悲劇便沒有昭雪之日；沒有民主，便沒有他們的一切！……這一點，從近年來以北京訪民為代表的訪民群體日益高漲的呼籲聲、吶喊聲、抗爭聲中更清晰可見。
這裡，我想再一次談談上月中旬在江西新余市看到的令人感動，令人鼓舞的一幕：在獨立參選人魏忠平家中採訪劉萍時，我見到了許多人進進出出忙碌不停……經瞭解，這些是自告奮勇為劉萍、魏忠平助選作「義工」的工友或朋友——他們冒著危險幫劉平、魏忠平向路人派發傳單。主動為劉萍和魏忠平的演講現場維護秩序，助威吶喊……在劉萍和魏忠平最終被關進「法制學習班」時，有幾個人因為「涉罪」同時被關。
上述為劉萍和魏忠平參選作「義工」的同胞當中，絕大多數有有過上訪的經歷。有些甚至有過被關進拘留、關進精神病院的遭遇。所以，在與他（她）們後來交談中，無一表示：唯有選票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一定要爭取這個時刻的早日到來。
我國著名學者周有光老要在談到最近的利比亞局勢時指出：他是群眾在進步，這個了不起的啊。不是政府、不是知識分子，是群眾在進步，群眾不滿意現狀了，他要改變，他沒有明顯講，實際上是想民主。
「群眾在進步」，何嘗不是現實中國的一個可喜進步？
完全可以這樣說，以劉萍和魏忠平為代表的新余工人兄弟姐妹義無反顧地推動民主的榜樣性行動是歷史性的。現在，獨立候選人正雨後春筍般從各地湧現，這就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推動憲政民主的過程是艱難的，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意識到過程的艱難和問題的嚴重性，並不代表消極悲觀）
民主，並非是與富人無關的遊戲規則（我不相信，中國一旦陷入大動盪之中，富人都能全部移民到「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去）；是預防中產階級不滑落為底層階級，阻止更多底層民眾淪為賤民階層的最佳制度選擇。
推動民主，人人有責！個人一小步，民主一大步。唯此，才能「化絕望為希望」！
──轉自《李悔之的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